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居民人寿保险需求的调查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寿保险论文,居民论文,需求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人寿保险需求这一基础性问题，国内以往研究更多的是从经济增长、制度变迁、国际比较、区域差距、金融发展等相对宏观的层面展开。这些研究的数据绝大部分来自各类年鉴，而使用年鉴中加总或平均后的数据很难进行个体层面的精确分析，所能够考察的因素和样本量也比较少。对比国外研究，国内从个体层面分析寿险需求的还很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外存在大量的对各类人群的跟踪调查，这些调查规模大、持续久，产生了大量详细又容易获取的微观数据，而研究国内问题的学者能够利用的相关数据则较为匮乏。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所提供的大样本、高质量的微观数据定量描述和分析我国居民的寿险需求状况，并且不同于以往文献基本只使用寿险保费收入衡量寿险需求，本文寿险需求则使用了寿险投保率、投保时所选择的具体险种以及投保金额来衡量。下文按如下顺序展开：第一部分介绍样本并分析中国居民寿险需求整体状况，第二部分分析性别、家庭地位、生命周期、工作状态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对我国居民寿险需求的影响，第三部分分析文化程度、风险态度和消费观念等文化和心理因素对我国居民寿险需求的影响，第四部分分析其他保障方式对我国居民寿险需求的影响，最后为结语。
一、样本介绍和中国居民寿险需求整体状况分析
(一)样本介绍
本文分析我国居民寿险需求的数据来自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CHFS)。该调查是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与西南财经大学共同成立的公益性学术调查研究机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负责和组织，首席专家为甘犁教授，调查成果旨在建成中国家庭金融微观领域的基础性数据库。
2011年CHFS进行了首次调查，样本分布于全国25个省(市、区)，80个县(区、市)，320个村(居)委会，共涉及8400多户家庭。该调查对20岁以上的被调查者询问了其本人及其配偶有关“保险和保障”方面的问题，本文的研究即基于这部分样本。对原始观测进行了清理、分组、生成虚拟或分类变量、计算比重分布和分组均值等处理后，得到了本文使用的10个描述统计表格(表1到表10)。
(二)商业保险需求的整体状况
表1统计了我国商业保险需求的整体状况，不难发现，第一，我国商业保险产品在居民中的普及程度还很低，其中，寿险产品的投保率最高，也仅仅为5.76%；健康险其次，为3.18%。第二，人身保险的投保率高于财产保险(车险除外)，这与人身保险的生活服务属性更强，财产保险生产服务属性更强的特点相一致。第三，城镇居民的投保率是农村居民的两倍以上，由于“其他商业保险”中包括了农业保险，使得该指标中农村居民的投保率与城镇居民的差距比较小。Hammond et al.(1967)[1]指出，由于地广人稀，保险产品在乡村的供给成本比在城市的供给成本高，从而寿险业发展的城乡差距是必然的。考虑到我国在农村推广的主要是小额人身保险，所以我国城乡之间投保率的差距还不能完全反映城乡寿险业发展的真实差距。
图1反映了2009年美国家庭生命周期与寿险需求的关系，从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寿险产品的持有率还是平均持有量，美国家庭都呈现先增加(增幅是递减的)再减少的态势，在45～54岁时达到了寿险需求的高峰。我国家庭寿险产品的持有率和持有量都远远低于美国，这体现了两个国家家庭的支付能力、保险意识和寿险业发展程度的差异。
(三)寿险主要产品的比重
人寿保险产品按照保障性和投资性的不同侧重被分为普通(Ordinary)寿险、分红(Participating)寿险和投资(Investment-Oriented)寿险三大类。从表2可以得到，我国居民普通寿险的投保率为43.96%，稍高于分红寿险的42.14%，二者远高于投资寿险的13.90%。这是由于我国寿险业以分红型产品为主导，普通寿险虽然保费总量比较低，但保单数目要高一些。从险种的城乡差异来看，较之城市居民，农村居民所投保的寿险中分红寿险的比重更低，相应的，普通寿险和投资寿险的比重更高。
