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社会转型期人民内部矛盾产生、存在的根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转型期论文,根源论文,人民内部矛盾论文,论我国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自1840年被动地开始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经过一个多世纪畸形而缓慢的曲折历程，选择了社会主义类型的社会转型，但是，直到1978年，快速、全面的社会转型期才真正到来。这个转型期大致要到2050年基本完成，从目前到2010年或2020年（邓小平同志1992年初曾说：“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这一段时期内，又是这个转型期中最为关键的攻坚时期。因为我国快速、全面的社会转型是同社会体制的根本性变革，即所谓“第二次革命”直接地联结在一起的，这十几年到二十几年时间内，是这个体制转换成败的关键时期，它又从根本上决定着我国社会转型的实现。本文就我国快速、全面的社会转型期、又尤其是这个以体制转换为中心的关键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产生、存在的根源，谈一些粗浅看法。
一
按照历史唯物论的观点，表示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关系的生产力，是社会存在、发展的基础与最终决定力量，是“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因而最终决定着人与人之间一切方面的社会关系，自然也最终决定着转型期我国人民内部矛盾的产生、存在。
1987年召开的十三大在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时，对我国进入快速、全面的社会转型期的生产力状况作过集中而精辟的分析：“人口多，底子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后列。突出的景象是：十亿多人口，八亿在农村，基本上还是用手工工具搞饭吃；一部分现代化工业，同大量落后于现代水平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工业，同时存在；一部分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同广大不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同时存在；少量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同普遍的科学技术水平不高，文盲半文盲还占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状况，同时存在。”根据这个分析，一般对我国生产力现实状况的总特点概括为：多层次、不平衡、总体落后。马克思指出：“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中文第2版，第532页。）同时， 人和物的资源在地理分布上呈现巨大反差，西部北部是“地大物博”，东部南部是“人口众多”，这对天生的“人”与“自然”的矛盾，是中国人求生存、谋发展时无法回避的一个根本矛盾，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既得的力量。
我国生产力这种现实状况，将在社会转型快速、全面推进过程中发生重大变化。（1）生产力多层次、不平衡的表现特点仍将存在， 但其内涵大为不同，其中反映现代水平的生产力比重大大增加，反映农业文明的生产力占越来越小的比重。（2 ）总体上落后的生产力逐渐接近或赶上发达国家，但仍有相对落后的特点。（3）相应地， 知识化工人阶层和工人化知识阶层逐渐成为工人阶级的主体，或者说脑力工人阶级队伍壮大，体力工人阶级队伍相对缩小。
我国快速、全面的社会转型期这种多层次、不平衡的生产力状况及其变动趋势，表现着人与自然多层次、多方面的复杂关系及其变动趋势，在可能性上对转型期人与人的一切社会关系（包括其内容、性质、表现形式及其变动等）产生决定性影响。比如可能有不同的劳动条件、劳动强度，劳动生产率等，因而形成不同收入和不同利益、地位等等的差别，并将使人民内部矛盾呈现出复杂繁多和变动不居的特点。特别是随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和技术展开，既可能给人与人的关系带来巨大正效应，促使人与人的关系日益全面趋向现代化、社会化、理性化、多样化；又可能带来负面影响，如果技术理性被片面化、绝对化，致使人文精神失落，则可能导致人与人的关系异化，引发各种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冲突。但这都只能通过生产方式与交往方式及其所决定的社会结构的分化与整合，现实地决定着千差万别、错综复杂和不断变化的人与人的关系，构成人民内部矛盾产生、存在最原始的根源。
