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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08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02)05-0004-05
一、当今全球化的本质规定
当今历史条件下的全球化概念，所反映的实际内容系指在全球各地普遍发生着彼此一致或雷同的过程：在市场机制的驱动下，首先是经济的现代化，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跨国公司及全球金融市场等世界性经济组织充当了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角色；其次，在世界经济现代化潮流的推动和渗透下，全球性的科技交流、文化交融、制度创新与意识对话广泛而深入地展开；其三，人们对全球范围内的物流、人流、信息流的控制、参与、选择和评价系统日益发生深刻的变化，不同社会制度、不同语境、不同生活方式的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人们，开始寻求彼此间利益的“共同点”，从而在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诸方面逐步达成共识或趋同，由此促成了当今全球化过程的主要特点。
1.破“国家中心主义”或“地域中心主义”
早期殖民帝国主义的军事扩张以及个别超级大国的经济扩张，尽管在某种程度上也曾经产生了全球性影响，但毕竟带有地区性特点，它不仅不能同当今的全球化潮流同日而语，而且还因此在世界范围内造就了各色各样的“中心主义”。处于“中心”地位的一方惯于“居高临下”式地推行其对外交往，使得几乎所有的世界性交往均无平等可言，置身于机会非均等态势中的人群之间的贫富悬殊、政治对峙、文化隔阂当然是不可避免的。当今的全球化过程开始为世界各地的人们提供越来越充分的选择机遇和生活空间，人们原有的阶级局限性、国家局限性和地域局限性相应呈现弱化趋势，遵照平等互利、互补互济原则从事世界性交往活动的人们，日益冲破原来那种单向度的“经济中心”、“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的羁绊，自觉培育和不断增强自身生活与活动的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在这种互为主客体的交往中，人们信守着同等的规约，无高低贵贱之分，无“中心”归属之念。“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1](P276)
2.全球公民社会场域的生成
在概念的理解和使用上，“全球化”与“国际化”的区别常常被人们忽视而将其彼此等同。其实，“全球化”在现代意义上主要是指在全球各地普遍发生的事情或过程，如果没有特殊的干扰或拒斥，该过程对于世界上的各国各地将发生同样的或相近的涉触或带动作用，在这里，作为个体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合资企业内部的关系等，均具有跨越国界、超越国家，从而不受“国家性”、“民族性”、“阶级性”严格制约的性质。当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国际交往，也是当今全球化过程中的组成部分，但却远不是它的全部内容。因此，全球化包括或涵盖着国际化，而国际化却远远不能被等同于全球化。这里存在着当今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跨国界、超国家的全球公民社会场域的生成。其中，有两大现象特别值得予以关注：一个是移民和大量的流动人口的出现；一个是跨国群体和行业组织(学术团体、文艺协会等)的生成。
移民现象古已有之，只是从移民角度说来有被动式移民和主动式移民之分。如一些人被本国政府的驱逐流放以及难民潮的跨国迁徙等，属于被动式移民；而大量的出国留学生、跨国实业家等以赚钱盈利、奋斗创业、选择多样化生活方式为目的的跨国流动，则属于主动式移民。当今全球化背景下移民的机会日益增加，规模日益壮大，对国际社会的影响也日益增强。大量的移民个人和移民群体，包括难民及非法移民，都不同程度地淡化了国家、种族和地域的归属意识，增强了相互学习、相互参照、相互趋同意识，他们对于不同文化的摄取和占有，对于现代信息、能源、技术的涉触和使用的机会日益充分，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争取和辟建公共生存空间，其中的大批优秀分子已经和正在继续为世界历史的发展，其中包括为其母体国家的进步和发展做出富有积极意义的贡献，在他们身上，更多地体现了马克思所预期的“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1](P86)的现代人的发展取向。
超越国家和打破国界的民间公共群体或某些专业性的团体，往往与移民现象相互交融、相互渗透、同步生成和发展，因此，也可以视之为特殊的移民现象。这类群体及其活动的目标追求超越了一国一地的局限，其实际影响具有极大的普遍性或时空跨度。大到“联合国”，小到诸如“绿色和平组织”，在当今全球化过程中都起着重要作用。在当代历史条件下，如何全面正确地对待移民个人、全球性公共群体和移民现象(包括输出和接纳移民，救助难民，为移民个人和移民群体提供生存与活动空间，依法维护移民的正当权益等)，是鉴别一个国家、政府领导人以及普通个人的开放性、现代性和人道主义素质的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准。
3.特定的现代化规定
当今的全球化过程即是现代化过程，这几乎已成不争的事实。然而，“现代化”概念在当今被使用得过于频繁或泛化，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域，“现代化”往往被赋予彼此迥然不同的解读方式。为避免歧义，当今全球化所推进的现代化，至少具有以下规定。
其一，历史坐标的规定
