马克思思想发展逻辑研究中的一个“问题源”——马克思关于英国殖民主义作用的看法及其变化的过程和深层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殖民主义论文,英国论文,逻辑论文,看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国内外学界关于马克思思想发展研究中，存在着不少争议较大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大都直接关涉对马克思思想及其特性的整体认识。我将这类问题称之为马克思思想发展逻辑研究中的“问题源”。其中有一个不少学者不愿做深入探讨的棘手的“问题源”，这就是马克思关于英国殖民主义作用的看法特别是其变化的过程和深层原因的问题。我以为，迄今为止，至少在我国学界，对这一“问题源”的研究在整体上还只是浮在“表层”。其主要表现有三：一是把马克思19世纪50年代初关于英国殖民主义作用的看法与马克思晚年关于英国殖民主义作用的看法分割开来，孤立地看待他关于英国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思想及其意义。二是抽象地、非历史地看待马克思晚年关于英国殖民主义作用的看法与其在19世纪50年代初所提出的英国殖民主义“双重使命”思想的不同，轻率地得出所谓马克思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巨大转变的结论。三是虽然反对关于马克思晚年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巨大转变的观点，但对马克思关于英国殖民主义作用看法特别是其变化的过程和深层原因，或是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或是不能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我以为，对马克思关于英国殖民主义作用的看法及其变化的过程和深层原因不能做出符合历史和逻辑的解释，不仅会使对马克思思想发展逻辑的研究难以深入下去，而且还会对马克思思想的整体及其发展产生一系列的误判①。如果把这方面的问题搞清楚了，对由此引发的相关不同看法正确与否的评价自然也就有了可靠的依据。
马克思在于1853年6月－7月间撰写的《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东印度公司，它的历史与结果》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这三篇文章中，提出了英国殖民主义在印度的“双重使命论”的思想。在最后一篇文章中马克思对他的这一思想做了集中的阐述：“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②这说明，马克思在愤怒地谴责英国殖民主义在印度的恶行的同时，也在某种意义上肯定了它所造成的“革命”(指经济方面的变化)在印度“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③。而马克思在其晚年对英国殖民主义在印度的作用只有否定意义上的评价。这主要体现在“人类学笔记”和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复信的草稿中(见本文第三部分)。这种变化到底说明了什么④？我以为，这里首先要搞清楚的是马克思提出“双重使命”思想的特定的话语背景和历史背景。这种话语背景和历史背景构成了马克思把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运用于对当时英国与印度关系考察的基础。其主要构成大体有以下三个相互联系的环节。
第一，资本主义大工业在整体上尚处于发展时期。在19世纪50年代初，工业革命也就是在英国刚刚完成⑤，在美国和法国正在蓬勃展开，而在德国，工业革命在19世纪50年代－60年代才“进入了有决定意义的阶段”⑥。马克思1873年为《资本论》第二版写下了“跋”，在其中他进一步确认了这一点。他认为：1820－1830年间，“大工业本身刚刚脱离幼年时期”⑦，而德国资本主义生产自1848年以来才开始迅速发展起来⑧。因此，作为制度的资本主义的最终确立在当时的西欧尚未完成，故资本主义在世界历史范围内的进步性仍然以对抗、冲突的形式继续表现着，虽然这种对抗、冲突的形式不仅给本国人民带来苦难，而且更给其他民族国家的人民带来无尽的苦难。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明确地提到了这一点，他说：“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支配。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⑨我以为，马克思的这一论述与他在《哲学的贫困》和《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的关于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作用及其表现形式的论述⑩，在其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这就是说，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初提出“双重使命”的思想与他思想发展的逻辑是相符的。所以，从相关文本看，马克思在集中地阐释“双重使命”思想前，提出了这样一个前提就容易被我们理解了，即：既然印度这样一个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侵略者的战利品”，那么，问题就“不在于英国人是否有权征服印度，而在于我们是否宁愿让印度被土耳其人、波斯人或俄国人征服而不愿让它被不列颠人征服”(11)。相比之下，马克思当然认为当时的印度被代表着先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英国征服要好些。
第二，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西欧社会本身没有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或多少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的因素和条件，因此，马克思自19世纪50年代初就寄希望于世界交往中非西欧社会的变革对西欧社会的影响。之所以如此，这也与马克思在此期间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东西方社会的相互关系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从而对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有了更加具体的认识，有直接的关系。