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道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武士道论文,探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31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03)04-0104-10
产生于中世纪的武士道，至今仍对日本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和作用，可以说日本历史的每一页，无不浸透着武士道的痕迹。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武士道这一重要课题，长期以来备受冷落、甚至厌弃，这对于日本的研究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笔者曾于1999年在《世界历史》第4期上以“武士道与日本军国主义”为题进行过探讨，本文拟从武士道与日本民族性的视角进行探究，其中有部分论点、论据在上文中出现过。
一、武士道的形成——东方优秀文化的吸吮
所谓“‘武士道’乃是‘武士’的道德及行为准则”[1]。正如日本学者新渡户稻造在其传世之作《武士道》一书中的解释：“武士道在字义上意味着武士在其职业上和日常生活中所必须遵守之道。用一句话来说，即‘武士的训条’，也就是随着武士阶层的身分而来的义务。”[2]
武士道不是一部系统的成文法典，而是武士实践的道德精神。它虽然是日本的专利，但并非如新渡户稻造所说，是日本固有的。武士道的来源与东方优秀的文化、尤其与中国文化有着极深的渊源。
随着武家政治(即幕府政治时代，1192-1867年)的建立，反映武家社会中心价值体系的武士道也登上了历史舞台。武士道一方面是武士集团在几百年杀伐征战的实践中，为调整和规范武士等级中主君与家臣、武士个人与武家社会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是通过对东方优秀传统文化“神”、“佛”、“儒”的营养吸吮和完美融合而形成。
第一、神道教“皇国史观”给予武士道忠的灵魂。
日本“神道教”的核心“神-天皇-日本”，即日本这一国家是神授予天皇表达意志的实体。“夫神道者，天皇之道”，就是天照大神之道，意思是说天照大神受授并传下来的，由皇孙(天皇)统治的日本之道就是神道。同时，把儒教中忠君报国思想结合日本的神道思想，提出天皇之尊严、君臣之差别，是万世一系的，永远不变的。神道“则其要有三焉，曰敬神、曰爱民、曰尚武。”[3]“敬神”即尊皇，“爱民”即行仁政或明名分，“尚武”即慕武尊，以武建基。神道教给与武士道以刻骨铭心的是：对主君的忠诚、对祖先的尊敬以及对父母的孝行，以此对武士的傲慢性格赋予服从的美德。武士道第一德目“忠诚”的思想渊源就来于此。
第二、佛教“生死如一”思想给予武士道人格修养。
佛教传入日本后形成日本特色的佛教，与印度、中国佛教相比日本佛教最大的特点在于：(1)具有鲜明的护国主义思想，所谓“护国”就是拥护以天皇为中心的日本国；(2)强调信仰，简化修行方法，注重内心的信念和修行，称之为“顿悟成佛”或“见性成佛”。通过人格修养学会忍耐、自律、自省、宽容和克制自我的精神。(3)“生死如一”的思想，即以平静地听凭命运的意识，对不可避免的事情恬静地服从，面临不惧，生死如一；(4)“恶人正机”说，主张越是恶人，更是佛拯救的对象，只要坚信佛，即使犯了大罪，死后也可往生净土，并能成为佛。日本佛教的这些特点，很受武士的欢迎，故自古以来就有“武士好禅”的说法。
第三、儒教伦理观给予武士道最丰富的道德内涵。
在漫长的传统社会，儒学一直是对日本影响最大的意识形态。正如赖肖尔所说：“儒教对日本的影响大概比任何一种传统、宗教或哲学对日本的影响都大。”[4]对武士道影响最大的也是儒学，在“五伦”的遵守以及处事的智慧上赋予武士道正确的中心思想，武士道的正是从儒学中大量吸取营养而最终形成。《论语》中的“仁者必有勇”，《中庸》中的“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其中“智(知)、仁、勇”等都成为武士道的主要德目。武士自己学习儒学，办塾授徒讲授儒学，著书立说宣传儒学。如山鹿素行的《武教小学》、《武教本论》，中江藤树的《文武问答》，贝原益轩的《武训》等，这些武士道德目的教本，都是在儒教思想指导下写成问世的。
德川时代日本结束了战乱与纷争，达260多年的长治久安。和平环境中武士不再征战，其主要社会职能和生活方式都发生变化，从过去单纯的军人变成了官员兼军人，开始学习文道。所谓“文道”，就是从“神、佛、儒”三者中吸取营养。这样武士就由过去的一介武夫变成了知书达礼，集文武之道于一身的政治群体。武士道正是在这个时期，大量吸吮东方优秀传统文化中神道教、佛教、儒教的思想、理论和伦理道德的基础上最终形成。尤其是儒家倡导的忠信仁义道德使整个武士形成了忠信相依，生死与共的共同体道德。这种共同体道德一旦与神道教、佛教所宣扬的天皇崇拜、护国主义等思想相结合，就生出了忠诚、名誉、武勇、礼仪、廉洁、朴素、勤学、忍耐等德目。
