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在统一与继承创新——从毛泽东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毛泽东思想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理论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307(2009)06-0082-06
二十世纪初，马克思主义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而迅速传入中国，并为中国人民所掌握。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并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两大理论成果之间既存在着内在统一性，拥有共同的理论特征；又存在着一定的区别，表现为继承与创新性发展。本文从三个方面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行一点比较研究，望有助于进一步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统一性
列宁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理论，但“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1]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以中国的实际问题为中心，突破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不符合中国实际的条条和框框，大胆进行理论创新而形成的，因此，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统一性。
第一，在哲学基础与理论风格上保持了一致性。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以实事求是为其哲学基础。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斗争中，坚决反对那种靠背诵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的错误做法，倡导实事求是的学风，主张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经过反复实践探索，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革命道路。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忠实的继承了毛泽东所确立的实事求是原则。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时明确指出：“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他认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2]163在这里，他把实事求是作为毛泽东的基本思想，认为它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简明概括，并在此基础上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作了完整的表述。他指出：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就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要求。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认为，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是内在的统一的，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前提，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必然要求；解放思想的目的就是使思想与实际相符合，主观与客观相一致，新形势下的解放思想必须以实事求是为前提和基础；必须在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束缚的基础上，推进理论创新，变革思维方式，更新思想观念；必须以推动现实的发展为根本目的；必须以推进改革开放为衡量标准。不难看出，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基础。
同时，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典型。毛泽东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特别注重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寻找马克思主义与优秀的文化传统的契合点，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相结合。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文化土壤中扎根生长，另一方面使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获得新的生机和活力。正如他自己所讲：“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应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3]毛泽东改造和吸收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许多合理思想，如在批判继承“大同”思想基础上提出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在批判吸取“民本”思想基础上，创立了党的群众路线；在继承中国人民“自强不息”、“人定胜天”的思想基础上提出了独立自主这一具有鲜明中国文化特色的思想等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继承了毛泽东对待民族文化的态度，同样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不仅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还要从“世情”“党情”出发，并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更加突出地强调了“解放思想”。在对中国传统发展观进行变革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观。如：在拨正“重义轻利”价值观基础上实现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的统一；为传统的“重农轻商”、“重本抑末”思想赋予新的内涵，从而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纠正“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思想时，倡导最终走向共同富裕与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等新思想。
第二，在认识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性问题上保持了一致性。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坚持一切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根据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当时的国情，认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这两者的关系犹如上篇与下篇的关系，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趋势。只有认清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领导中国革命。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深刻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中国面对向何处去的问题时，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对中国国情进行再认识的课题，邓小平在1979年发表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著名讲话中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国情，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国情，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在他的领导下，我国的改革按照“三步走”的战略，首先从农村开始，通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从解决温饱到逐步走向小康，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党的十七大以后，新一轮的改革开放依然是从农村开始的。应该说，对中国国情的正确认识是毛泽东和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点。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注重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1959年，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提出社会主义可以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但却是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可贵探索。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也非常注重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性问题。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首次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的阶段，1987年党的十三大给社会的发展阶段作出了准确的定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愈来愈清晰。可以说，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准确定位是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切入点。
第三，在对中国社会性质及前途问题上的认识存在一致性。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以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为切入点进而明确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的。中共二大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初步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民主主义性质。但是，党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并不深刻，甚至还存在分歧，因此，“左”倾教条主义者主张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右倾机会主义者主张“二次革命论”，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间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和发展资本主义阶段。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命题，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论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并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因此，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反帝反封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在阐述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战略思想时，毛泽东特别强调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紧密衔接，决不容许也不可能两步之间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阶段。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质性问题，关系到“中国向何处去”，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衰，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能否实现的大问题。
在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邓小平曾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社会主义处在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仍是社会主义社会，但社会主义发展还不成熟，还没有摆脱贫穷落后和不发达的状态。在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时，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都着重强调了中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他们一致认为，我国虽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同社会主义其它发展阶段有着共同的社会主义本质，尤其是在苏东剧变，国际共产主义事业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时，我们党按照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的战略方针，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不难看出，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都表现出了对社会主义前途的坚定不移。