在快速、全面的社会转型期，随改革开放深化，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生产力发展，我国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与交往方式将发生根本性变化。（1）生产日益高度专业化与高度社会化同步发展。 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前提，社会分工与协作、生产专业化与社会化又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随两个根本性转变的实现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仅国内生产的专业化与社会化获得高度发展，而且我国经济将日益进入国际分工与一体化之中，人们将在越来越广泛与复杂多变的世界经济网络中活动，发生着空前复杂多变与无限多方面的人与人的关系。（2 ）生产日益商品化、市场化。由于个人劳动同社会劳动相交换只能通过市场实现，市场原则将贯彻于整个经济活动中。但在同时又有向其它社会生活领域泛化的趋势，如使权力商品化、人际关系金钱化，从而深刻影响人们的交往和相互关系。（3）相对独立和自由的市场主体多元化。 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企业作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真正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企业。这样，多元市场主体本身及其市场行为的千变万化，必然形成人们相互间多种多样与千变万化的关系。（4 ）生产日益趋向大集团化乃至跨国化。生产力和市场经济发展，必然推动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实行规模经营，促进生产趋向大集团化乃至跨国化，以适应激烈的世界性经济竞争态势。这同时就会越来越快地突破狭隘地域的限制，使人们间的交往得到普遍发展。（5 ）生产中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协同高度发展。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物质生产的内在特征。所有企业，无论是公有制企业，还是非公有制企业，相互间既有竞争，又必须相互协同，共同维护社会主义国家的整体利益，这也会大大丰富与加深人们之间的关系的内涵及表现形式。（6 ）经济区域化与一体化互补同步发展。前述我国生产力现实状况的特点及特殊的“人”与“自然”的矛盾，决定了发展区域经济的极端重要性。同时，不同经济区域间又是优势互补的，经济区域化与一体化同步发展，也会对人与人的关系，如东部与中西部、少数民族与汉族间的关系产生深刻影响。（7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具有不平衡性。这既反映着、又深刻影响着人与人关系的复杂性。特别是我国经济集约化过程中庞大的过剩劳动力的出路问题，对人与人的关系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8）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规定着我们特定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与生存方式，并对人们之间的关系发生影响。以上所列只是物质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根本变化的主要之点。
既然是转型期，必是传统与现代的两种根本不同的物质生产方式、交往方式并存与过渡的时期，传统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与经济运行机制等被否定、被打破，但仍在起作用；现代的生产方式与交往方式、新的市场体制与运行机制等处在确立过程中，还相当地不规范。同时，由于我国生产力呈现极不平衡与多层次状况所决定，新、旧生产方式与交往方式并存、更替与过渡在各个地区、产业及行业中，也将呈现为不平衡、多层次与不同步的状态。因此，经济生活中的漏洞、摩擦、冲突很多，而且会导致种种腐败现象得以滋生乃至蔓延发展，导致经济生活中种种无序竟争，破坏着经济组织间和经济整体的协同，使人们之间的关系趋向复杂化，给人民内部矛盾的产生、存在以深刻影响。
伴随物质生产方式与交往方式这一基础变动，人们在生产与交往中的主体性将大大增强，人的依赖关系逐渐被削弱，宗法血缘关系逐渐淡化。人们在市场竟争和全方位开放环境中，逐渐形成全面性的相互关系、多方面的需求，开发与显示出多方面的能力。但同时，人对物的依赖关系难免获得一定发展，货币拜物教的产生必然腐蚀一些人的灵魂。这两个方面对我国转型期人与人的关系、对人民内部矛盾的产生、存在都将发生深刻的影响。
上述物质生产方式与交往方式即社会的物质生产结构与交往结构，实际上也就是社会的职能性结构的根本性变化，直接决定于生产力的状况，在各种类型的现代社会转型中是共性的东西。它构成转型期我国社会结构分化与整合的直接基础，从而决定着人民内部矛盾的产生、存在。
我国社会的总体构架，即由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形成的总体结构是不能改变的，它规定着我国社会转型的类型。在这个前提下，伴随物质生产方式与交往方式的变化，我国社会结构的分化与整合会有如下表现：（1）社会与国家的分离与重新整合。改革前， 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对社会实行全面而严密的控制。这种行政化整合机制尽管有不可抹煞的历史功绩，但却大大抑制了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活力，最终使社会稳定与社会发展不可得兼。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中心内容的改革，促使国家与社会逐渐分化。从最初的放权让利到正在形成产权多元化和经济运行市场化格局，国家对社会与个人的全面控制逐步削弱，社会与个人的自主性与活力大为增强，促使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深刻变化，进而影响着企业之间、个人之间、企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同时，现代市场经济，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客观上要求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即在社会与国家分化基础上实现新的整合。