“忠诚”，武士把忠看作最高的道德标准。把对主君的忠放在第一位，即使是面对生死抉择，也义无反顾，认为武士为主君牺牲生命是一种绝对义务；认为主从关系较之父子、夫妇关系更深，故有“父子一世、夫妇二世、主从三世”之说法。在战争频繁的武家社会，主君为胜利而战，武士为主君而战。只有忠才能博取主君的恩赏，只有忠才能扬名天下，只有忠才能保全自己和家人。形成武士道德规范的第一人山鹿素行就说过：武士必须“事君尽忠，究义详事而置身于后，守其位而不辱君命，臣之职分”。若不对主君尽忠，就是“盗父母之惠，贪主君之禄，一生之间唯终于盗贼之命。”[5]因而，武士道的核心是对主君忠，这个“忠”对日本以后历史的影响不可限量。
“名誉”被看作是武士的第二生命。在武家社会，武士的“利”来源于对主君尽忠的“名”，有名就有自己和子孙万世的利。因此，武士对名誉看得比生命更为重要，武士在战场上拼死奋战、不畏牺牲，其目的就是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他平时誓为主君出生入死、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诺言。正是这种思想的驱使下，武士在面临“死”和“名”二者择一时，会毅然选择名而放弃生命，坦然切腹也是基于珍惜名誉。所以，在武士道德标准中，武士一生的言行举止，以求名为起点、以惜名为归依，受求名的冲动所鼓励、受惜名的心情所控制。
“武勇”和“义”都是武士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素质。勇就是敢作敢为、坚忍不拔的精神，“只有该活时活，该死时死，才能说是真勇。”武士自小就被严厉磨炼，以期养成一种刚毅、不屈不挠、大胆、自若、勇敢的精神。义和勇是一对孪生兄弟，同属于武德，是武士道德准则是最严格的教诲。“节义犹如人体之有骨骼，没有骨骼，头就不能端正地处于其上面。手也不能动，足也不能立。因此，一个人即使有才能、有学问，没有节义就不能立身于世。有了节义，即使粗鲁、不周到，作为武士也就够了。”[2]所以福泽谕吉说“自古以来，我们日本号称义勇之国”。[6]
“礼仪”要求武士的言语、举止、应对、进退以及衣食住行都要符合其身份和地位。“廉洁”则要求生活一向清苦、朴素的武士人穷志不穷。“朴素”要求武士的生活朴素节约、防止好逸恶劳。“勤学”武士自幼就接受各种武术训练，磨练战技，培养坚忍不拔的精神。
以上可见，武士道虽是日本武家社会所创立的一种独特的日本伦理文化，是武家社会的中心价值体系。但它却是儒教和佛教日本化，并与神道教巧妙的结合、融为一体的丰硕成果，是日本人热衷于吸收东方优秀的异质文化，并使之在日本生根、结果、为我所用的典范。
二、武士道的发展——明治维新的原动
明治维新绝非得益于日本资本主义因素，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中指出：“日本的变化乃是全世界所周知的事实。这样的大规模的事业中，自然会有各种各样的参加进来，但是如果要举出最主要的东西的话，大概任何人都会毫不踌躇地举出武士道来。”[2]笔者以为切中要害，明治维新的原动力正是武士道。原因有三：
第一、武士道发展成为民族精神的主体。
武士道作为一种实践的道德规范，伴随着武士在维新以前已有近700年历史。在漫长的武家社会，武士道逐渐与日本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尤其是伦理文化的传统融为一体，并成为日本民族精神的主体。这是因为：(1)政治上，武士道统治阶级，高居于农、工、商三民之首。武士的生活方式、人生哲学、言行举止等美德，必然成为农、工、商及全体日本人民所崇拜和学习的榜样，“武士已成为全民族的崇高的理想”；(2)思想上，武士是垄断着知识有教养的群体，决定着道德性质的等级和价值。“知识的以及道德的日本，直接间接地都是武士道的产物”；[2](3)文化上，武士道其内涵完美地包容了儒、佛、神的思想，使之充分地体现了日本社会的中心价值，所以，武士道所体现的不仅是武士的理想价值，而且是全日本的理想价值和普遍取向，“就连女孩们内心也深深爱慕武士的武勇和德行”。[2]
实际上武士道早已超出武士实践的范围，成为全日本民族所效法的道德标准，在幕藩体制的职业体系中早已得到证实，如三井家规第一条就是“今天我们大家生活在幸福之中，全托祖先之恩德，因此，我们皆应感谢不尽”；于是，第二条就规定“上至主人下至最底层的雇工，均应忠实地遵照执行幕府颁布的一切法律和法令”。石田梅岩也要求商人了解自己的职业，勤奋地履行自己的职业；将商人比作臣，因而商人也要履行忠诚，并将自己视为经济领域中的武士。日本农民也像武士遵守武士道一样，在生产和日常生活中充分身体力行。营造出全体国民都在“为君缮写、为君耕耘、为君治疾、为君经商”的氛围。正如新渡户稻造所说：“武士道从它最初产生的社会阶级经由多种途径流传开来，在大众中间起到了酵母的作用，向全体人民提供了道德标准。武士道最初是作为优秀分子的光荣而起步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了国民全体的景仰和灵感。虽然平民未能达到武士的道德高度，但是，‘大和魂’终于发展成为岛国帝国的民族精神的表现。”[2]这一状况，台湾学者林景渊教授称之为武士道的“世俗化”。[1]
第二、阳明学演化为武士“实践”的哲学。