马克思曾经根据人的个体发展及其社会关系规定，把可以预见的人类历史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即“人的依赖关系”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个体独立性”阶段、生产力高度发展和普遍化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阶段。[2]当今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大都处在从第一个阶段向第二个阶段的过渡时期，其差别仅仅在于过渡的迟早和转变程度的大小问题。在完成了当今世界的历史定位之后，所谓现代化的界定问题就自当迎刃而解了。从动态趋势来说，现代化的内容只能同马克思的“三个阶段”理论所揭示的历史维度相一致、相吻合，而不能反其道而行之，不能在这个历史坐标之外去随意地赋予现代化以别的什么含义，诸如社会的稳定性、有序性、高度一致性等，均不能用以界定现代化过程。
其二，经济有效的规定
所谓经济有效，即在推进和发展经济的全过程中，采取有效的手段、取得有效的收益、有效满足参与生产活动的一切人的正当而全面的需要，并使这种需要过程日益趋向充实和发展。为此，不仅要依靠高科技和精当的管理作保证，同时要求有效的、名副其实的监督机制作保证，以便有效防止少数人非法侵吞巨额社会财富的现象发生。
其三，可持续发展的规定
可持续发展观旨在走出一条兼顾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长期协调互补的新路，其基本要求在于“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发展”，从而为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保护及协调发展争取和创造足够的空间。近代以来，以工业化和经济增长为主要内容的传统发展观，虽然对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起过巨大作用，但却同时导致了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深刻隐患。它过于乐观地看待工业化大生产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却没有估计到由此而衍生的生态和环境的恶化；它一改人们对自然界的盲目崇拜和无所作为，却又将人类推向掠夺性地征服自然、功利性地破坏自然、近于疯狂地摧毁生态系统的另一种盲目性之中。这不仅称不上什么现代化，而且是怀着现代化的期盼跌进了危及自身生存的陷阱。
二、人的现代化的主要内容
全球化的主体支持和价值归宿，说到底就是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最终要落实到现实个体的现代化。倘若作为个体的人得不到自由全面的发展，没有能力和机会去独立自主地追求和创造自己全面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没有勇气和手段去拓展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空间，那还谈何当今的全球化、现代化!
那么，人的现代化主要波及哪些方面的内容呢?
第一，人的能力的现代化。现实人的能力结构是一个多层面的复杂系统，其中既包括人的体力要素，又包括人的智力要素；既包括理性要素，又包括非理性要素；既包括人的科学求实能力，又包括人的自觉感悟精神。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推移，人的能力系统结构将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呈现出多层面、多向度的互补态势。值得指出的是，在现代人的能力结构中，智慧和价值评价能力日益显得突出而具有丝毫不容被忽视的重要作用。这是因为，人只是具备一定的基本能力还是远远不够的，同时还必须具备如何正确发挥或合理使用自身能力的能力，现在看来，这是一种更加重要、更加根本的智慧能力。正是借助于智慧和评价反思，现代人才能够不断地发现并切实有效地扬弃异化现象，用以保证人的能力的发挥有利于人的需要的满足和人的全面发展。现代化的人所从事的劳动，主要是智力和智能的劳动，他们运用自己的丰富知识和创造能力，把物质生产和知识生产结合起来，把原来的物质生产活动提升为高知识含量和高附加值的活动，从而促使生活资料的生产发生质的变化，即生产力的软结构、软资源居于首要的核心的地位，人们那种原本的谋生活动将越来越转变为全面的价值追求和人自身的充分而全面的发展。
第二，人的关系的现代化。人的关系包括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和人与他人及社会的关系。其中，人与自然界关系的现代化特征，在于追求人类社会、人类自身和自然界的彼此和谐与可持续发展。为此，就不仅要求人们明于自身的全面需求，同时要求人们为满足自身的近期的与长远的需求而适度地改变、保护和再造自然界。这就是说，现代人与自然界之间不仅存在着实践基础上的改造与被改造、认识与被认识、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同时存在着保护与被保护、创造与被创造的关系，人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和全面发展，理应爱护自然和善待自然，珍惜自然资源，优化自然环境，有效地帮助自然界实行自身修复和实现良性循环。这时的人们不仅“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3](P97)从而把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不断地统一于自己的活动与价值追求之中。