这个从高度行政化整合到分化再到新的整合过程，直接决定着人民内部矛盾的产生与存在。（2）所有制结构、产权结构的分化与整合。 适应生产商品化、市场化要求，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我国所有制突破“一大二公”的同质旧结构，形成“主体”与“补充”相结合的多元异质结构。随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出资者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分离，将逐步形成独资和多种形式的参股合资的多元产权结构。多元异质的所有制与产权结构，使人们的经济关系和人民内部的利益关系空前复杂化与多样化。但多元异质的非公有制与产权结构，又是作为必要补充而整合于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总体系之中的。（3）职业结构的分化与整合。随生产的专业化与社会化发展， 物质生产中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行业结构、生产组织结构等会经常不断地变化，以适应日趋激烈的经济竟争的挑战，因此必然引发劳动者的职业结构经常不断地分化与流动，并直接影响他们的收入与生活水平。这使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也经常不断地变化和越来越复杂多样化，同时随着科技发展及其在生产中的不断应用，新的职业部门还会不断分化与产生出来，这就更增加了人们相互间关系的复杂多样性。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处在经常分化、流动及新生中的职业结构，又总是同时处在不断的整合之中，千差万别与千变万化的职业相互依存、不可分离，整合于“为人民服务”这个共同要求上。当然，现实情况是离这个整合要求相距甚远。这都会引发大量人民内部矛盾的产生与存在。（4 ）阶级、阶层结构的分化与整合。随市场经济发展和政策调整，以往那种“两阶级一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模式，以及干部、工人、农民三大利益群体结构加速分化。这种分化率先从农民开始，随之是工人和干部队伍的分化，利益群体日趋多元化，形成人民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特别是占有一定生产资料的个体和私营业主阶层的出现，更是我国转型期阶级、阶层分化中一个最突出的表现。目前，各阶层、各群体间以收入水平为标志的利益差距在扩大，而且，分化过程中出现大量社会资源分配错位，导致不同利益群体间对立情绪与冲突增大，同时，整合与分化不同步，导致一定程度的无序运行，而使大量人民内部矛盾产生、存在。这也就提出了在阶级阶层急剧分化情况下加速整合机制发育的任务，以便对分化中的阶级阶层关系作及时的调整与整合，保持社会的稳定。（5）社会组织结构的分化与整合。 为适应以市场为导向的新的生产方式与交往方式的需要，政企必须分开，而使政府组织分化加快。日益摆脱作为政府附属物地位并成为市场主体的企业组织也应加速分化和改组。同时，还将有一大批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新的中介组织出现。原有社会组织的分化与这些新的中介组织，将行政依附与人身依附关系，转变为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契约关系，整合在社会总结构和总目标下满足组织内部成员需求及谋求自身发展的自主性单位，使人们之间的关系出现新的性质和特点。但目前这些组织的分化与整合，包括中介组织的发育都很不完善，这也直接引发大量人民内部矛盾的产生、存在。（6）城乡结构的分化与整合。 在新的生产方式与交往方式下，计划体制下的二元城乡结构发生分化与整合。农村乡镇工业崛起，农村小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市场化发展，城市广泛辐射农村，原先两个封闭的社区相互开放与全方位交流，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形成相互依赖的关系。在国土极其广大且不平衡的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只能通过区域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逐步改变。在这个长过程中，如象近年出现的“民工潮”一类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复杂正负影响的现象的必然发生，将引发大量人民内部矛盾的产生、存在。（7）地区分化与整合。 我国本来就是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建设又以沿海为重点，以追求经济的效益为目标，逐渐使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增大，加速了地区分化，地区利益摩擦乃至冲突增加。中央开始把解决地区发展差距问题提上日程，通过一系列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具体政策推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地区分化将在新的基础上得到整合。