17世纪中叶日本形成阳明学派，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阳明学在日本得以长足发展。如中江藤树、熊泽蕃山、三轮执斋、佐藤一斋、大盐平八郎、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高杉晋作、西乡隆盛、伊藤博文等武士都是著名的阳明学者。王阳明学说的“知行合一”思想对武士道影响很大：(1)强调“知”是人们先天就有的道德意识(即良知)，人人都具有“良知”，有的只是暂时被私欲所蒙蔽。(2)去私欲主要在于发挥本心的作用，即以自己的力量使天生的“良知”重现。(3)提出“本体论”，即主宰世界的不是天理，而是每一个人的“良知”。(4)王阳明所说的“行”，本身就含有实践活动的思想。
武士是日本掌握知识的唯一集团，他们首先是武士，然后才是知识分子。“阳明学的简易直截，合于日本武士快刀利刃的性格；阳明学的即知即行，合于日本武士勇往直前的习惯；阳明学的讲究实际，合于日本武士注重事功的品行。所以，日本阳明学在日本封建社会瓦解的过程中，作为下级武士和市民阶级的哲学产生了。”[7]这些武士出身的阳明学派知识分子，给“知行合一”赋予了更富于行动与实践的特色，把阳明学演化为武士行动的哲学、实践的哲学。这一哲学思想对武士道，对明治维新，对日本以后的发展都有巨大影响。佐久间象山就是将阳明学的重实行的合理思想与朱子学的“格物穷理”中的合理因素相结合，提出了“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思想。吉田松阴继承发展了阳明学的“本体论”，提出“以动处认本心”，[8]主张顺应时势，不拘成例，支持变革：“以往古之死例，欲制将来之万变，何其迂阔之至。”[8]高杉晋作在读了王阳明的《传心录》后曾写道：“王学振兴圣学新，古今杂说遂沉湮。唯能信得良知字，即是羲皇以上人。”[9]我们可以看出，阳明学重实践的精神注入到武士道中，造就了一批“维新志士”，“维新的伟大领导者多出身下级武士”。
第三、“忠诚”意识驱使武士行进倒幕维新。
黑格尔曾经说过：“社会的中心是由自动的团结和自动服从军事领袖、君主而成立的。这里的联系就是‘忠诚’。”[10]前文已经谈到，在武士道的诸德目中“忠”是武士必须遵循的首要规范，同时也是武士自觉遵守的第一规范。“忠”的对象是万世一系的天皇，他是日本国的尊严，统一与永存的象征。对天皇的“忠”就是对日本国的“忠”，就是对全日本民族的“忠”。这种统一的、持续的“忠”，逐渐衍成一种民族的凝聚力。
但是，幕末“忠”有一个演变过程：
(1)“忠”的直接对象是自己的主君。日本是一个等级社会，仅武士就有20多个等级，除了最低级的“足轻”以外，其余的武士都具双重身分，一面是主君，一面又是属下。 要属下忠于自己，首先就得对自己的主君尽忠，所以，正常情况下对天皇的“忠”，最直接的是反映在对自己主君的“忠”上。日本有一条谚语“忠仆不事二主”，就说武士的“第一个本份乃是对于他的主人。一个人不能周到的侍奉两个主人：封建制度别方面的趋向都取消了。主人完全占有着侍臣的身体与灵魂，在对于主人的本份以外，对于民族的任何本份观念，在侍臣的心目中是没有一些影踪的。”[11]为了主君忘却自我，忘却家庭，勇往直前，舍身取义。甚至“把生命看作是臣事主君的手段”。
(2)“忠”的关系被破坏。武士的生活来源与农、工、商截然不同，经济命脉掌握在主君手中，唯一的生活来源是靠效忠主君获取禄米。武士的一生乃至世代的生活来源，都必须依靠主君来维持和保障。谚语说“仆役也像猎鹰一样，需要喂养。”可见，“忠”是由主君的“恩”和家臣的“义”构成，即主君的恩顾与臣下的忠诚是一种交换关系。幕末由于主君削减、以至停发臣下赖以生存的禄米，使之无以为生，甚至贫困到“冬穿单衣夏穿棉，无处安身，借居陋室，比下贱者犹不如。”以恩和义所结成的“忠”的前提遭到破坏，于是就从“忠诚主君”转而“恨主如仇”。
(3)“忠”的对象由世俗的主君转为精神上的天皇。长期的武家政治，使天皇远离世俗权力高高地坐在飘渺的神坛上，武士对之的“忠”也只限在实际意义不大的精神领域，而最直接的则表现在对世俗主君的“忠”上。“传统制度的解体可能会导致社会心理上的涣散和沉沦颓废，而这种涣散和沉沦颓废又反过来形成对新的认同和忠诚的要求。”[12]随着下级武士的“恨主如仇”，“忠”的对象发生了变化，由世俗的主君转向了精神上的天皇，并赋予实际意义。幕末下级武士和国民转而特别强调尊皇思想，强调效忠天皇是最高美德，强调在行动上的效忠。
就因这样一变化，武士道的“忠”就将日本人团结在天皇周围，聚集成为一个整体。提出：“倒幕勤王”，以打倒反对变革和向列强投降的德川幕府，忠于天皇；“尊王攘夷”，忠于天皇，走开国富强之路；“王政复古”，将掌握在幕府手中的统治权力奉还给天皇。可见，以“忠”为核心的武士道在明治维新中所起到的强大凝聚力和感召力，发挥了无穷的道德力量。
不难看出，在资本主义因素不具备的情况下，武士道成了明治维新的原动。新渡户稻造也谈到：“在王政复古的风暴和国民维新的旋风中掌握我国船航的大政治家们，就是除了武士道之外不知还有什么道德教诲的人们。”“翻开现代日本的建设者佐久间象山、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的传记，还有伊藤博文、大隈重信、板垣退助等还活着的人物的回忆录看一看-那么，大概就会知道他们的思想以及行动都是在武士道的刺激下进行的。”[2]
三、武士道的膨胀——军国主义的温床
武士道负面影响的要害是穷兵黜武的军国主义。铁的历史无情地告诫我们，当武士道向恶、向丑、向黑暗一方，即向嗜杀成性、穷兵黜武的军国主义倾斜之时，就是亚洲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遭秧之日。