在19世纪50年代初以前，马克思强调得更多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非资本主义的落后国家社会发展的作用和影响的一面，而对被强行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东方落后国家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演变发展的作用和影响的一面，却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但19世纪50年代初这种状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于众所周知的种种原因，马克思开始思考后一方面的问题。例如，1853年5月，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下了《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在该文中，马克思既考察了英国的掠夺政策对中国国内状况所产生的影响，又深刻地指出了中国的变化将对英国和整个欧洲社会的作用。在他看来，中国在第一次掠夺性鸦片战争失败后由于被迫支付英国赔款而使捐税大大增加，这与中国国内的社会原因一起，在中国引发了一场广泛的反对本国封建统治和外国侵略者的农民革命，即历史上著名的太平天国运动。这场革命将会影响英国，并通过英国影响全欧洲。因为，它使英国商品在中国的市场缩小，而国外市场的缩小将会加速英国国内进而整个欧洲工业危机的到来。所以，马克思说：“当英国引起了中国革命的时候，便发生一个问题，即这场革命将来会对英国并且通过英国对欧洲发生什么影响？这个问题是不难解答的。”(12)据此，马克思昭示了中国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13)虽然，形势的发展并没有像马克思所预料的那样，不过这却说明马克思当时研究思路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在强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非资本主义的东方落后国家社会发展的作用和影响的同时，也注重被强行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东方落后国家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演变发展的作用和影响(14)。当然，这种“双向作用和影响”过程的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非资本主义的东方落后国家社会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殖民化。从方法论上看，马克思提出英国殖民主义在印度的“双重使命”思想，就是这种“双向作用和影响”的思路在当时英国与印度关系研究中的体现。
在马克思看来，先进的、仍然处于积极向上阶段的资产阶级及其国家对落后的印度的殖民化，是一种残酷的破坏与建设的双重运动的过程(这一双重运动是不平衡的，其中破坏占据主体地位)。这一运动过程必然会最终导致印度民族意识的觉醒以及反对专制统治和殖民统治双重斗争的兴起。在殖民化的过程中，由于英国对印度在经济上的愈来愈高的依赖程度，一旦印度人民摆脱英国殖民枷锁，必将危及英国资产阶级的统治。进而言之，无论英国殖民主义的“破坏使命”还是“建设使命”，都是马克思在资产阶级还处于上升时期对东西方社会相互作用关系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英国与印度相互作用关系进行世界历史思考的重要环节。
第三，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马克思尚未认识到“农村公社”的内部矛盾。如在19世纪50年代初他从社会发展的意义上对印度村社的彻底否定，就比较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在他看来，印度村社“这种制度使每一个这样的小结合体都成为独立的组织，过着自己独特的生活”(15)。“在这种情况下，公社就一直处在既有的很低的生活水平上，同其他村庄几乎没有来往，没有推动社会进步所必需的愿望和行动。现在，不列颠人把村庄的这种自给自足的惰性打破了，铁路将造成互相交往和来往的新的需要。”(16)可见，在马克思看来，农村公社是一种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必然被淘汰的、落后的制度，其自身没有任何进步的可能。这时，社会的发展就必须借助于外力。而这种外力当时只能来自资本逻辑的力量。应当承认，马克思这时对印度村社的看法确有不准确的地方，如认为印度村社内部没有自我否定的内在动因等，但这与当时印度村社的这种内在动因没有凸显出来有关，从而也与印度村社的这种内在动因还尚未在马克思当时所搜集的相关研究材料中体现出来有关。
综上所述，从马克思英国殖民主义“双重使命”思想提出的特定话语背景和历史背景来看，这一思想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在对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发展的一定阶段上英国与印度关系考察中的具体运用。只有在这一特定的话语背景和历史背景中，我们才能正确理解马克思“双重使命”思想由以提出的根据和合理性(17)。
既然“双重使命”思想是马克思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在对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发展的一定阶段上英国与印度关系考察中的具体运用，那么，就应对其做具体的历史的分析，而不能统而论之。
马克思除了对英国殖民主义对印度的破坏作用以及英国殖民者在印度的罪行进行了充分的批判和谴责外，还对英国殖民主义的“建设使命”加以一系列的“限制”。首先，所谓“建设使命”只是出于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对印度并非一种“福音”。对此，马克思如是说：“英国工业界越是依靠印度市场，他们就越是感到在他们摧毁了印度本国的工业之后必须在印度造成新的生产力。一味向某个国家倾销自己的工业品，而不让它也能够向你销售一些它的产品，那是不行的。英国工业界发现，他们的生意没有增加，反而衰退了。”(18)“英国的工业巨头们之所以愿意在印度修筑铁路，完全是为了要降低他们的工厂所需要的棉花和其他原料的价格。但是，你一旦把机器应用于一个有铁有煤的国家的交通运输，你就无法阻止这个国家自己去制造这些机器了。如果你想要在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里维持一个铁路网，那你就不能不把铁路交通日常急需的各种必要的生产过程都建立起来，而这样一来，也必然要在那些与铁路没有直接关系的工业部门应用机器”(19)。其次，所谓“建设使命”只是一种可能和趋势，它不等于“重建印度社会”。马克思说：英国“摧毁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而且至今还没有任何重新改建的迹象”(20)，它“在印度进行统治的历史，除破坏以外很难说还有别的什么内容。他们的重建工作在这大堆大堆的废墟里使人很难看得出来”(21)。再次，“建设使命”只是指为印度的新生提供“物质基础”，而“物质基础”的建设并不等于改善印度人民的生活，更不等于印度社会的进步。进而言之，英国殖民者所播下的“新社会的因素”并不能直接或自发地给印度带来进步，除非进行人民革命，推翻英国殖民者的统治。正如马克思所言：“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取代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是不会收获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22)
