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骈文与骈偶理论的文学史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骈文论文,文学史论文,古代论文,理论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597(2009)02-0020-06
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一直比较忽略骈文的研究，尤其忽略骈文文论史的研究。从骈文学史的学术视角看，古代文论研究的一大缺憾是对骈文及骈偶理论研究的忽略。古代文学理论研究对古代骈偶理论的忽视和低估，影响了对古代文学的全面认识和评价，也使古代文学理论遗漏了一个重要内容，使得最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骈偶理论长期得不到重视。
从骈文学史论，先秦到魏晋是骈偶理论的发轫期，六朝到唐是形成期，宋代到清代是骈偶理论的成熟期，近代是骈偶理论的集大成期。评估骈文及骈偶理论的价值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一、骈偶理论是古代文学理论的重要部分
如果从文体来看，古代文学理论最多的是诗歌理论，因为中国是诗歌大国，对诗的关注自然最多。对散文的关注就少多了。当然，对戏曲小说的关注也少。就散文而言，关注的主要是古文理论，从韩柳古文理论到桐城派古文，基本都是古文理论，对骈文的关注很少。不仅关注少，而且基本否定骈文的存在价值。其实就古代散文创作实践来说，古文与骈文可以说不相上下，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骈文创作更兴盛。骈与散是古代文章的两种体类，本无高下之分。章学诚说：“文缘质而得名，古以时而殊号。自六代以前，辞有华朴，体有奇偶，统命为文，无分古今。”[1](p384)骈体文学是中国文学最有民族特色的文学样式，不应该忽略其存在，对骈偶理论同样也不应该忽略。
由于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散文理论多数是文章学理论而不是现代意义的文学理论，因此，近代以来对古代散文的文章学评价不高，甚至予以否定。因为古代文章学理论更注重写作的字词句技巧。其中，字法、句法、章法是讨论得比较多的。相对而言，早期的文论讨论字法、句法的居多，后期的文论才开始注意章法的探究。桐城派就是章法论的代表。而这与现代文学观注重形象、人物活动和艺术结构有差异。骈文的理论基本上是以句法理论为主的。古代文章重句法的提炼，在散文理论里大量的是关于句法的讨论。这是因为，古人的思维特征重具体的句法而不重相对抽象概括的篇章之学。而骈偶理论是古代文章学的重要内容。骈偶理论关注的是文章的偶对、辞句、典事问题。偶对是关注的重点，因为它是最能体现骈体文章技巧的部分。所以，古代文章家最关心的是文章的偶对。在古代文人的笔记、书信和诗话、文话中大量的是对句法的探讨和切磋。现代学术界对古代文章学的句法理论研究明显不足。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诗学理论重视有余而对文章骈偶理论重视不足。虽然这是由于古代诗话、词话以及诗论著作多而散文论著少之故，但对诗歌的喜好以及诗歌在今天接受的广泛性也是重要原因。中国文学理论史关注最多的是诗歌理论，关注最少的是散文理论，而对于散文理论中的骈文理论或骈偶理论关注尤其少。这是我们文学理论史的不足。须知，骈偶理论是中国文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缺少了古代骈偶理论，可以说古代文论缺少了一个重要方面。如果忽略了骈文和骈偶理论，对于古代文论和古代文学研究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缺憾。对于全面认识古代文学的完整面貌来说，是不够的。骈偶理论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认识说明了它在文学史上的重要价值。
