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绿色政治理论”及其对可持续发展的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理论论文,其对论文,可持续发展论文,当代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绿色政治理论”，又称生态政治学，或称生态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西方社会发展和社会政治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一种新兴思想流派，是生态学、环境学同政治学相结合的产物。这一思想理论同环保运动相结合，导致了绿党在西方国家的产生。环保组织及绿党在当代西方政治舞台上的出现，对西方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都产生了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自90年代以来，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成为一种崭新的发展观。不可否认，从绿色政治理论的兴起，到可持续发展观念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本文试图通过对当代西方绿色政治理论及其指导下的环保运动、绿党政治经济纲领的分析，揭示绿色政治理论对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的意义及促进作用。同时，探讨西方绿色政治理论对我国实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益启示及借鉴意义。
一、绿色政治理论的产生背景
绿色政治理论作为一种新兴的政治意识形态，它的产生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现实背景。自从人类社会诞生以后，人与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关系问题便成为人类文明的一个基本问题，人类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从依赖自然、利用自然发展为改造自然，征服自然。一部人类同自然界关系的历史简直就是一部人类文明的演进史。
在人类文明的早期，人类的生产方式以采集和渔猎为主。这时，人类不了解自然界的规律，甚至把不理解的自然力量奉若神冥。因此，人还是自然界的主宰对象，人同其他动物一样，是不自由的。由于饥饿、寒冷、猛兽、疾病、死亡时时威胁着人类，因此，人必须本能地同自然界斗争。从采集、渔猎到火的发明与使用，人类同自然进行抗争的手段增强，也意味着人对自然界的破坏力量增强。但是，由于远古时代人类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人对自然界的破坏是十分有限的，正如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言：“人类对于自然界的破坏有一半是无意识中受到了限制”。（注：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21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31页。）因此，总体上，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原始的和谐状态。
人类进入农业文明时代以后，人以其智慧和物质技术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甚至开始大规模、有计划地对大自然的掠夺与破坏。农业文明的出现无疑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伟大胜利，但是，由于不合理的开发，对土地过度的使用，人口的急剧膨胀，使诸如巴比伦文明、玛雅文明以及我国黄河流域部分地区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的破坏，甚至大量地衰退为荒芜之地。可见，“文明是一个对抗的过程，这个过程以其至今为止的形式使土地贫脊，使森林荒芜，使土壤不能产生最初的产品，并使气候恶化”。（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准备材料手稿》，转引自《自然辩证法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页。）尽管农业文明对大自然的破坏具有广泛性，但由于农业文明时代的生产力仍然是有限的，加上它同时具有建设性、改良性，因此，农业文明对大自然的破坏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要经过若干世代甚至上千年的酝酿才会发生，因而人们也就不可能产生自觉的生态意识与环保意识。
从18世纪开始，以西方国家为代表，人类进入了工业文明时代。随着工业文明的出现，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剥削制度、殖民统治、世界贸易体系相继出现。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以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利润，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本增值为内在驱动力，致使对来自大自然的原材料的需求具有无限性。因此，导致人类对大自然的征服和改造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人类对大自然的破坏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日益严重的对立状态。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大自然的盲目掠夺，一次更甚一次地遭受到大自然的报复。在钢铁工业、石油工业、化学工业等现代工业发展繁荣的背后，是酸雨肆虐、空气素质恶化、新兴疾病流行。本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向人类提出了日益严峻的警告。据联合国以及有关国际组织的研究，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表症。（注：参阅蔡建明等：《现代地理科学》，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56页。）