后来历史发展的史实也进一步印证了马克思上述关于英国殖民主义在英国的“建设使命”的看法，即：英国殖民主义只是在印度完成了“破坏使命”，而其“建设使命”却几乎没有怎么显示出来。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虽然“双重使命”思想作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在对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发展的一定阶段上英国与印度关系考察中的具体运用，是有其合理性的，但要对其做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不能将其泛化。这里所说的“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包括三层含义：一是，马克思“双重使命”只适用于19世纪60年代以前的英国与印度的关系，而不适用于英国与所有其他殖民地国家的关系，更不适用于其他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二是，资本主义殖民者在一定的殖民地播下“新社会的因素”的程度取决于该殖民地能够为其提供所需要的经济资源的程度。三是，不同时期的殖民主义的作用也是有区别的。目前我国学界有的学者提出要对早期殖民主义、中期殖民主义和晚期殖民主义的作用做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对此，我表示赞同。
马克思晚年对英国殖民主义在印度的作用只有否定意义上的评价是缘于特定的话语背景和时代背景的变化。这一变化同样是马克思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在对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发展的一定阶段上英国与印度关系考察中具体运用的基础(23)。
在世界近代史上，19世纪70年代前后是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发展的一个转折点：资本主义由竞争阶段开始向垄断阶段过渡；以电和内燃机为核心的第二次工业技术革命开始兴起；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和巴黎公社的出现与失败；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非欧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如拉美等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我以为，在这个时期，构成马克思上述思想变化的特定的话语背景和时代背景的主要素有四：第一国际的成立、巴黎公社的出现与失败、西欧资产阶级革命基本完成以及对农村公社的新的认识。不过，需要在这里提及一下的是：在19世纪50年代末即1857－1859年间发生的印度民族起义对马克思改变上述看法也起着一定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次民族起义是印度历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民族起义。如果说，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初认为摧毁印度社会基础最根本的是英国的机器等的话(24)，那么，这次印度起义促使马克思重新研究了这个问题，认为：最根本的不是英国的机器等，而是“破坏民族的原则”。“这一原则是通过强行消灭土著王公的权力，破坏继承关系和干涉人民的宗教来实现的。”(25)这就预示着马克思上述关于英国与印度关系的看法必将发生转变。在马克思关于“印度起义”的十几篇文章中就没有再出现过“双重使命”的思想。当然，这还不足以说明马克思上述思想转变的必然性。
1864年，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了。它是在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欧洲工人运动、民主运动以及民族解放运动重新高涨的形势下产生的。马克思在1864年10月《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明确指出：“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工人们似乎已经了解到这一点，因为英国、德国、意大利和法国都同时活跃起来了，并且同时都在努力从政治上改组工人政党。”(26)当然，“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这句话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当时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发动的条件已经具备，但至少表明他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已经开始考虑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问题。而19世纪70年代－90年代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政党在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建立也的确印证了这种可能性。不仅如此，马克思在第一国际的活动中还始终强调社会主义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在“波兰问题”、“爱尔兰问题”、“泛斯拉夫主义问题”上批判了工人运动内部的各种错误思潮。这就更进一步促使马克思在新的形势下思考英国与印度间的关系(27)。进而言之，对马克思来说，改变他在19世纪50年代初关于“双重使命”思想的重要认识前提之一的就是他关于工人阶级已经开始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认识。在总结巴黎公社革命的经验和教训的过程中马克思进一步深化了这方面认识。巴黎公社虽然失败了，但作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工人阶级政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占有里程碑性质的重要地位。马克思在1871年4月给库格曼的信中对巴黎公社的意义如是说：“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及其国家的斗争，由于巴黎人的斗争而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不管这件事情的直接结果怎样，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起点毕竟是已经取得了。”(28)