二、古代骈偶理论是对中国文学创作实践的总结
骈文及骈偶理论之所以在文学史上有重要价值，是因为骈偶理论是对古代文学创作实践的总结。古代文学一直比较注重语言字句的美，强调语言本身的审美效应。字句之美一直是古代文学的艺术追求目标。众所周知，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的“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就包含了对语言形式的要求。所谓“雅”、“理”、“实”、“丽”是对语言形式和风格的讲究。古代的诗歌在格律化过程中，对语言形式也提出了严格的讲究，其中就有对仗形式的追求，而这也是对骈偶的借鉴。骈文及骈偶在中国文学史上创作的实践表现在：
(一)作为崇尚骈偶的突出表现，骈文传统在古代文学的发展中占据重要位置。纵观文学演变的历史，历代骈文创作几乎从未间断，大多数文章都是用骈体写作，或者骈体对其有相当影响。最能体现个人文学才能的文字多用骈体写作，无论是宫廷文牍还是勒石的碑刻文字，连选拔官员的制举试文也用骈体写作。这说明骈文已经成为华夏民族书写的最重要形式。这是因为骈文的美是无法抗拒的。所以，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序》说“六朝之骈语”是“一代之文学”的代表。纪昀说“古文至梁而绝，骈体乃以梁为极盛”[2](卷一八九·集部四十二)，齐梁时代“散体之变骈体，犹古诗之变律诗”[2](卷一九○·集部四十三)是历史的必然。明人沈德符说：“四六虽骈偶余习，然自是宇宙间一种文字。令取宋人所构读之，其组织之工，引用之巧，今人击节起舞。”[3](卷十)晚清薛福成在《出使四国奏议序》中说：“陆公以骈偶之体运单行之气，文正谓其理精则比隆濂洛，气盛亦方驾韩、苏。”[4](卷下)陆贽的奏议以骈体出之而运散体之气，大气磅礴，向为历代文学史家称赞。
(二)作为古代文学的代表形式，诗歌、散文都崇尚骈偶，连戏曲、小说都浸染其中。骈偶在古代文学中具有普遍的存在和艺术价值。戏曲、小说的曲目和回目多用对偶的形式。戏曲的曲目和小说的回目都具有向观众读者介绍情节内容的目的，为了更有文采，多采用了骈偶的形式。戏曲、小说中夹用大量的骈偶段落，成为了显示文采的重要方式。因为在古代文学观看来，文学只有诗文，戏曲小说的地位很低，夹用骈体可以加强这类作品的文学色彩，提升戏曲小说的地位。清人梁廷枬在谈到《西厢记》时说：“曲白不欲多。《西厢》二十一折，原白本自寥寥也。白无骈偶则直，骈偶多则词意又晦。”[5](卷五)可见骈偶在润色曲文中作用不可或缺。
作为骈偶艺术的文体有骈文、骈赋、楹联。他们代表了古代骈偶文学的艺术成就。历来的研究和评价对这些文学探讨不够，评价有限。骈偶与散体本无高下之分。历来以骈体与散体分高下，有历史的原因。唐宋派以韩柳欧苏古文为正宗，桐城派继之，遂使骈文屡遭贬斥。钱钟书先生论骈体尤为中肯：
以为骈体说理论事，勿克“尽意”、“快意”者，不识有《文心雕龙》、《韩苑集》而尤未读《史通》耳。欧阳修《文忠集》卷七十三《论〈尹师鲁墓志〉》：“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又卷一三○《试笔》：“如苏氏父子，以四六叙述，委曲精尽，不减古文。”……尝试论之，骈体文不必是，而骈偶语未可非。骈体文两大患：一者隶事，古事代今事，教星替月；二者骈语，两语当一语，叠屋堆床。……然而不可因噎废食，止儿之啼而土塞其口也。隶事运典，实即“婉曲语”(periphrasis)之一种，吾国作者于兹擅胜，规模宏远，花样繁多。骈文之外，诗词亦尚。用意无他，曰不“直说破”(nommer un objet)，俾耐寻味而已。……至于骈语，这朱熹所谓“常说得事情出”，殊有会心。世间事理，每具双边二柄，正反仇合；倘求意赅词达，对仗攸宜。《文心雕龙·丽辞》篇尝云：“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又称“反对为优”，以其“理殊趣合”；亦蕴斯旨。……故于骈俪文体，过而废之可也；若骈语丽词，虽欲废之，乌得而废哉？[6](p1474-1476)
