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安全预警与突发事件危机管理研究（三篇）超越危机——构建新的社会预警指标体系及其运行平台的设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危机论文,社会论文,指标体系论文,运行平台论文,突发事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执政者总是企图超越社会危机，人类因而有了漫长的社会预警历史，其间先后经历了神灵性预警、经验性预警、哲理性预警和实证性预警四个时期。神灵性预警是用占卜的方法“视兆以知吉凶”（注：参见《辞源》，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431页。），显然，这种极端迷信愚昧的预警方式今天已几乎无人问津；经验性预警利用多次重复发生事件或现象，以简单比附推断未来，由于不能找到事物之间必然的因果联系，因而带有较大的盲目性和局限性；哲理性预警通过对社会发展规律的了解，用逻辑推断的方法预警未来，虽思辨深刻但缺乏实证，失之过于笼统和抽象，也不能满足当代社会切实应用的要求。所以，以社会预警指标体系为主要方法的现代实证性社会预警应运而生。
一、现代社会预警指标体系研究的历史回顾
现代实证性社会预警是建立在现代科学与技术基础上，综合运用现代数学方法、现代数理统计技术、现代信息处理技术与计算机科学的一种预警方法，它仍然以哲理性预警理论为依据，但更显现出鲜明的现代科学技术理性与科学实证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特点。其中，社会指标理论和方法是现代实证性社会预警的基础。所以，社会预警指标体系的建立，是区别现代实证性预警和传统哲理性预警的显著标志之一。
关于社会预警指标体系的研究和应用，起源于二战之后60—70年代的美国，当时美国社会学家R·A·鲍尔出版了《社会指标》一书，世界范围内很快形成一场“社会指标运动”。由于社会指标具有测量社会结构，监测社会目标，预测社会发展的功能，人们开始用构建社会预警指标体系的方法来从事社会预警活动。社会预警指标体系是由一系列经过理论遴选的敏感指标组成的一种测量社会危机现象及其运行过程的指标系统，它作为一种特定的测量工具和手段，具有系统性、计量性、具体性和时间性，以及便于使用计算机系统操作等特点。由于它具有全面系统地量化反映社会运行状况、监测社会警源、评价警情程度、预警社会危机等功能，因而成为人们进行社会预警研究的重要工具和手段。
在近半个世纪里，社会预警指标体系得到了广泛研究和应用。较早建立的社会预警指标体系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如美、日、法、前联邦德国在世界经济大危机后为了防止经济过度萧条、预警经济危机而建立的“警报指标”或称“先行”“先兆”指标，也有的称为“景气动向指数”，是用比较敏感的指标来反映经济是否景气，以此来进行社会预警。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美国60年代的“哈佛景气动向指数”和美国商务部当时计算的“先行指数”，包括失业率、原料价格、股票价格、货币发行量等。日本政府企划厅的景气动向指数，选择了最敏感、最及时的25个指标，包括股票价格、货币平衡余额、开业率、失业率、银行存贷款率、货币周转率等。法国1965年制定了包括失业率、物价、生产、国际收支、投资等项目的预警对策信号。1986年西方七国首脑制定“经济指标相互监测”，列出10项指标：即通货膨胀率、失业率、利率、汇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财政赤字率、经济收支、贸易收支、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外汇储备等，据此计算综合指数，进行经济和社会预警（注：朱庆芳、吴寒光：《社会指标体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随着人们对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认识的深化，西方学者在更广泛的视野中对社会预警指标体系进行了探讨。