1.土地资源逐年衰竭。土壤是地球生物的两大支持系统之一。本世纪60-70年代以来，化肥和农药的过度使用，工业排放物的增加严重地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目前，荒漠化威胁着全球三分之二的陆地表面，全世界每年有500-700万公顷的耕地变成沙漠，可耕地每年流失的表土约为250亿吨。
2.森林植被遭受毁灭。森林植被是地球生物的另一大支持系统。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人类滥伐森林的行为一直未能得到有效制止。据世界观察研究部门的研究报告，自70年代以来，地球上森林资源的减毁速度加快。目前，地球上森林的总面积已从一万年前的62亿公顷减少为18亿公顷。地球上的森林正以每年减少18万平方公里的速度在消失。60-90年代，40%的热带雨林已遭毁灭。按这种速度发展下去，那么，过170年以后，全世界的森林将毁灭殆尽。
3.水资源日趋紧张。目前，世界上有60%的地区面临淡水不足的困境，40多个国家的水资源严重缺乏。另一方面，每年又有成千上万吨废油、污水、有毒废物被排入江河湖海，这不仅使渔业资源直接受危害，而且使全世界约18亿人饮用受污染的水。30%的人因饮用受污染的水而患上各种疾病。
4.大气污染相当严重。目前，全世界的工厂每年向大气中排放的二氧化碳达50多亿吨。据科学家预计，在21世纪的前50年内，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将比现在增加一倍。此外，二氧化硫、氧化氮、氯碳氟、甲烷等有害气体向大气的排放也迅速增加。这些污染物在大气中形成酸雨，对地球造成严重破坏。同时，二氧化碳等气体在大气含量中的增加还会使地球温度上升，造成“温室效应”。据估计，到2050年，地球平均温度将上升1.5-4.5℃，全世界将有30%的人深受其害。另外，空气中氯碳氟含量的增加使大气层上方的臭氧层出现空洞，臭氧层的破坏将会使更多的太阳紫外线照射地球表面，使地球生物受太阳紫外线伤害，尤其是使人患皮肤癌和眼疾病的数量上升。科学家发现，近10年来，澳大利亚患皮肤癌的人数急剧增加，这同南极上空出现巨大的臭氧空洞有密切的联系。
5.物种数量迅速减少。物种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物种的盛衰是衡量生态状况的重要标志。由于生态环境的变化，地球物种以惊人的速度在消失。据估计，现存的500-1000万种物种中，今后15年内将有五分之一绝迹，到2000年，绝迹的物种将达50-100万种。
除上述种种令人忧心的事实与可能性之外，人类还受到噪声污染、电磁波污染、热污染、核污染的危害。各种迹象表明，生态环境已恶化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已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当我们乘着工业文明的快车向前迈进的时候，当我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时候，大自然的复仇女神已向我们挥起了利剑。
二、绿色政治理论的基本内容
1.绿色意识形态。早在一百多年以前，恩格斯就向人类提出过警告：我们不要过份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要警惕大自然对我们的报复。（注：参阅恩格斯：《自然辨证法》，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7页。）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当时人们没有认真对待这一警告。时隔一百多年以后，到本世纪60、70年代，生态失衡日趋严重，公害事件与日俱增，自然灾害连年发生，大自然无情的报复使人们产生了危机感和恐惧感。因此，在西方国家，一批有识之士率先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深刻的反思，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进行理性的批判。在这种反思与批判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重视生态平衡、重视人与自然界相协调的各种理性认识，各种认识的理论化、系统化、普遍化，导致了绿色意识形态的产生。绿色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包括：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只有一个，人类的活动在许多方面已超出了地球环境许可的限度，如不立即改变过去那种盲目地掠夺自然的态度，人类自身的生存必将受到更大的威胁；为了子孙后代，也为了自身，我们必须重新探讨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重新认识自然环境对人的价值，重新确立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人们还必须认识到，不管科技发展到什么程度，人终归是要依赖自然界而生活的。自然界是一个有机的系统，人作为这个系统的一部分，固然对系统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主观能动作用，但人必须尊重自然规律，自觉控制自己的活动，合理地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保持地球上基本生态过程和生命维持系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必须的。自然界不仅是人类实践的对象和一切物质财富的源泉，而且是每个人不可缺少的生存条件。