然而，人同自然界打交道的方式和效果，不仅取决于一定的目的或意识，同时取决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或者说，人同自然界的关系及其发展状况有赖于人们相互间的社会关系的规定。因此，人的关系的现代化内在地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交往手段、交往态势和交往范围的现代化。现代化的人际关系，直接影响着人们对于现代信息的占有和利用程度，那种“画地为牢”式的封闭、保守的习俗以及形形色色的狭隘地方保护主义，都从根本上有悖于当今全球化的网络结构，必将置人于被动、落后和愚昧的边缘化境地。所以，人的关系的现代化说到底也属于人的能力现代化的特定内容，人际关系的发展与人的能力的提高是彼此交融和互补互济的。
第三，人的需要的现代化。如果把人的需要视为社会历史过程中的“负担”或不得不背负的无奈的“包袱”，只见人的“口”，不见人的“手”，只看到人是消费者，而看不到人更是生产者、创造者，看不到消费对于生产的驱动作用，那就是极端肤浅而片面的观点。实际上，正是人的需要的不断满足又不断产生，才构成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能动的永恒不竭的动因。人的需要是一个历史过程，“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1](P79)人与狭义动物的不同之处也正在于他对于既定需要得以满足的超越，他永远不满足现状，永远刻意追求新的需要的满足。这种刻意求新的特质是现代人全面发展的重要标志。基于现代人的能力结构与关系结构的全面更新，现代人的需要结构也必然相应地得以更新和全面化。事实正是如此，当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得到了基本的保障之后，其价值取向便向精神生活的需要倾斜，吃、穿、住、行的基本物质生活需要的满足，远远不是现代化追求的主要内容，而是向着舒适、安逸、快乐、新颖、幸福、多样化和审美愉悦的超功利需求的全方位拓展。随着经济领域中所谓“恩格尔系数”的降低，人的现代化需要水平必将相应地全面提高。
第四，人的认知能力和文化选择的现代化。影响人的认知能力的外在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精神文化传统、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受教育程度、社会经济与生产力状况以及自然地理环境，而这些因素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都在以全新的形式和内容制约、促动着人的认知能力的更新；作为主体素质结构的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则从内在角度直接体现着人的认知能力发展的时代特征——开放性、创造性、反思性、超越性。
基于认知能力的现代发展，人们的文化选择呈现多元化和多样交融的价值取向，越来越多的人们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迷信走向科学，从人身依附走向个性独立，从地缘文化走向世界历史性的类文化，从物本位文化走向人本位文化，于是，现代文明模式的建构在不少地区已初见端倪。
三、全球化与人的现代化的互依互动
当今的全球化潮流决非外在于人及其活动的纯客观过程，而是有赖于现代化的人这一全新主体的能动活动与创造性选择的人化过程。在马克思看来，“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3](P131)同理，当今的全球化是现代化的人的自我生成过程，是现代人的普遍存在方式与活动方式。现代化的人只有参与和主动选择全球化这种生存方式、生活方式、认知方式和实践方式，才能顺应时代潮流而日益自由全面地充实与发展自身。真正的全球化或者说全球化的正向价值追求，归根结蒂是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除此之外，它没有自身特殊的外在于人甚至贬抑人的目标取向。现代化的人是全球化的主体，全球化又促成现代化的人的生成与发展。为了坚持和推进全球化与人的现代化之间的正向互动关系，需要明确认识和正确处理以下几个关系问题。
1.全球化与民族性的关系
全球化的健康发展，是兼容和吸纳不同民族特色文化的精粹于一身的统一整合过程，它不仅不会妨碍和拒斥民族化的优秀传统，而且需要通过不同民族特色的具体形式来充实、促进和体现全球化的实际过程。假如撇开各民族的特殊性，置一切民族的优秀文化于不顾，那么，全球化就失去了立足的根基，从而沦为一种毫无实际内容的虚拟假设或空洞口号。
另一方面，民族性也不再固守过去那种自我封闭、彼此隔绝、互不往来的保守型特质，而是以开放态势融于当今全球化潮流中的民族性，是在全球化潮流中开拓地盘、丰富自身、吸取精华、以新的姿态发挥其积极作用的民族性。
假如有的民族仍然习惯于封闭保守，惟恐受到外来文化潮流的冲击而失却了自己的民族性阵地，从而疏远或拒斥全球化，那必将作茧自缚式地把自己孤立于相对全球化的边缘境地，在如此这般的民族性禁锢中，为数众多的“桃花源中人”与现代化的人是彼此绝缘的，他们之间没有共同语言，没有价值认同，没有任何信息和能量的交流，这里的横向共时性将他们分别抛向了迥然不同的历史时代。
2.群体与个体的关系
社会历史领域从事现实活动的主体是群体与个体的统一。当今全球化背景下的群体主体与以往时代的群体主体的明显区别在于，维系于人类共同利益纽带的那部分实践活动的积极成果，不再局限于满足少数的一国一地的人们的需要，而有可能成为全球公民的共同选择和需要的对象，从事此类实践活动的群体，也因其所从事的恩泽全球公民的实践而得到与之相应的普遍性回报，从而他们也就具有了世界历史性的类主体的意义。这种类主体并非什么人的主观预设，而完全是受其实践活动的特殊的时代性所规定。
当代的类主体并非外在于现实个体，相反地，它是现实个体经由一定社会形式的提升和集结，离开了高素质、高能力、达到一定程度的全面发展的个体，当代的类主体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据，并且一切与全球化相关的群体形式也将成为纯粹的空谈。总之，当代全球化过程也就是现实主体的活动过程，而现实主体的切实对应物就是作为现代人的个体，现代个体从事活动的社会形式或必要条件则是直接或间接地同他人实行广泛的联系与合作。
