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转型——多部门内生增长理论分析框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结构论文,技术创新论文,框架论文,内生论文,部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界历史上经历现代经济增长而成为时代领导者的经济体，包括17～18世纪的荷兰、18～19世纪的英国、19世纪至今的美国，它们的起飞与崛起都离不开金融体系的有力支持(Sylla，2002)。结构转型是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特征之一(Kuznets，1966)，金融体系在结构转型过程中同样扮演了重要角色。在评价英国工业革命爆发原因时，Bagehot(1873)就曾指出英国金融体系为英国工业革命孕育过程中的大型工业项目融资，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发生。英国经济史学家Hicks(1969)则更进一步指出，英国工业革命中使用的技术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就已发明出来，真正引发工业革命的是当时英国全球领先的金融体系，并断言“工业革命不得不等候金融革命”。如同这些研究揭示的金融体系深化发展对结构转型的推动作用，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1981-2010年的跨国面板数据表明，金融发展深度与农业劳动力份额负相关，而与服务业劳动力份额和工业劳动力份额的比值正相关，也即说明随着金融体系深化发展，农业劳动力份额将逐渐降低，服务业劳动力份额与工业劳动力份额比值将逐渐提高(参见图1)。 金融体系具有提高储蓄—投资转化效率、增加投资(Merton & Bodie，1995)，以及激发企业家精神、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技术进步(King & Levine，1993；Beck et al.，2000；Levine et al.，2000；Levine，2005)等重要功能。金融体系发展通过结构转型的供需内生驱动力影响产业结构转型。需求内生驱动力也称之为“收入效应”。随着收入增加，人们的消费结构会因产品间的收入弹性不相同而发生改变，从而从需求端拉动产业结构转型(Fisher，1939；Fisher，1952；Kongsamut et al.，2001)。金融体系发展则通过增加投资与促进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及人均收入水平提高，进而通过“收入效应”影响产业结构转型。供给内生驱动力也称之为“替代效应”。随着技术进步与资本深化，部门间产品的相对价格会因部门间技术进步率差异与资本深化而发生改变，从而从供给端推动产业结构转型(Baumol，1967；Ngai & Pissarides，2007；Acemoglu & Guerrieri，2008；陈体标，2007，2008)。金融体系通过激发企业家精神与技术创新促进产业技术进步及影响资本积累，进而通过“替代效应”影响产业结构转型。不过，由于不同类型的金融体系在信息处理机制及其对产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导致其在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的影响不尽相同。一般而言，发达的股市、债市等金融市场更能促进新型产业的发展，而银行等金融中介则更能促进传统成熟产业的发展，这意味着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在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方面更具优越性(Fuerst，1999；Allen，2000)。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全社会投资格局已由过去的财政主导型过渡到金融主导型，无论是以投资倾斜为主的增量调整，还是以资源配置为主的存量调整，金融均已成为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直接推动力(陈峰，1996)。然而，我国的资本市场并没有有效识别和发展出最具经济优势的产业，金融市场中的资本流动还存在明显的扶持落后产业的非市场行为，导致高成长产业无法继续成长与低成长产业依然在衰落中徘徊，金融体系支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仍存在较大困难(蔡红艳、阎庆民，2004)。我国需要进一步优化金融体系来支持结构转型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①，通过大力发展我国的资本市场来推动经济结构转型与经济发展(祁斌，2010)②，并根据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变迁适时调整金融结构来支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实体经济发展(龚强、张一林、林毅夫，2014)。尤其是，针对我国存在较为严重的金融抑制问题(卢峰、姚洋，2004；Allen et al.，2005；Huang & Wang，2011)的发展背景，及根据金融抑制阻碍了正常的经济结构转型的实证结论，需要通过积极推动资本项目自由化、促进资本市场发展、降低银行业进入障碍等促进金融体系深化发展，来实现经济结构顺利转型、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和可持续增长潜力(王勋、Anders，2013)。