绿色意识形态的形成是人类对生态环境问题认识的一大转变，是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理性自觉。这一新兴意识形态的形成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它为今后人类的发展提供了全新的世界观、价值观，它也是西方绿色政治理论的哲学基础。
2.环保运动的基本主张。如果说绿色意识形态的形成意味着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理性自觉，那么，环保运动的兴起则意味着重新确立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努力已付诸政治实践。从本世纪60年代末开始，西方主要国家的千百万人不断走上街头，举行游行、示威、抗议活动，要求政府采取有力措施治理和控制环境污染。一些科学家、新闻记者，社会名流也纷纷加入环保运动的行列，揭露环境污染与公害事件，向政府发表呼吁，要求各国政府当局和企业界重视生态环境问题。从70年开始，各种环保组织成为西方国家公民政治社团中最富吸引力和号召力的组织之一。“自然之友”、“地球之友”、“地球卫士”、“未来—绿色行动”等环保组织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而且其队伍迅速发展壮大。1972年，全德环境保护自愿者联合会拥有30万成员，到1985年，发展为拥有150万成员。就连环保运动起步较晚的日本，1976年时就已拥有1000多个民间环保组织。（注：参阅奚广庆、王瑾主编：《西方新社会运动初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9页。）环保组织不仅遍及欧美，而且很快在80年代波及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汇成一股全球性的绿色浪潮。加入环保组织、投身环保运动的社会基础十分广泛，既有工程技术人员、生态学家、教师、医生、法官、律师、大学生，也有白领阶层人士、农民和家庭妇女。环保运动的早期阶段，大约是60-70年代，他们主要是自发地开展活动，表达自己的愿望和要求。例如，主张保持和扩大森林面积，整治土地，净化空气和水源；要求实现工业无毒化，无污染化，对废物加以利用，减少垃圾；提倡保护动物、植物，反对利用动物进行科技实验，反对用动物皮毛、器官做衣物、药物；反对开发利用核能，反对修建核电站和出口核技术、核原料，主张利用太阳能、风能和水资源；反对兴修大型机场、高速公路，反对过度的海洋开采与海洋捕捞等等。进入80年代以后，一些国家的环保组织将活动的重点对准国会、政府，变成政治性的游说集团和压力集团，企图从根本上影响政府的立法和决策，借助政治力量保护生态环境。至此，环保运动已成为政治参与性较强的政治活动，它标志着绿色政治理论已转变为颇具影响力的、有组织的政治实践。
3.绿党及其政治、经济纲领。绿党是西方绿色政治理论同环保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环保运动发展到政治参与阶段的必然结果。世界上第一个绿党是60年代末新西兰的“价值党”。随后，欧美许多国家都成立了绿党。之所以人们将以环保为已任的西方新兴政党称之为“绿党”(Green Party)，是因为“绿”字带有生命、自然、和谐、和平的意义，同时也显示了这类政党在政治上的温和、中立倾向。绿党于60年代末诞生以后，很快在政治上显示了自己的意义。进入80年代以后，德国、奥地利、比利时、意大利、英国、法国、芬兰、希腊、爱尔兰、卢森堡、瑞士等国的绿党相继通过大选在议会中取得数量不等的席位，取得了一定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力。绿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直至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一个引人注目的角色，同绿党所提出的一套具有时代气息、深得人心的政治、经济纲领是分不开的。以德国为例，绿党的政治、经济纲领主要包括以下基本内容：
(1)政治纲领。绿党的政治纲领是绿色政治理论的集中反映，主要包括五项基本主张：第一，维护生态平衡。绿党把保护生态环境，为人类争取一个符合自然界发展规律的生存空间当作自己的奋斗目标。第二，维护社会正义。绿党所主张的社会正义具体包括，改变资本主义等级制下人与人的不平等关系，让受压迫、受剥削的广大基层人民拥有自己的权利，掌握自己的命运，实现人的解放；实现人与自然界和谐的交往，建立人与自然环境的平等关系，反对人单向度地对大自然的无限索取；强调集体利益和人类的整体利益，强调人类社会的责任感，反对个人利已主义和民族利已主义。第三，实行基层民主。绿党认为西方现行的议会民主歪曲了人民的意志，实际上是把各种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是“精英统治”。绿党主张，应当在社会中扩大基层民主，直接让基层组织和基层群众参与决策，在政府的重要决策中充分表达人民的意志。第四，强调废除家长制。这是女权运动对绿党产生影响的结果。这一主张的基本内容是反对以男权为中心的家长制，要求建立男女平等的社会关系，让妇女同男子一样享有平等的就业、教育、参政、保健等权利，同时努力废除歧视妇女的政策、法律。第五，主张非暴力。绿党主张，无论是个人行为，还是组织行为，都应当是非暴力的，即使是在争取和维护正义权利的情况下，也应当采用非暴力手段。因此，绿党的非暴力主张具有两重含义：一是反对统治阶级运用暴力，二是反对被统治阶级运用暴力。非暴力作为绿党的一项政治纲领，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问题。