社会结构分化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它是我国社会结构新陈代谢的必要条件，具有既促进社会稳定又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但另方面，由于历史原因，资源分配方向、个人先赋因素、地位及后天机会等因素作用，社会分化又有不完善性、不平衡性、不合理性一面，因而导致利益摩擦与冲突加强。比如体制改革，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对利益的重新调整，确实增加了经济和社会的活力，但又由于改革的不配套、不彻底，乃至某些方面的缺陷与失误，又造成一些单位和个人对资源与机会的垄断，扩大了不平等，更加强了社会利益冲突。与之相关的是，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传统的国家层次的行政整合能力下降，伴随社会结构分化并为其所要求的法律形态的社会整合机制明显滞后与显得相当软弱，又增加了某种程度的混乱与无序，这必然引发大量人民内部矛盾的产生、存在（也包括敌我矛盾的产生、存在）。
社会结构（这里实际是指社会的利益性结构）的分化与整合，是基于物质生产方式与交往方式变动而引起的人们相互关系的大变动，首先和根本的是人们相互之间经济利益关系的大变动。由生产力决定的社会的职能性结构和利益性结构，共同构成我国快速、全面的社会转型期人民内部矛盾产生、存在的原生层次的社会根源，也是一个主要的和根本的客观根源。
二
我国快速、全面的社会转型期人民内部矛盾产生、存在的次生层次的根源，作为第二性的决定作用的力量，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作为社会经济基础反映的社会政治与文化环境。同时，它们构成人民内部矛盾产生、存在又一个客观根源。二是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客观环境所决定的认识论的和主体自身的局限性，构成人民内部矛盾产生、存在的主观根源。由于这个主观根源最终又是由社会的生产力和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所以，我们把它归在次生层次的根源的范畴之内，以利于突出社会的经济基础这个起第一性的决定作用的力量在我国转型期人民内部矛盾产生、存在根源中最基础、最重要的地位。
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加之“解放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2页。）。这可以说是对我国转型期政治环境的一个集中描述，也表明我国进入快速、全面的转型期的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基础是相当薄弱的。
对于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类型的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由于“民主法制传统很少”，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中，除了归根结底依赖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外，还必须批判地继承资产阶级民主的某些形式，有分析地借鉴其民主法制建设的经验教训。但是，这又难免出现盲目推崇乃至全盘照搬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模式的自由化倾向。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多次针对这种倾向指出：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0页。）。但经验告诉我们，同这种倾向作斗争，将贯穿于整个转型期，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产生、存在（乃至少量敌我矛盾产生）的重要政治根源与政治环境。
同样，对于我国来说，由于“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在推进民主政治与法制建设过程中，必然遇到由此而造成的特别大的困难。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反映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与交往方式、包括宗法血缘关系的封建专制政治传统，以及小生产渴望“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来代表与维护自己利益的政治要求、习惯势力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邓小平同志曾列举的“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都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7、332 页。），确有相当一些领导干部不同程度地受到这些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常常嫌民主麻烦，嫌法制束手束脚，甚至于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压抑与扼杀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由此引发的人民内部矛盾是大量的经常性的。当然在少数群众中也有极端民主化与无政府主义倾向，成为对官僚主义的一种反动，实质是小生产影响的表现，也会引发人民内部矛盾的产生、存在。