这个观点虽是在古文为散文正宗话语下为骈体的说情，但颇有识见。既然骈体自有其存在的必然，是不可废的，那么，作为其理论形态的骈文及骈偶理论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
三、古代骈偶理论是成熟而系统的形式理论
中国古代文论是研究形式艺术的理论。骈偶理论是成熟的形式理论。骈偶理论与其他古代文论一样，虽然缺少体系完整的著作，但骈偶理论有完整的体系。骈偶理论经历了从肯定、否定到骈散融合的过程。作为成熟的理论，它具有系统性。这种系统性就是对骈偶的形成、字法、句法、章法、修辞和风格有完整的观点和论述。
骈偶理论从汉代的连珠体序和刘勰的《文心雕龙》开始就有了讨论。而且“《文心雕龙》纯为四六骈体”[2](卷一三四·子部四十四)，到宋代“四六话”兴起，这种类似诗话体的文论形式记录了大量的论述片段。在北宋末年，以王铚《四六话》和谢伋及《四六谈麈》为代表的四六话著作就已经问世。之后，四六话作为骈文理论的主要载体形式记录了古代骈偶理论的全部精彩材料。至清代，大量的骈文集序、跋、书、论完善了骈偶理论。到近代和民国初年，这一系统进一步完善。孙德谦的《六朝丽指》和钱基博的《骈文通义》更是将骈偶理论体系化。这些骈偶理论最具理论价值的部分主要是：
(一)骈偶的形成理论：骈偶存在的合理性。
由于骈文的存在备受非议，所以古代的骈偶理论通过探寻骈偶形成的合理性来寻求理论依据的不少。刘勰《文心雕龙·丽辞》篇是最早的完整的骈偶理论著作。在这篇著作里，刘勰阐述了骈偶产生的原因：“文之为德，与天地并生。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势不孤立。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钱基博指出：“此见文之用偶，出于天然。”[7](p480)阮元在《文言说》中对骈文的产生作了分析，指出了骈文存在的合理性：“古人无笔砚纸墨之便，往往铸金刻石，始传久远；其著之简策者，亦有漆书刀削之劳，非如今人下笔千言，言事甚易也……古人以简策传事者少，以口舌传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为一言，转相告语，必有愆误，是必寡其词、协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于记诵，无能增改，且无方言俗语杂于其间，始能达意，始能行远，此孔子于《易》所以著《文言》也。孔子于《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为文章者，不务协音以成韵，修辞以达远，使人易诵易记，而惟以单行之语，纵横恣肆，动辄千言万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谓直言之言，论难之语，非言之有文也，非孔子之所谓文也。《文言》数百字，几于句句用韵。孔子于此，发明《乾》《坤》之蕴，诠释四德之名，几费修词之意，冀达意外之言。……不但多用韵，抑且多用偶。……凡偶皆文也。于物两色相偶而交错之，乃得名为文，文即象其形也。”[8](p605)他指出骈偶的形成在于远古时代书写载体的限制，要求必须精简，而传播的需要又要求齐整。钱基博在《骈文通义》中首列《原文第一》，对骈文的产生过程及其存在的合理性作了进一步梳理论证。历代骈文理论著作探讨骈偶及骈文形成的比较多，意见也较统一。
宋人谢伋指出骈文的兴盛是由于便于宣读，他在《四六谈麈序》中说：“三代两汉以前，训诰、誓命、诏策、书疏，无骈俪粘缀，温润尔雅。先唐以还，四六始盛，大概取便于宣读。”“四六施于制诏表奏文檄，本以便于宣读，多以四字六字为句。”[9](p33～34)认为是实用功能促使骈文的产生。骈文的流行确实是由于其节奏的铿锵而有规律。而这在先秦时期就是这样，诸子著作呈现的这种演变十分明显。钱钟书指出：“《荀子》排比整齐，已较《庄》、《孟》为近乎骈偶。”[6](p1474)关于这种演变，孙梅在《四六丛话》的序论中仿《文心雕龙》的体例对各类小文体的骈化过程作了细致的考论分析，具有重要的文论价值。
(二)骈偶字法、句法及章法理论：对文章形式美的探索。