1961年埃·蒂里阿基安提出由三个方面构成的测量社会动荡发生的指标体系框架：（1）都市化程度的增长；（2）性的混乱及其扩张，以及对其进行社会限制能力的丧失；（3）非制度化、合法化的宗教极大增长。20世纪60年代末F·汉厄提出一个综合反映政治、经济和社会风险的评价指标体系，即“富兰德指数”。“富兰德指数”，由外汇收入、外债、外汇储备、政府融资能力、经济管理能力、政府贪污、渎职程度等指标组成。1968～1971年，德罗尔提出“系统群研究”的分析方法，确立12项内容的指标体系，鼓励将社会预警的分析与政策自觉相结合。美国纽约国际报告集团提出一个叫做“国家风险国际指南”的风险分析指标体系，其中包括领导权、法律、社会秩序与官僚、程度等13个政治指标；停止偿付、融资条件、外汇管制及政府撕毁合同等5个金融指标；物价上涨、偿付外债比率、国际清偿能力等6个经济指标。美国外资政策研究所提出了“政治体系稳定指数”，包括社会经济特征指数、社会冲突指数与政治过程指数，评分时各占1/3，成为美国综合性社会分析和预警的重要参照依据。爱茨把社会不稳定指标划分为6个方面：（1）社会组织中的精英人物专权；（2）大众需求得不到满足的程度严重；（3）社会资源日趋贫乏；（4）政治动荡不安；（5）家庭结构处于崩溃状态；（6）传统文化力量处于崩溃状态（注：参见鲍宗豪、李振：《社会预警与社会稳定关系的深化》，《浙江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1989年兹·布热津斯基提出了由国家信念的吸引力、社会心理情绪、人民生活水平、执政党士气、宗教活动、民族主义与意识形态矛盾、经济私有化、政治反对派活动、政治多元化、人权问题等10个方面的指标组成的“国家危机程度指数”，并运用这套指标体系对一些国家的危机进行了社会预警（注：参见兹·布热津斯基：《大失败》，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我国对社会预警指标体系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朱庆芳1992年在《社会指标的应用》一书中提出了“建立警报指标体系的构想”，设想了由反映经济、生活水平、社会问题、民意等4个方面的40多个指标构成的“社会综合报警指标体系”（注：参见朱庆芳：《社会指标的应用》，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年版。）。宋林飞1989年、1995年、1999年连续对社会预警指标体系进行研究，提出了若干种指标体系，最后修订为由（1）收入稳定性：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率；（2）贫富分化：城乡、城镇、农民、地区四种类型的收入差距指标；（3）失业：失业率及失业保障力度；（4）通货膨胀：通胀率及通胀压力（5）腐败：案件人数、变动比率；（6）社会治安：犯罪率；（7）突发事件：发生频率、发生规模、涉及面等7大类40个指标构成的“社会风险监测与报警指标体系”（注：宋林飞：《社会风险指标与社会波动机制》，《社会学研究》，1995年第6期。）。张春曙1995年针对上海市的情况对大城市的社会发展预警进行了研究，提出了由经济物质、收入与消费、劳动就业类、居住与市政建设、公共安全、环境污染、社会发展不平衡、社会风气与廉政建设8类18个警情指标组成的社会预警指标体系，并根据历史经验比照全国的情况对上海市社会发展的18个警情指标的警限做了初步分析（注：张春曙：《大城市社会发展预警研究及应用初探》，《预测》，1995年第1期。）。上海《社会稳定指标体系》课题组2002年提出由17个方面指数70个指标组成的“社会稳定指标体系”（注：上海《社会稳定指标体系》课题组仇立平执笔：《上海社会稳定指标体系纲要》，《社会》，2002年第12期。）。
总而言之，当代以社会预警指标体系为方式的实证性社会预警研究，人们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也取得了颇为可观的成就，正处于方兴未艾的局面。但其中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其一是人们对所要预警的对象的内在，机理尚缺乏深入的定性分析，致使作为定量实证工具的预警指标体系，缺乏理论模型的支持，从而导致测量效度和信度不高；其二是缺乏社会预警指标体系得以运行的平台（注：如现行统计体制滞后，数据信息开放度低，社会调查机构发育不全，相关专业社会计量机构缺位等等。），致使业已建构的指标体系根本无法操作实施。
