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背后的哲学语——论苏格拉底之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格拉底论文,之死论文,哲学论文,事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公元前399年一个晴朗春天的早上，大多数雅典人赶往政府在市场里专设的抽签办事处。这些人在天亮之前各自奔向自己的目的地（不同的法庭）。当法庭的侧门从他们后面关上时，他们被告知：他们要审理墨勒图斯和苏格拉底的案子。
这是雅典民主制法庭千百次审判中的一次。然而，从历史的角度看，雅典法庭审判苏格拉底这一事件决非像当时大多数陪审员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件普普通通的司法事件。雅典人审判和处死苏格拉底与后来的罗马人审判和处死耶稣一样，它的意义已经大大逾出了单纯司法事件的范围。不光彩的审判恰恰使得苏格拉底之死成为千古不没的光辉的哲学事件。对这一哲学史上的疑案进行“思想侦探”，始终具备哲学考古的价值。本文试图从围绕苏格拉底之死这一事件衍生的哲学话语，透视哲学作为“爱智慧”的希腊古义究竟是如何中断的。
一 柏拉图视景：事件衍生的爱智对话
关于苏格拉底的文献有四种来源，分别出自柏拉图、亚里土多德、色诺芬、阿里斯托芬四人的记述。只有柏拉图的记述是最高水平的戏剧。他使“苏格拉底对话录(Socratic Logoi)”成为哲学和文学史上的“千古绝唱”。哲学在这里乃是一种活生生的、令人留连忘返的“对话”。
拨开哲学史家关于苏格拉底问题的层层遮蔽，我们看到那最激动人心之事乃是苏格拉底对话中始终回荡著的“爱智慧”主题。柏拉图写的苏格拉底对话录始终笼罩着苏格拉底为“爱智慧”而死的悲剧背景。这加重了对话的份量。当苏格拉底在对话录中出场的时候，这个悲剧背景烘托出苏格拉底在哲学对话盘查中的崇高形象：一个为爱智慧爱真理而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悲剧英雄。柏拉图记述苏格拉底受审和死亡的对话录《申辩篇》、《克里托篇》和《费多篇》明显组成了一部完整的悲剧三部曲。
《申辩篇》中苏格拉底在喧闹的法庭上慷慨陈词，层层痛斥对自己的指控，为捍卫那比生命更重要的神圣使命毫不退让，申辩的语调愈来愈高昂。到“离别赠言”时达到高潮。《克里托篇》对话的场景是黎明前的监狱，刚从睡梦中醒来的苏格拉底与前来探监的克里托家常地问候着。克里托忍着悲伤与钦慕，劝苏格拉底逃跑。苏格拉底则与他展开了一场对话，探讨这样做是否正当。对话逐渐进入高潮和大段演讲，淋漓尽致地阐明了苏格拉底拒绝逃跑而选择服从法律判决的理由。“克里托，亲爱的朋友，我郑重地告诉你，我仿佛是听到了法律的话，就像是听到了神的声音一样。”对话最后以苏格拉底表明他只听从理性的命令而克里托不再劝说戛然而止。《费多篇》描写苏格拉底临刑前的那一天，利用死前几小时与朋友们讨论哲学问题。讨论的核心是灵魂不朽，这是一种支撑一个将死的老人的信念和慰藉，但苏格拉底毫不回避这问题，而是真诚地面对各种有关灵魂不朽的驳论，对之进行审视。一直讨论到喝毒药之前，苏格拉底都坦然地面对自己的命运，他死得光明磊落。