图1 1981-2010年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型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金融发展与结构数据库(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Structure Dataset，2013)、世界发展指标(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2013)。 事实上，通过金融体系推动经济结构转型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洞见已付诸我国的政策实践③。然而，与此同时，有关金融发展与结构转型之间关系的理论研究却显得相对滞后，尤其是鲜有研究在多部门经济增长理论框架内讨论作为现代经济增长重要特征之一的经济结构转型问题，以致“摸着石头过河”的结构转型政策实践背后形成了不必要的理论“真空”。溯源于增长理论，经典熊彼特内生增长理论阐述了因创新活动形成的“创造性毁灭”机制推动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Aghion & Howitt，1988，1992，2009)，超越了Solow外生技术进步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机制的刻画，更为客观地捕捉到了经济增长动力的本质特征。不过，与单部门Solow外生技术进步增长理论一样，经典熊彼特内生增长理论既无法解释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结构转型“库茨涅茨事实”，更是无法实现“卡尔多事实”与“库茨涅茨事实”相容。借助经典熊彼特内生增长理论模型刻画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优势，将经典熊彼特内生增长理论模型拓展为多部门熊彼特内生增长理论模型，将能更好地刻画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转型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本文借鉴Kongsamut等(2001)、Ngai和Pissarides(2007)等外生技术进步多部门增长理论模型构建方法，以及Acemoglu和Guerrieri(2006)基于Romer(1990)横向技术进步的多部门内生增长理论模型构建方法，构筑了基于熊彼特“创造性毁灭”机制的多部门熊彼特内生增长理论模型。与Acemoglu和Guerrieri(2006)基于Romer(1990)横向技术进步扩展而成的多部门内生增长理论模型不同，基于“创造性毁灭”机制的多部门熊彼特内生增长理论模型可以更为有效地引进King和Levine(1993)等内生金融发展理论对金融部门的探讨，因而能更好地研究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型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鉴于此，本文将经典熊彼特内生增长模型扩展为包含金融中介部门的多部门熊彼特内生增长模型，通过数值模拟定量分析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转型与经济增长的影响。数值结果表明，本文的扩展模型能够实现经典模型所不能实现的“卡尔多事实”与“库茨涅茨事实”相容，并能解释随产业结构转型出现的经济增长率下降现象。我们也发现金融发展能通过技术创新的“水平效应”与“结构效应”加速产业结构转型与促进经济增长。本文的研究表明金融体系在推动产业结构转型与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这对于当前我国面临的产业结构转型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同时，为了发挥金融体系推动产业结构转型与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不仅需要促进金融体系深化发展，增强金融体系服务技术创新与实体经济的能力，而且还应协调好金融体系与产业体系之间的结构关系，促成金融发展与产业发展之间的最佳耦合。 