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驱动型产业结构演进机理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机理论文,产业结构论文,价值链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12)10—0088—09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价值链分工模式已然成为国际分工中最引人瞩目的新现象，它是将产品价值链纵向分解后在不同比较优势国家或地区水平布局的一种跨国界工序型分工方式。在通过价值链诸多环节的专业化生产和功能性服务的提供中，主导企业摆脱单一和分散的一国资源与市场的限制，转而建立起面向世界、高效利用并整合全球优势要素的分工体系，把生产分工日益扩展到各国产业分工体系内部，促进开放国家以全球价值链①分工网络为载体的产业联动发展和结构分化演进过程，我们不妨称这一新形态为全球价值链驱动型产业发展模式。它在扩展国际分工参与深度和广度的同时，也引发世界各国产业呈现联动发展与结构分化的特征，而且明显不同于经典理论描述的国家间产业结构梯度演进形态。由此，本文在对结构研究简要梳理后，着重阐述全球价值链驱动型经济体间的产业联动发展及结构分化演进机理及发展效应。
一、产业结构研究演进的简要述评
经典理论在考察产业规模量变的同时，更加注重结构研究。代表性研究观点把结构演化升级归纳为四种类型：一是关于产业部类间的升级；二是产业部类内的升级；三是行业内部产品升级；四是产业结构的加工程度的提升[1]。结构研究的另一条进路是关于演进动力源的考察，学者们把结构升级分为内生推进型和外生拉动型两种基本模式。就内生推进型而言，研究主要集中在一国国民收入变动、需求结构转换和技术进步等经济体的内在因素引发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方面，始于克拉克的开创性研究，到西蒙·库兹涅茨(1966、1971)和赛尔奎因、霍里斯·钱纳里等(1975、1986)等重点考察产业结构演化的内在动力机制[2]；外生拉动型研究注重分析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拉动的结构变迁机理，赤松要的“雁阵结构”理论、弗农的产业生命周期理论等从不同视角诠释一国产业结构外向拉动的升级变迁机理。
20世纪90年代后，格瑞菲、史密茨和汉弗莱等开始的GVC驱动型产业升级与结构转化研究最具代表性：他们将产业升级分为相互关联、递进上升的四个层级，即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价值链升级。格瑞菲、史密茨等学者对典型行业(服装、家具、电子等)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在GVC驱动中一般局限在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层面，而高级的功能升级和产业链升级则难以发生。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利用技术专利和标准体系等产生技术势力和国际需求市场终端通路与品牌控制的市场势力的融合，构筑对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结构封锁”[3]。然而，这些研究偏重于GVC驱动的微观运作考察，对GVC驱动型经济体的中宏观产业结构重构内在机理的分析还相对缺乏，本文着力弥补现有关于GVC驱动型产业结构演进机理研究的不足。当然，对于GVC驱动机理阐释离不开对由其引致形成的产业发展效应的准确把握和概括。
二、全球价值链驱动的产业发展效应
价值链分工是以产品研发为起点，经过生产制造，延伸到市场开发和售后服务的纵向链条。一般而言，GVC被分为技术、生产、营销三大环节，同时各大环节又内含若干子环节。相应地，GVC驱动就表现为三大环节间及其子环节强劲的跨国分离渗透。当前产业分工体系的价值链变革日益嵌入各国的产业结构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拓宽开放国家间产业沟通的渠道和方式，并逐渐形成各国产业联动发展和结构分化的全新格局。因此，GVC驱动时代，产业概念不再局限于单一国家或地区的同类企业总体，其外延被广化扩展，产业本身已是一个连接各个民族国家的“国际”概念，或称之为产业全球化[4]，并以之形成GVC驱动型产业分工网络。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国产业结构演化的内涵也因之发生变化，结构升级概念较之经典研究有着更为丰富的含义，它既包含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转换的经典路径，也体现在产业价值链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向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环节升级转换成为产业升级的关键[5]。