明治维新使日本拖着一个封建主义的大尾巴进入资本主义：政治上的天皇制度，经济上的半封建地主制度，思想上的天皇史观，社会上的武士特征，尤其是武士道烙印的民族性。武士道并未随着武家政治的终结、身分等级制度的消失、以及日本进入近代社会就画上终止符，相反进一步渗透到日本民族的血液中，“旧日本的建设者而且是其产物的武士道，现在仍然是过渡的日本的指导原则”。[2]武士道恶性膨胀成为近代日本国民道德的核心，进而酿成军国主义的温床，反过来又为军国主义彻底奉献。
第一、武士道精神恶性膨胀。
明治维新的领导者多是武士(尤其是下级武士)，新建立的明治政府各级领导的实权，也几乎都掌握在武士出身的人手中。据1871至1986年的统计，93名省“卿”与“大辅”(部长、副部长)中，华族4人、士族88人、平民出身者仅1人。明治时期33名陆军大将中，皇族4人、士族28人、平民1人；海军大将中皇族1人、士族14人，无一平民。[13]1940年以前的政府要员中86.25%的是士族出身者、1.25%的是旧大名出身者。[14]不难看出，新政府一建立伊始就是武士的大本营，唯有资格指导新政府的人物就是武士，“结果，整个国家机关之中都渗透了武士的势力。”这些人掌握权柄，控制思想，制定政策，驾驭民族，制约社会。
武士领导者完成了一个中心任务，使武士道恶性膨胀：(1)把武士道灌输给士兵，1878年以陆军省名誉颁布《军人训诫》，把“三德”作为近代军人的天职，向士兵灌输“忠义”、“勇敢”、“服从”的武士道精神。(2)使武士道衍成“军人道”，1882年以天皇名誉颁布《军人敕令》，规定军人应遵循尽忠孝、正礼仪、重信义、尚武勇和崇俭仆等项规范，把武士道进一步发展为近代军人的信条。所以，武士道在新形势下变形发展，成为新时期的武士道-“军人道”。(3)让武士道全民化，1890年又以天皇名誉颁布《教育敕语》，把国民道德规范总结为“孝悌忠信”与“共同爱国”两大纲目。这样，就使臣民对于天皇的“忠诚”赋予“爱国”的意义，使武士道精神披上“爱国主义”的躯壳，体现出近代国家意识。于是武士道堂而皇之地成为近代日本教育方针的灵魂，向一代代日本青少年灌输。实际上《教育敕语》远远超出学校范围，使学校、家庭、社会结合起来，三位一体，作为全体日本国民的道德规范，统制着人们的意识形态，限制人们的言论行动。
明治政府通过这些法律、法令使全体国民“平常要其家庭、学校、兵营里，只受到为天皇献身的教训，而不知有其他。”[15]强调武士道和军人精神、国民道德的一致性，于是武士的实践道德，演变成了全体国民的实践道德。这样，武士道被成功地嫁接在：爱护和尊敬日本的国体，维护天皇万世一系的统治，要求日本国民忠君爱国的所谓“日本精神”上。从而建构起以武士道精神、国家主义为核心，以忠君爱国为内容的近代国民道德。
第二、“富国强兵”衍成军国主义。
“明治初年的富国强兵政策，以创建中央军队，扶持军事工业为开端，从整顿户籍，义务教育制度，强化警察网，整备交通网，充实官僚机构来看，其中无一不是以建设强大的军事国家为目的的。”[16]不难看出“富国强兵”参照系是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德富苏峰曾说“君民一德，举国一致之帝国主义，即对内实行平民主义，对外实行帝国主义，并一贯以皇室为中心主义统辖二者。”[16]即建立一个以天皇制为中心的军国主义。这一思维轨迹就是“失之欧洲，取之亚洲”然后“合并世界各国。”[17]“这种思维方式如果仅仅掌握几个书斋狂人或浪人，那不算什么大事，它也绝不能使日本文化畸变，但危险的是这种思维方式掌握的不是在野狂生，而是日本军、政界首脑。因之它不但可以转化为日本现实的思想，观念，战略，而且直接变成日本政治，生产的实践活动”。[19]这种思维方式通过各级政府中掌权的武士，成为近代日本社会的主导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产生的思想观念也成了日本近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观念，最后，这一思想观念终于畸变出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
“在现代化的全过程中，日本传统文化中武士道与神道都适应‘富国强兵’的需要转变自己的功能”。[20]这些思想观念深深植根在崇尚武力的武士道的穷兵黩武的德目中，在“忠”的旗帜下，全体国民自动地集合于天皇周围为其效命。正是因为有武士道这张温床，天皇制很容易把日本近代资本主义变成极富侵略的军国主义。武士道成为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之魂，在为法西斯服务的道路上越陷越深，武士道演变为法西斯军国主义武士道。
第三、军国主义旗帜下武士道凶虐致极。
武士道的最大特点：(1)它不是一种单纯的信仰，而是一种必须身体力行的实践道德。武士道所以能成为军国主义的锐利武器，其根源就在于它是武士，进而是全体日本国民身体力行的实践道德；(2)武士道的核心是无条件效忠主君，对主君的忠诚观念凌驾于其他所有伦理之上，将无私献身作为武士的最高义务和最终行为。因而，武士道既是“忠”的宗教，同时也是“死”的宗教，从军事意义上说唯有“忠”和“死”最能体现彻底奉献。
