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青铜之路”与中原文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原论文,之路论文,史前论文,青铜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7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245(2014)02－0079－10
石器时代东西方人群的远距离迁徙，初步奠定了内陆欧亚人类及文化分布的基本格局①。进入青铜时代后，东西方人群的迁徙更加频繁，规模渐大，文化深度接触与交融，文化传播的途径与方式也有了深刻变化。这一时期欧亚大陆西东向的文化交流可以用史前“青铜之路”来概括，东西向的文化交流可以用史前“彩陶之路”来概括，关于后者我们将另文介绍。与汉代开始形成的丝绸之路指的是以丝绸为主要媒介的东西文化交流一样，史前“青铜之路”涵盖的内容也很多。青铜时代起源于欧亚西部的青铜技术西东向传播不仅发生的时代早，而且传播过程具有持续性、广泛性，对沿途文化的影响全面而深刻。国内外学术界很早就展开了相关研究，近年来，随着中亚和中原新的考古发现以及多学科研究的突破，学术界对史前“青铜之路”有了全新认识，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目前的研究表明，随着史前“青铜之路”的开辟，至少还有小麦的种植技术、羊和牛的驯养技术西东向的传播，这些都构成了史前“青铜之路”研究的内容。史前“青铜之路”的形成和繁荣时期，正是中原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关键阶段。中原文明的起源是多种因素碰撞交融与发展的结果，特别是自西向东的外来因素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因素引发了中原地区的“青铜革命”②。因此，史前“青铜之路”的研究，对探索中国早期文明起源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一、青铜器技术西东向传播
冶铜术的发明及青铜器的制作和使用，是人类文明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件大事。内陆欧亚的青铜技术最早发生在这一区域的西南部，然后向周围传播，其中南北向和西东向的传播是青铜技术传播的主要方向和途径。
(一)中亚西部早期铜器的发现
青铜技术东向传播首先进入中亚西南部绿洲区。中亚南部绿洲区新石器时代安诺遗址(Anau)文化层中发现了少量青铜器。纳马兹加遗址铜石并用时代的文化层中，出土了少量铜针、别针作为工具使用的厚重铜片以及用铜片锻打的凿形器物等。在绝对年代为公元前3000年前后的青铜时代文化层，这里的青铜制器技术达到新的高度。青铜时代以后，中亚南部许多重要的遗址普遍发现青铜制品。中亚西南部绿洲区最早发展起来的青铜冶制技术，也快速向北方欧亚草原传播，总的看来亚洲草原金属器的出现要晚于欧洲草原。青铜器沿着欧亚北部森林草原向东分布，公元前3千纪中叶到公元前2千纪初的阿凡纳谢沃文化和奥库涅夫文化中发现青铜器。虽然中亚西部不同区域进入青铜时代的绝对年代不完全一致，但总体来看，公元前5千纪是青铜文化的初创期，公元前4千纪是青铜文化的发展期，公元前3千纪是青铜文化的成熟和繁荣期，公元前2千纪进入青铜文化逐渐衰落的晚期阶段。
(二)新疆地区发现的早期铜器
与中亚西部毗邻的新疆地区，可能在公元前的3千纪开始就陆续有了青铜器。公元前3千纪末到公元前2千纪前半叶，成熟和繁荣的青铜文化突然出现在天山的部分区域。
1973年，新疆天山的乌帕尔苏勒巴俄遗址采集有17件铜器，推测年代在3000年左右③。1979年，在罗布淖尔孔雀河古墓沟墓地发掘的42座墓葬，只见有零星的小铜件，不过出土的大量木器上遗留有明显用金属工具砍削的印迹④，暗示了当时青铜工具的广泛存在。2002—2005年小河墓地的全面发掘表明，小河人掌握着先进的冶铜和制铜技术。在墓地木棺前竖立的反映生殖崇拜的男根、女阴立木的顶部，具有与上天沟通意味的高大涂红木柱(高4—5米)的根部常常嵌入小铜片，墓主人身下也常见小铜片随葬。另外还发现有带銎铜镞、具钮的圆形铜镜、耳环等⑤。孔雀河古墓沟墓地和小河墓地属于同一考古学文化——小河文化。据所测的碳十四数据，小河文化的年代在公元前3千纪末到公元前2千纪前半叶⑥。
图1 新疆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铜装饰品
20世纪80年代，新疆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发掘的700余座青铜时代早期的墓葬中出土了大量铜器，总数当以千计。这里一座墓葬内经常出土数件甚至数十件青铜器，主要为装饰品，其次是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装饰品中常见有耳环、手镯、簪、牌饰、扣、珠、管、镜、铃铛等。生产工具和武器中最多的是铜刀，还零星发现有斧、剑、锥、镞等。将墓地出土的大量彩陶的类型和特征与河西走廊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和四坝文化同类器物比较，发现它们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结合碳十四数据分析，天山北路墓地的年代在公元前3千纪末到公元前2千纪中叶⑦。
(三)甘青地区发现的早期铜器