“苏格拉底对话录”，作为一个独特的叙事文本群，使得“爱智慧”成了西方哲学和形而上学的一个真实的“入口”。当人们今天面对这个对话体裁的哲学文本群的时候，我们其实面对那种将人们引向哲学的“爱智慧”显示出来的恒久魅力。“只要我还活着，还有力量，那我是不会停止我的哲学活动的——询问我所遇到的任何人：你，我的朋友，一个伟大、强有力、智慧城邦雅典的公民，你不可耻吗——大积其钱，追求名声，却不关心智慧、真理和灵魂的改善？”（注：柏拉图著：《申辩篇》，29。参见柏拉图《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严群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6页。）苏格拉底这样的诘问源自他的爱智之忱，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对话录”充满了这种“爱智之忱”。这里既形成了一个理解苏格拉底的视景，又形成了一个理解哲学的视景。柏拉图之后二千多年的西方思想史实际上都没有摆脱这一奠基性的“视景”。
柏拉图的视景构成了千百年来西方哲学家结识苏格拉底并进而从事哲学及其事业的主流。人们习惯了从这个视景上理解哲学和哲学家。然而，这个视域显然又遮蔽了一些异常重要的东西。因此，当我们阅读柏拉图“苏格拉底对话录”的时候，必须对视景问题重做清理。
柏拉图对话录几乎都以苏格拉底为对话的主角，这表明“苏格拉底”就是柏拉图理解“爱智慧”（即哲学）的一道“关口”。“爱智慧”究竟是什么？这问题从柏拉图视景中可以由苏格拉底形象获得一种最直观的解答。
在《申辩篇》中，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雄辩的声音讲叙了他爱智慧的独特生涯。苏格拉底的一位朋友在德尔斐神庙得到了一个神喻，神喻说世人中只有苏格拉底才是最有智慧的人。这则神示让苏格拉底觉得是一个谜，促使他去寻找那些被认为是智者的人并与他们对话。他这种毕生的寻找不是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是受了“神命”，是“侍俸神”的巨大劳动。这样的对话使得苏格拉底一次又一次地发现，那些自以为聪明有智慧的人其实并不聪明也无智慧。苏格拉底申辩说，“我之所以享有这种声誉，只是由于我确有某种智慧。不过是哪一种智慧呢？我靠的那种智慧可能就是人的智慧吧，在这点上，我也许真的聪明。”（注：参见《苏格拉底的最后日子》，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5页。）由此引出苏格拉底的千古名言：“我知道，我一无所知。”唯有具备此种“自知”（即“自知其无知”）的人，才能获得人所能致的智慧，亦即一种“爱智慧”的“智慧”。
苏格拉底的爱智使命极具反讽地证明，他的对话是要将人们引向一种“自知其无知”的“自知”之明，引向对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审查，从而认识到他们以前其实还有没有认清什么是真正的智慧、善、正义和美德，认识到未经反省的生活其实是不值得一过。这种比生命还重要的“智慧之爱”又是什么呢？苏格拉底无疑是爱生命且珍视生命的，但在“爱智慧”和“爱生命”必须两者取一的时候，他选择了“爱智慧”。如果我们深入到苏格拉底“爱智慧”的核心，就会发现他所谈到的人的这种智慧有三个基本的相互依存的层次：无知、自知和辩证实践。这些部分紧密相连，第三者包含了前面的两者。柏拉图以“对话录”的叙事形式展现苏格拉底爱智慧的各个部分，这是全部“苏格拉底对话录”叙事文本群的整体风格。对话录引导着读者经历讨论转变本身，迫使人们追随苏格拉底去解开他的智慧之谜。阅读活动成了介入苏格拉底解谜的活动。这本身就是一种参与“爱智慧”的伟大的智力游戏。这种阅读介入的产生，是因为对话把所有这三部分交织起来，成为人类交流之中所说和所做的。这样的交织使对话呈现出一种“多层套说”、“各层之间不时相互肯定、否定、激荡”的迷人风格。（注：参见包利民：《生命与逻各斯——希腊伦理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54页。）