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上，唯有武士道成功地以对主君的“忠”和为主君献出生命来武装军队。只有这支军队是不要命的军队，随时准备为主君、为天皇献出生命。这支不要命的军队，既是勇猛顽强、战斗力极强的军队，同时也是最粗野、残暴、毫无人性的军队。这支军队在幕府时代，由武士组成；在明治维新以来，则是全民皆兵，威力倍增。军国主义意识形态支配下武士道，对内作为精神工具，毒化和控制日本国民的思想；对外则踏上了侵略亚洲各国的道路。由此拉开了日本近现代史上武士道穷兵黜武，为战争服务的罪恶帷幕。占领台湾，吞并琉球、朝鲜，侵略中国、挑起太平洋战争，日本军国主义彻底的法西斯化。武士道被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战争政策所利用，为法西斯军国主义服务，武士道精神沿着为战争和法西斯服务的道路愈陷愈深，使日本国民把对外侵略战争看作是为“皇国”的“圣战”，以充当炮灰为荣，自愿做“神风”队员、“特攻”队员，当肉弹以自杀性进攻。武士道精神把日本民族引向战争灾难，吞噬了数以百万计的无辜日本青年，给亚洲人民和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侵华日军暴行令人发指，在整个人类战争史上也是骇人听闻的。正如万峰教授所说，从而让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一想起武士道便反感、便作呕、深感憎恶，便想起太阳旗加军刀，想起烧杀掳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和举世震惊的南京大屠杀。
有史作证：(1)武士道的最大负面影响是为战争服务、助纣为虐、危害人类和平的军国主义；用武士道思想武装的军队是随时准备献身主君、献身天皇的军队，这支军队由生死度外的亡命之徒组成，其战斗力和破坏性都是罕见的。(2)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武士道的负面影响暴露无遗，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给亚洲人民和中国人民的灾难，只有“磐竹难书”四个字才能如实形容。(3)武士道已深深扎根于日本民族精神之中，与武士道如影随形的军国主义并未彻底消失，也不可能完全消失；在“忠”的旗帜下，日本国民曾经自动集结于天皇周围为其献身，将来日本国民也可能还会继续为天皇卖命。因此，世界人民务必时刻警惕，以防日本军国主义再度复活，危害人类和平。
四、武士道的嬗变——民族奋进的底蕴
当武士道的向善、向美、向光明一方，即向幸福安宁的和平主义倾斜时，便转化为日本现代化、并创造人间奇迹的重要因素。战后的民主改革，武士道精神从法西斯军国主义思想体系中剥离出来，嬗变到民族向上的意识中去，成为民族奋进的底蕴和无穷的精神动力。
明治维新后仅40年，便实现了资本主义近代化；继而又在二战后仅40年，从战争废墟上一跃而为世界排名第二的资本主义经济强国。这些成绩的取得，除有利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环境外，武士道更是功不可没。在日本人的精神结构中，最底的一层，最古老的一层，影响力最大的一层，就是武士道为主体的传统精神。“正因为‘武士道’精神之深入民间，才能使日本以蕞尔小国，在仅仅数十年间，从一个封建的、被动的社会，经过‘西化’的洗礼后，完全呈现另一种崭新的面貌跻身世界强国之列。日本之拥有强大兵力发动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又急速复苏，吾人可以确信，这背后都是
因为它蕴藏着坚苦卓绝的‘武士道精神’，才有以致之。”[1]我国著名的日本史学家万峰教授也指出：“在二次大战后这样新的历史条件下，作为一份伦理文化遗产，作为日本民族精神、文化传统要素的武士道德目，可以看作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新了的文化、道德传统。在二次大战后日本企业的经营管理中，这一传统体现得最鲜明，这恐怕是不争的事实。”[21]突出表现在四方面：
第一、武士道的务实精神激发民族奋进。
武士道注重实践、身体力行的务实精神，为日本国民将理论变为现实、创造人间奇迹作出了积极贡献。在实践中产生的武士道，既是思想信仰，更是必须身体力行的实践准则。武士道的德目虽然很简单，在其他民族文化遗产中也不难觅寻，但是，由于武士强调实事求是、剑及履及的作风，所以作用极大。任何高明的理论，如果不把它实行出来，都不过是纸上谈兵，对国家、对社会都无益处。武士道不崇尚理论，轻视空谈、注重实行的精神，与日本善于从异质文化中吸取营养、善于学习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作风相结合，认为有用即价值，以实用主义为原则，采取拿来主义，将西方现代化理论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付诸于行动，使理论变为现实。
就是这种注重实践、身体力行的务实精神，为日本在最短的时间内顺利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可靠保障。“武士道则不崇尚理论，而着重实行，这点最可供我们借镜。”与日本武士道的这种优秀传统相比“我们中国人坐而言的理论道德太多，起而行的实践道德却不能配合得上；日本的武士道恰恰和我们的情形相反，是针砭我们的一剂良药”。[1]
第二、“忠”的观念进而形成“公司第一”的意识。