1975年，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遗址出土一件青铜刀，是甘青地区目前所见最早的一件成型的铜器，年代不早于公元前3千纪⑧。此后在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的个别墓葬中，发现属于公元前3千纪下半叶的零星铜器⑨。进入公元前2千纪初以后，青铜冶制技术在这一地区的四坝文化和齐家文化中突然快速发展起来，出现了数量多、类型丰富、特征明显的青铜器群。
图2 火烧沟遗址出土的铜器
河西走廊西部的四坝文化，年代在公元前2千纪前半叶的范围内⑩。四坝文化的墓葬和遗址中普遍发现青铜器，这些青铜器有相当一部分与哈密天山北路墓地所见类同。甘青东部地区的齐家文化，被认为是中原龙山文化向外扩张涟漪中的外环，它的年代范围在公元前22世纪到公元前18世纪。齐家文化铜器发现地点较为散乱，不少铜器为采集品，集中在齐家文化发展的最后阶段(11)。2008年，甘肃临潭陈旗乡磨沟遗址发掘的属于齐家文化的346座墓葬中，出土铜器100多件，接近此前齐家文化已知铜器的总和，是近年来齐家文化青铜器的重要发现(12)。
图3 齐家文化发现铜器
(四)中原地区发现的早期铜器
黄河流域最早的一件铜器出自陕西临潼姜寨，是一件残的黄铜片，属于仰韶文化早期的半坡类型，据碳十四测定，这件铜片的年代为公元前4675±135年。然而，对这件铜片的存在以及在中国冶金史上具有的意义，学术界还存在争议(13)。仰韶文化晚期的个别遗址中偶见有残铜，它们的年代都被定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14)。公元前3千纪后半叶，黄河中下游及华北地区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时代(15)，各地出土铜器的遗址点相对多了起来，但相对于这一时期其他地区的考古发现而言，仍是零星发现。中原地区到公元前2千纪开始的夏代，除二里头文化外，其它的考古文化中铜器的发现仍然零散。
中原地区青铜文化真正发展起来，是到了二里头文化的中晚期，且集中发现于河南洛阳偃师的二里头遗址，其他地区二里头文化遗址中的铜器依然只是偶见。二里头遗址是夏文化的大型聚落址，据统计，在二里头遗址所出铜器有18个品类104件，分别属于二里头文化一期的2件、二期的7件、三期的43件、四期的50件。一、二期的器物为刀、铃、锥、牌饰等，三期开始，青铜器不仅数量激增，也呈现出崭新面貌，除戈、锛、钺等工具和武器外，出现了用于礼制的容器爵，第四期鼎、爵等礼制容器的种类增多，开始形成中原传统的青铜器体统(16)。据碳十四测年，二里头文化第一、二期为公元前19世纪到公元前17世纪，第三、四期的年代在公元前17世纪末到公元前16世纪中叶(17)。拟合后的数据，第一期的年代不早于公元前1735年，第三期的年代大致在公元前1585—1545年间，第四期的年代则在公元前1565—1530年间(18)。所以，近来有学者甚至把中原地区进入青铜时代的年代定在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早期(19)。
(五)砷青铜的发现
砷青铜是人类冶金史上出现最早的合金。伊朗Susa发掘出土的公元前4000年前后的19件铜器中有6件铜器的含砷量1％；属于公元前3900—3500年的一处遗址出土的18件铜器中，有11件是砷青铜，含砷量高达5％，被认为是人类最早使用砷青铜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实例。公元前4000年前后，砷铜广泛传播，在许多地方逐渐取代红铜而成为最重要的金属。公元前3500—3000年的叙利亚、巴勒斯坦、以色列、埃及、希腊及东南欧部分地区均使用过砷铜制品，公元前3000—2000年的意大利、伊比利亚及高加索出现过砷铜器，公元前2500—2000年印度的哈拉帕文化也发现了砷铜器。锡青铜大约于公元前第4千纪在近东地区出现，但真正替代砷铜是到了公元前2千纪初期。亚欧草原西部是发现早期砷青铜的最重要地区，青铜时代的中期，欧亚大陆交界处的乌拉尔一带就出现了砷铜的重要生产中心。俄罗斯考古学家切尔尼克认为，砷青铜在阿尔泰地区的出现反映了这一技术由西向东传播(20)。
新疆地区，最初在鉴定哈密五堡墓地青铜器时，发现2件含砷量在3％—5％的砷青铜。天山北路墓地最初检测出一件含砷量在2％的锡砷青铜，后来又在89件铜器中发现了10件砷铜。小河墓地出土有少量含砷的青铜器，其中一件铜镞的含砷量达7.1％。甘青地区，最初在四坝文化民乐东灰山墓地检测出几件砷铜制品，但当时并未意识到它们的出现与早期中西文化的交流有关(21)。后来在检测四坝文化火烧沟墓地的65件铜器时，找到5件含有少量砷的青铜器，再后来对29件样品进行检测时，又找到了13件含砷量超过了2％的含砷铜器，确定为砷铜器。齐家文化同德宗日遗址检测的7件铜器中，有3件砷青铜，尕马台齐家文化的8件铜器中有1件砷青铜。近年对甘肃临潭磨沟遗址的46件铜制品做无损分析时，找到22件含砷铜器，至少1件可以确定为砷青铜(22)。甘肃玉门古董滩青铜冶炼遗址采集的2件残铜标本，均为砷青铜。玉门砂锅梁熔铜遗址采集的12件标本中有4件为砷青铜(23)。中原二里头遗址和各期有限的铸铜遗物样品中发现少量含砷的锡(铅)青铜。但研究表明“不排除二里头遗址存在单独配制砷铜的可能性”(24)。
中国早期的含砷青铜集中发现在新疆的东天山地区，在甘青地区的四坝文化、齐家文化较为普遍地发现，二里头文化只有少量发现。可见，中国境内的早期砷青铜器存在西多东少、西早东晚的趋势，欧亚西部砷青铜器向欧亚东部传播的线路十分清楚。至黄河流域中原体系的青铜器形成后，砷青铜也就跟着消失了。
(六)青铜技术的西东向传播