我国社会生产必然呈现的商品化、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趋势，以及社会结构呈现的多元异质化趋势，构成我国政治民主化、法制化的客观基础与根本条件，所以，十三大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过程，应该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过程”。但是，政治民主化、法制化与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一样，有一个逐步“化”的过程，多元市场主体与利益主体的政治要求，都有一个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这样，在转型期往往形成作为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占统治地位的一元政治要求，同种种不成熟的及资本主义的多元政治要求的差异和冲突。同时，在转型期利益分配已遵循竞争规律不断流动，造成社会成员利益的不断调整，反映与维护不同利益的政治要求与倾向也会不断变化。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人民内部矛盾不断产生与存在就是十分自然的。适应这种政治发展趋势，依法治国便成为基本的治国方针，并由此而转变为我们党的执政与领导方式。在这个转变的长过程中，因为根源蒂固的传统，包括在计划体制下形成的执政与领导方式将长久地起作用，人治与法治两种不同的执政与领导方式之间的摩擦、冲突也不可避免，这也将引发人民内部矛盾的产生、存在。
还有，在以市场经济为基本启动力量的转型期，也是新、旧体制胶着、并存与逐步转轨的时期，一部分由人民赋予公共权力的掌权者可能利用体制转轨中必然存在的漏洞、空隙，把权力商品化，搞权钱交易，以权谋私，导致腐败现象滋生与蔓延。这种腐败现象已对社会主义国家权力的本质特征，对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形成强烈冲击，引起国人普遍关注与忧虑，促使干群关系紧张，因而成为引发大量社会矛盾、包括人民内部矛盾产生、存在的政治根源。
进入快速、全面的转型期以来，市场经济大潮席卷古老的中华大地，社会利益多元化，引起社会结构分化与重新整合，社会多元异质化，从而出现日益复杂多样和千变万化的价值追求。但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结合在一起的，所以，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仍是社会的主导价值追求。这样，一元价值追求与多元多变的价值追求之间、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之间的差异与冲突，必然成为人民内部矛盾产生、存在的思想根源。在转型期，新与旧、现代与传统的冲突特别在人们的观念层面得到突出而广泛的反映。可以说，古今中外各种思想观念、文化传统，都共时性地存在于当代中国社会中，形成空前复杂激烈的文化激荡，导致许多社会成员在异彩纷呈的观念和文化“万花筒”面前，感到价值选择困难，精神上无所寄托，行为上无所适从。特别在人们对文化市场及文化建设规律掌握仍很不深入，因而市场存在严重无序的情况下，更加剧了这种价值判断和选择的困难，这些就构成转型期人民内部矛盾产生、存在的思想文化环境。
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的矛盾是与人类永相伴随的矛盾，我国转型期人民内部矛盾的产生、存在，自然也同我们面临的这个普遍性的认识论矛盾相联系，这也是我们提出转型期人民内部矛盾产生、存在的主观根源命题的依据。
现代社会转型不同于古代社会转型的地方，在于它从总体上（尽管有先有后）是一个世界性的一体化发展过程。因此，它有世界各国共同遵循的一般发展规律，而且在“世界历史”的时代条件下，相互学习与掌握这个一般规律，也成为相对容易的事情。但各个国家、民族因不同国情及其与“世界历史”的不同关联，又有不同的社会转型的特殊发展规律。而要在把握一般规律的前提下，真正把握住这个特殊发展规律，或者说一般规律在自己国家、民族中的特殊表现形式，则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40页。）。由于十分特殊复杂的国情所决定， 我国社会转型有极大的特殊性与艰巨复杂性，因此，对于它的特殊规律的认识，我们党经历了巨大挫折乃至失败，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同志才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在新的实践中开辟出一条认识这个特殊规律的正确道路。尽管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已经初步揭示出我国社会转型的特殊发展规律，但对于这个特殊规律及其在各个领域中的表现，仍需要作长期的实践探索。
这是因为我们“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其本质尚未充分暴露）”（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33页。）。 同时要受到认识主体自身不可避免地存在的历史局限性的限制。特别在我国，生产力状况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极端不平衡性、多层次性，客观地决定了认识主体素质及其所受历史局限性的极端不平衡性与多层次性。这样，对我国社会转型特殊规律的完全认识还将呈现为一个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比较全面、由不成熟到比较成熟的曲折过程。主体认识的状况必然制约着主体实践活动状况。在这种认识指导下的我国社会转型的主观抉择和指导及亿万群众的活动，也将呈现为一个由不自由、半自由到比较自由的过程，失误在所难免。当然，对于共产党来说，可以而且应该避免重大失误。这种不可避免的失误，成为大量社会矛盾、包括人民内部矛盾产生、存在的一个主观根源。
三