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结束(而“东方还没有成熟到实现这种革命的程度”(29))，资产阶级反封建意义上的历史作用已经完成，工人阶级开始为夺取政权而斗争，这意味着包括英国殖民主义在内的殖民主义丧失了任何一种意义上的“建设性”，此时的英国殖民主义所起的作用只能是使农村公社毁灭和社会倒退；此外，随着殖民地人民反对专制统治和外部侵略的英勇斗争的发展，其推动社会发展的进步意义越来越凸显；加之，基于对“人类学”研究新成果的认识，通过对农村公社特别是俄国农村公社二重性及其所处历史环境等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马克思得出结论：由于其本身所具有的二重性，故俄国农村公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可能趋于进步的方向——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支点”。在马克思看来，由于其自身的二重性不在外力的干涉下也很可能逐渐解体的农村公社(30)，当时面临的是处于危机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西方工人阶级政党领导的旨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主义运动，而这就有可能使得它“不必自杀就可以获得新的生命”(31)。至此，构成马克思晚年对英国殖民主义在印度的作用只有否定意义上评价的特定的话语背景和时代背景的主要因素就形成了。
在上述特定的话语背景和时代背景下，马克思对英国殖民主义在印度作用的看法自然会发生合乎逻辑的变化。例如，马克思在《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一书摘要》中说道：“英属印度的官员们，以及以他们为依据的国际法学家亨·梅恩爵士之流，都把旁遮普公社所有制的衰落仅仅说成是经济进步的结果(尽管英国人钟爱古老的形式)，实际上英国人自己却是造成这种衰落的主要的(主动的)罪人，——这种衰落又使他们自己受到威胁。”(32)再如，在《约翰·菲尔爵士〈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1880年版)一书摘要》中，马克思也说道：“柴明达尔变成为财产私有者——这是英国的恶棍和蠢驴们造成的”(33)。显然，这与在他19世纪50年代初对英国殖民主义在印度作用的看法有很大不同。
“人类学笔记”关于英国殖民主义对印度作用的否定性评价，也体现在给维·伊·查苏利奇复信的三份草稿中的两份草稿中。初稿：“我们在阅读资产者所写的原始公社历史时必须有所警惕。他们是甚至不惜伪造的。例如，亨利·梅恩爵士本来是英国政府用暴力破坏印度公社行动的热心帮手，但他却伪善地要我们相信：政府维护这些公社的一切崇高的努力，碰到经济规律的自发力量都失败了！”(34)三稿：“我之所以注意这一推论，仅仅因为它是以欧洲的经验为根据的。至于比如说东印度，那么，大概除了亨·梅恩爵士及其同流人物之外，谁都知道，那里的土地公有制是由于英国的野蛮行为才被消灭的，这种行为不是使当地人民前进，而是使他们后退。”(35)“英国人在东印度就进行过让公社自杀的尝试；他们得到的结果不过是破坏了当地的农业，使荒年更加频繁，饥馑更加严重。”(36)
由上可见，马克思晚年对英国殖民主义在印度的作用只有否定意义上的评价是缘于特定话语背景和时代背景的变化，而根本不存在所谓的衡量历史进步尺度的变化(37)，当然也不存在着所谓清理他对以往所受“欧洲中心论”影响的问题。这一变化也同样是马克思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在对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发展的一定阶段上英国与印度关系考察中的具体运用。不过，这一“具体运用”比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初的“具体运用”所包含的方法论意义要更具有普遍性。
综上所述，如果笔者以上对马克思关于英国殖民主义作用的看法及其变化原因的观点在方法论上是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就可以获得关于马克思思想发展逻辑研究方面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启示，即：必须要把马克思思想发展置于特定的话语背景和历史背景及其变化中来把握，万万不可“望文生义”，随意发挥。
注释：
①例如，国内外学界不少人割裂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过程，撇开马克思提出英国殖民主义“双重使命”思想的具体话语背景和历史背景，仅仅根据马克思关于英国殖民主义的只言片语，就断定马克思相关思想是受“欧洲中心论”的影响，而其晚年相关思想则是对以往他所受“欧洲中心论”影响的清理。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86页。马克思的这方面思想不断地被后人所阐发和演绎。迄今为止，讨论的焦点有三：殖民统治是否对东方社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如何理解“双重使命论”中“建设的使命”？“双重使命论”的论述是否具有普遍意义？笔者以为，只要把马克思关于英国殖民主义作用的看法及其变化的过程和深层原因真正搞清楚，对这三个方面问题的科学解答就会获得正确的思路。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83页。
④根据这种变化，学界不少人得出这样的结论：马克思晚年思想发生巨大的变化，即衡量历史进步的尺度由生产力转向人道主义(或由单一的生产力尺度转向生产力和道德并列的双重尺度)。我以为，这种观点忽略了对马克思关于殖民主义作用认识变化由以产生的特定的话语背景和历史背景的深入分析，从而也就曲解了“人类学笔记”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发展中的作用。
⑤参见林举岱：《英国工业革命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页。
⑥宋则行等主编：《世界经济史》第1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28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91页。