“无知”是“爱智慧”的第一个层次。当苏格拉底承认自己无知的时候，他试图中止一种低级的认识形式，进入某种与真理的透明联系；正是在这一层次上，“无知”实际上彰显出一种“知识”的深度。爱智慧显然是从这个“知识”断层的“深度”中进入无知之“无”的，如若没有这样的“无”就不可能聆听到“真知”（灵异）的声音。“自知”是爱智慧的第二个层次。“自知”意味着人可以而且应该认识自己的心灵。苏格拉底的“自知”触及到了对自身心灵之确定性的寻求。这种追求虽然没有达到肯定的确然性，但至少达到了一种否定的确然性：即确定自己不能确定什么。（注：参见倪梁康：《前笛卡尔的“自识”概念》，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第52页。）因此，只有“认识你自己”，“无知”才具有真正的力量。“辩证法”是爱智慧的第三个层次，也是人的智慧所能够达到的最高层次。辩证法包含前述“无知”和“自知”两个层次。辩证法为寻求真理而进行的探讨、商议、与别人的完全的相互遭遇。对话确实体现了辨证法的艺术——它在有问有答的交流中寻求真理，它始终保持一种敞开的问题向度和真理向度，始终只从特殊的问题中引出概念和思想。《理想国》清楚地说明辩证法乃是人类最高的智慧。在问与答中，与他人主动地一道进行真理的探索，到达“理智世界的尽头”。
透过柏拉图视景，我们不难看到，苏格拉底式的“爱智慧”或哲学意味着要做到“知无知”，同时又要达到人的自我层的“理性自识”。这不是离群索居者的冥想，而是在一种与他人的对话交流的开放性实践中做到的“爱智慧”。因此，“爱智慧”，只能是“人的智慧”，它的实践和存在的前提是他人的存在和参与；在这里，哲学作为“爱智慧”，植根于对这种真实的交流的追寻，植根于那使自知和无知得以与自我联结的充满了善意的争辩；因此，哲学（或爱智慧）本身是多元的、对话的、发展的；它不是对智慧的自以为是的占有，而是对智慧的无可遏止的“爱”，它产生于我们追寻智慧的那种活生生的对话过程。
二 斯东的侦探：为雅典辩护
在苏格拉底死后二千四百年，美国著名左派报人L.F.斯东试图绕开柏拉图视景。他说：“我要弄清楚，柏拉图没有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并想从雅典方面的立场来说明这件事情的经过，以减轻这个城市的罪过。”（注：斯东：《审判苏格拉底》，三联书店，1998年版，序言第4页。）
斯东的分析表明，苏格拉底之所以与他的母邦发生冲突，并不是由于柏拉图对话录中所说的那些简单的原因，而是因为他的哲学观念在三个根本问题上，与他的大多数雅典同胞乃至一般希腊人有着深刻的分歧。(1)关于人类社会群体的分歧。雅典城邦是主权在民、公民平等、“轮番为治”的自由公民的联合社群。苏格拉底则否认公民权利的平等，他认为社会群体是一个需要牧人的国王的一伙人群，国家应当由那个“知道的人”来统治。它的前提是一种根本的不平等：相对于那个“知道的人”，没有人是公民，大家都是臣民。(2)关于何谓美德问题上的分歧。雅典人认为，公民作为政治动物，需要有过群体生活必需的美德，这是清楚明白的。苏格拉底则将美德定义为“知识”，而且是不可教的知识。可教的知识只是技能，是低层次的知识，真正的知识只有通过绝对定义才能得到，但这是人的能力达不到的。按照这种推论，只有那个“知道的人”才拥有知识和美德。那个著名的德尔斐神谕更着意表明，苏格拉底是知道这“底细”的少数“通天”的人之一。显然，苏格拉底关于知识就是美德的思想打击了雅典民主制的基础。(3)关于幸福生活即个人与城邦关系理解上的分歧。雅典人认为，个人只有在社会中与别人发生关系时才能找到幸福生活，参与政治是一种权利、职责。苏格拉底的言传身教则是退出城邦政治生活，他说那是“心的声音”警告他不要参与政治：“你们认为，如果我参与公共生活，在政治斗争中坚持做一个公正无私的人，我能活到这样的高龄吗？”但斯东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一个人，特别是像苏格拉底这样一个有着大量追随者和影响力的著名人物，平时可以不参加任何党派斗争，但是在面临“深刻的道德性质的紧迫问题”时，是否还可以“站在一边”？