在GVC驱动网络中，单个国家的产业只是全球网络中的一个节点，GVC驱动对各国产业发展效应是不均衡的，发展中国家若抓住机遇嵌入全球产业分工网络，或是有效地承接发达国家价值链转移，则有可能获得超常规成长并实现结构演进的跨越式升级。从某种意义上来讲，GVC驱动网络化实质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一次产业组织创新，而且这样一种产业组织创新形态也使各国产业发展显示出明显不同于以往的新特征。
1.GVC驱动改变以往产业发展的国别独立性和完整性及产业竞争力的外显形式
在GVC驱动网络中，产业全球化的演进不断打破过去单一国家产业的完整性和独立性，除特定涉及国家安全以及本地化产业外，单个国家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建立某个产业的完整产业链；同时，产业分工以在全球范围内高度离散和小尺度区域范围内集聚为基本格局的演化，使得全球层面相近属性的企业集聚在某些特定地区形成地方产业集群，专业化于价值链特定环节的价值创造活动。在GVC驱动条件下，拥有整个产业链和最终产品并不能有效地提高一国的产业竞争力，而发挥本国比较优势专注于价值链的特定环节，并通过增加价值链关键环节控制力则更能有效地提升其产业竞争力。在GVC上一国企业竞争优势以其在全球范围内设置和协调价值链分工网络的能力为根本特征，而且凭借高度壁垒的专利、品牌、特定的管理能力等垄断性资源成就了其网络整合能力[6]。因此，产业价值链的战略环节控制决定该国产业竞争力，这也意味着国家产业竞争力以战略环节控制成为其新的外显形式，同时价值链的垄断性战略环节，往往只被特定产业最具竞争力的国家或企业占据，并以垄断地位获得最多的产业增加值；GVC中具有完全竞争性质的一般环节，往往成为众多发展中国家争夺的对象，由于处于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它们对价值链的影响力微弱，因而也只能获得很小的价值增加量。
2.GVC驱动成为当代发达国家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后进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联动载体
产业结构演化与国际分工和专业化进程之间存在一条密切联系的路径。在封闭经济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演化主要受到本国要素禀赋、供给与需求的限制，结构演化一般遵循从低到高依次渐进升级的线路。在GVC驱动下，随着发达国家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快速发展和结构高速转换，产业结构趋向服务化、知识化和生态化，反映在由其主导的国际产业转移呈现出高度化、片段化趋势，也就使得国际产业转移因此有了新的内涵。一是转移产业由早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衰退产业为主，向包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多元化转移趋势转变；二是转移方式明显改变，产业价值链片段化的工序型为主的转移方式替代早期的产业链整体转移为主的国际分工与产业转移方式。与之对应，面对国际产业转移内容的转变，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和GVC驱动网络为联动载体，充分发挥后发优势，不需要经过初始产业的充分发展而进入更高层次的下级产业，同时发展劳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引导和推动某些重点产业的超前发展以及保护扶持本国不具备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产业，使它们在较短时间内可能达到自由经济状态下无法企及的变迁速度和高度，甚至跨越产业升级链条的若干阶段实现“蛙跳式”升级。
3.GVC驱动型产业转移是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有效途径
国际投资和贸易是GVC驱动的重要实现载体，作为国际产业分工与转移的有效媒介，它们为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成长提供了相对短缺的资金与技术，而且为发展中国家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提供相对成熟的经验和渠道。同时，跨国公司进入以及纳入GVC网络的众多分包商和服务供应商的发展，也对发展中国家其他本土企业产生不同程度的示范效应、竞争效应、关联效应和溢出效应，外向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促进发展中国家逐渐向动态比较优势转化，扩大资金等要素使用规模、提高技术能力和关联产业的发展，从而快速建立和发展起一个支撑经济发展的现代产业结构体系[7]。因而，发展中国家嵌入GVC，是积累高级要素和参与全球产业循环体系，促进本国产业从低附加值的产业链环节向高附加值的产业链环节演进，进而实现本国整体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有效途径。
三、全球价值链驱动型产业结构演进的作用机理