文章剩余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构筑包含金融中介部门的多部门熊彼特内生增长理论模型；第三部分求解理论模型，分析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型之间的关系；第四部分分析产业结构转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第五部分校准理论模型参数，进行数值模拟实验，定量分析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型及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第六部分总结文章主要结论及政策含义。 二、理论模型 本文的理论模型，包含一个完全竞争的通用产品部门，该部门的代表性厂商采用CES生产函数组合n个行业的最终产品生产通用产品；n个行业的市场完全竞争，各行业的代表性厂商均采用劳动与最新技术中间产品生产该行业的最终产品，中间产品的“更新换代”推动了行业技术进步，并进一步推动了整个经济技术进步；第i个行业中间产品的“更新换代”依赖于中间产品部门的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成功概率的高低则直接取决于创新投入的多寡；然而，由于金融体系发展不充分导致的金融市场摩擦，使得依赖于外源性融资的创新活动存在诸多障碍，影响了该行业的技术进步水平；最终，因金融体系发展因素形成的行业技术进步差异推动了资源在行业间的转移，也即产业结构转型。 (一)通用产品部门厂商行为 模型经济存在一种既可用于家庭消费，也可用于厂商投资的多用途通用产品。该种通用产品由完全竞争市场环境下的代表性厂商以CES生产函数技术将经济中全部n个行业的最终产品组合而成。
通用产品生产函数的CES设定形式表明，生产技术规模报酬不变，满足凹性特征与稻田条件。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里，通用产品代表性生产厂商在各行业最终产品价格
、通用产品价格
既定前提下，通过选择最优的行业最终产品投入组合
来实现利润最大化。 (二)行业最终产品部门厂商行为 经济中存在n个行业，每个行业的最终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都完全竞争，并且各行业最终产品由劳动和连续统为1的专业化中间产品生产而成。
行业最终产品生产函数的设定形式表明，生产技术规模报酬不变，满足凹性特征与稻田条件。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下，第i个行业最终产品生产厂商在劳动要素名义工资水平
、中间品要素价格水平
既定前提下，通过选择最优的劳动与中间品要素投入组合
来实现利润最大化。 (三)行业中间品部门厂商行为 各行业中间品部门厂商可以自由进入，并以该行业最终产品作为主要投入品，以一比一生产技术生产中间品，该中间品只能作为生产本行业最终产品的投入品，且行业最终产品厂商只采用具有最新技术的最近系列中间品。为了不被其他中间品厂商生产的最新技术中间品“更新换代”，以获取垄断利润，中间品厂商会通过增加研发投入来改进中间品的生产效率或技术，但研发活动能否成功具有不确定性。具体而言，假定行业i内的第j种中间产品
的生产效率
，在时刻t被改进程度
的概率为
，而没有被改进的概率为
，其中
≥1。若没有被改进，中间品仍将保持在原有的生产效率
。
中间品厂商可以通过增加研发投入来提高生产效率
被改进的概率
。参考Aghion和Howitt(1988，1992，2009)，本文尝试将行业i的中间品部门的研发生产函数设定为如下形式：
其中，
为研发投入量；
为研发效率参数，且
为创新目标。然而，不足的是，这种形式的研发生产函数将导致规模效应(Scale Effect)，也即人口的扩张将引起经济增长的增加。其基本机制是人口的增长将导致成功创新者所占有的市场规模扩大，与此同时，潜在科研人员数量的增加也推进了创新成功的概率。然而，Jones(1995)发现，1953年以来，从事R&D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几乎增加了9倍，但是生产效率却没有显著增长的趋势。这表明研发生产函数表现出的规模效应违背了经济发展事实。为此，本文将改进Aghion和Howitt(1988，1992，2009)设计的研发生产函数，以规避研发的规模效应。改进后的研发生产函数如下：
(四)金融中介行为 研发活动是高风险高投入的经济活动，内源性融资往往难以满足研发活动对资金的需求，而是需要依赖银行、股市、债市等金融市场的外部融资。然而，由于资金供需双方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不仅会产生事前的逆向选择问题，也会存在事后的道德风险问题。为了应对事前的逆向选择问题，降低生产率风险和流动性风险，金融机构在提供必要的项目资金前，需要对投资项目进行评估、筛选和甄别(Greenwood & Jovanovic，1990；Levine，1991；Diamond & Dybvig，1983；Bencivenga & Smith，1995)；另一方面，为了应对事后的道德风险问题，保证项目顺利实施，促进企业的研发活动与提高资本收益率，金融机构还需要对项目投资进行事后监督(Diamond，1984，1991；Blackburn & Hung，1998)。