第四，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的探索上保持了一致性。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以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为起点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大规模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完成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到来，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这时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另辟蹊径，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必要性。1956的《论十大关系》和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表明毛泽东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对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的社会运动的本质和特点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研究，他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发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组矛盾概括为社会基本矛盾，并认定这种社会基本矛盾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进而，他又具体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特殊矛盾及其相互关系。这个分析涉及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里的矛盾，包括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指明这些矛盾同以往社会一样，都是社会基本矛盾所规定和制约的，由此作出了一个重要论断：“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4]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毛泽东正是从社会主义社会特殊矛盾的分析中，得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社会基本矛盾，并同样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的结论。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在谈及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时，就说：“从二十多年的实践看来，这个提法比其他的一些提法妥当。”“当然，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2]182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是推进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一个理论起点，也是回答他自己提出的“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的一个理论起点。在这里，邓小平不仅继承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而且结合新时期的实践作了深入的具体的研究。根据“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5]237这一实际情况，强调“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5]237“不开放不改革没有出路，国家现代化建设没有希望”。[5]219这样，就把改革作为直接动力提了出来，就是说，要通过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自觉地去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相适应的方面。明确的将发展生产力作为整个社会主义阶段的根本任务，并把它提到是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来加以认识。这就解决了一个长期困扰我们党、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命运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
二、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不同点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所产生的两大理论成果，由于他们各自所处的时代、面临的环境和承担的历史任务不同，因而两大理论成果存在明显的差异。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形成的历史背景不同
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后，发生的最有影响的事件就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此后，任何国家所发生的革命都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决定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必然放弃改良主义方式而走暴力革命的道路。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内无民主制度，外无民族独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无数仁人志士曾为改变中国人民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英勇奋斗，从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都未能改变中国的命运，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仍然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毛泽东思想就是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背景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发展和成熟的，这就决定了它要解决的是“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问题。
进入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格局和世界形势呈现出新的变化和趋势，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民族矛盾和地区冲突有了新的表现形式，世界上制约战争的力量日益壮大，和平力量日益超过了战争力量；资本主义国内阶级矛盾有所缓和，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有了新的空间，民族独立国家更加致力于发展国民经济。这些新变化明显表明了世界时代主题已由战争与革命转向和平与发展，正如邓小平所讲，“当前世界上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5]218中国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召开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开始了思想组织上的拨乱反正，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的序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开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国内环境不同于毛泽东思想，同样，它所要解决的时代课题也有异于毛泽东思想所要解决的课题，它要解决的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和“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三大基本问题。
2.形成的历程有异
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毛泽东进行了长时间的探索，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取得了成功，找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第二阶段，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想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历经曲折，最后误入歧途。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已经开始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初步探索。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后，毛泽东不仅在实践上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而且在理论上驳斥了当时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观点，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充分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重要组织保证。1937年毛泽东在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所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两篇巨著，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理论基础。1941年开始的延安整风，通过思想解放和思想教育，在全党树立起马克思主义学风，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路子。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和解决民主革命遗留问题的任务，并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导下探索的结果，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并举的思想指导下，采取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逐步的过渡形式相结合的结果，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从1956年开始，毛泽东开始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建设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党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根本任务等论断以及毛泽东先后提出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体现。然而，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对中国国情的基本情况认识不足，由于长期从事革命斗争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导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背离了原先的轨道，发生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乃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错误，使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在其晚年陷入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泥潭之中。
不同于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过程，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主要是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相结合过程中进行的探索，而且基本上是沿着一条正确道路前进的。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果断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做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开始了思想、政治、组织路线的全面拨乱反正，这标志着邓小平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航程。1979年邓小平重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正确评价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著名论断，此后，改革开放全面展开；1987年党的十三大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并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概念；1992年，党的十四大以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为指导，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概括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这表明邓小平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形成了新的理论成果。十四大以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实践中继续得以丰富和完善，党的十五大将其概括为邓小平理论。党的十六大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进党章以及党的十七大对科学发展观的阐述，标志着马克思在中国不断发展到一个更高的阶段。
3.理论主题和内容有别