二、推进社会预警指标体系研究和应用的设想
（一）塑造统帅社会预警指标体系的灵魂——理论模型
笔者认为，指标体系作为一种人们用来度量非物化社会现象的“软的”计量工具，实质上是人们对客观系统的主观抽象和模拟。由于客观系统本身就是以某种逻辑体系存在的，人们为揭示客观系统的这种逻辑联系，创立了种种理论，因此建立任何一种评估指标体系都必须有科学理论上的依据。所以，指标体系绝不应该是指标的随意堆砌或简单的分类罗列，而必须先有一个具体指标所赖以附着的基本框架，这个基本框架实际上就是对应于特定客观系统而建立的一个理论解释系统，而一个具有理论说服力的解释系统，必须依靠其内在的逻辑结构，对这种逻辑结构的高度抽象表述，我们称之为理论模型。理论模型是统帅指标框架的灵魂，指标框架是支撑具体指标的骨骼，指标与理论框架之间犹如皮之于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此笔者主张：要建立科学的社会预警指标体系，必须首先构筑指标体系的灵魂——理论模型，而后才能依据理论模型设计指标体系框架，从而才能决定哪些指标能够进入社会预警指标体系。
鉴于社会预警实质上是对社会和谐与稳定程度的识别和判定，我们认真研究了有关社会稳定的理论（注：如社会运行理论、社会燃烧理论、社会控制理论、社会转型理论、社会分层理论、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社会冲突理论、耗散结构理论、全球化理论、社会安全阀理论、社会整合理论、社会均衡理论等。详见阎耀军：《构建社会稳定指标体系的理论依据》，《武警学术》，2003年第5期，第6期。），分析了社会和谐与稳定系统的逻辑结构，提出用以下理论模型作为架构社会预警指标体系的依据：
图1：社会和谐稳定的理论模型
上述理论模型可以概括为如下6个要点：
1.生存保障系统。从社会生物学意义上看，人类实际上是自然界中的一个具有社会性的生存系统。如果这个生存系统得不到有效地保障，那么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就从根本上受到威胁。因此，社会和谐稳定的核心问题实际上就是人的生存保障问题。其它问题都是人类生存问题的扩展和延伸。因此我们在社会预警指标体系的理论架构中，以“生存保障系统”作为逻辑起点。
2.经济支撑系统。人类要满足生存需要，必然要通过生产活动来取得生存资料，这样就形成了使人类得以维持生存的“经济支撑系统”。根据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这个系统不仅为人类生存提供物质基础，而且对社会的上层建筑产生着决定性的影响，因而处于整个社会和谐稳定系统的基础地位。
3.社会分配系统。人类在获取生存资料的生产劳动中，每个社会成员或群体为社会所提供的劳动是有差别的。要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就必须形成一个能够体现按劳分配原则的“社会分配系统”。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和不合理的过大差距，都会严重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
4.社会控制系统。由于人类需求的无限性和生存资源的有限性，人类获取生存资源的行为，必然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在特定的“游戏规则”中和谐而有序地进行。这样就会形成执行和维持特定秩序的“社会控制系统”。社会控制系统是社会和谐稳定的维护机制，社会控制系统如果乏力或崩溃，社会就会陷入无序状态。
5.社会心理系统。人是有主观能动性的社会主体，人的社会行为受主观意识支配。包括上述在内一切社会系统的客观存在，都会在人的脑海中留下主观映像。在特定的主观映像影响下，人们会对自己的生存状态产生相应的心理活动，这就构成了“社会心理系统”。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否，实际上是在人们主观意愿驱使下的社会行为所造成的一种社会后果。
6.外部环境系统。社会是一个抽象概念，实际存在的具体社会总是以一定地域为载体的。由于现代社会的高度开放性，每一个具体社会实体的和谐与稳定，不可能不受到本区域以外的其它社会系统和非社会系统的影响。因此，域外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便构成了特定区域社会和谐稳定的“外部环境系统”。随着全球化的趋势和人与自然关系的日益紧张化，外部环境系统对社会和谐稳定的扰动因素必将越来越重要。