骈偶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关于骈偶字法和句法的理论。在《文心雕龙·丽辞》中，刘勰专门讨论了字法和句法的问题。刘勰首先提出了对骈偶句的划分，所谓“四对说”：“故丽辞之体，凡有四对：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在历代的四六话中，关于字法、句法、章法论述尤多，因为古代四六话有指导创作的目的。《四六话》论述骈偶句子的袭用与变通。比如“四六尤取古人妙语以见工耳”，“四六有伐山语，有伐材语。伐材语者，如已成之柱桷略加绳削而已。伐山语者，而搜山(搜山，一作披山)开荒，自我取之。伐材谓熟事也，伐山谓生事也。生事必对熟事，熟事必对生事。若两联皆生事，则伤于奥涩；若两联皆熟事，则无工。盖生事必用熟事对出也”。[9](p7～8)谢伋在《四六谈麈》中也有很多表述，比如“四六之工，在于裁剪，若全句对全句，亦何以见工”，“四六经语对经语，史语对史语，诗语对诗语，方妥帖”。[9](p34)
同时，对骈偶章法理论及构思规律也多有探索。比如语言承袭的理论，王铚论用典的继承，强调骈语要创新：“文章有彼此相资之事，有彼此相须之对，有彼此相须而曾不及当时事。此所以助发意思也。唐人方有此格，谓之互换格，然语犹拙。至后人袭用讲论，而意益妙”；“四六贵出新意，然用景太多，而气格低弱，则类俳矣。唯用景而不失朝廷气象，语剧豪壮而不怒张，得从容中和之道，然后为工”。[9](p10，p18)钱钟书指出：“词偶则易词费，而词费不都缘词偶，古文之瘠意肥词者夥矣。故知掎摭利病，未可仅瞩目于奇偶也。”[6](p1474)骈文是修辞艺术的集合，最能体现中国语言美的技巧。所以，古代骈偶理论中讨论字法、句法自然最多，虽然散见各处，比较零乱，但是有系统的句法理论，值得挖掘。
(三)骈偶气韵理论：对骈文审美合理性的追问。
历来论及骈文多以“华靡”“华艳”来概括骈文的风格，缺少正确的评价，更缺少对文体内在特征的准确把握。这影响了骈文的整体形象。清人朱一新在《无邪堂答问》中首先提出“潜气内转”说，从气韵的新视角为骈文正名。其在《答问骈体文》中说：“骈文自当以气骨为主，其次则词旨渊雅，又当明于向背断续之法。向背之理易显，断续之理则微。语语续而不断，虽悦俗目，终非作家。惟其藕断丝连，乃能回肠荡气。骈文体格已卑，故其理与填词相通。潜气内转，上抗下坠，其中自有音节，多读六朝文则知之。”[10](p91～92)强调骈文也是讲究“气骨”的。有“气骨”就有“潜气内转，上抗下坠”，才能“回肠荡气”。孙德谦在《六朝丽指》中继承了这一理论并发展完善。以“潜气内转”说明骈文独特存在的必然性超越了从句式形式探究骈文的窠臼，引领到从内在气势来探索的新视野，这一理念尤其具有理论价值。孙德谦云：
及阅《无邪堂答问》，有论六朝骈文，其言曰：“上抗下坠，潜气内转。”于是六朝真诀，益能领悟矣。盖余初读六朝文，往往见其上下文气似不相接，而又若作转，不解其故，得此说乃恍然也。试取刘柳之《荐周续之表》为证：“虽汾阳之举，辍驾于时艰；明扬之旨，潜感于穷谷矣。”上用“虽”字，而于“明扬”句上并无“而”字为转笔，一若此四语中，下二语仍接上二语而言，不知其气已转也，所谓“上抗下坠，潜气内转”者，即是如此。以他文类推，无不皆然。读六朝文者，此种行文秘诀，安可略诸？[9](p8432)
孙德谦是在误读中发展了“潜气内转”说。他强调的“转”似有转折之意，与朱一新强调的“气骨”的内在运转稍有差异。他强调的是“转”。他说：“读六朝人文，须识得潜气内转妙诀，乃能于承转处迎刃而解，否则上下语气将不知其若何衔接矣。”[9](p8360)但都说明对骈文的风格理论有了探索，这提升了骈文与古文同等的地位。因为，韩愈论古文强调“气盛言宜”是古文风格理论的重要内容，所谓“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钱基博《骈文通义》在“典型”篇中肯定了朱一新的见解和孙德谦的发展：