至少在公元前3千纪初，中亚西部多数地区进入了青铜文化发展的繁荣阶段。公元前3千纪前后，零星的青铜器出现在中亚东部的新疆、甘青和中原个别区域，直到公元前3千纪中叶结束，中原地区虽然各种手工业技术高度发展，也只在个别区域偶见有青铜器残片。公元前3千纪是欧亚西部早期青铜技术向东部传播的初始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哈密天山北路墓地、罗布泊小河墓地等新疆史前考古的重要发现，与半个世纪以来甘青地区四坝文化和齐家文化考古的重要发现表明，至少到公元前3千纪末开始，掌握着先进冶铜技术的西来人群大规模地进入新疆天山一带，特别是进入东部天山后，很快与这里的地方文化进行交流与交融，使这一区域的青铜文化异军突起。源于西方的冶铜和制铜技术并未在东天山地区停下脚步，而是继续向东传播到河西走廊及甘青地区的黄河上游一带，被当地的四坝文化和齐家文化的人群所接受。四坝文化和齐家文化的青铜器虽各有地方特征，但总体上与新疆东天山早期青铜器从制作技术、器物类型等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从而共同形成了中国西北青铜文化圈(25)。公元前3千纪后半期，中原地区龙山文化中偶见的青铜器残片，其来源目前还不清楚，也很可能与这一时期青铜制品的东传有关。公元前2千纪前后，在中亚东部形成了冶铜制铜中心，并很快进入中原腹地。公元前19世纪以后，二里头文化一、二期偶见的刀、铃、锥、牌饰等，也都是在西北地区早期青铜文化中首先发展起来的青铜文化因素，特别是二里头遗址中的长方形和圆形牌饰、环首刀等类器物，尤具浓郁的西北早期青铜文化圈风格(26)；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青铜戚(斧)(27)和青铜戈，也有学者认为它们与西方青铜文化传统有密切关系，或者受到了哈密天山北路文化有銎斧的影响而产生(28)。在中原地区，直到公元前17世纪以后的二里头文化三、四期，成组的青铜礼器青铜鼎、爵、斝、盉等才突然出现在二里头遗址，并很快形成了中原青铜器的传统。
图4 二里头遗址铜器中的西来因素
二、人工栽培小麦的西东向传播
随着史前“青铜之路”的开通，人工栽培小麦技术也从西方进入中亚的东部，继而传入中原腹心地区，改变了中原地区传统的粟类农业作物为主的农业经济结构。
(一)中亚西部区早期小麦的发现
小麦和大麦的人工栽培，是距今1万年近东西亚“新石器革命”的重要成果(29)，这些区域被称为新月沃地(fertile crescent)(30)。中亚西部的南土库曼斯坦和伊朗东北部，从新石器时代的哲通文化到青铜时代的纳马兹加文化早期聚落遗址中，多次发现有麦类遗存。公元前3千纪前后克什米尔山谷布尔扎洪(Burzahom)遗址的文化层中，发现有小麦、大麦和小扁豆的标本(31)。
(二)新疆地区早期小麦的发现
公元前3千纪内小麦种植技术已传入新疆。孔雀河古墓沟墓地的墓葬中常随葬草编小篓，篓内装有小麦粒，数量从10余粒到100粒不等(32)。小河墓地是目前东亚地区早期小麦标本出土最为集中的遗存。小河墓地墓葬中死者的胸腹部和身下多撒有小麦，在一儿童身上几乎散满了小麦；每墓必备的随葬品小草篓内都装有数量不等的谷物，谷物中有小麦；小河人身裹的毛织斗蓬边缘都扎有小布包，内包麻黄草枝、小麦粒和黍粒(33)。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大量彩陶，彩陶图案有一类是绘在陶器腹部的“松枝纹”，图案很像是对麦子作物的摹写(34)。一陶器双耳上绘出男女人物形象，人物的头呈禾苗状，下垂的双手绘成穗状，疑为作物神。这一墓地的青铜牌饰中，有一类长方形镂孔牌饰，镂孔的图案，很像并排的麦穗，一端有钮可以悬挂在衣服上(35)。这些文物都可能与麦粒农作物的祭祀活动有关。
(三)甘青和西藏青铜时代小麦的发现
1975—1989年，五次在甘肃民乐东灰山遗址发现有小麦类遗存(36)，据研究其时代在公元前3千纪初到3千纪中叶(37)。除此以外，近年来在青海省互助县的封台遗址浮选出小麦(38)，年代判断为公元前2千纪中叶到公元前1000年前后；西藏昌果沟遗址的H2(灰坑)堆积中获取3000粒碳化植物种子料，据碳十四测定年代在公元前1370年(39)。
(四)黄河中下游中原早期小麦遗存的发现
20世纪80年代陕西武功赵家来遗址一间房址的泥皮中鉴定出小麦杆印痕(40)，年代约公元前2400—2000年。此后，在黄河中下游龙山文化中晚期的遗址中不断发现有小麦类遗存，其年代均在公元前2500—2000年前后。重要的发现有山东日照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41)、山东聊城校场铺遗址(42)、山东胶州赵家庄遗址(43)。公元前2000年以后进入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地区小麦遗存的发现更为普遍。重要的发现地点有河南洛阳关林皂角树遗址(44)、河南焦作西金城遗址(45)、河南禹州瓦店遗址(46)、二里头文化遗址等(47)。由于考古发掘过程中植物浮选工作全面推进，近年来植物学家从多处属于夏商周时期的遗址中发现了碳化小麦遗存，说明小麦进入中原后便很快普及开来(48)。
图5 小河墓地幼儿身上撒的小麦
(五)考古发现小麦的遗传学研究
植物遗传学的研究表明，距今一万年前近东和西亚发现的小麦是原始的二倍体小麦，后来又育化出四倍体小麦。六倍体小麦是由四倍体小麦和山羊草杂交而成称为普通小麦。
新疆古墓沟墓地发现的小麦属于典型的普通小麦，也有的小麦背部紧接胚处有一驼峰状隆起，是四倍体的圆锥小麦(49)。小河墓地出土的小麦是无壳六倍体的普通面包小麦。又称裸小麦。西部欧亚地区一直以种植四倍体小麦为主，直到距今2000年前后，六倍体的面包小麦才成为该地区主要类型的小麦。甘肃民乐东灰山的碳化小麦分为大粒型、普通型和小粒型三类。大粒型属于普通栽培小麦中的大穗大粒型。普通小麦型发现最多，是当时栽培较广的一种普通小麦。小粒型属于普通小麦中的密穗型(50)。后来以色列魏兹曼科学院结构生物学家辨识出东灰山出土的碳化麦粒很像是球粒小麦属的籽粒，这种六倍体的小麦是从普通小麦单一突变而来，现今主要栽培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一带，距今5千纪以来就为这一区域的居民种植，而在以色列所在地中海东岸从未发现过(51)。