例如，公元前416年米洛斯城邦被战胜方雅典屠城，再比如公元前404年三十僭主实行恐怖统治杀人如麻，这样的时刻苏格拉底的讲话和动向都是倍受瞩目的。而事实上，在所有这些重大的时刻，苏格拉底都若无其事地“站到了一边”。苏格拉底的不参与是不同寻常的，“凡是城邦最危险的时刻他都不在那里。这个全雅典最爱说话的人在最需要说话的时候都选择了沉默。“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简单地说，他不够关心。他似乎完全缺乏激情。”斯东认为，这可能是症结所在：苏格拉底就像阿里斯托芬在喜剧《云》中所描写的那样生活在“云”中，他要求人们关注灵魂的完善，却对他们的切肤之痛无动于衷。
这是一段被柏拉图的对话录忽视过去的历史片断。柏拉图在《申辩篇》里用尽了文雅的词句，不让这些政治事件来影响读者，但在审判者那里，这些事件记忆犹新。不然，我们就不能解释法庭上的“大众情绪”。这种情绪受到苏格拉底故意树敌于陪审团的一系列言词的激化，致使雅典误入歧途。正是在这里，斯东作为雅典的律师，对苏格拉底提出了指控，指控他作为全雅典最有智慧的人，此时非但不以清明的理智说服同胞，反而推波助澜，激化大众情绪，甚至有意诱使同胞跌入泥沼。苏格拉底在法庭上的申辩中本可以轻易地援引雅典的言论自由为自己辩护从而挣得无罪释放，但他以当世界最著名的论辩大师的身份进行申辩，其目的竟然是一心求死，这个法庭显然是倾斜的。为了扭转这种倾斜，斯东抛开柏拉图《申辩录》中苏格拉底的申辩词，他决定自己为苏格拉底写一篇申辩词：‘雅典的公民同胞们，’苏格拉底可以这样辩护，‘这不是审判苏格拉底，而是审判思想，审判雅典。’”斯东别具一格的申辩如此开始。如此申辩的苏格拉底仍然是高傲的，他坚持反民主、反言论自由的观点，但同时提醒雅典人也应坚持自己的观点。“我不信奉你们的言论自由，但是你们却是信奉的。……现在你们要处决你们自己的一位哲学家因为你们突然不能听取不受欢迎的意见？把我处决，永远蒙耻的不是我，而是你们。”最后，斯东替苏格拉底设想了这样的警告：“思想并不像人那样脆弱。没有办法强迫它们饮鸠自杀。我的思想——和我的榜样——会在我死后长存。但是如果你们违背雅典的传统而判我有罪，它的名声将永远留下污点。羞耻是你们的，不是我的。”（注：以上引文见斯东：《审判苏格拉底》，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45～248页。）斯东从未到场的雅典的立场设想所写的这篇申辩词，以及他用十年心血完成的《审判苏格拉底》一书，打开了一个柏拉图对话录中所无的透视视景。
老斯东的雅典之爱与苏格拉底的智慧之爱是两个不同的视景。然而，无论在真实的法庭上，还是在虚拟的法庭上，对苏格拉底的审判都是对思想的审判，是对哲学的审判。而这两个不同的视景，归根到底，源自不同的哲学本源。黑格尔在解释苏格拉底悲剧时指出，这是雅典和苏格拉底各有所持互不妥协造成的：“这正是那一般的伦理的悲剧性命运：有两种公正互相对立地出现，——并不是好像只有一个是公正的，而是两个都是公正的，它们互相抵触，一个消灭在另一个上面；两个都归于失败，而两个也彼此为对方的存在说明存在的理由。”（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06页。）策勒尔指出苏格拉底在法庭上被判有罪并被处死，不是苏格拉底的失败而是他的事业的成功：“苏格拉底之死是他的事业的最伟大的凯歌，是他一生无尚的成功，是哲学和这位哲学家的礼赞。”（注：策勒尔：《古希腊哲学史纲》，山东人民出版社，第113页。）