上述模型中各系统模块的功能和相关系数以及极端复杂的函数关系式，即数学模型的建立，需要一个反复测量和验算的过程，恕此文目前暂无法企及。
依据上述理论模型，可以建立由四级指标构成的社会预警指标体系框架如下：
表1：社会预警指标体系框架
上述指标体系共分为4个层次即4级指标：第一级指标是“社会预警警级综合指数”，反映该指标体系监测评价的目标——社会和谐稳定程度。第二级指标由“生存保障指数”、“经济支撑指数”、“社会分配指数”、“社会控制指数”、“社会心理指数”和“外部环境指数”构成社会稳定的一级子系统，反映社会和谐稳定的不同侧面。第三级指标是第二级指标内部构造的分解，由12个模块构成二级子系统，每两个模块为一组，分别隶属于相应的二级指标（这样设计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细腻地反映每个二级指标的内部构造，更主要的是为了便于在计量检测中寻找致使社会不和谐的因素所在的具体部位，明晰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并增强指标体系的分析比较功能）；第四级指标是原始指标，构成社会和谐稳定的第三级子系统。它们的确定，主要是运用德尔斐法，由具有一定资格的专家，从课题组提供的预选指标中遴选（注：目前我们已经根据本文提出的理论框架，遴选了由55个原始指标组成的社会预警指标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和部分省市社会科学院的资深研究员、部分大专院校的教授和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的处级以上干部，共50多人接受了本课题组实施的德尔斐法调查，并参加了指标体系理论框架的论证和指标遴选工作。在此顺致感谢。具体指标及其权重分布详见《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3期阎耀军文章。）。
（二）搭建社会预警指标体系的运行平台
对于近年来所建各种社会预警指标体系鲜有实效的原因，人们往往片面地归咎于指标体系本身不具备可操作性，但我想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因为没有指标体系得以运行的操作平台。社会预警指标体系作为一种“软量具”，不像“硬量具”那样使用简便，它需要一个运行载体为操作平台，才能够运行起来并发挥其应有的效能。因此，我们设想社会预警指标体系运行平台的结构模式如下：
图2：社会预警指标体系运行平台的结构模式
由上面的结构框图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平台结构模式由三大模块群组成，第一个模块群由“指标设计维护系统”、“指标信息采集系统”、“数据电算处理系统”、“预警专家分析系统”、“应对预案制定系统”和“社会控制系统”6个色模块组成，形成一个由专业技术人员和政府职能机构组成的社会预警运作操控系统，其中：
1.指标设计维护系统。其职能在于两个方面：其一，确定进入社会监测预警系统的指标体系。这套指标体系，是依据一系列科学方法，经过专家严密论证选择出来的反映社会安全运行状况的一套敏感指标。通过这套指标，可以对社会运行状况进行监测和预警，判断社会发展运行的趋势。其二，指标体系的维护。指标体系中的每一个指标及其权重都不是永久不变的，随着社会发展所处的不同阶段和当时社会形势变化，随着人们对社会稳定的认识和预警研究的深化，已经建成的指标体系也要与时俱进，进行深度开发和修正完善——对指标的数量、内容及其权重进行适当的修正，必要时甚至会对指标体系的框架结构进行调整。以上两项工作都需要通过社会指标专家来进行。
2.指标信息采集系统。其职能也有两个方面：一是建立信息采集渠道。社会监测预警指标体系中，有相当一部分由于种种原因，并不能够从公布的统计报表中获得，有些甚至还难以通过现行统计体制采集。因此必须围绕指标体系的内容，建立起能够满足特定需要的专门信息渠道，形成专用、畅通、可靠的信息采集系统。二是信息初加工系统。社会稳定预警指标体系中的指标，有相当一部分的指标是由原始指标合成的复合指标，而指标的合成工作，必须由对数据信息具有甄别和计算能力的统计专家进行。