(六)麦类作物的东传
中原地区小麦的起源很早就有外来说和本地起源说之争，目前持小麦外来说的学者比较多。最早由新月沃地培育的麦粒作物很早就开始了西传过程，至少在公元前3千纪内传播到中亚的东部，继而进入中原腹地，很快普及并迅速改变了中原地区传统农作物的结构、饮食习惯。中国境内、特别是西北干旱区发现的早期小麦为何均为特殊的六倍体普通面包小麦，而不是广泛分布于西部欧亚那类有较强抗旱性能的四倍体小麦？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小麦在种植过程中会因当地植物环境的不同而不断发生变异。六倍体小麦在东亚和印度西北地区的广泛种植，很可能是新石器时代早期人工栽培的四倍体小麦向外传播过程中再度与野生山羊草杂交培育的结果，这一变异的发生既可能是自然杂交的结果，也可能是人工培育而成。目前六倍体小麦起源地，还无法由考古发现断然而定，但有可能最早是在印度的西北，也可能是在小麦西传至新疆和中原的过程中出现的。
三、黄牛与羊等家畜的西东向传播
黄牛与羊等家畜也随着史前“青铜之路”的开辟，经中亚进入到中原腹地。中原地区传统畜养的动物主要是猪、鸡等，牛羊畜养技术的引入，引发了中原畜类食物生产的巨大变革。
(一)中亚西部区黄牛和羊的驯养
黄牛与羊也都是新月沃地“新石器革命”的重要成果，时代约在公元前12千纪和公元前11千纪。里海南部一万年前的中石器时代就开始了家畜的驯养。进入新石器时代，在里海南部史前农业中心的古代聚落遗址，不断发现有驯养的绵羊和山羊骨殖。其后在哲通文化的牧人放养和家畜主要是绵羊、山羊和牛，还出现了牧狗。畜牧技术在西亚绿洲区形成了中心，并不断向北和东部传播。塔吉克斯坦山地新石器时代希萨尔文化的居民畜养动物，兴都库什山北麓公元前7千纪到公元前3千纪新石器时代的原始居民畜养绵羊和山羊。在巴基斯坦和北印度区域著名的梅尔加赫遗址表明，公元前7千纪到公元前5千纪这里的居民就驯养了牛羊。巴基斯坦基达市北新石器时代的乞力古尔穆罕默德遗址的第一层见有畜养的绵羊、山羊和黄牛骸骨，年代在公元前的5千纪。克什米尔的布尔扎洪遗址，年代在公元前3千纪，这里发现有各种家畜的骨骼，常见的有绵羊、山羊，从陶器装饰牛头等现象看，当时居民存在牛崇拜信仰(52)。
(二)欧亚东部区驯化绵羊遗存的发现
青铜时代早期开始，新疆阿尔泰和天山地区的古代居民就畜养山羊和绵羊。这一地区保存条件较好的墓地都有羊骨，特别是塔里木盆地等干旱地区的青铜时代墓地中，出土大量保存完好的羊毛纺织品、羊皮制器和其他羊制品等。罗布泊小河墓地与羊相关的遗存发现得最为集中。小河人掌握着成熟和发达的羊毛纺织业和羊皮革加工业，墓地出土大量用羊毛织成的腰衣、斗蓬等。墓地高大胡杨祭祀柱的根部，草束中夹一根粗芦苇杆和一小捆羊腿骨。小河墓地北区北端有一座墓地中规模最大的木房式墓葬，墓室扰沙中出土百余件牛头和羊头。小河人死者身上放置的动物耳尖中，有的用羊耳切成，身上撤的用动物筋拧成的小短绳，推测有的是用羊筋拧成(53)。
图6 小河墓地棺前草束内夹的羊骨
甘青地区公元前3千纪以后的极个别遗址中零星见有驯羊骨殖。甘肃天水师赵村遗址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墓葬的M5和青海民和核桃庄马家窑文化墓葬中发现随葬羊下颌或骨架的现象(54)。属于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的甘肃武山傅家门遗址发现多件羊卜骨，在天水师赵村五期墓葬中有以羊肩胛骨随葬的习俗。甘肃武威磨咀子遗址、甘肃广河的齐家坪遗址、甘肃永靖大何庄、秦魏家齐家文化墓葬和甘肃民乐东灰山四坝文化遗址中都发现有绵羊(55)。
中原地区未发现早于公元前2500年的绵羊骸骨，此后这里的绵羊畜养突然变得相当普遍。属于龙山文化的河南汤阴白营遗址和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都发现被捆绑后埋葬的绵羊骨架(56)。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时期的遗址层中，绵羊的数量明显增加。河南新密新砦遗址自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晚期的文化层中，绵羊的数量从早到晚也有一个明显增加的过程(57)。属于二里头文化的河南郑州洛达庙遗址则发现几个兽坑，兽坑中分别埋葬多头完整的牛和羊，研究者认为这些都和祭祀有关(58)。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常见用整个猪或猪的特定部分做为牺牲或进行各种祭典活动，到了商周时代，中原地区多改用牛、羊祭祀，特别是用羊祭祀的现象不断增多，日渐普遍。
(三)欧亚东部驯化黄牛遗存的发现
新疆地区最早发现的黄牛也集中在小河墓地。阿尔泰岩画发现有黄牛形象，也可能早到青铜时代。小河墓地部分墓葬前端立的高大祭祀柱的顶部悬挂一牛头，是作为向太阳献祭的牺牲。小河人的木棺上均盖有刚宰杀的湿牛皮，一口棺上最少一张，最多覆盖五、六层牛皮，可见当时每举行一次丧葬仪式，都要宰杀数头牛。小河墓地北区的木房式墓葬，墓室的外壁蒙多层牛皮，牛皮上敷杂草，墓室前壁两侧碎泥块上垒放7层牛头。小河人死者身上放置的动物耳尖中，一些是用牛耳切成，身上撒的用动物筋拧成的小短绳，推测多是用牛筋拧成(59)。西北甘青地区的甘肃武威磨咀子遗址、甘肃广河的齐家坪遗址都有黄牛遗骸的发现。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黄牛是野生的。驯养黄牛遗骸多发现在公元前2500—1500年期间。公元前2500—2100年左右的河南柘城山台寺遗址。发现有9头黄牛集中在一起埋葬的现象(60)。属于龙山文化的河南平粮台遗址发现有单独埋牛的现象(61)。这些有意识的埋葬现象，很可能表明当时牛已经是家畜中的成员了。山东茌平教场铺遗址有牛和羊，河南禹州瓦店遗址有黄牛和绵羊。中原地区随着牛和绵羊的引入，猪在家畜中的绝对优势地位有所下降。二里头遗址一到四期家养动物都以家畜为主，绵羊和黄牛从早到晚有一个大致增多的过程(62)。