在此基础之上，大量文献将金融中介行为引入到增长模型当中，刻画了金融体系不同功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King & Levine，1993；Greenwood & Smith，1997；Luintel et al.，2008)。本文在内生增长理论框架内，借鉴King和Levine(1993)对金融部门的刻画方法。假定研发部门需要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取得研发资金，而金融机构为了评估研发效益、控制投资风险等，不仅需要对研发项目进行事前筛选甄别，而且还需要对投资项目进行事后监督。这需要花费一定的成本，该项成本大小与一国金融体系发展水平成反比，与Rajan和Zingales(1998)发现金融发展可降低企业外部融资成本的实证结论相一致。与此同时，由于不同行业的项目投资风险性质与程度存在较大差异，需要的信息搜集与处理成本不尽相同，导致金融机构在不同行业的事前筛选与事后监督成本出现较大差异(林毅夫、孙希芳、姜烨，2009；龚强、张一林、林毅夫，2014)。由此形成了金融发展水平的行业结构特征④。
这表明，银行等金融机构从中间品部门获得的项目投资回报为：
三、产业结构转型 根据上文对包含金融中介部门的多部门内生增长理论模型的设定，不难求解出各生产部门代表性厂商的最优化生产行为，并进一步获得资源在部门间的分配。 (一)行业厂商最优生产行为 首先，行业最终产品生产厂商最优化生产行为。第i个行业的代表性厂商通过选择最优劳动投入与中间品投入实现利润最大化，其最优化的目标函数为：
在劳动力市场和中间品市场完全竞争情况下，对无约束最大化问题求解，可以很容易得到最优化的一阶条件，也即第i个行业第j类中间品价格等于第i个行业的厂商使用第j类中间产品的边际产品价值，第i个行业劳动力价格(名义工资)等于第i个行业厂商使用劳动力的边际产品价值。
其次，行业中间品生产厂商最优化生产行为。第i个行业内生产第j类中间产品生产厂商通过选择最优行业最终产品投入量来实现利润最大化，因而其最优化的目标函数为：
将第i个行业第j类中间品市场需求函数(1)式代入上述目标函数，则可以得到中间品厂商最优化行为的目标函数：
求解该最优化问题，即可得到第i个行业内生产第j类中间品厂商生产的最优中间品产量为：
此时，根据(6)式，可求解得到行业i的生产效率增长率见(7)式，可将其理解为行业i的技术进步增长率。
(7)式表明时期t行业i的技术进步增长率取决于研发成功时的生产效率改进程度
及生产效率改进概率
。 (二)中间品厂商最优创新行为 由于旧产品时刻有可能被新产品取代而被淘汰，导致创新的垄断利润有期限。为了持续获取高额垄断利润，中间品厂商唯有不断研发创新。正是由于这种“创造性毁灭”机制的存在，驱动了整个经济技术进步水平不断提高。那么，在市场与技术约束下，中间品厂商选择的最优化创新活动是什么呢？
(三)通用产品厂商最优生产行为 通用产品部门厂商通过选择最优行业产出投入来实现利润最大化，其最优化目标函数为：
根据通用产品部门生产函数的CES函数特征，求解无约束最优化问题，可以很容易得到通用产品部门的最优化一阶条件，也即第i个行业的产品价格等于通用产品部门使用第i个行业产品的边际产品价值。
事实上，此(14)式亦即通用产品部门对第i个行业最终产品的反需求函数。转换函数形式即可得到需求函数。
将其(15)式代入通用产品部门生产函数，就可得到通用产品部门产品价格与行业最终产品价格之间的关系。
(16)式价格关系呈现出了典型CES函数所具有的特征，并与Acemoglu和Guerrieri(2006，2008)所得结论相似。在这里，我们将通用产品设定为计价产品，从而将其价格标准化为1，也即
≡1。 此时，通用产品部门对第i个行业最终产品的需求函数(15)式可表达为：
行业最终产品价格之间的关系(16)式可表达为：
(四)产业结构转型 产业结构转型是经济活动在部门间的重新分配(Kuznets，1966)，可以用行业或部门的产出结构、消费结构或就业结构来度量(Herrendorf et al.，2013)。来自跨国数据的统计分析表明，尽管产出结构、消费结构与就业结构等度量指标有少许差异，但是在测度产业结构转型的“库茨涅茨事实”方面表现出较好的一致性(Herrendorf et al.，2013)。 就行业间的产出关系而言，第i个行业产出与第k个行业产出的关系为：
由于劳动要素市场完全竞争及劳动要素可在部门间自由流动，因此各行业劳动要素的边际产品价值会相等。针对第i个行业与第k个行业，即可得到：
对(19)式两边取自然对数后对时间求导，表明行业间的相对价格增长率与行业间的相对技术进步增长率亦成反向关系。
进一步，将(19)式代入(17)式，则得到行业间劳动力投入量的比值关系。
将上式两边取自然对数后对时间求导，则发现：
进一步，考虑到金融市场摩擦系数
在横向水平的所有行业和纵向结构的不同行业两个维度均出现调整的可能性⑦，综上可将金融发展通过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归结为两大效应：一是水平效应。金融体系深化发展(或浅化发展)减少(或增加)了全部行业因信息不对称问题产生的事前筛选与事后监督成本，进而降低(或提高)了全部行业的外部融资成本，体现在金融市场摩擦系数