GVC驱动之前，国家之间存在着所谓的“雁阵结构”模型刻画的是国家间整体产业分工和产业转移关系，因而使得各国产业结构呈现梯度演进形态。GVC驱动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与国之间整体产业分工关系，它通过价值链的不同环节和工序在全球相应的国家分别水平布置和高效组合，从而促进以国际直接投资和中间品国际贸易更快增长为特征的当代经济增长，极大地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而且也改变着开放国家的产业发展环境和结构演化的路径，对开放国家的产业结构演化产生多重影响。因此，从理论上揭示GVC驱动对各国产业发展的作用机理也就变得尤为重要。
1.GVC驱动的生产一体化机制
GVC驱动的当代世界产业分工体系变革的结构效应突出体现在两点：一是促使各国产业发展的全球联动性；二是产业结构演化的国别分化性。而这些结构变革效应实现的内在机制在于GVC驱动的生产一体化机制。由于GVC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国际产业分工和转移形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发展不再是简单地按产业生命周期理论宣示的先后顺序依次接替，国与国之间的产业联系也不再是在产品最终完成后才发生，而是通过GVC驱动的生产一体化机制实现产业全球化的共时运作。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通过控制产品生产环节的纵向分离和产业价值链在不同国家间的水平分段布局和重新整合，继而把不同国家的产业活动纳入内部分工网络控制体系，使分布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价值环节之间建立起一种高度依存的关系，从而构造一个由主导企业、各类供应商和分包商有机结合的跨国界分工网络。这样一个GVC驱动的产业分工网络成为开放国家之间产业联动发展的有机载体。
在该网络中，产品的研究与开发、加工制造、营运管理和市场销售的各个阶段都交叉而不是单一顺序发生。如图1所示，A国专业化于技术研发和市场环节，B国专业化于关键零部件制造环节，C国专业化于加工组装环节。GVC驱动这些不同环节同时运作，交织成内部具有价值等级体系的全球或区域一体化生产网络，成为开放国家之间产业联动发展和结构分化的若干支撑点，从而改变了“产业生命周期”等理论所描述的所谓发达国家集聚高附加值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而发展中国家偏向于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梯度结构演进倾向。最后，GVC驱动的生产一体化机制运行的结果是促使各国产业结构发生分化，一方面是专注于研发和市场服务的发达国家如图1中A国产业结构渐趋软化，其产业结构向知识化、服务化和生态化进路演化；另一方面是专注于关键零部件制造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B国产业结构的制造化方向演进；部分专注于产品的加工组装环节的发展中国家C国的产业发展向结构加工化演进，并以加工贸易远超过其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为典型特征。
图1 全球价值链驱动型产业结构联动和分化
资料来源：在金芳《世界生产体系变革的当代特征及其效应》模型基础上扩展形成。
总体来看，GVC驱动的一体化机制在促进全球产业网络化联动发展中，国别产业结构分别在三个方向上持续演化。一是具有知识密集的研究开发、产品设计、管理服务、品牌管理和市场营销等高增值环节优势的国家或地区通过GVC将生产性环节的持续外移，完成着本国或本地区产业结构服务化的转型；二是大量承接关键部件制造转移或外包的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发展则转向结构的高端制造化；三是那些承接最低端加工组装业务的国家或地区产业发展呈现明显的加工化、结构固化和“出口飞地”化的倾向[8]。当然，不同国家这种结构分化并非静态一成不变，借助GVC驱动网络，后进国家或地区的厂商可以利用网络的溢出效应相对快捷地成为先进技术的接受者，通过消化、吸收和创新，不仅可以便利地使其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与国际技术水平接轨，而且“干中学”使其拥有了产品技术改进的能力，甚至形成反向技术传递[9]。在“干中学”基础上，在GVC链条上从低层级的加工组装升级为较高层级的生产制造，甚至转向研发设计和国际市场管理，日渐成为推动本国产业升级的内在动力，从而带动其整体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演进。