二、人口统计因素与寿险需求
(一)性别、家庭地位与寿险需求
表3报告了我国城镇居民按性别、家庭地位分类的寿险需求情况。可以发现，第一，女性的投保率高于男性，平均而言，女性的风险意识更强，家庭观念更浓厚，女性的两周患病率和慢性病患病率均高于男性，女性的平均寿命较男性更长。第二，户主的投保率高于户主的配偶，不难理解，户主一般是一个家庭收入的主要贡献者，承担了更多的家庭责任。
不同性别、家庭地位居民的寿险需求存在险种结构差异。男性、户主所投保的寿险中，普通寿险比重分别达到了51.42%和49.16%，明显高于女性、非户主所投保寿险中普通寿险的比重(40.11%、25.00%)，并且男性、户主持有的普通寿险保额平均为134193元和115597元，远高于女性、非户主的普通寿险平均保额(86232元和47453元)。在大多数家庭中，男性还是一家之主，男性的平均寿命更短，更重的家庭责任加之更高的死亡率，使得男性和户主更多地选择投保了保障性更强的普通寿险。Gandolfi and Miners(1996)[2]的研究发现，控制其他因素后，丈夫平均购买的保险购买金额显著高于妻子。
(二)生命周期与寿险需求
不同年龄阶段居民所承担的责任义务以及收入支出流不同，寿险需求状况也存在差异。从表4可以看出，第一，中年群体的投保率最高，30～39岁群体和40～49岁群体的投保率分别达到了9.18%和10%，20～29岁的青年群体、50～59岁和60岁以上的中老年群体的投保率较低，可见年龄和投保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20～30岁的人群大多收入较低，消费支出较高，注重积累财富，因而储蓄率可能较高，其他资产持有规模较小。50岁以上进入人生的稳定期和退休养老期，这一阶段家庭的经济状况达到高峰状态，子女基本完全自立，债务负担逐渐减轻，自保能力增强，加之预期寿命较少造成的人力资本不确定性降低，寿险需求比较弱。第二，中年群体的家庭负担最重，“上有老、下有小”，其生命不确定性带来的影响最大；中年群体较老年群体有更强的投资意识，支付能力也处于一生中的最强时期，因此中年群体既较多地投保了纯粹保障型的普通寿险，也较多地投保了投资寿险。
(三)工作状态与寿险需求
按照是否有工作以及工作性质分类人群的寿险需求状况请见表5。先来分析有无工作的影响，有工作人群的寿险投保率为8.69%，高于无工作人群的5.22%，这主要是由于有工作人群有更多的收入。无工作人群所投保寿险中的普通寿险比重为46.97%，分红寿险比重为42.93%，分别高于有工作人群的40.79%和40.79%。无工作人群的普通寿险平均保额为122258元，分红寿险平均保额为118478元，也分别高于有工作人群的74560元和116168元。这是因为，工作提供了当期收入的同时也往往提供了一定的保障和福利，所以无工作人群更加需要保障型的普通寿险和储蓄型的分红寿险。在投资寿险方面，有工作人群的投保比重为18.41%，平均保额为128182元，分别高于无工作人群的10.10%和126183元，可见有工作以后增加了对投资收益的追求。
再来分析工作性质的影响。在投保率上，个体劳动者和自由职业者高于受雇佣者。个体劳动者和自由职业者收入的波动程度一般高于受雇佣者，没有相对稳的工作会激发了人们的风险感知进而促进寿险需求，Lee et al.(2010)[3]的研究发现，自我雇佣的家庭成员更多地购买了寿险。对于不同的寿险产品，个体劳动人群、自由职业人群投保的普通寿险的比重分别达到了60.00%和58.33%，高于受雇佣人群的35.79%；所投保的普通寿险的平均保险金额分别为110224元和314600元，高于受雇佣人群的102118元。受雇佣人群在分红寿险和投资寿险投保的比重都高于个体劳动者和自由职业者，受雇佣人群更加关注了寿险的储蓄和投资职能。最后，自由职业者在三类寿险的平均保额上均高于受雇佣者和个体劳动者，这主要归因于自由职业人群具有更高的收入水平。
三、文化心理因素与寿险需求
(一)文化程度与寿险需求
不同文化程度人群的寿险需求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从表6可以看出，第一，从没上过学、小学到初中、高中，再到大学和研究生，文化程度越高，寿险产品的投保率就越高；在三类寿险的平均投保金额上，具有大学和研究生文化程度的群体均高于其他群体。文化程度提高增强了对保险产品的认知和认可程度，而不是所谓的“知识分子不爱投保，不懂保险的人购买保险更为踊跃”。第二，不同文化程度人群的寿险需求存在着险种结构差异。在具有大学和研究生文化的人群中，普通寿险占所投保寿险的比重低于其他群体；而投资寿险占所投保寿险的比重则高于其他群体。原因在于，高学历的群体具有更高的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能起到自我保险的作用(Campbell，1980)[4];投保投资型寿险需要一定的理财知识和准入门槛，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一些文化程度较低人群的进入。