战后，日本国民将对国家、对天皇的忠诚，直接转变为对公司、对企业的忠诚。员工自觉地把企业看作是“主家”，而自己的家看作为“分家”，按照武士“忠”的行动准则：主家的利益高于分家，分家的利益高于个人，为主君效忠，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种精神在日本现代化过程中，促使日本人在创造企业文化时，企业与员工的关系犹如“主君与陪臣”，企业犹如主君，员工就像陪臣。员工普遍奉行“公司第一”的信念，为公司的利益万死不辞，员工在这种精神指导下勤奋地工作，在企业中像武士一样，任劳任怨地为企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终身雇佣制度”也是在这种意识中产生奇特的效果，一旦进入公司，公司就与员工结成终身的“主仆关系”，不会轻易辞退员工。员工也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公司，成为终身的“企业人”。员工与企业就建立在一种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的基础上，对员工来说他的利益与企业的盛衰荣辱密切相联，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重而衍成一种利益相通，荣辱与共的“集团意识”、“集团功利主义”。这种长期的“企业使命共同体”的养成教育，日本员工形成良好的“爱社精神”和“敬业精神”，充分地发挥了员工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一位日本经济学家曾经将日本企业与美国企业作比较：“我们的制度像是一列每节车厢都有马达的电气火车，而你们的制度则像一列由两三台强力机车牵引，而车厢本身没有动力的火车。你们叫工人跟着你们干。我们则喜欢人们有自己的动力，并一道前进。”这种状况与美国企业管理中那种“警察与强盗”的关系截然不同，正是日本员工忠诚意识的体现。
第三、“恩赏观”转化为使命感、责任感。
武士道的施恩泽世、知恩必报的“恩赏观”规定凡主家对从者施以“恩赏”，从者必然对主家尽忠“奉公”，只要是主家交给的每一项事情都极为神圣，全身心投入，甚至不惜“以生死委君心”，这是“义”之所在。这种思想传承下来使员工认为企业给了薪奉(恩赏)就要对工作尽忠，因此，整个民族养成一种工作第一的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工作永远优先，其他事务统统服从于工作，而且工作起来总是恪守职责，忠于职守，并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公司能有所成就，已经成为日本所有企业员工的工作伦理。即使是罢工，也要把车间场地打扫得干干净净，第二天还要把头天耽误的生产补上。日本传统的“春斗”(春天定期罢工)，也很特别，除了与雇主协商增加工资外，还要研究生产计划和技术引进等问题。
日本员工那种对工作近乎狂热的程度被欧美国家称为“工蜂”、“工作狂”、“工作中毒”、“经济动物”、“猛烈社员”、“忠诚心患者”等等，虽然名称不太中听，但却是日本人使命感、责任感和敬业精神之写照，尤其是“过劳死”更是日本独有的一道风景线。中国有学者曾作这样的比较：“用的是同样的机器，雇的是同等数量的工人、厂房的大小相同，而原料的质量相同，但是，制成品的利润，日本往往双倍于美国。同样数的工人，所生产的数量，也双倍于美国。”[22]日本民族的使命感与敬业精神换来了“日本制造”代表着“质量与价值”，当今日本产品潮水般向世界各个角落的原因也在这里。
第四、“和”的概念成为高效能的团队精神。
“和”的精神最初是儒家的伦理道德，其主要内涵是指爱人、仁慈、和谐、互助、团结、合作、忍让等，这些内容很早就成为日本武士的处世哲学。现代企业中的“和”虽来自武士道，但两者有所不同，传统的“和”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家族主义为特征的。现代企业的“和”是培养一种企业内部的“和谐感”、“团结感”，是一种凝聚力。制造和谐气氛，使员工感受到家庭般的温暖和欢乐，是企业“和”的最高境界。在他们看来，一个企业如果失败，多半由于缺乏“和”的精神，这就意味着团体内人们共同的过错。真正实行了“和”的团体，势必带来和谐，使人的潜能得到良好的发挥，使人得以找到人生的归宿。企业的向心力、凝聚力的产生与这种气氛密切相关，“和”换来的是员工对企业的忠诚、依赖以及由此激发出来的工作热情与积极性，而最后产生的当然是丰硕的物质成果。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威廉·大内在《Z理论-美国企业界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一书中指出：“日本的集体主义在经济上是高效率的-它使人们和睦地在一起工作并相互鼓励做得更好。”
当武士道的意识转移到国家建设时，又能够内化出一股强大的精神动力，从而产生出“商人道”、“企业道”、“工人道”。正如松下所说：“过去，武士位于庶民之上，受到相当的尊敬，这固然是因为武士的功夫使然，但绝非仅止于此。最重要的还是由于武士重道义，不忘武士精神，彻底奉行武士道，才能赢得庶民的信赖和尊敬。这情形也存在于公司之中。我认为经营者应有经营者之道，员工应该有员工之道，各自有各自该做的事。彼此负起责任，贯彻此道，才能建立相互信赖的基础，才能推动信赖关系的原动力。彼此应该坚守立场，贯彻自己的道。”[23]1984年日本的经济白皮书也写道：“在当前政府为建立日本产业所做的努力中，应该把哪些条件列为首要呢?可能既不是资本，也不是法律和规章，因为这二者本身都是死的东西，是完全无效的。使资本和法规运转起来的是精神。……因此，如果就有效性来确定这三个因素的份量，则精神占十分之五，法规占十分之四，而资本只占十分之一。”[24]