20世纪90年代起，早期承接欧美日发达国家制造环节转移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或地区就呈现出明显的结构联动演进的趋势。一方面，东亚国家依旧是外国直接投资的最佳流入地之一，成为全球外资的重要集聚地；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对外投资发展迅速，开始向周边国家大规模外包生产提升在GVC中的位置，甚至对发达国家反向投资也开始增长。这一转型意味着在微观层面上，企业在GVC驱动网络中由低层级生产商向高层级的合同制造和服务提供商转型，在宏观层面上体现为该国产业结构趋向高附加值制造化和服务化。目前，亚洲国家在电子和服装等产业呈现出结构明显分化趋势。亚洲的新兴国家，如中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和马来西亚，甚至越南等东盟新成员国被纳入这些产业国际联动发展的进程，形成面向全球市场的巨大加工能力，也就是演进为加工化的产业结构；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等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在把低层级价值链外移同时进入到复杂技术的制造和设计领域，产业结构转向高附加值的制造化结构，而中国香港则利用其自由港的优势倾力于国际商贸和营销领域，在制造业外移的同时趋向产业结构的服务化。
2.GVC驱动的内生性资源供给增加和需求整合放大机制
结构演进理论认为，产业结构变动的关键因素是供给和需求变动。社会供给与需求是一对具有辩证关系的变量，它们共同决定着产业结构的演化。一方面，社会供给的增加应以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张为条件；另一方面，市场需求的供给满足，需要一定的资源供给为保障。GVC驱动模式的产业转移，在创造全球范围内高效配置资源的全新机制，扩张资源的有效供给和产业发展规模的同时，又衍生出一个面向全球市场的需求整合与放大机制，拓展产业发展的需求容量和市场空间，从而打破斯密所言“市场规模约束”。因而，在某种意义上，GVC驱动模式可视为当前国际技术前沿的实施机制，它极大地促进了世界经济增长。
(1)GVC驱动的资源供给内生性增加机制
产业结构演化在不同阶段往往要求对应的资源供给结构条件，而且特定国家或地区的资源供给结构也往往与其产业发展状况和结构演化阶段密切联系，两者在互相推动中不断向高级阶段演化。一般而言，经济发展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国家初级生产要素较为丰富而缺乏高级要素，产业发展和结构升级通常面临稀缺高级要素的“瓶颈”约束。GVC驱动为发展中国家有效利用初级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加速高级生产要素的积累提供了一条崭新路径，起到全球资源供给放大机制作用。一方面，GVC驱动网络渗透到多个国家或地区，发达国家在全球层面进行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把各国的比较优势转化为世界的比较优势，成为世界比较优势的采集器，同时把发展中国家闲置的资源更多地动员到产业发展中来，这既内在地扩大全球资源的供给能力和利用效率，又为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升级准备好要素条件[10]。另一方面，GVC驱动网络中主导企业、子公司及其东道国供应商对当地产学研的合作研究需求，将更为广泛地开发本土人力、智力和技术资源，激发后进国家的创新活力，促进技术的溢出效应和“干中学”积累能力，刺激和加速发展中国家稀缺的高级技术要素积累的进程，从而内在地扩大高附加值产业的市场容量和供给能力。
(2)GVC驱动的内生性需求整合与扩张机制
商品经济中产业价值的实现最终取决于市场需求，市场需求是生产的试金石和根本动因，任何社会产业活动最终都归结为市场需求的引致。由此，市场需求规模和结构的变化必然引起产业活动的变动。在需求结构中，产业投资结构和消费需求结构是产业结构变动的直接动因。GVC驱动以整合全球市场容量为产业联动发展开辟道路，它在扩张全球市场规模的同时，也内在地改变和丰富市场需求结构，特别是以中间产品需求的膨大为基本特征，进而带动中间产品贸易的快速增长，对于拉动世界经济乃至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起到重要的市场引致作用。
总体而言，GVC驱动的内生性需求扩张机制主要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一是，GVC驱动型产业发展模式极大地扩展最终市场的规模和加速全球市场的扩散，高端的最终消费品同步渗透到发展中国家快速成长的消费品市场，内在地扩大到全球市场规模，反过来，因市场规模的放大，进而刺激和增加本土企业因市场容量扩张引致的内生型创新功能。二是，虽然GVC驱动使产业价值链的各环节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出某种离散分布的状态，但散布于各地的价值片段不是任意地随机分布，而是集聚在某些专业化要素优势区位的特定区域形成特色产业集群。这种具有功能专业化特色的地方产业集群在特定地区集聚嬗变过程中，往往得益于其内部需求关联效应和市场扩展效应，通过产业关联带动上下级产业和相关支持与辅助产业的协调发展，从而形成具有特定优势的产业群落，最终在市场需求内生性扩张拉动中使得发展中国家整个产业规模扩大与产业素质得以改善。
四、全球价值链驱动型产业联动发展与结构演进的举证
