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均衡增长中的公共投资因素——基于1489份调查问卷的统计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统计分析论文,中国经济论文,调查问卷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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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多年来，由于改革红利、制度红利、市场化红利、人口红利等众多因素的积极助推，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实际增长率高达10%左右的持续高速增长，2012年中国人均GDP超过6000美元已发展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然而，在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全球的主要经济体欧盟、美国、日本深陷经济衰退的泥潭中难以自拔，引领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受其影响，中国宏观经济在2011年以来一直处于下行趋势，如2013年上半年中国GDP同比增长仅7.6%。同时，中国30多年来的高增长所伴随的不良后果开始凸显，如资源环境压力过大，严重的贫富分化导致社会不稳定，地方政府过度投融资导致投资效率低下及还债艰难等。现在，全球都在聚焦：中国经济能否保持长期持续均衡增长？
保持经济长期持续均衡增长问题是当前全球经济所面临的共同难题。2010年，二十国集团的峰会上以宣言形式推出了“强劲、可持续和均衡增长”框架，为世界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勾画了基本政策蓝图。中国的“十二五”规划中将经济长期持续均衡增长作为重要目标之一，如要求“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结构调整取得重大进展”等。根据著名的哈罗德—多马模型，经济增长可简述成以下模型：
GDP增长率=投资率×资本边际生产率
其中，投资率主要受一国储蓄状况和FDI影响；资本边际生产率主要受资本稀缺程度和技术进步影响，长期呈递减趋势。这样，短期内决定经济增长速度的宏观变量就是投资率。
纵观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投资无疑是驱动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动力。如2001-2012年的12年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年均增速约为20.3%，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总额(其中约三分之一由公共投资构成)占GDP总额的比重由2001年的33.9%快速升至2012年的72.1%，可见中国长期经济增长在当前过度投资模式下肯定不可能稳定和持续。因此，根据中国的现实国情国力，在长期确定相对稳定适度的投资率，同时通过技术进步来提升和稳定资本边际生产率，无疑是确保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均衡增长的关键措施。中国经济发展经验表明：政府主导的公共投资对于稳投资和促进技术进步发挥着极端重要的作用。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下，调查影响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均衡增长的公共投资因素，对促进中国经济社会长期可持续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二、文献回顾
公共投资与长期经济增长问题长期以来受到国内外学术界高度关注。国际上，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经济增长理论充分肯定政府公共政策在长期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认为公共资本的外部效应将带来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马斯格雷夫(Musgrave)认为公共投资从本质上看对于长期经济增长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意义。[1]阿罗和库兹(Arrow and Kurz)指出当公共投资低于最优投资额时，其对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当公共投资高于最优投资额时，其对经济增长具有负效应。[2][3]迪苏茨和埃雷拉(Dessus and Herrera)也指出公共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但当公共投资过度时，公共投资会抑制经济增长。[4]安吉瑙(Agénor)较好地探究了公共物质资本和公共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机制。[5]埃尔登和郝康姆(Erden and Holcombe)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分析后认为，不管是从长期还是从短期来看，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均存在互补的关系，公共投资、私人投资和GDP增长率三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6]伊克博和特恩斯基(Iqbal and Turnovsky)认为政府的生产性支出对于长期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作用。[7]安东尼奥和郝康姆(Antonio)认为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都对长期产出有正的影响。[8]在国内，马拴友指出公共资本对市场化部门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应通过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促进短期和长期经济增长。[9]刘国亮强调公共投资特别是其中的公共基础设施和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项目对人均GDP增长具有显著作用，通过公共投资扩张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目标合理。[10]娄洪指出公共基础设施资本能够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在相当长时期保持积极的公共投资政策，是中国保证较高的长期经济增长率的重大战略。[11]于长革指出中国不能忽视对基础设施或具有自然垄断行业的公共投资，以促进短期和长期经济增长，并指出政府公共投资促进经济增长效应有合理规模。[12]郭庆旺和贾俊雪指出政府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这两种形式的公共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其中政府公共物质资本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正影响更为显著。