在行业层面同比例降低(或提高)，由此可促进(或阻碍)全部行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并在此基础之上通过结构转型的“替代效应”影响产业结构转型速度。二是结构效应。金融体系深化发展(或浅化发展)减少(或增加)了不同行业因信息不对称问题产生的事前筛选与事后监督成本，进而降低(或提高)了不同行业的外部融资成本，体现在金融市场摩擦系数
在行业层面不同比例降低(或提高)，由此可促进(或阻碍)不同行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并在此基础之上通过结构转型的“替代效应”影响产业结构转型速度与结构转型方向。 接下来还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行业最终产品产值份额是否与劳动力份额一致？如果一致，那么在本文的研究中，就业份额指标与产值份额指标在刻画产业结构转型方面就具有相同的效果。
命题2：行业i的最终产品产值份额与行业i的劳动力投入份额保持一致。 证明：见上文(证明略)。 四、产业结构转型与经济增长 产业结构转型是否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如果有影响，那么其影响机制、影响效果又如何？本部分将给予回答。
由于本文将通用产品设定为计价产品，其价格被规范化为1，因此名义工资水平与实际工资水平一致。
又由于模型中的劳动力禀赋不变，因此通用产品产出总量增长率与人均产出增长率相同，并都等于技术进步增长率。
命题3：通用产品产出增长率(或经济增长率)、工资水平变化均取决于技术进步增长率，而技术进步增长率则依赖于各行业的技术进步增长率和各行业劳动力所占份额，并且满足如下式子：
推论1：通用产品部门技术进步增长率或经济增长率等于各行业技术进步增长率的加权平均和，且权数为行业劳动力所占份额：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见，经济增长不仅受行业技术进步影响，而且还受产业结构转型影响，因此金融发展还可通过技术创新的“水平效应”和“结构效应”影响经济增长速度。 推论2：若各行业技术进步增长率都相同
，则通用产品部门技术进步增长率或经济增长率由
决定。此时，多部门增长模型退化为单部门增长模型，并保留了单部门增长模型的所有特征，满足“卡尔多事实”。而且，各行业产品的相对价格不发生变化，劳动力不发生流动，产值份额保持稳定。 证明：见上文(证明略)。 五、数值模拟实验 (一)模型退化 本部分通过校准理论模型参数，采用数值模拟方法定量分析金融发展通过技术创新的“水平效应”和“结构效应”对产业结构转型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为便于数值模拟分析，本文仅考虑3个行业，也即令i=α、m、s，并分别令其为农业、工业与服务业。因此，度量产业结构转型的指标——行业劳动力所占份额，可简述如下。 第一，农业劳动力所占份额。
国际发展经验表明，美国等先行经济发达国家已经历了完整的产业结构转型周期。这为校准本文的理论模型提供了可行样本。本文以美国经济为样本，对参数做了如下设定。 第一，替代弹性ε。本文参照Ngai和Pissarides(2007)的设定，将农业产品、工业产品与服务业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ε设定为0.3。
第三，生产函数劳动力密集使用程度参数1-α。Gallman(1986)发现美国农业的劳动力份额从19世纪40年代的78%稳定下降到了20世纪初的70%。Sokoloff(1986)则将美国制造业的劳动力份额参数设定为70%。与此同时，他指出农业与非农业劳动力份额不一致，不过认为农业与非农业之间差异不大。而Dennis等(2009)在量化分析美国近两百年以来产业结构转型动力时，参考Jorgenson等(1987)的估计结果，将农业的劳动力份额设定为70%，而将非农业的劳动力份额设定为62%。从这些研究可以看出，各行业劳动力要素密集使用程度不仅不一致，且还随时间发展而发生变化。为了与理论模型设定相一致，我们将本文各行业的劳动力份额参数1-α，近似设定为上述文献所述及的农业与非农业的平均值0.66，也即校准α=0.34。
(三)产业结构转型 1.基准模型 基准模型数值模拟结果见于图2。基准模型模拟结果表明，模型较好地拟合了“库茨涅茨事实”。农业劳动力份额不断下降，工业劳动力份额先升后降呈现出“倒U”型特征，服务业劳动力份额不断上升。这为下文量化分析金融发展水平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提供了可靠的实验平台。
图2 基准模型模拟的产业结构转型
图3 同比例降低各部门金融摩擦系数时模拟的产业结构转型