事实上，GVC驱动模式内在的资源供给增加和需求整合放大机制是GVC主要实施方式，治理者通过生产一体化机制将时空分离的产品生产流程整合为一个有序高效的全球价值创造网络，从而获得超出单纯的依赖企业或市场配置资源的更高收益。企业微观主体的经济理性诉求引发产品生产环节的全球离散布局和生产流程的时空分离，衍生出GVC驱动的各国产业分别在研发、制造、营销等各个阶段并行展开，使得中间产品国际贸易得以更快地增长，在产业开放与互动中各国的产业发展呈现全球联动性增强的特征。与此同时，发达国家或地区以知识密集的研发、设计、品牌和行销等高增值环节的垄断优势而专注于这些环节，通过制造环节外移使本国结构演进符合结构高级化的钱纳里“标准模式”[11]；承接制造转移或外包的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则向制造化或产业加工化方向演化，制造业的发展速度明显超过产业整体发展，甚至在工业化进程中扭转服务业比重上升的演化方向，形成服务业发展绝对比重下降和工业比重相对上升的特殊形态。因此，GVC驱动的后进国家产业结构演化表现出明显偏离产业结构演化的一般路径的现象，更多地表现出结构演化的个别性和特殊性的一面。具体来说，GVC驱动引发的典型特征可以从以下几点例证得到体现。
1.全球价值链分工指数加速增大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日欧等发达国家主导的GVC进入加速放大的深化阶段，国家间GVC参与程度，特别是后进国家得到更快地提高。根据哈默尔等学者提出的测度方法，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2005)对部分OECD国家的GVC参与水平及深化程度进行测度分析，具体测度结果见表1。其研究结果显示，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产品价值链的国际分工参与水平有较大地提升。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参与GVC的进展速度加快，而且参与规模的绝对比率较大。中国作为参与GVC驱动程度最广泛的发展中国家，在1992～2003年12年的考察期间，中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垂直专业化率从期初的0.14增加到期末的0.22，GVC参与程度提高了55.3％。而在过去20年左右的期间内，主要OECD国家的GVC发展程度平均由0.165上升到0.21，GVC参与程度的变动幅度与中国12年的变化大体相当，说明改革开放的中国以更快的速度融入GVC，也意味着GVC驱动对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产业发展的影响更为广泛和深远。
2.国际贸易结构和增速的变化
产品价值链的不同环节或工序在全球层面的空间分散，然后通过投入产出关联在更广阔的市场规模和更多样的市场范围内整合为一条价值创造链，从而推动国际分工的拓展和深化。结合经济理论，可以发现GVC驱动模式的产业转移发挥了两重优势：一是分工是经济增长源泉的原理，利用价值链的全球离散迂回分工促进产业更快发展。同一产品不同环节在全球分散生产，不仅得益于全球市场规模会促进最终产品的规模增长，也会引致各类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在不同国家之间的贸易增加，而且产品价值链的国际分工环节或工序越多，分工区位越是分散，则在GVC分工指数放大的同时，可能引致更多的进出口贸易，从而促进世界经济增长。二是全球市场规模引致分工的深化和产业效率优势。在GVC驱动中，市场层面的全球范围整合，既可以扩大市场整体规模，突破单一国家狭小市场范围的束缚，提升产业分工与发展的空间，又可以构筑多样化的市场，为不同层次的发展意愿拓展渠道和方式，最终引致分工扩展和生产效率的提升。
在分工深化和市场整合的互动作用下，GVC驱动本身会发挥“贸易乘数机制”的作用，引致产生巨大的贸易倍增效应，深刻改变着当今国际贸易的格局与结构，使得加工贸易规模急剧扩大，各种中间品贸易的比重越来越大，国际贸易的增速高于全球经济。譬如，哈莫尔斯(2001)对OECD国家1970～1990年研究表明，垂直专业化对产品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0％，中间产品的国际贸易份额越来越大。Jones等(2005)实证得出，在1990～2000年间，全球GDP的年均增速为3.7％，国际贸易的年均增速接近GDP的两倍，达到6.5％，而表征GVC分工水平的中间产品贸易的年均增速更是高达9.1％[12]。
3.多国产业联动发展与结构分化演进