我们在思想史、哲学史上面对苏格拉底的光辉形象的时候，通常不会想到要为雅典来申辩什么，雅典是沉默的。当柏拉图留传下来的苏格拉底对话录塑造了西方哲学或西方思想的基本方向，而苏格拉底式的爱智慧被诠释为哲学的起源，这时柏拉图“没有告诉我们的东西”往往就被思想史或哲学史遮蔽着了，它沉入到历史“沉默之海”的深处。我们看到，对话录中的苏格拉底确实创造了一种“被视为唯一尺度”的逻辑，他常常自信地说：“驳倒我并不困难，但是要驳倒逻各斯则是困难的。”然而，任何逻辑的线性展开都必然掩盖事物非线性断裂的历史真实。生命的本然冲动、激情和存在体验，与逻辑的推理或寻求绝对定义的思维活动相比，更多的是一种时间流变或历史瞬时性的呈现，它更易于散落到历史沉默之海的深处；但是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爱智慧对永恒在场之物的关注将我们引向的恰恰不是时间之维和历史之维，而是唯有神才能达到的知识和真理，那是超越时间和历史的存在境域。斯东视景，则是要透过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对话录中那种超时间、超历史的爱智之维，触动一下一向为思想史和哲学史忽略掉的历史和时间片断。柏拉图之后尝试探问哲学发生史的各种努力，极少能够进入这样的视景。人们写下大量的哲学史和思想史，但并没有对此提出任何疑点。他们撰写的哲学系谱从一开始着手调查“爱智慧”的观念和“智慧”的起源时就立刻被柏拉图视景所淹没。
三 苏格拉底之死：爱智的祭礼
围绕着苏格拉底之死引发的思想聚讼，将我们引向哲学系谱的重新审视。苏格拉底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将爱智慧的方向引向一种实质性的断裂：与低级的知识形式的中断。这本身是将人们的爱智之忱从城邦生活中抽离出来使之脱离城邦生活背景的一次历险，他在重新给“知识”确定层次之后，对希腊城邦智慧予以消解。然而，如果没有城邦智慧和城邦文化就不会有苏格拉底的爱智慧。如果脱离雅典背景，我们不能理解那种感动人心的苏格拉底爱智慧的真正力量，至少不能全面地理解在苏格拉底身上呈现出来的那种活的生命与活的智慧。
“爱智慧”原本就是一种“活”的生命活动和一种“活”的智慧运动。“哲学”这个词在希腊文中是"philosophia" ，它的含义就是“爱智慧”的意思。希腊人相信，最好的生活方式和生活道路是哲学，是对智慧无止境的爱，这种“爱”是对直接生命（生活）的思考和品味。哲学展示给当时人们的是种种生活形式，是种种对生活深义、苦难、危机、矛盾混乱的注视与感喟。因此，“爱智慧”是希腊城邦衡度生命卓越和优秀的美德标准。在这个希腊词组中，“智慧(sophia)”不是关于实际事物的某种知识，不是某种技艺，而是比这两者更高的东西。它是全面的、更高境界的知识，而不是具体事物的知识，它解决的不是眼前实际问题，而是解决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爱(philia)”根源于一种生命冲动，它是一种永不停止的追问。“爱智慧”是建立在这种生命冲动的基础上，它由一种痛苦、不知足、有缺欠的生命实在驱动。然而，希腊人的这种智慧之爱，不是一种封闭在个人内心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秘，不是折磨哲学家自己的“内心冲突”，它的第一要义即是“言说”。“人类不同于其它动物的特性就在他对善恶和是否合乎正义以及其它类似的观念的辨认（这些都是由语言为之传达），而家庭和城邦的结合正是这类义理的结合。”（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吴寿彭译本，1258a10-18。）正是在城邦希腊这里，“生命”的冲动与“逻各斯”的言说奇妙地合二为一。不同的生命形态和生活形式对应着不同的“言说”，“爱智慧”在“生命－逻各斯”的奇妙结合中，既是希腊人活泼泼的生命展现，又是希腊人活的智慧德性。