图4 仅降低农业部门金融摩擦系数时模拟的产业结构转型 2.数值模拟实验 情景实验一：部门金融摩擦系数同比例变化 同比例降低各部门金融摩擦系数，考察金融发展通过“水平效应”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模拟结果参见图3。图3表明，随着金融摩擦系数降低，产业结构转型的速度提高。基准模型模拟结果表明，工业部门劳动力份额在第700年左右达到最大值，之后逐步下降。同比例降低金融摩擦系数模拟结果则表明，当分别同比例降低各行业的金融摩擦系数25%、75%、100%时，工业劳动力份额将分别在第600年左右、第500年左右、第400年左右达到最大值。这说明金融摩擦系数同比例降低，也即金融发展水平同步提高，能够提高产业结构转型速度。并且，金融摩擦系数每降低25%或是金融发展水平每提高25%，结构转型将缩短100年左右的时间。 情景实验二：部门金融摩擦系数不同比例变化 不同比例降低各部门的金融摩擦系数，考察金融发展通过“结构效应”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 首先，只降低农业部门的金融摩擦系数或是农业部门金融发展水平提高更多，数值模拟结果参见图4。 图4表明，仅降低农业部门的金融摩擦系数，农业向工业的结构转型速度明显提高，而工业向服务业的结构转型速度提高不显著；同时，最大工业劳动力份额显著提高，但提高幅度随金融摩擦系数的降低而呈下降趋势，且各时期服务业劳动力份额不发生显著变化。出现这种结构转型现象，主要是因为随着农业部门金融摩擦系数降低，农业部门相对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速度提高，而工业相对服务业的技术进步速度则不变。根据标准的结构转型理论，当产品间的替代弹性ε＜1时，劳动力与其他资源将从技术进步快的部门向技术进步慢的部门转移，也即这里的农业向工业转移。 其次，只降低工业部门的金融摩擦系数或是工业部门金融发展水平提高更多，数值模拟结果见图5。 图5表明，仅降低工业部门的金融摩擦系数，工业向服务业的结构转型速度明显大幅提高，而农业向工业的结构转型速度的变化不显著。与此同时，随着工业部门的金融摩擦系数降低，最大工业劳动力份额显著降低，且各时期农业劳动力份额不发生显著变化。这主要是因为随着工业部门金融摩擦系数降低，工业部门相对服务业部门的技术进步速度提高，而农业相对工业的技术进步速度则不变。根据标准的结构转型理论，当产品间的替代弹性ε＜1时，劳动力与其他资源将从技术进步快的部门向技术进步慢的部门转移，也即这里的工业向服务业转移。 最后，只降低服务业部门金融摩擦系数或是服务业金融发展水平提高更多，数值模拟结果见图6。 图6表明，仅降低服务业部门的金融摩擦系数，工业向服务业的结构转型速度显著降低，而农业向工业的结构转型速度不发生明显变化。这主要体现在各时期的服务业劳动力份额显著降低与工业劳动力份额显著提高，而农业劳动力份额没有显著变化。这主要是因为随着服务业部门金融摩擦系数降低，服务业部门相对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速度提高或是二者之间的技术进步率差距缩小，而农业与工业之间的技术进步差异不变。根据标准的结构转型理论，当产品间的替代弹性ε＜1时，劳动力与其他资源将从技术进步快的部门向技术进步慢的部门转移，且转移速度与技术进步率差距成正向关系。这意味着随着工业与服务业之间的技术进步率差距缩小，工业向服务业的结构转型速度降低。
图5 仅降低工业部门金融摩擦系数时模拟的产业结构转型
图6 仅降低服务业部门金融摩擦系数时模拟的产业结构转型 (四)经济增长 1.基准模型 经济增长率的基准模型模拟结果见于图7。基准模型模拟结果表明，随着时间推移，经济增长率持续降低，这与理论模型的推论1是一致的。根据推论1，经济的增长率等于各行业技术进步增长率的加权平均和，而其权数为行业劳动力份额。这意味着随着经济的结构转型，农业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贡献下降，工业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贡献先升后降，而服务业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贡献持续上升并最终成为经济增长速度的主要决定力量。因此，当各行业的技术进步率或经济增长率满足“农业＜工业＞服务业”关系时，也即
，整个经济的增长速度g将出现先缓慢降低后快速降低，直到收敛至均衡值时的基本不变，实现了“库茨涅茨事实”与“卡尔多事实”相容。
图7 基准模型模拟的经济增长率
图8 同比例降低各部门金融摩擦系数时模拟的经济增长率 2.数值模拟实验 情景实验一：部门金融摩擦系数同比例变化 同比例降低各部门金融摩擦系数，考察金融发展通过“水平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数值模拟结果参见图8。图8表明，随着金融摩擦系数逐步降低，初始经济增长率不断提高，同时经济增长率的下降速度不断加快，并最终都在第1000年左右收敛于相同的经济增长率(或经济增长率的均衡值)。该结论符合理论预期。这是因为金融发展水平均衡提高降低了所有产业技术创新的外部融资成本，从而激发整个经济的技术创新活力，促进了各产业技术进步与提高整个经济的技术进步水平。但与此同时，也加快了整个经济的结构转型速度，导致农业份额下降速度加快，工业份额在更短时间里达到最大值，以及服务业份额上升速度加快。这必将加快服务业技术进步对整个经济技术水平的贡献步伐，并导致经济增长率加速向均衡值收敛。 情景实验二：部门金融摩擦系数不同比例变化 不同比例降低各部门的金融摩擦系数，考察金融发展通过“结构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首先，只降低农业部门的金融摩擦系数或是农业部门的金融发展水平提高更多，数值模拟结果参见图9。图9表明，随着农业部门的金融摩擦系数的逐步降低，经济的初始经济增长率不断提高，同时经济增长率的下降速度也不断加快，并最终都在1000年左右的时间里收敛于相同的经济增长率。这是因为提高农业部门的金融发展水平促进了农业部门技术进步水平的提高，从而提高了整个经济的技术进步水平。不过，提高农业部门的金融发展水平也加速了农业向工业的结构转型速度，从而使得技术进步率最高的农业部门在整个经济增长率中的贡献加速降低，以致加速整个经济技术进步率的下降。然而，经济最终都将从农业向工业，并最终向服务业转型，服务业技术进步率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将居于主导地位，因而经济增长率最终都将收敛于相同水平。 其次，只降低工业部门的金融摩擦系数或是工业部门的金融发展水平提高更多，数值模拟结果参见图10。