(2)经济纲领。绿党的经济纲领相对于其政治纲领而言，更具有独立性和创新性。在绿党的经济纲领中，他们对资本主义经济学说、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人类经济发展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新见解。在对传统经济学说的批判方面，绿党认为，“目前社会上现有的那些党派的经济和财政政策，既不关心生态方面，亦不考虑人民的长远利益。他们主要关心的是促进破坏性的经济增长”。（注：参阅弗·卡普拉和查·斯普雷纳克：《绿色政治学》，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148页。）绿党还认为，现行经济学说最突出的问题是缺乏生态观念，不考虑经济发展中的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把经济活动同环境孤立起来，用非常狭隘的效用、生产率、生产总值等概念评价经济活动。对此，绿党从理论上指出：“这种经济思想的错误在于，相信目前的浪费性经济正在促进幸福和生活的完善，然而发生的情况恰恰相反：自然越受到人的蹂躏，人类的自由和幸福就越来越少”。（注：参阅弗·卡普拉和查·斯普雷纳克：《绿色政治学》，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148页。）
绿党经济纲领的第一个主张是建立一个“可以承受的社会”。这种社会的经济发展是自然环境及人类自身都可以承受的，它既不应因盲目地追求经济增长而造成社会和生态危机，也不应因自然资源耗竭而无法维持下去。绿党主张，经济发展既要满足人民对财富的需求，又不致于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生物圈。因此，就必须放弃目前这种“浪费性经济”，选择“保护性经济”。也就是不能为了追求生产率的高速增长而以破坏生态平衡为代价，应当建立一个“理智地使用自然资源”和具有“恰当的消费方式”的“可以承受社会”。为此，绿党提出一个口号：支持那些满足人们的需要，并能与自然环境和谐一致的产业。同时，绿党进一步主张调整资本主义的产业结构，调整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的关系，改革工业技术，使用更符合人与自然协调的“软技术”，即更多地利用太阳能、风能和水资源。
绿党经济纲领的第二个主张是提倡“绿色工作道德”。所谓“绿色工作道德”，是指工作符合生态保护的道德规范。绿党提出的“绿色工作道德”大体上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环境道德，反对发展那些旨在为私人资本家牟利而损害人类生存环境的科学技术，要求在使用一项新技术之前和进行一项经济投资之前，应优先考虑环境保护、节省能源和原材料，主张在生产的一开始就强调产品的耐用、简便、易修和便于回收的特点，使流到环境中的废物尽量减少；二是劳动道德，认为没有愉快的工作就没有生活的快乐，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大规模雇佣劳动使人变成了机器的附庸，限制了人自由、自主的活动。因此，绿党主张，符合人性的劳动方式应是小型化、社区化以至家庭化的方式，通过这种劳动方式，使人们学会同自然界和谐相处，同时出学会同他人相处，互相帮助。
从绿色意识形态的产生到环保运动的兴起和绿党登上政治舞台，当代西方绿色政治理论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实践体系，这一体系以生态效益为核心价值，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为追求目标，把人类的经济活动、政治活动置于其中进行思考和评价，这无疑是一种全新的思维，它对于我们重新审视人类文明的意义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目前，尽管世界舆论对绿色政治理论及其实践活动褒贬不一，见仁见智，但不可否认的是，它意味着工业化或后工业化社会政治中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它正在对西方乃至整个世界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三、绿色政治理论对可持续发展的意义
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全新的发展观，也是一种新兴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它是国际社会对工业文明和现代化进程深刻反思的产物。当代世界，人们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日益重视生存环境、生活质量和长远利益。现代文明要求当代人以高度的责任感对待人类的生存环境，以崇高的思想境界为子孙后代的生存与发展留下充分的空间和资源。因此，将社会、人口、环境、资源等因素综合起来，重新确定人类的发展方向，成为人类发展的迫切需要。
1983年，第3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成立“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作为联合国下属的一个专门性工作机构，该委员会的首任主席是前挪威首相布鲁特兰。1987年，环发委员会向第42届联大提交了《我们的共同未来》的专题报告，成为提倡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文件。这个报告中指出：“可持续发展是在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同时，不损害人类后代满足自身需要的能力。”（注：转引自张兰生：《可持续发展与中国国情》，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总第140期）。）这一报告的基本内容被吸收进联合国《21世纪议程》，并在1992年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获得通过。