生命的优秀与逻各斯的力量，生存的真实、丰满与思考的自觉、理性、是孕育了希腊人爱智心灵的两种本原性的要素。哲学的“爱智慧”本源，首先是“爱”，然后才是迷人的“智慧”。在这里“爱”是一种活泼泼的生命涌动，一种强大的、无可拒绝的驱动力，它源自一种健全的生命本能，一种不可剥夺、不可摧毁的向存在母体的回归。“智慧”作为“逻各斯”意义上的“言说”，它同时又有光明、理性、条理、算计、比例、规律、尺度等含义，这种智慧和逻各斯是牢牢地植根于“生命”之中的“活”的智慧和“活”的“言说”。脱离了逻各斯的生命之爱，是无法度的，是酒神狄俄倪索斯式的沉醉狂欢，最终将个体粉碎；脱离了生命的智慧之爱，是干瘪的推理，是日神阿波罗式的纯粹光明，是对界限的执着肯定，最终使生命的创造本能枯竭。哲学作为与希腊悲剧同时出现的“智慧之爱”，脱离了城邦生活的背景是无法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辩护的。
苏格拉底－柏拉图确实遮蔽了一些重要的东西，这重遮蔽将西方思想导向了一种主智主义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生命的维度被取消了。然而，柏拉图视景中的苏格拉底是在希腊爱智慧的断裂处以一种新的眼光对一切进行重新审视的，后世从他们手上接过的或发展的理论原则和他们爱智慧的那种活的生命及其活的智慧是根本不同的。这种活的生命和活的智慧是城邦生活的馈赐，是生命与逻各斯的紧密联结。有趣的是，苏格拉底对话录既是生命与逻各斯伟大联结的极致，又是通过遮蔽生命本能的冲动以凸现逻各斯的爱智传统的发端，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正是通过前者造就了后者。
苏格拉底之死，祭起了理智主义的哲学大旗。他为爱智慧而受难、申辩以及进入柏拉图对话录并成为主角，使得他的死亡本身就是一次思想的盛典，一次意味无穷的哲学事件。然而，希腊智慧在苏格拉底这里呈现的断裂层既制造了某种遮蔽又指明了解蔽的路径。哲学是希腊人独一无二的创造，是希腊智慧的结晶。苏格拉底－柏拉图为后世哲学系谱的写法奠基，只是通过改变或者掩盖了希腊智慧的某些层次。在一个嘈杂喧嚷自以为是的时代，在一个人们在诡辩派的怂恿下只相信自己“说出”的是真理与智慧的时代，苏格拉底强调了反省和怀疑的价值。他的智慧之爱突出了理性、逻各斯、知识和光明的主导地位。这给希腊智慧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在此之前，自然哲学家关注的是万物本原的宇宙论问题，哲学根源于对宇宙生命彰显出来的“命运”底蕴的叩问，它是希腊智囊在其生命激越热血沸腾的悲剧时代的主题词；苏格拉底的爱智慧，则是一种“逻辑乐观主义形而上学”，它直指人的无知和自知，用“绝对定义”的尺度划定了“真的世界”的话语边界，于是命运的主题隐退了，自然、时间和历史的永恒生成被具有知识（心灵）确然性的逻辑原则所取代。如此一来，悲剧时代希腊智慧的生命向度被取消了。凸显命运主题的生命本能被放逐。这意味着尼采所谓的构造生命强力的非理性的狄俄倪索斯精神的死亡。
苏格拉底的爱智慧在根本方向上，造成了对于希腊人最本源的存在经验的某种遮蔽。这是现当代西方系谱学家探录哲学起源时，为什么总是一再要求回到前苏格拉底希腊智慧之源的缘由。苏格拉底之死，是哲学家的“向死而在”。它的新悲剧的咏叹在柏拉图延绵不绝的哲学对话中，使他的“向死而在”凝成千古绝响。这是希腊智慧魅力四射的时节，是哲学爱智慧获得全新方向的时节。苏格拉底并没有提供一种哲学的推理论证的话语文本，但这种论证的方法和威力则因他而始，他的影响经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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