在这里，群体与个体之间关系的发展趋向，将逐步地接近马克思的预言：“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8]
3.对全球化过程的二重性分析
当我们说全球化在实质上、主流上和发展趋势上是现代化过程时，这并不是说全球化本身就是百分之百的理想化过程。尽管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全球化过程毕竟还远未摆脱东西文化差异和南北贫富悬殊的深刻背景，它所裹挟的主体并非都彼此对等地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这就决定了当今全球化过程的二重性特征，即当它给一部分人带来可观利益的同时，却不免给另一部分人带来某种程度的利益缺损，这是当今无论什么样的对于贫弱者的优惠条款都难以避免和弥补的。
然而，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决不能据此而拒斥全球化，道理很简单，当今历史条件下的任何封闭保守，不仅不能够保护自己，反而会越来越拉大同发达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差距。在这里，可行性的明智选择只能是如下几方面。
第一，趋利避害，积极应对
改革开放以来的大量事实说明，外边的世界是很精彩的，其中有许多值得我们认真汲取和学习的东西，从管理到技术，从人事管理到制度创新，从自然科学到人文科学，发达国家和地区在诸多方面都领先于我们，这是极宝贵的人类文明资源，完全可以拿过来结合我们的情况加以消化、吸收、为我所用。而我们作为后发展国家，也自有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发达国家和地区业已走过的弯路(诸如现代工业的负效应等)可资借鉴，对于先进技术和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和交流，可以极大地降低成本和加速发展自己。一句话，只要不拒斥全球化，我们就会有越来越充分的发展机遇。
第二，扬长避短，主动出击
同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和大量传统工艺均有待充分开发，这就意味着这里已经具备了客观的发展自身的潜在优势。因此，只要发展中国家注重发展教育和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注重对于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注重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借外来先进的科技信息来改造和提升本地区的社会文明的质量和品位，就完全有可能借全球化的大背景从根本上逐步改变自身的贫穷落后的面貌。
第三，全方位地重新审视全球化背景下的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
唯物辩证法认为，对立统一关系是事物之间的根本关系。不同的阶级之间、民族之间的关系，除了矛盾斗争的一面，还有联系同一的一面，只见二者的斗争性，而不见二者的同一性，是形而上学的片面性观点和方法。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流的全球化背景下，尤其需要防止和克服这种形而上学观点。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既存在利益的对立，又存在利益的一致，通俗地说，在今天不少富人认识到，如果大批穷人过不上有保障的逐步富起来的日子，他们自己也就不可能再继续地富下去；同理，不少穷人也认识到，如果富人没有获得利益的机会，穷人自己也就没有哪怕较之富人少得多的获利机会。这就是说，现代人逐步摆脱了贫富两级对立的观念束缚，富人不再对穷人的命运熟视无睹；穷人也不再嫉恨富人，一味地令自己洁身自好，越穷越好。全球化日益把越来越多的人们变成世界公民，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的人们也日益体认到了彼此之间利益的“共同点”，长期以来那种一味对立、拒斥合作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正在明显地受到摒弃。全面认识和正确处理全球化时代条件下的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也可以说是现代化的人的重要的时代意识。
第四，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进步和历史代价的关系
任何社会进步都需要人们为之付出一定的代价，这几乎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对于历史代价有必要做进一步的科学分析。实际上，历史代价也有质与量的不同的规定或类型。代价有大有小，这自不待言，重要的是，人们付出代价甚至付出沉重代价的过程并不总是与历史进步相关，有时反而是人们付出的代价越沉重，历史就越倒退——譬如，近代工业化以来的环境污染的代价，封建主义的政治文化钳制之下的个性泯灭的代价，都并不利于推进社会发展。这就是说，假如人们付出的代价未能换来社会进步，反而有碍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种历史代价就是历史长河中的“负价值”或“负代价”。倘若不加分析地把任何历史代价都视为社会进步的“必然”，都说成是所谓的“交学费”，那就是对人们起误导作用的“泛代价论”。
科学地分析历史代价与社会进步的关系，有利于我们在全球化过程中明智地处理多种复杂的关系，该让则让，该争则争，既不失机遇，又不盲目随波逐流而置自身于被动的边缘化境地，处处主动地为人的现代发展开拓新境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