图7 小河墓地祭祀柱上悬挂的牛头
(四)中国境内绵羊和黄牛遗存的动物遗传学研究
遗传学工作在对小河墓地羊骨、毛皮样本进行DNA分析时，试图对3个绵羊和3个山羊的样本进行DNA提取，均告失败。小河墓地牛的骨骼，从测量数据看，形态更接近欧洲黄牛，与中原黄牛有别。古DNA研究显示小河出土的牛的遗传构成与近东牛非常接近，暗示驯化牛在小河的存在很可能是西部欧亚地区驯化牛向东传播的结果。对青海西宁市大通县的长宁遗址、内蒙古赤峰西南部喀喇沁旗的大山前遗址出土的羊骸骨古DNA研究成果，结合年代相近的陕西陶寺和河南二里头遗址羊骨样品分析，结果发现“中国绵羊的驯化既有本地因素，也有外来因素，而驯化技术的传播可能是其主要动力”(63)。结合小河墓地出土黄牛遗骸分子考古学研究的结论认为，中国北方的黄牛起源于普通牛，并具有复杂的母系来源，既有来自近东地区黄牛世系，也有本地驯化的黄牛世系(64)。
(五)人工驯养黄牛，绵羊的西传
与青铜器和小麦西东向传播一样，新石器时代中亚西部居民普遍畜养黄牛和绵羊。生活在新疆塔里木盆地中下游的小河居民，牛羊不仅是其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也是其举行各种祭祀活动时供奉神灵的祭品。小河墓地的发现表明牛羊的畜养至少在公元前3千纪内就传到了新疆地区。因在克什米尔地区很早就有牛羊的畜养，因此牛羊的畜养技术传入新疆的途径，有可能是穿过帕米尔的山涧通道进入塔里木盆地，但同时“考虑到新疆地区地理环境较为复杂，多山系和风沙，很可能是人类迁徙中最后占据的地方之一，而在新疆北部有着广阔的草原，因此近东牛向东扩张也可能是通过新疆北部地区的南俄草原完成的”(65)。并由新疆很快传入中国西北的甘肃和其他北方地区，并继而传入黄河流域的中原腹地。
四、中原地区的青铜革命与文明的起源
考古发现与研究表明，距今五千年或更早，中国北方的红山文化和南方的良渚文化，已经迎来文明的曙光。不过，这两支局限一隅的有神权至上特质的文明很快衰落。从公元前3千纪中叶开始，多种文明因素向中原黄河流域汇聚的趋势明显，出现方国林立的初期文明形式，到公元前2千纪初期前后，随着多元文明因素的汇聚与交融，文明因素的碰撞与整合，中原早期文明的内涵有了质的升华，出现夏文明(66)。对于中原夏文明出现的原动力或者说机制问题，是近年来中国历史考古学界关注与争议的焦点。
(一)中原文明起源过程的技术因素问题
中原文明起源的探讨，长期以来学术界聚焦于两个方面。一是中原等地的以早期城址为轴心的聚落考古研究(67)；二是以墓葬规模、随葬品、墓葬主人的社会地位变化，以及社会秩序的确定(68)。
聚落考古在文明起源研究中具有标志性、概括性意义，在文明起源研究中有着无法替代的重要意义。不过文明起源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体系工程，大型聚落和城市只是文明起源过程中的一个结晶。在文明形成过程中，聚落和城市可以理解成文明体的表层结构，是文明的结果与呈现。支持表层结构进步与改变的，是与生产直接相关的技术因素的发展——特别是导致集约化生产出现的关键性技术因素的突变，以及由此引起的基础社会结构的变迁和建立在其上的社会文化形态的形成。因此，技术因素在文明起源过程中，提供了原生动力，是文明起源的内因。技术因素、基础社会结构与文化变迁，可以理解成驱动文明这辆马车前行的两轮，相互支持，互为表里。从世界文明史发展的视野看，决定不同区域文明特质的常常是那些文明体的表层结构，而驱动文明马车前行的技术因素在不同文明体中通过交流存在明显互动性，存在着趋同现象。另外，物质的、技术的因素是文明起源途径中持续的活跃因素，对文明进行的推动作用是直接和明显的。所以，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关注中国早期文明雏形出现的关键区域、关键阶段各种技术因素的来源、积累与突变(69)。这对中原早期文明起源的动力学研究提供了重要途径。
(二)史前“青铜之路”与中原早期文明的起源
和其他事物的发生发展和成熟一样，夏文明体的出现并非偶然，是外因和内因交互作用的结果。公元前3千纪下半叶开始以来，西方文明因素向中原地区汇集的步伐加快，使这里演变成文化的接触与交融的漩涡地带。整个公元前3千纪的下半叶数百年间，中原文明已经孕育了深层的变革，至2千纪初前后，夏文明诞生。
公元前3千纪下半叶西方文化因素向中原频繁汇集，更多学者不断举出南方以水稻种植文化的北传和对黄河流域农业文化产生的深刻的影响来进行说明(70)：源于中国境外更多的文化因素这一时期传至中原，对中原文明形成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和所起的作用，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实际上，这些外来文化因素引起中原地区的社会变化更为深刻，甚至是革命性的，所以近来有学者立足于青铜技术的西东向传播的史实，用“青铜革命”来概括这一时期社会的变化。