此体自以六朝为准，而“潜气内转，上抗下坠”，斯尤片言居要，可谓一字千金，信足树斯，以为论衡；……反覆耽玩，籀其所论，大指主气韵，勿尚才气；崇散朗，勿嬗藻采。其论以为：“骈文之有任沈，犹诗家之有李杜。彦升(任昉方)用笔稍有质重处，不若休文(沈约)之秀润，时有逸气，为可贵也！……以此言之，文章之妙，不在事事征实，若事事征实，易伤板滞。后之为骈文者，每喜使事而不能行清空之气，非善法六朝者也！六朝之文，无不用顿宕之笔。后人但赏其藻采，而于气体散朗，则不复知之！故即论骈文，能入六朝之室者，殆无多矣！”此崇散朗，勿嬗藻采之说也。……六朝文中往往气极遒炼，欲言不言；而其意则若即若离，上抗下坠，潜气内转。故骈文蹊径与散文之气盛言宜，所异在此。”此主气韵，勿尚才气之说也。主气韵，勿尚才气，则安雅而不流于驰骋，与散行疏科。崇散朗，勿矜才藻，则疏逸而无伤于板滞，与四六分疆。[7](p489～491)
钱基博从气韵解读骈文，是对骈偶理论的系统整理，显示了骈偶理论的深刻内涵。王先谦正是通过《骈文类纂》的选本传达“不分骈散，而以才气为归”。因为“夫骈文而归重才气，此固可使古文家不复轻鄙，无所藉口矣。惟既言骈文，则当上规六朝；而六朝文之可贵，盖以气韵胜，不必主才气立说也。《齐书·文学传论》曰：‘放言落纸，气韵天成。’此虽不专指骈文言，而文章之有气韵，这亦出于天成，为可知矣”。[9](p8434～8435)
(四)骈散兼美：骈散兼容而非对立。
骈散应处于什么样的关系是历代骈偶理论比较集中讨论的问题。从开始的骈散对立，到清代骈文理论家们基本都认识到了骈散合一的重要性。李兆洛更是通过《骈体文钞》的选本及其鉴评来推广这一思想。历来的骈散对立是因为人们用实用与否来判别高下。袁枚特别批驳了以“有用”“无用”的标准来看骈偶。他在《答友人论文第二书》中辨析道：
足下之答绵庄曰：“散文多适用，骈体多无用，《文选》不足学。”此又误也。夫高文典册，用相如；飞书羽檄，用枚皋，文章家各适其用。若以经世而论，则纸上陈言，均为无用。古之文，不知所谓散与骈也。《尚书》曰：“钦明文思安安。”此散也。而“宾于四门，纳于大麓”，非其骈焉者乎？《易》曰“潜龙勿用”，此散也。而“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非其骈焉者乎？安得以其散者为有用，而骈者为无用也？足下云云，盖震于昌黎“起八代之衰”一语，而不知八代固未尝衰也。何也？文章之道，如夏、殷、周之立法，穷则变，变则通。西京浑古，至东京而渐漓。一二文人，不得不以奇数之穷，通偶数之变。及其靡曼已甚，豪杰代雄，则又不屑雷同，而必挽气运以中兴之。徐、庾、韩、柳，亦如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者也。然韩、柳亦自知其难，故镂肝
肾，为奥博无涯缦，或一两字为句，或数十字为句，拗之，练之，错落之，以求合乎古。人但知其戛戛独造，而不知其功苦，其势危也。误于不善学者，而一泻无余。盖其词骈，则征典隶事，势难不读书；其词散，则言之无物，亦足支持句读。吾尝谓韩、柳为文中五霸者，此也。然韩、柳琢句，时有六朝余习，皆宋人之所不屑为也。惟其不屑为，亦复不能为，而古文之道终焉。……布帛菽粟，文也；珠玉锦绣，亦文也；其他浓云震雷、奇木怪石，皆文也。足下必以适用为贵，将使天地之大、化工之巧，其专生布帛菽粟乎？抑能使有用之布帛菽粟，贵于无用之珠玉锦绣乎？人之一身，耳目有用，须眉无用。足下其能存耳目而去须眉乎？是亦不达于理矣。韩退之晚列朝参，朝廷有大著作，多出其手。如《淮西碑》、《顺宗实录》等书，以为有绝大关系，故传之不衰。而何以柳州一老，穷兀困悴，仅形容一石之奇、一壑之幽，偶作《天说》诸篇，又多谲诡悖傲，而不与经合，然其名卒与韩峙，而韩且推之畏之者，何哉？文之佳恶，实不系乎有用与无用也。[11](卷十九)
这里将骈文与散文的关系分析得深中肯綮，即使古文巨擘韩愈、柳宗元也是巧用骈散的。孙德谦在《六朝丽指》中通过解读六朝文章对骈散也有进一步的分析：“文章之分骈散，余最所不信。何则？骈体之中使无散行，则其气不能疏逸，而叙事亦不清晰。”[9](p8444)“骈散合一乃为骈文正格。倘一篇之内，始终无散行处，是后世书启体，不足与言骈文矣。且所谓骈者，不但谓属对工丽，如一句冗长，当化作两句，或两句尚嫌单弱，则又宜分为四语，总视相体而裁耳。”[9](p8451)日本学者铃木虎雄在《骈文史序说》中专门讨论了“骈散合一说”，他梳理了从刘开到孙德谦骈散合一思想演变的过程，辨析了“骈散合一”与“骈散兼行”的异同，指出不论是“骈散合一”，还是“骈散兼行”，或是“寓骈于散”，其核心都是强调“气息”的重要性。所谓“气息”也即是传统文论所说的“气”或“气韵”。他指出孙德谦“提倡的骈散合一说，其实质不过是骈散兼行”；“孙氏的‘寓骈于散’、‘骈散合一’、‘骈散兼行’(又云‘文无骈散’)等的真意，就是骈散相合并非不相协调(他所举的例许多是相互间不协调的)，而是将骈散有机地结合在一起”。[12](p229～230)总之，骈散问题是古代文章学的核心问题，涉及对古代骈文和古文的评价。骈散合一思想是骈偶理论的重要内容，对于丰富古代文论宝库、辩证认识古代文学的骈散之争具有重要价值。