图9 仅降低农业部门金融摩擦系数时模拟的经济增长率
图10 仅降低工业部门金融摩擦系数时模拟的经济增长率
图11 仅降低服务业部门金融摩擦系数时模拟的经济增长率 图10表明，随着工业部门的金融摩擦系数降低，经济的初始增长率稍有提高，且随时间推移的经济增长率下降速度加快，不过最终都将收敛于相同的经济增长率。初始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得益于工业部门的金融摩擦系数降低所致的技术进步增长率的提高，而提高幅度较小的原因则是初始时期工业技术进步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较小。经济增长率加速下降则是由于工业部门的金融摩擦系数降低所致的结构转型速度加快。 最后，只降低服务业部门的金融摩擦系数或是服务业部门的金融发展水平提高更多，数值模拟结果参见图11。 图11表明，随着服务业部门金融摩擦系数的逐步降低，经济的初始增长率缓慢提高，同时经济增长率的下降速度也不断下降，不过最终都将收敛于相同的经济增长率。这是因为降低服务业部门的金融摩擦系数就降低了服务业部门的外部融资成本，活跃了服务业部门的技术创新活动，从而促进了服务业部门的技术进步率。然而，服务业部门初始份额低，这使得随着金融摩擦系数降低而初始经济增长率虽提高但提高幅度很小。同时，降低服务业部门的金融摩擦系数还使得工业向服务业的转型速度下降，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率的收敛速度减缓。 六、主要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将经典熊彼特内生增长模型拓展为包含金融中介部门的多部门熊彼特内生增长模型，定量分析了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转型与经济增长的影响。数值结果表明，扩展模型能够实现经典模型所不能实现的“卡尔多事实”与“库茨涅茨事实”相容，并能解释随产业结构转型出现的经济增长率下降现象。同时，研究也发现，金融发展能通过技术创新的“水平效应”与“结构效应”加速产业结构转型与促进经济增长。 本文的研究说明，为发挥金融体系推动产业结构转型与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不仅需要促进金融体系深化发展，降低实体经济外部融资成本，增强金融体系服务于技术创新与实体经济的能力，而且还需要协调金融体系与产业体系之间的结构关系，实现金融发展与产业发展之间的最佳耦合。然而，当前我国金融体系支持技术创新与实体经济发展还存在诸多问题，应采取深化金融体系发展与调整金融体系结构的并举措施，促成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有利金融生态环境的形成，以此支持未来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经济增长。一是我国金融资产规模虽然已经很大⑩，但是金融体系配置资源的效率却不高，期限错配、结构错配与方向错配导致金融资源配置受到严重扭曲，并造成大量不良资产、闲置资产与沉淀资产的沉积。未来，我国应以改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为原则，在继续深化金融体系发展的同时，通过发展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来盘活存量资本。二是我国以银行信贷等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结构(11)，难以满足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的技术研发、科技产业化、资产流转、企业进入与退出等经济活动对风险投资、创业基金、企业上市、并购、破产等多样化金融服务的需求。未来，我国应以调整与优化社会融资结构为目标，进一步健全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直接融资市场的建设，加快完善一级发行市场体制机制，鼓励金融创新，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多样化的金融服务。