(二)风险态度与寿险需求
表7中统计了五类风险态度人群的寿险需求情况。令人惊讶的是，越厌恶风险的人群其投保率反而越低，选择“略低风险、略低回报”和选择“不愿意承担任何风险”人群的投保率分别仅为7.14%和4.02%。这有三种可能的理解：一是，风险态度并未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我国居民的投保决策，即人们的风险感知不足且对保险产品的认可不充分。二是，由于“不愿意承担任何风险”的人群所投保的三类寿险的平均保额均远低于其他人群，所以支付能力较低应当是导致他们低投保率的一个原因。三是，可能正是由于投保率差异造成了人们享有到不同保障程度，导致了更低投保率人群更多地选择了低风险行为，而更高投保率人群更多地选择了高风险行为。
同时从表7可以看出，风险态度也影响了人们选择的险种。第一，“不愿意承担任何风险”人群的保障性需求最强，其投保的普通寿险比重最高，达到了45.26%。第二，风险态度居中的三类人群的分红寿险投保比重分别为49.40%、44.13%和51.82%，高于风险态度处于两端的人群，这对应于分红寿险保障性与投资性比较均衡的特点。第三，喜欢“高风险、高回报”的人群持有投资寿险的比重达到了28.85%，远高于其他人群，因而投资寿险更适合于追求浮动收益和风险承受能力较强的人群。
(三)消费观念与寿险需求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使用“资产价值上升是否愿意多花钱”这一问题考查被调查的消费倾向。由表8可以发现，第一，更愿意花钱群体的寿险投保率更高。消费观念更保守的人们可能将寿险视为纯粹的消费品，而没有很好地意识到寿险的保障和储蓄功能。第二，更愿意花钱人群所投保的寿险中，投资寿险比重更高，而普通寿险的比重更低。更愿意花钱人的自保能力一般更强，可以更多地进行投资。第三，更愿意花钱人群所投保的分红寿险和投资寿险的平均保额也更高一些。
四、其他保障方式与寿险需求
下面考察其他保障方式(属于寿险的替代品)与寿险需求的关系。从表9可以得到，没有土地人群的寿险投保率为7.44%，高于有土地人群的6.37%；在三类寿险的平均保险金额上，没有土地人群也都高于有土地人群；在三类寿险的比重上，没有土地的人群更多地投保了普通寿险，而更少地投保了投资寿险。持有土地为居民提供了基本的风险保障，降低了对寿险尤其是保障型寿险的需求。
对于CHFS问卷中“养老主要依靠什么”这一问题，从表9可以看出，第一，主要依靠退休工资人群的投保率为9.78%、主要依靠社会保险人群的投保率为6.25%，二者“都没有”人群的投保率为5.36%。显然，这存在着明显的错配。原因可能在于：其一，享有退休工资和社会保险人群的收入水平一般要高于二者“都没有”的人群，与此佐证的是，前两类人群在三类寿险的平均投保金额上都高于“都没有”的人群。其二，我国社会保障发展的一个方向是低保障，这为商业保险发展留出了空间。其三，主要依靠退休工资人群投保的三类寿险的比重与主要依靠社会保险的人群很接近，而“都没有”的人群则更多地投保了传统寿险，更少地投保了分红寿险和投资寿险，“都没有”的人群更加需要寿险提供的保障功能。
CHFS又更为详细地询问了居民的养老保障情况，通过表10可以得到，第一，除了主要依靠商业养老的人群自然最多地投保了人寿保险(47.37%)外，依靠自己储蓄人群的寿险投保率为10.46%，而依靠家庭养老人群的投保率为4.32%。这说明由于商业寿险较之自行储蓄这种非正式的保险制度更具有效率，我国居民积累的储蓄应当是寿险业发展的重要来源；我国居民看重家庭成员提供的风险共担。第二，较之主要依赖社会养老和退休金的人群，主要依赖家庭养老、自己储蓄和商业养老人群更多地投保了普通寿险而更少地投保了投资寿险。
五、结语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提供的个体样本分析我国居民的人寿保险需求状况，主要发现，保险在我国居民家庭的普及程度还很低，城乡差异很大；人口统计学变量、文化和心理因素、其他保障方式既影响到了我国居民的寿险投保程度又影响到了投保时所选择的具体险种。本文所进行的描述和解读希望为后续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一定的启发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