四、古代骈偶理论对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
骈偶理论对创作实践反过来也产生了指导作用。骈偶理论的存在促进了人们骈偶意识的觉醒。中国古代文学中各类文体均不同程度地与骈偶有关系。以诗为例，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专列《丽辞》一章，讨论偶对，兼及诗文的偶对。这既是对汉以来诗文讲究偶对的艺术总结，又对后来诗文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和引导。南北朝时期的诗歌有意识采用对偶入诗，并以偶对为戏，到唐代近体诗形成，律诗用对偶成为定式，“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至于通篇偶对的骈文在南朝时期更是登峰造极，成为被王国维先生誉为“一代文学”的代表。而这个时期以偶对为特征的骈赋更是使赋推进到一个新层次，推动了辞赋的新发展，并且反过来影响了诗歌的骈偶化。钱钟书在《谈艺录》中说：“盖六代之诗，深囿于骈偶之习，事对词称，德邻义比。上为‘泰华三峰’，下必‘浔阳九派’；流弊所至，意单语复。《史通·叙事》篇所讥：‘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一言足为二言，三句分为四句。如售铁钱，以两当一。’”[13](p299)比如六朝诗歌大量采用骈偶句法。像“宣尼悲获麟，西狩泣孔丘”(刘琨《重赠卢谌》)、“虽好相如达，不同长卿慢”(谢惠连《秋怀诗》)这样的句例比比皆是，甚至出现像庾信的《拟咏怀》“楚材称晋用，秦臣即赵冠。离宫延子产，羁旅接陈完。寓卫非所寓，安齐独未安。雪泣悲去鲁，凄然忆相韩。唯彼穷途恸，知余行路难”，几乎通篇骈偶句法的诗。这样的偶对句子大量出现，不是个别现象，也不是临时的对偶修辞，而是大幅度有意识地追求骈偶。《韵语阳秋》卷一说“《选》诗骈句甚多”[14](卷一)，指的就是这类受骈体影响的诗句。这是骈文盛行格局下骈偶句法对诗歌的浸染。而戏曲小说的骈语浸染，使大众文学获得了文人的关注，提升了其文辞的品位，最终成为文学大家庭的重要成员。
随着骈偶观念的普及，宋代楹联成为了中国最新的群众性文学艺术形式。到明清后开始普及。举凡楼台庭院、名胜古刹，莫不刻楹联为点缀，而节庆寿辰、或婚丧嫁娶，莫不以联语为助兴。梁章钜说：“楹联之兴，肇于五代之桃符，孟蜀‘余庆长春’十字，其最古也，至推而用之楹柱，盖自宋人始，而见于载籍者寥寥。然如苏文忠公(轼)、真文忠公(德秀)、朱文公(熹)撰语，尚有存者。则大贤无不措意于此矣。元、明以后，作者渐夥，而传者甚稀，良由无荟萃成书者。……我朝圣学相嬗，念典日新，凡殿廷、庙宇之间，各有御联悬挂。恭值翠华临莅，辄荷宸题，宠赐臣工，屡承吉语，天章稠叠……海内翕然向风，以莫不辑颂剬诗，和声鸣盛，楹联之制，殆无美富于此时者。”[15](自序)联语成了中国文化生活最普及性的文学形态。直到今天，联语在华夏各地无所不在，成为了中国文化的标志性符号。春节如果没有春联来映衬，春节的气氛会失色不少；江山胜景如果没有楹联来烘托，也无法增添文化色彩。
五、结语
古代骈偶理论是中国文学崇尚文字对偶技巧的审美意识的总结，是中国文化审美意识成熟的理论表现。它代表了中国文化崇尚平衡和谐的古典哲学思想。[16]中国文化是强调和谐之美、平衡之美、中庸之美的文化。骈偶之道正是中庸之道在文学形态上的反映。骈偶理论反映了古代文学重典雅、尚对称、追求气韵节奏的审美追求，反映了古代文学对规则范式的认同，是最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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