现代社会转型与“世界历史”不可分，我国快速、全面的社会转型与当代世界不可分。前述转型期人民内部矛盾产生、存在的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原生层次和次生层次的根源，只是矛盾产生、存在的内部根源；相对而言，转型期我国所处复杂而严峻的国际环境则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产生、存在的外部根源。内部根源与外部根源、内因与外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外因要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这个外部根源也可以看成是矛盾产生、存在的一个客观根源。
我国社会转型作为后发的社会主义转型类型，同原发的与后发的资本主义转型类型有不同的社会性质以及不同的历史时空。但是，它们又都同处于环境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社会“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这“第二大形态”（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 页。），因而在大工业和社会化的商品经济基础、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等方面具有共同性。这就决定了我国完全有可能又必须向原发的以及后发的资本主义转型类型所提供的一切文明成果学习。同时，作为后发的现代社会转型类型，在与原发的转型类型的相互关系中，在国际经济分工体系和政治格局中，往往处于一种十分不利的地位。加上后发的社会转型因打破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发展逻辑，改变了若干发展要素的排列组合及其所起的作用，存在着一系列原发的社会转型类型不曾有的社会现象（注：参见郑抗生、李强等著《社会运行导论》，第328页。），例如象我国的人口负担，严重的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等，更加强了这种不利的地位，就使我国在转型期不能不面临复杂而严峻的国际环境影响。
世界社会主义因前苏联、东欧的解体和演变，处在前所未有的发展低谷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产阶级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取得对前苏联、东欧意想不到的“胜利”之后，逐步地把和平演变的攻击矛头，主要指向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的中国，他们近年的政策走向，已经明显暴露出这一战略意图。这自然会给转型期我国国内社会矛盾包括人民内部矛盾的产生、存在发生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还是原发的与后发的社会转型不同类型之间既互相区别、互相对立，又互相依赖、互相交往、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全面而复杂的关系。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经济竟争与综合国力较量中，处于转型期的我国将不得不面临着：（1）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2）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搞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压力；（3 ）在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互相激荡的条件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主义文化攻势。总之，我国在沿着“信息高速公路”与世界经济接轨过程中，由这些“压力”与“攻势”对我国社会产生的全方位影响与剧烈的精神激荡是不可避免的，所谓“没有硝烟的战争”的说法，形象地描绘了我国面临的复杂而严峻的国际环境影响的基本特点。
但这种影响也是二重的，西方资产阶级的主观政策及其最终结果可能会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从客观上说，毕竟为我们提供了在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及一切其它国家全方位交往与交流中，“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的现实可能性，这是过去冷战时期所不可能有的机遇。这就使我们有可能利用“后发效应”的正面效应，更好地实现跨越性赶超战略。当然，由于“后发效应”的负面性，也为西方资产阶级的政策推行，并给我国社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提供现实可能性，因此，机遇也是挑战。
我们党对此是有清醒认识的，党和国家对西方资产阶级政策二重影响的主观导向效应同这二重影响之间，构成一个复杂的互动的动态谐调过程。国际资产阶级及其政策这二重影响作为外部根源，直接地通过我们党和国家的政策及主观指导起作用，在互动的动态谐调过程中，不同程度地把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最终则要通过我国社会内部正在进行的全面变革与变动，而对我国转型期的人民内部矛盾的产生、存在起或正或负的作用。这也表明国际环境影响作为转型期人民内部矛盾产生、存在的外部根源，是在同内部根源的辩证关联中现实地存在与起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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