《21世纪议程》是关于世界可持续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其主要内容包括：提高经济增长速度，解决贫困问题；改善增长的质量、改变以破坏环境和资源为代价的问题；满足人民就业、粮食、能源、住房、水、卫生保健等方面的需要；将人口限制在可持续发展的水平；保护和加强资源基础；技术发展与环境保护相适应；将环境和发展问题落实到政策、法令和政府的决策之中。通过这些内容，不难发现，生态环境问题和资源问题在可持续发展理论中具有十分突出的意义。可持续发展理论同绿色政治理论有许多惊人的共同之处。那么，这些“惊人的共同之处”是纯属巧合，还是具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呢？绿色政治理论及其实践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形成及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具有何种意义呢？
绿色政治理论对持续发展的意义，首先表现在于，绿色政治理论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思想先导和认识基础。60年代形成的绿色意识形态，经过70-80年代环保运动和绿党的政治实践，已对西方社会各阶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仅加入环保组织和绿党的成员具有生态意识，而且企业家、政治家也不得不面对这股绿色浪潮的冲击，挥舞绿色旗帜，争相扮演“绿色卫士”的角色。80年代以后，西方一些企业在报刊、电视上大作宣传，公开标榜自己的立场，表示愿意为环保事业捐资或转入绿色产业，为净化地球、改善环境而努力。他们的最初出发点中，也许不乏为自己作广告，美化自身形象的动机，但一旦付诸行动之后，竟然发现，环境工程与生态工业是一个有广阔前景的新兴行业。因此，绿色意识不仅使一些企业获得了更大的经济效益，而且使他们获得了良好的社会赞誉。反过来，也使他们更强坚定了重视生态效益的绿色信念。同时，西方一些国家的政治家也不例外，他们把生态环保问题当作自己的施政纲领之一，企图通过打“生态牌”取得广泛的政治支持，或作为自己取得政绩的突破口。例如，瑞典前首相奥拉·乌尔斯腾提出，应把生态资本、自然资源看作是一种共同的遗产，要求各级政府的政策中首先要有环境意识。前西德总理勃兰特提出了“工业社会生态现代化”的主张。吉米·卡特在美国总统竞选中，更是极力把自己描述成“环保总统”，他提出：“我们必须研究如何建设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可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得到明智的有效利用，要鼓励技术部门生产更好的控制大气和水污染的设备，要尽快地把污染少的技术生产出来。”（注：转引自余谋昌：《当代社会与环境科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页。）
通过上述事例可见，在绿色政治理论的影响下，70-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中的普通民众、企业家、政治家都明显地具有了生态意识和环保观念，而且把这一观念同社会经济发展联系起来，逐渐形成社会共识。正是这种社会共识的形成，为90年代提出可持续发展理论、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积累了必要的思想底蕴。
绿色政治理论对可持续发展的意义还表现在于，绿色政治理论直接为可持续发展理论提供了理论要素和理论范式，成为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理论源泉之一。本文已经指出，可持续发展理论同绿色政治理论有许多共同之处。如果从理论形态上考察，不难发现，可持续发展理论中的许多观点、提法，都可以从绿色政治理论中找到相对应的思想原型。根据《21世纪议程》的主要内容，环保组织的主张及绿党政治经济纲领的有关内容，现将两大理论体系的理论要素比较如下：
通过上表对比可以看出，可持续发展理论在许多方面都同绿色政治理论存在继承关系或继承与发展关系。尽管在有些方面，它们各自的表述方式不同，但思想内容的实质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事实十分清楚地表明，绿色政治理论的许多思想观点和理论要素都被可持续发展理论所吸收和借鉴，成为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理论源泉之一。
绿色政治理论通过环保运动转化为政治实践，为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起到了积极的支持、促进作用。这种实际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环保运动影响了西方各国政府的公共政策，促使各国政府在生态环境问题上采取积极措施，发挥主导作用，努力制订和推行有利于社会经济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政策、法律。实行社会经济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涉及公共政策的许多方面，例如产业政策、环保政策、科技政策等等。60年代末，当西方各国环保组织进入政治参与阶段以后，对各国政府公共政策的影响比较明显。在环保运动的政治压力之下，各国政府采取积极的措施，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经济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公共政策。以瑞典、德国、英国、法国、美国、日本等国环保政策的制订为例，从60年代末以来，各国逐渐形成了环境保护的政策和法律体系，主要内容包括：建立健全环保机构、制订污染物排放标准、制订环保法规、增加环保投资、加强环保科研。各项政策、法律的完善，对实行可持续发展起到政策先行、法制先行的保障作用。除此之外，各国政府还同民间环保组织协作配合，在社会上直接进行环保宣传和环保教育，以提高全民环保意识。