毛泽东思想主要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20世纪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与经验总结，其论题多为战争和革命，其理论内涵侧重于中国革命问题。毛泽东思想围绕“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课题，紧紧抓住“中国革命走什么道路，怎么样走”这一关键，展开探索，创立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法宝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完整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人民最终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则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论题多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和“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三大理论和实践课题展开了探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纠正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的教条式理解，突破了对社会主义、对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一些不科学甚至扭曲的认识；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与发展道路；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实现了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和谐，人民摆脱贫困并逐步走向小康。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创新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各有自己的独创性、系统性，有反映不同发展阶段要求的具体丰富的内容，但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后者是在不同时空范围内对前者的继承、丰富和发展。其中继承就是指基本原理的坚持，创新就是在新的实践中的超越。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性发展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恢复了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党的思想路线看，实事求是，既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毛泽东一贯反对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神圣化。针对“左”倾教条主义，早在1930年就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并初步论述了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和群众路线。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这些思想，号召人们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概括了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所确立的正确思想路线；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及其所取得的重大成就，都是我们党不断倡导和推进思想解放的成果。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毛泽东从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的思想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光辉实践。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立论基础来看，他们都主张从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毛泽东一向重视国情研究和国情教育，他曾经指出，“认清中国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强调要从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并努力探索了一些有益的具有中国特点的建设思想。其中党的八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及其对主要任务的确定就是最典型的例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认为，中国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中国有自己的特点，所以我们只能按中国的实际办事，别人的经验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还得出了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结论，并一致的认为，一切都要从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第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对毛泽东“不发达的社会主义”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分两个阶段的思想，是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所处历史阶段的最早思索。早在1957年初，毛泽东就说过，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这种状态。经过“大跃进”的挫折以后，毛泽东在1959年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1962年他又提出，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正确分析国情的基础上，不仅作出了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而且还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依此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
第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对毛泽东“洋为中用”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毛泽东一向主张“洋为中用”，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由此可见，毛泽东既反对闭关自守，也反对全盘西化，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真正好的东西。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也反复强调，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并明确指出，凡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诸多论述，正是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化的一次历史性突破。
第五，中国特色的党建理论是对毛泽东建党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基本思想是：党的建设要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坚持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要加强干部队伍建设；要高度重视党的作风建设；要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把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结合起来，并把民主集中制原则运用到国家政治生活领域。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党建理论，从注重党的制度建设到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最终形成“一线五点”的党建理论框架，即必须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贯彻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以坚定理想信念为重点加强思想建设，以造就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为重点加强组织建设，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重点加强作风建设，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加强制度建设，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毛泽东思想的创新性发展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由以政治革命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毛泽东思想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转变。毛泽东思想是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形成的。其理论内容主要是围绕着政治革命而展开的，是关于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夺取胜利的理论。毛泽东思想在建国后的继续发展中也曾努力实现由政治革命到经济建设的转变。1957年初毛泽东就提出，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党的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即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此同时，在实践中还初步形成了实现现代化，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但由于各种原因，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最终没有能够实现这个战略上的转变。一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大张旗鼓地进行拨乱反正，才真正实现了由革命到建设的战略转变，并围绕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制定了一整套路线、方针和政策，从而逐步形成和建构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由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理论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转变的飞跃。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是基于对计划经济的认识而形成的。以毛泽东为核心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虽然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也曾想使计划经济体制有所改善，使之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机动性。党的八大前后一段时间对这一问题的努力探索即可为证。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去突破计划经济体制，且就连这种探索，在“八大”不久后就中断了，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一探索才得以恢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长时间、全方位、深层次的探索，促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逐步形成，其标志是市场经济概念的重新界定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确立。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改变了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的许多传统观念，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更加符合中国社会的客观实际，实现了对社会主义整体理论认识的巨大飞跃。这一理论认识上的飞跃集中体现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的论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总结反思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历史经验，明确提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权益，使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是我们党执政宗旨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本质在发展观上的具体体现。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心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由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所决定的。邓小平讲“发展是硬道理”，江泽民讲“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胡锦涛指出，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才能为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为全面协调发展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才能更好地解决前进路上的矛盾和问题，胜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和“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三大基本问题作了系统的阐述，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阐述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统一、途径与目的相统一、手段与价值目标相统一、人与社会和自然相统一等角度，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等思想观点，全方位地揭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同时，我们党根据世情、国情和党情的变化，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是“两个先锋队”的思想，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坚持把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思想，大力培养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会治党治国的政治家的思想，领导干部一定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思想，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思想，坚持以改革的精神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先进性建设等思想。这些重大思想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基本问题。在此基础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对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发展依靠谁、发展为了谁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回答，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不发展只能是死路一条”，“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要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又好又快发展”等重要观点和论断，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
［收稿日期］2009-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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