考察史前“青铜之路”，青铜技术传播研究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青铜技术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之一，这是因为每一件——哪怕是微不足道的——青铜器都需要找矿、开矿、选矿、熔炼、设计、锻造和铸造等系列工序，如果是合金，一件铜器的产生就需要更复杂的程序，这无疑需要严密有效的基础社会组织才能实现。其次是小麦，小麦是一种高产农作物，中原地区夏代或略早突然开始普遍种植的小麦，不仅对当时社会经济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还引发了更深层的学术问题。由于小麦是需要灌溉的农作物，因此它的大面积种植需要公共管理系统对水源进行分配与调节。国际学术界曾站在水利资源分配的角度，探究过西亚两河流域以及埃及文明出现的动因。可以推测相应的水利灌溉与水源管理知识体系的应用，与中原夏代文明机制的不断成熟必然存在内在关系。牛羊类动物牲畜传入中原内地对中原早期文明发展所起的作用也不可低估。牛羊人工畜养传入中原内地后，不仅大大改变了当地传统的以猪肉为主的肉食结构，丰富了人类的营养，增强了人类体质，而且牛羊与猪相比，是食草动物。大多野草人类无法直接作为粮食下肚，人类畜养牛羊，对于农业民族来讲，极大地开拓了未曾利用的食物生产资源。不仅如此，羊牛对社会生活的贡献一点都不比猪逊色，这主要指牛羊毛、皮和乳产品的利用。而猪的食物与人类的食物有很大的同质性，与人类争食，是人类食物的竞争者。夏代以前新石器时代中原居民主要用猪来进行各种祭典和祭祀，而夏代以后逐渐用牛和羊进行祭祀活动。夏商时代，中原地区猪的畜养由多渐少，相反牛羊的畜养快速增加，从而成为重要肉食来源。在商代甲骨文中多次提到的“太牢”和“少牢”等祭祀活动中，主要使用的牺牲就是牛和羊。外来的牛羊家畜突然加入中原畜类阵营，这一过程对中原文明起源所起的作用需要更深一步的认识。
五、结语
史前东西文化交流与中国早期文明起源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随着这方面研究的深入，会极大地拓展我们探索中原早期文化起源的动力和内在原因的视野。除史前“青铜之路”涵盖的各种技术因素外，与之关联的外来社会组织管理体系和知识，以及附着在技术物质上的相关精神层面的因素，也可能对中原早期文明产生过影响，只是这种影响不像技术层面的因素那样显性，因此难以从考古学遗存直接寻找和观察。不过，在中原地区由石器时代积淀的深厚的礼制文化(71)土壤中，到夏代一朝脱胎出礼制与王权互为表里的上层建筑的突变过程中，确实也让我们感觉到了后一方面因素存在的影子，这也是一个需要继续深入探讨的问题。
收稿日期：2013－10－24
注释：
①刘学堂：《石器时代东西方文化交流初步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②(28)韩建业：《略论中国的“青铜时代革命”》，《西域研究》，2012年第3期。
③王博：《新疆乌帕尔细石器遗址调查报告》，《新疆文物》，1987年第3期，第3－15页。
④王炳华：《新疆地区青铜时代考古文化试析》，载王炳华著：《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8页。
⑤小河考古队：《小河墓地全面发掘的主要收获》，《吐鲁番学研究》，2005年第1期。
⑥王炳华：《孔雀河古墓沟发掘及其初步研究》，《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伊弟利斯·阿不都热苏勒、李文瑛等：《罗布泊地区古代人类活动》，载夏训诚主编：《中国罗布泊》，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90－447页。
⑦(25)(26)刘学堂、李文瑛：《中国早期青铜文化的起源及其相关问题新探》，《藏学研究》第三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1－63页。
⑧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等：《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4集，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1页；孙淑云、韩汝玢：《甘肃早期铜器的发现与冶炼、制造技术的研究》，《文物》，1997年第7期。
⑨梅建军：《关于中国冶金起源及早期铜器研究的几个问题》，载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北京科技大学科学技术与文明研究中心编：《中国冶金史论文集》第四辑，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24页。
⑩李水城、水涛：《四坝文化铜器研究》，《文物》，2000年第3期：李水城：《中国西北地区的早期冶铜业及区域文化的互动》，《吐鲁番学研究》，2002年第2期。
(11)张忠培：《齐家文化研究》(下)，《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
(12)钱耀鹏、周静等：《甘肃临潭磨沟齐家文化墓地发掘的收获与意义——“200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西北大学学报》，第5期，第5－9页。
(13)安志敏：《中国早期铜器的几个问题》，《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组：《中国早期铜器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14)严文明：《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
(15)由于铜器发现地点增多，学术界或认为这一时期进入了铜石并用时代。严文明：《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白寿彝总主编、苏秉琦主编：《中国通史·铜石并用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1－246页。