⑩参见叶险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现代化及其发展趋势的理论初探》，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1年第2期。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85－686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9页。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12页。
(14)虽然，由于种种原因，马克思在19世纪60年代初对太平天国的具体评价有所变化(关于这方面的问题，笔者将另撰文专论)，但这并不影响笔者对马克思当时研究思路特点的认定的成立。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81页。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88页。
(17)国内外还有些学者(如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贡德·弗兰克等)仅仅根据马克思在这个时期所说的关于“东方社会停滞”的词语(如“中国，这块活的化石”、东方各国“社会基础停滞不动”等)，就把马克思学说归之于“欧洲中心论”，这也是不负责任的。从方法论上看，之所以说“不负责任”，其根本缘由就在于：把马克思的某些词语从其由以产生的话语背景和历史背景中抽译出来加以“碎片化”，然后再赋予这些已被“碎片化”的词语的非马克思文本的含义，并进而将其推至对马克思整体思想性质的认识。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69页。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88－689页。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79页。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86页。
(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90页。
(23)当然，马克思晚年不仅仅是对印度英国殖民主义的作用作了否定性评价，而且对阿尔及利亚等地的法国殖民主义的作用也作了否定性评价。不过，由于论证逻辑的需要，笔者这里主要对前者加以研究。
(24)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曾认为：“这些细小刻板的社会机体大部分已被破坏，并且正在归于消失，这与其说是由于不列颠收税官和不列颠士兵的粗暴干涉，还不如说是由于英国蒸汽机和英国自由贸易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82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07页。
(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页。
(27)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马克思对英国殖民主义在印度作用看法的转变中起推动作用的因素，还包括恩格斯的影响。1870年1月19日恩格斯写给马克思一封信。在信中，恩格斯说道：“我在这里的一个图书馆终于发现一本普兰德加斯特的书，但愿我能得到它。我走运也罢，倒霉也罢，爱尔兰古代法现在要出版了，因此，我也得攻克它们。我研究得越深，我就越清楚：英国的入侵，使爱尔兰的发展丧失了一切可能性并使它倒退了几个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11页)。印度问题虽然与爱尔兰问题不尽相同，但恩格斯的相关研究成果无疑对马克思考察新的世界历史背景下的英国与印度间的关系具有启示意义。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10－211页。
(29)《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3页。
(30)基于对农村公社和原始公社的明确区分，马克思认为，俄国农村公社内部在仍然保留“公有”因素的同时，也具有“私有”因素：如“房屋及其附属物——园地，已经是农民的私有财产”、农民把在定期分配其的耕地上获得的成果占为己有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3、574页)。在他看来，俄国农村公社“‘所固有的二重性’能够赋予它强大的生命力”，但“这种二重性也可能成为公社解体的根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4页)，即便没有“敌对环境的一切影响”也是如此。
(3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7页。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00页。
(33)《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97页。
(3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1页。
(3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4页。
(3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7页。
(37)我以为，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其历史进步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这个尺度就是以生产力尺度为基础的生产力尺度与价值尺度的有机统一。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黑格尔无疑是第一个意识到人类社会中存在着一种高于价值尺度并与之相矛盾的历史尺度的思想家。不过，黑格尔没有也不可能科学地揭示他所说的“世界历史”进步尺度的规定性，从而也不可能寻找到它与价值尺度作为一个矛盾的统一体而存在的现实基础。马克思科学地解决了这个难题。其要义可作这样几点方法论上的概括：其一，生产力尺度植根于社会的深层，在最终的意义上决定着社会历史整体的发展及其导向；而价值尺度则附着在社会历史活动的表层，它直接与不同的共同体和个体的各种利益相连，并对社会历史发展“具体走向”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其二，在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中，生产力尺度决定价值尺度、生产力尺度和价值尺度的“统一”往往是以“对抗”的形式，即以生产力尺度“损害”价值尺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但这种“对抗”或“损害”却是这两种尺度最终达到高度统一的前提。其三，生产力尺度和价值尺度的统一是一个过程，其最终的社会历史基础是实现“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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