五、武士道的痼疾——不肯认罪的劣根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两个罪魁德国和日本，在对认罪问题上态度简直是天壤之别：
德国，1949年第一任联邦总统特奥多尔·豪斯在谈到纳粹对犹太人犯下的罪行时说，“这段历史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全体德国人的耻辱。”1951年第一任联邦总理阿登纳表示：“新的德意志国家及其公民只有感到对犹太民族犯下了罪行，并且有义务做出质物赔偿时，我们才算令人信服地与纳粹的罪恶历史一刀两断了。”1970年勃兰特总理访问波兰时，下跪在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向波兰人民谢罪。1985年魏茨泽克总统在纪念二战胜利40周年大会上说：“我们德国人醒悟到，历史问题是无法克服的，是难以洗刷掉的，也是不能回避的。无论我们大家有罪与否，也无论我们是老是少，都不得不接受历史。我们大家都受到历史后果的牵连，都要对历史承担责任。”1994年赫尔佐克总统在华沙起义50周年纪念大会上说“我请求你们宽恕德国人犯下的罪行。”1995年科尔总理也下跪在以色列的德国受难者纪念碑前，重申国家的道歉。德国勇敢地面对过去的罪行，彻底地清算过去，真诚地修复现代和平。赢得了受害各国的真正谅解、信任、合作与友谊，终于重新回到爱好和平的国家行列。
日本，(1)政府态度暖昧。远的不说，19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谈判时田中首相的致词，讲到日本过去对中国人民蒙受损害表示歉义时只说“添了很多麻烦。”后经中国方面提出异议后在联合声明中进了一步：“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就是这位田中先生翌年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回答质询时说：“是否是侵略，只能由以后的历史学家去评价。”从田中角荣到今天的小渊惠三首相换了15位，只有细川护熙和村山富市承认过“侵略”或“侵略行为”。很遗憾这种积极态度并不代表日本政府的总体意志。(2)阁员经常“失言”。仅80年代以来，内阁成员中常有人对战争进行翻案，如法务大臣永野茂门、环境厅长官樱井新、文部大臣岛村宜伸、总务厅长官江藤隆美等先后就发表否认侵略的错误言论。藤尾正行、奥野诚亮、永野茂门、樱井新等还因“失言”而丢官。(3)学术界美化，部分知识分子从对侵略战争的否认到进而美化侵略战争。原防卫大学教授亩本正已就说：日本同中国打仗“并非企图有计划地征服中国大陆，它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侵略战争’，而应看作‘膺惩之战’，是‘寻求日中提携，不断寻求和平的战争。’”日本学士院会员、东京医科齿大学名誉教授总山孝雄说：“解放亚洲是我们日本人在儿童时代就怀有的愿望，”“日本人是为解放亚洲而战，不是为侵略而战。”上智大学教授渡部升一认为：日本进行的战争“论其结果，它却成为世界上殖民地独立的契机。若没有日本，没有那场战争，这许多国家甚至到现在可能也不会独立。”[25](4)右翼分子活动，日本至今仍有相当部分人不正确认识历史，如1995年右翼势力搞的反对“不战决议”签名运动，签名者达456万人之众，占全日本总人口的3.8%。前几年长崎市长因谈到“我认为天皇也有战争责任”一句话，就被人枪击成重伤。日本不敢面直事实，篡改历史，一次次伤害亚洲人民的感情，落得个千夫所指，对之防之又防，不得谅解与信任。
日本不肯认罪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最重要因素就是武士道痼疾所致：
第一、武士道意识不允许对天皇“不恭”。
谁都知道那场侵略战争是日本人心中的“圣战”，轨迹是“天皇-战争-人民”。天皇是战争的第一罪人，这是不言而喻的，但裕仁天皇从1945年的“御音广播”开始，至死始终没有承认“侵略”，始终没有承认自己有罪，也始终没有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相反1963年在皇宫宴请时还大弹战争有功论：“时至今日，应该忘却了广岛的创伤，着手振兴日本战前和战时的这一历史时代的真正精神。打第二次世界大战已不再像1946年时那样看来是一个大错误，而是积极地加速完成日本工业化的治国之道。”[26]
这种现实就造成了：(1)既然战争的最高领袖未受战争惩罚，国民还有什么必要自觉清算战争罪行；(2)战争的失败，国民“充满了对不起天皇和天地神明的心情。”如果一定要承担什么责任的话，“这个苦果不能不由全体国民一起来分尝”，是“一亿国民总忏悔”；(3)武士道对天皇的超常的愚忠意识，决定了国民不允许有对天皇“不恭”的言论与行为，天皇自己不认罪，没人敢指责天皇。为天皇分忧把责任转嫁到每一个国民身上，所以，直到今天在战争问题上，日本政府也好，日本国民也好，每一个日本人都可以对那战争表示欠意，但最终却没有哪一个人承担责任，更没有哪一个肯服罪，形成一种无责任体系；(4)在武士道中名誉高于生命，高于一切，为了荣誉，不管对错是非、流血犯罪，可以豁出生命，可以掉脑子，不能丢面子。这种荣誉观支配下，认为过去战争中死去的日本军人都是忠君爱国者，为国捐躯的英灵，如果承认是侵略战争，就等于说活着的天皇是侵略者、死去的亡者是侵略者，仅为此也不能承认是侵略战争。他们是为了面子文过饰非，篡改历史，死不认罪。