这一切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注：参阅奚广庆、王瑾主编：《西方新社会运动初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14页。）另一方面，环保组织注意加强同国际社会的联系，为在世界范围内促进社会经济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而不懈努力。早在1976年，欧洲各国的环保组织就联合起来，建立了一个名为“生态欧洲”的区域性国际组织，负责研究和协调欧洲各国环保组织的政策与活动。80年代，欧洲11个国家的绿党又正式成立了“欧洲绿党”这一区域性政党组织。“生态欧洲”和“欧洲绿党”都是活跃于欧洲的重要社会政治力量，他们对欧洲社会经济与环境拥有相当重要的发言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92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首脑会议”召开前夕，国际传媒透露，该次会议因某些国家政府采取不合作的立场，使会议难以如期召开。得知这一消息后，世界上25个环保组织联名向联合国递交了一份紧急呼吁，要求联合国努力促成会议召开。在会议正式召开期间，3500个非政府的环保组织汇集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举行了为期两周的“全球论坛”活动。他们既为大会造舆论、壮声势，又给各国与会首脑施加影响，敦促各国首脑在会议达成的有关决议上签字。这一切努力，为《21世纪议程》这一世界可持续发展纲领性文件的产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和支持*
用。由此可见，以绿色政治理论为指导的绿党和环保组织已成为促进世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四、绿色政治理论对我国实行可持续发展的启示
1992年，我国政府参加了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首脑会议”，是《21世纪议程》的积极支持者。1994年，我国政府发表《中国21世纪议程》，这意味着我国向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迈出的重要的一步。然而，要切实实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我国还面临着一系列艰巨的困难和障碍。其中，客观物质与技术条件的缺乏、发展阶段性因素的制约、思想文化观念的落后都是不可忽视的原因。要克服这些困难与障碍，我们还必须进行相当长时期的努力。综观当代西方绿色政治理论对可持续发展的意义，我们认为，绿色政治理论中的许多思想观念都对我国实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值得我们认真吸取。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传统文化观念，但长期以来，由于受到小农文明的制约，没有真正形成高度自觉的、理性化的生态观念。时至今日，我国一方面面临资源相对缺乏的压力，另一方面却又严重地存在资源浪费和资源破坏的现象，这对于实行可持续发展是极为不利的。要改变这种不合理状况，除了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资源配置调整、制订相应政策法律规范之外，有必要引入西方的“绿色意识形态”，真正使全社会形成高度自觉的生态意识和环保意识，为中华民族带来新的文明要素与文化理念。
长期以来，我们沉迷于“我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的观念之中，相当一部分人缺乏生态危机意识，这也是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破坏，忽视经济活动的生态效益的重要思想根源。这种片面的观点，使我们的经济价值取向偏向于物质财富的增长数量及增长速度，忽视社会效益与生态成本，忽视生活质量，从而导致社会经济发展的失衡。要克服这种状况，也有必要引入西方绿色政治理论中的生态危机意识、生态效益观和生活质量观，保证社会经济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为实行可持续发展提供积极的内在驱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技术开发、引进活动中，忽视社会伦理与经济技术伦理的现象大量存在，破坏生态平衡、污染自然环境、污染社会文化环境的事例不胜枚举。这一切，意味着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我们还缺乏一套切合实际需要的自然伦理、经济伦理和技术伦理。为此，我们有必要借鉴西方绿色政治理论中的绿色工作道德观，将它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形成更加丰富、完备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有效地规约社会经济行为，为实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必要的伦理资源。
尽管绿色政治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在西方，尽管这一理论还存在一些局限和不足，但总体上，它是顺应人类文明发展潮流的积极成果，它具有对世界的普遍意义。今天，当我们选择了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时候，我们更有必要以理性的态度对待绿色政治理论，努力吸取它的合理因素，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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