在融入GVC驱动体系中，不同国家的产业结构在联动演化进程中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和结构分化现象。新一轮的全球产业结构重构发起者仍是欧美等主要发达国家，而本轮国际产业转移主要目的地是东南亚国家与中国。根据近30年部分国家三次产业分布和演变的关系，包括主要发达国家和本轮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移入国的产业结构变动状态，通过比较发现，GVC驱动的各国产业联动发展引起不同国家产业结构的分化演进，美国等发达国家以信息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为主的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升，而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则连续下降；与之相对应的是，承接GVC驱动的加工制造环节的国家产业结构则偏向第二产业突出发展的结构演化进路，第三产业比重上升缓慢，甚至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某些年份出现绝对下降。
为了更直观地反映各国产业结构在GVC驱动中出现联动演化趋势，我们把美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各年度第三产业比重和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第二产业比重绘制成图2，它刻画出以美国、日本和英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第三产业比重趋势线和以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第二产业比重趋势线。从两类国家的二、三产业趋势线走向来看，在过去20年间，尤其是近10年来，发达国家第三产业趋势线与GVC驱动型发展中国家第二产业趋势线都呈现稳中有升的态势，而且两条趋势线的走向近乎一致，表现出发达国家第三产业与代表性发展中国家第二产业的高度同步发展和联动调整特征。GVC驱动正是两者得以联动演化的根本动力源，GVC网络则扮演者两类国家产业联动发展的载体角色。
图2 美、日、英第三产业与中国等第二产业趋势线
在上述不同类别国家结构同步演化中，发达国家将价值链加工组装环节的持续外移，不仅获得了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廉价资源和要素，而且还为本国装备出口和服务出口创造条件；同时也为本国新兴产业发展腾出更广阔的空间，使更多资源流向新兴产业，加快新兴产业的成长和国际竞争力提高，从而把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导向信息化、知识化、服务化等软化方向演化。与之相对，嵌入GVC的发展中国家因承接发达国家加工组装价值链片段的产业发展模式使得发展中国家加工制造能力发展的同时，由于市场和技术“两头在外”和对GVC治理者的依赖与被控制地位，又极大地抑制后进国家技术和服务能力的提升，最终使得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总体上表现为第二产业规模和比重的持续上升，而第三产业的比重不升反降，从而使其产业结构走向制造化或加工化的硬化发展路径。
五、结论与启示
在新的国际分工体系下，GVC驱动的生产一体化机制推动产业全球化的共时运作，引发各国产业发展的全球联动性增强和产业结构演化的国别分化性；GVC驱动的内生性资源供给增加和需求整合扩展机制在相当程度上放大全球供给与需求，因而促进以中间品贸易更快增长为特征的世界经济增长。最后，通过例证描述GVC驱动型产业发展中各国联动演进的关键特性，简单的案例举证表明GVC驱动引发的不同国家产业发展趋向二元结构分化与集聚形态，并在整体上体现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第二、三产业间的国际分工。
当前，GVC驱动的二元集聚结构持续演进，使得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租金”被榨取，自然资源和环境利用过度，因此，可以认为该模式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中国产业可持续发展与自主创新能力；而且它在相当程度上畸形改革了中国产业结构的形态，使产业发展出现偏离国际一般路径的特殊结构。由此，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政策设计应该置于国际分工的时代背景，把GVC驱动作为重要内生变量纳入产业发展与结构转型研究与决策的视野，同时，要保障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产业安全发展，就必须超越当下对于GVC驱动型产业发展模式的过度依赖，把发展GVC分工和国内价值链(GNC)分工有机结合起来，而且，需更加重视和挖掘本土市场需求的引致创新功能，追求外向与内向产业发展战略的适度平衡，培育和建立外向推动和内生拉动融合的复合型产业升级动力与激励机制，促进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的协调，当然，这也是摆脱发达国家主导的GVC驱动型产业发展“结构封锁”的最优发展战略。
收稿日期：2012—06—05
注释：
①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简称G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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