3.数据电算处理系统。社会监测预警指标体系必须依靠具体数据的充实才能发挥作用。但是指标体系所需要的数据量是非常庞大的，所以必须建立依靠计算机辅助的数据处理系统才能在时效内迅速完成任务。这个系统由数据库和计算模块构成，数据库的任务是完成数据的录入、分类、汇总、储存和更新；计算模块由变量选择模块、变量权重模块、变量评价模块和变量预测模块4个子模块组成，主要任务是代替人脑完成大量复杂的数据计算工作。
4.预警专家分析系统。计算机不能完全代替人脑的工作，尤其对于各级指标警限和随机出现的各种警情的判定，都需要各个方面的专家来进行分析。因此必须建立专家库，并利用互联网定期向专家们实施德尔斐法调查。充分利用专家的主观判断，通过信息沟通和反馈，达到人——机智能化互动，使预测意见逼近实际情况。进入专家系统的人员，应当是预警指标所涉及知识领域的资深研究人员和富于实际工作经验的政府工作人员，其数量和知识结构应以能够覆盖整个预警指标体系所涉及的知识范围为原则。
5.应对预案制定系统。这一系统是以政府专门机构为主体，并与专家分析系统相连接，为决策者提供应对社会危机预案的人—机智能互动系统。主要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储存积累于电脑中的应对各种危机的常规案例库，它可以根据警情的性质和类别自动调出若干个相应对策；第二部分是应对非常规警情的专家咨询系统，它与上述专家分析系统形成接口，通过互联网即时咨询来完成。完成后的应对预案，将自动存储于电脑中的预警案例库，以备日后调用。
6.社会控制系统。由政府各有关职能部门组成。
第二个模块群是由计算机辅助的专家分析系统操控运作的，由从“警情监测”、“警兆识别”、“警源分析”、“警级评估”等一系列模块组成的警情分析识别系统。其中：
（1）警情监测。警情监测是社会预警过程的逻辑起点。所谓警情，就是那些值得人们警惕的客观情况，一般用些基本的、重要的社会预警指标来加以监测和反映。
（2）警兆识别。发现警兆是社会预警过程中的关键环节。所谓警兆即是警情在孕育与孳生过程中先行暴露出来的现象，所以警情在发生之前必有征兆可循。在社会预警研究中，对这些警兆进行科学加工和设计，就形成社会预警中的警兆指标，也叫先行指标。
（3）警源分析。警源是导致警情发生的根源，寻找警源，就是运用从现象到本质的科学方法，对数据资料进行反复的分析和论证，合理区分和分析不同警源的不同作用过程和作用效果，发现警源。从警源的产生原因及生成机制来看，有内生警源和外生警源。内生警源是指内部不良扰动因素的孳生地；外生警源是指外部不良扰动因素的孳生地。在社会预警研究中，寻找警源是制定预警预案和对策的重要依据。
（4）警级评估。警级是人们为表达警情的严重程度而人为划分的预警级别。预报警级是预警系统的最终产出形式，也是社会预警的直接目的所在。警级一般划分为无警、轻警、中警、重警、巨警等级别。警级的划分是根据人为制定的警限标准而定的。所谓警限，是警情由量变转化为质变的临界点，亦称警戒线。警情作为一个过程包含着其孕育、发展、扩大、爆发等若干阶段，警限就是对于这些阶段之间的“临界值”的主观判断。确定警级通常就是运用各种定性与定量方法划定其静态或动态的警限变化区间，当实际数值超过特定的警限区间，则表明相应级别的警情出现。在预警研究中，各种警限的确定是难度最大的一项工作。因为警限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地区，警限往往会有所不同，需要进行科学的研究才能确定。
第三个模块群是由各色信号灯组成的警情直观演示系统。这是一种利用计算机建立的人—机智能互动的警报信号输出系统。其具体形式是通过一组类似于交通管制信号灯的标识作为预警信号，将数据管理系统的计算结果和专家系统的分析结果，直观地在电脑屏幕上反映出来。例如：“绿色警灯”表示无警，其警级区间即社会稳定度（SWD）在1—0.8之间；“蓝色警灯”表示轻警，其警级区间在0.7—0.6之间；“黄色”表示中警，其警级区间在0.5—0.4之间；“橙色”表示重警，其警级区间在0.3—0.2之间；“红色”表示巨警，其警级区间在0.2—0之间等等。这种预警直观演示系统具有评估和预测两个功能。前者是根据对社会稳定的现实状况做出的评估，输出相应的报警信号；后者是根据专家们的预测，模拟社会未来的变化，发出不同的预测性报警信号。领导者可以据此来判断和预测社会运行的态势，做出相应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