(16)(24)李延祥、许宏：《二里头遗址出土冶铸遗物初步研究》，《科技考古》第三辑，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0－65页。
(17)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表二十一，世界图书出版社，2000年版。
(18)方燕明：《早期夏文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原文物》，2001年第4期。
(19)蒋晓春：《中国青铜时代起始时间考》，《考古》，2010年第6期。
(20)参见梅建军、高浜秀：《塞伊玛—图比诺现象和中国西北地区的早期青铜文化——兼评帕尔青格教授“塞伊玛—图比诺现象和西伯利亚动物纹饰的起源”一文》，《新疆文物》，2003年第1期。
(21)如张忠培先生在解释东灰山出土的砷铜器时认为，这种制铜“技术来自西方说在此遇到了困难，因为和地理上位于它的西方的同一文化、同一时期的居民已经迈进了青铜时代。同样，也不能把东灰山居民的砷铜器或其制造技术解释为来自东方，因为与东灰山同时的东方居民也已跨进了青铜时代的门槛，而且他们的先民从未经历过使用与制造砷铜的历史阶段”，因为“东灰山是一个使用或制造砷铜的弧岛”。见张忠培：《东灰山墓地研究》，载张忠培著：《中国考古学：走向与推进文明的历程》，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版，第272页。
(22)潜伟、孙淑云、韩汝玢：《古代砷铜研究综述》，《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0年第2期；孙淑云、韩汝玢：《甘肃早期铜器的发现与冶炼、制造技术的研究》，《文物》，1997年第7期。
(23)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等：《中国早期冶金术研究的新进展》，《科技考古》第三辑，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5－154页。
(27)林澐：《夏代的中国北方系青铜器》，《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12页。
(29)V.萨里亚尼迪：《呼罗珊与外阿姆河地区新石器时代食物生产聚落以及其它聚落：东伊朗、苏联中亚及阿富汗》，载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亚文明史》，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72－86页。
(30)近东西亚从尼罗河向东北延伸到底格里斯河，向东南伸展至波斯湾，是一条弧形狭长地带，犹如一弯新月，这里是世界新石器革命的最早发源地，学术界称其为“新月沃地”。
(31)(52)M·沙里夫、B.K撒帕尔：《巴基斯坦及北印度的食物生产聚落》，载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亚文明史》，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86－97页。
(32)王炳华：《古墓沟人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几个问题》载王炳华：《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3页。
(33)(53)(59)伊弟利斯·阿不都热苏勒、李文瑛：《罗布泊地区古代人类活动》，载夏训城主编：《中国罗布泊》，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90－447页。
(34)(36)(38)(51)李水城：《中国境内考古所见早期麦类作物》，载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文集环境卷1》，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5－196，200－201页。
(35)参见哈密博物馆编：《哈密文物精萃》，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37)李水城、莫多闻：《东灰山碳化小麦年代考》，《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6期，51－60页。
(39)傅大雄：《西域昌果沟遗址新石器时代农作物遗存的发现、鉴定与研究》，《考古》，2001年第3期，第66－74页。
(40)黄石林：《陕西龙山文化遗址出土小麦(杆)》，《农业考古》，1991年第1期，第118页。
(41)凯利·克苏福德、赵志军等：《山东日照市两城镇遗址出土龙山文化植物遗存的初步分析》，《考古》，2004年第9期。
(42)赵志军：《两城镇与教场铺龙山时代农业生产特点的对比分析》，《东方考古》第1集，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43)靳桂云、王海玉等：《山东胶州赵家庄遗址龙山文化碳化植物遗存研究》，《科技考古》第三辑，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6－49页。
(44)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编：《洛阳市皂角树——1992－1993年洛阳市皂角树二里头文化聚落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45)王青、王良智：《河南发现龙山文化城址》，《中国文物报》2008年3月28日。