须知正如德国总理科尔所说：“回避自己的历史的人民是没有希望的人民。”
第二、靖国神社是武士的“光荣归宿”。
武士道的生死观中，死也一定要光彩体面，“死得其所”(即使生前罪恶多端，死后也会成佛)，均可以供奉起来供人参拜，靖国神社就是这样的机构。1996年，桥本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时所说：“五十多年前我在孩提时代时，站在欢送出征人士的队伍里，当初，人们高呼‘光荣回到靖国神社’的口号，把他们送到战场。今天我的参拜，仅仅是来兑现孩提时代对那些英灵的承诺。”靖国神社是祭祀近代以来历次战争中死亡的日本军人，约250万人，是公认的“对天皇忠诚的典范”或“为国捐躯的英雄”，每年春秋两季神社都要举行“大祭”悼念。届时政府的达官显贵都要进行参拜，有时甚至天皇还要亲自祭拜，一些旧军人还要身着“皇军装”，奏着旧军歌，回忆往昔的荣耀。这种“沐浴皇恩”的待遇对于死者亲属来说，简直是光宗耀祖的殊荣，武士道死的价值在这里得到了无限的升华。
靖国神社主要供奉的是对外侵略战争中死者的亡魂(合祭总数为2464151人，其中侵略者为2449429人)，加之1978年公然把东条、山本等甲级战犯在内的14名战犯的灵牌也塞了进去。因此，靖国神社，百余年来一直扮演着“战争-祭祀，祭祀-战争”的凶煞，镌刻着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历史。在世界人民、尤其在被日本侵略过的亚洲国家人民眼中，是对侵略战争的肯定和颂扬，是对军国主义的表彰和宣教，是对被侵略国家的敌视和侮辱，是典型的日本军国主义的招魂场。因此，是否参拜靖国神社，成为检验日本政府对待那场战争态度的重要标志。日本人明明知道亚洲人民对靖国神社的态度，冒天下之大不韪硬要开顶风船，年复一年地顶礼膜拜，“日本国民用自己的手公开免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责任与战争犯罪”。[27]充分暴露出武士道穷兵黜武的军国主义意识的劣根性。
第三、武士道穷兵黩武的意识没有熄灭。
民主改革只把武士道转变为军国主义的条件清除了，武士道崇尚武力、穷兵黩武意识并没有很好得到清除，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彻底清除。因此，崇尚强者、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价值取向没有变。这种价值取向往往容易走向极端，不服输不认错，只信服强者，对强者恭顺、学习，对弱者凶残、野蛮，一旦强大便以怨报德，反目不仁，“大有武士中山狼，得志便猖狂之势”。因此，不难设想一旦有条件，军国主义就真的不会死灰复燃吗!只要有日本民族就一定有武士道精神，就免不了还有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的劣根。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曾说：日本不是一个普通正常的国家，它很特别。这句话说穿了，武士道的不肯认罪的劣根性之背后隐藏着的是军国主义思潮。“对付这种军国主义倾向，不仅要加强批评，揭露，而且要扎扎实实地做一些发展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友好关系的事情，加深我们之间的友谊，加深我们之间的了解，加深我们之间的感情。”[28]
总之，武士道是日本否认甚至美化军国主义罪恶在意识方面的劣根，武士道痼疾侵害着日本民族，毒化着国民的意识，袒护着军国主义，甚至引发出战后日本军国主义的倾向。这尤为令人担心，值得世人警惕![29]
“一个民族在历史中积淀下来的精神财富才是推动一个民族持续发展的真正动力。”
[30]与中国文化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武士道，也可以说是日本民族在长期积淀下来的精神财富。
其特点是尚武，进而衍为身体立行的实践：从社会伦理上说，它是实践道德的哲学；从政治上说，它体现了国家的中心价值；从民族性上说，掌握这种思维方式，不是少数几个狂野书生和浪人，而是全体日本国民。因而可以直接变成为日本政治、军事、经济等的实践动力。
其核心是忠诚，这把两面刃的刀：当愚忠加穷兵黜武的法码向丑恶一方倾斜时，恶变为军国主义；当忠诚加无私奉献的法码向美好一方倾斜时，衍成民族奋进精神。它既有日本民族的那种岛国心态极端狭隘的糟粕；又有日本民族奋进脊梁的精华。它给亚洲各国和日本带来巨大的灾难，也给日本创造现代化的奇迹。
武士道至今仍然在日本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和作用。
收稿日期：2003-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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