三是我国以大银行、大市场为主的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体系，不能满足中小型企业等技术创新主体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主体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一方面，政府应在加强监管、防控风险的同时，放宽银行业准入标准，允许民营资本的进入，鼓励中小银行、微型金融机构的发展，形成服务于微型企业、中小企业的地区性中小金融机构体系；另一方面，政府还应在完善主板市场、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市场的同时，继续发展三板等多层次资本市场，形成服务于不同层次企业、不同层次产业与不同区域市场的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 作者感谢唐寿宁研究员、沈越教授、吴涧生教授、郭杰教授、陈彦斌教授、于泽副教授、杨斌副教授、何石军博士、尹志锋博士、林展博士等的有益评论与建议。作者文责自负。 ①中国证监会尚福林主席在第三届陆家嘴论坛(2010年)上的讲话，“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我国经济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涉及调整经济结构、优化产业布局、促进自主创新、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等各个领域，需要有相应的、高效率的金融体系做支撑。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和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和结构优化，不仅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对于改善投资、消费和储蓄结构，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要从服务国民经济的战略全局出发，进一步优化我国金融业的结构，发挥金融系统的整体合力，提高全社会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②祁斌在《资本市场——中国经济的锋刃》(2010年)一书中指出，“资本和科技高度有效结合，让美国实现了从传统经济向新型经济的转变，并使其在全球范围内一路保持领先”；“中国经济迫切需要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发展高附加值产业，并构建创新经济体系，资本市场的市场化资源配置功能将在这一过程中起核心作用”；“在快速崛起并走向现代化的中国经济体中，资本市场或金融产业是今天中国经济的‘锋刃’”。 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于2013年7月1日颁发的《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以金融支持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 ④当然，在行业结构既定前提下，因不同金融机构在风险承担能力及信息搜集与处理能力上有较大差异，由此也会导致不同行业的事前筛选与事后监督成本出现差异，也即金融体系结构的变迁也会改变金融发展水平的行业结构特征。这说明行业结构与金融体系结构同时决定了金融发展水平的行业结构特征，二者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⑤在现实经济运行当中，研发项目获得正回报概率
，不仅与该行业的金融摩擦系数
相关，而且还与技术进步概率
相关。然而，在理论模型设定上，为了简化模型、抽象最为本质的传导机制，本文假定
外生决定，这不影响对金融发展通过技术进步影响产业结构转型与经济增长传导机制的刻画。 ⑥代入之后，可以得到名义工资水平：
⑦例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金融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各行业企业从金融机构取得贷款等外部融资的成本都趋向降低，但与此同时，不同行业的外部融资成本降低程度并不相同，一般而言，具有有形资产的工业行业获得银行贷款的成本降低得更多，而没有足够有形资产的服务业、农业取得银行贷款的成本降低程度就相对少一些。 ⑧Ngai和Pissarides(2007)根据美国的发展经历，将农业、工业、服务业技术进步率分别设定为0.023、0.013、0.003。 ⑨也即“去工业化”的开始时间发生在第700年左右。 ⑩据相关统计资料，2013年，中国的信贷规模已经名列世界第一，中国广义货币量(M2)约为美国的1.5倍，成为世界货币量发行大国；M2与GDP之比达到2，远超过日本的1和美国的0.7；居民和企业的储蓄存款超过70万亿元人民币。 (11)据祁斌的研究，按照存量法计算主要国家的金融结构，2012年，中国的直接融资比重为42%，而同时期G20集团中除了欧盟以外的其他发达国家的直接融资比重为70%，人均GDP尚不如我国的印度、印尼、墨西哥等国家的平均值也达到了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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