(46)(47)赵志军：《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农业经济研究》，《科技考古》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页。
(48)赵志军：《植物考古学及其新进展》，《考古》，2005年第7期。
(49)王炳华：《新疆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3年第1期，第102－121页。
(50)李璠：《甘肃省民乐县东灰山新石器遗址古农业遗存的新发现》，《农业考古》，1989年第1期，第56－69页。
(5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师赵村与西山坪》，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53页；青海省考古队：《青海民和核桃庄马家窑类型第一号墓葬》，《文物》，1979年第9期。
(55)周本雄：《师赵村与西山坪遗址的动物遗存》，见《师赵村与西山坪》，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335－339页；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秦魏家齐家文化墓地》，《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祁国琴：《东灰山墓地兽骨鉴定报告》，见《民乐东灰山考古——四坝文化墓地的揭示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4－185页。
(56)李有恒、韩德芬：《陕西西安半坡新石器遗址中之兽类骨骼》，《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59年，第4期。
(57)(62)袁靖、黄蕴平：《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动物考古学研究——以陶寺、王城岗、新砦和二里头遗址为例》，《科技考古》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33、1－32页。
(58)王宜涛：《紫荆遗址动物群及其环境意义》，《环境考古研究》，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60)张长寿、张光直：《河南商丘地区殷商文明调查发掘初步报告》，《考古》，1997年第4期。
(61)河南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口地区文物局文物科：《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文物》，1983年第3期。
(63)蔡大伟、汤卓伟等：《青海大通长宁和内蒙古赤峰大山前遗址青铜时代古绵羊分子考古学研究》，《科技考古》第三辑，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7－112页。
(64)蔡大伟、汤卓伟等：《中国北方地区三个青铜时代遗址黄牛遗骸分子考古学研究》，《科技考古》第三辑，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0－105页。
(65)李春香：《小河墓地古代生物遗骸的分子遗传学研究》，博士论文，2010年，第66－72页。
(66)刘学堂：《拓宽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视野》，《光明日报·国学》，2012年2月20日。
(67)参见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王震中等：《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合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钱耀鹏：《中国史前城址与文明起源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68)参见张忠培：《中国考古学：走向与推进文明的历程》，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版。
(69)相关研究参见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文集·环境卷》、《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文集·经济与技术卷》，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科技考古》第三辑，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70)莫多闻、赵志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环境课题主要进展》，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文集·环境卷》，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8页。
(71)卜工：《文明起源的中国模式》，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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