[13]杨大楷和孙敏指出公共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具有长期的正向均衡关系，但贡献率较低；指出要着重对公共投资结构进行优化，加大对科技创新、教育和卫生的投资力度。[14]严成樑发现中国政府研发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政府研发投资可以促进长期经济增长；此外政府研发投资对民间物质资本投资和民间人力资本投资也有直接的促进作用。[15]刘洋指出中国公共投资结构变动和优化的趋势符合从一般性投资向战略性投资转变、从基础性领域向前瞻性领域转变、从简单维持经济高增长率向突破经济发展瓶颈的目标转变的一般规律；指出完善现有公共投资体制，对保证经济长期持续快速增长和稳定运行具有积极意义。[16]张卫国等人指出地方政府投资行为对经济长期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但行政性垄断必然损害经济的长期增长。[17]张中华等人指出构建合理有效的公共投资运行机制和制度安排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18]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指出在城市化加速期由政府主导经济流程，土地财政和公共支出扩张对城市化有直接加速效应，但如不能带来城市“规模收益递增”效果，则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将面临挑战。[19]严成樑在2012年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我国自主创新、实际产出和长期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政府的公共服务及公共投资在社会资本提供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20]众多学者研究表明，公共投资与长期经济持续均衡增长有直接和显著联系，但过度的公共投资会抑制长期经济增长，有效的公共投资政策设计可促进经济长期持续均衡增长。
三、中国长期经济增长中的公共投资问题调查设计
本次中国长期经济增长中的公共投资问题调查内容主要包括：(1)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均衡增长的影响因素调查；(2)公共投资促进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均衡增长的作用问题调查；(3)对当前公共投资项目监管问题调查；(4)对当前公共投资项目效率问题调查；(5)促进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均衡增长的公共投资结构、规模、效应问题调查；(6)促进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均衡增长的公共投资政策问题调查。
本项调查肩负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力图为解决困扰国家长期经济增长问题的重大战略决策提供参考依据。因此，在研究内容的设计上力求战略性、前瞻性、全面性、客观性、合理性；在调查对象的选择上在确保专业性的基础上力求参与对象的广泛性、代表性、多元性、层次性，调查对象遍及高校师生、政府事业单位经济工作人员、企业单位中高级经济管理人员以及部分普通市民，考虑到所调查问题的相对专业性，因此调查对象以高校经济管理类专业师生为主，在学历层次上尽量要求本科以上；在样本区域的选择上尽量兼顾区域代表性、经济代表性以及调研便利性原则，因此在东部沿海地区选择了经济发达的北京、广州、杭州，在中部地区选择了南昌、武汉、合肥，在西部地区选择昆明，在上述城市主要采取问卷面访调查、小型座谈会调查、邮寄问卷调查、网络问卷调查等方式；为鼓励调查对象客观公正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和观点，本项调查活动完全采取匿名方式开展。为了确保调查的效果，本项调查先在南昌市相关高校进行了预调查活动，反响积极，效果良好。
本项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2 000份，总计回收有效调查问卷1 489份。在参与本项活动的调查对象中，具有博士学历程度的调查对象有75位，约占总人数5.0%，具有硕士学历程度的调查对象有360位，约占总人数24.2%，具有本科学历程度的调查对象有1 031位，约占总人数69.2%，还有23位调查对象约占总人数1.5%的学历程度为本科以下；调查对象学历分布的相对合理体现了本项调查活动的数据具有较强的公信度。
四、中国长期经济增长中的公共投资问题调查数据统计分析
本项调查活动的数据处理借助SPSS18.0及EXCEL软件，以下对1 489份调查问卷所收集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现结合所设计的调查内容报告如下：
(一)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均衡增长的影响因素调查
1.今后10-20年制约中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最主要因素调查。在回收的1489份问卷中，本项内容有效问卷1 488份。大多数调查对象赞成制约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均衡增长的最主要因素是技术创新乏力。同时，收入差距过大和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等因素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具体见表1)。因此，为促进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均衡增长，应加大技术创新的力度，完善促进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进一步提高技术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同时要加强收入分配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为经济增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2.今后10-20年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最主要因素调查。在回收的1 489份问卷中，本项内容有效问卷1 488份。绝大多数调查对象赞成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优化因素是中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最主要促进因素(具体见表2)。因此，政府要加大科研投入，发挥科技进步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持久带动和促进作用。应优化经济结构，减少经济发展对生态、资源环境的压力。应适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扩大公众在公共决策中的话语权，使公共决策真正体现公众福利最大化，而不是少数政治精英的效用最大化。
(二)公共投资促进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均衡增长的作用问题调查
1.对当前中国政府及公共事业企业主导的公共投资项目看法调查。在回收的1 489份问卷中，本项内容有效问卷1 488份。绝大多数的调查对象认为当前中国公共投资项目效率低下、腐败横行，应该控制规模和加大监督力度，确保公共投资项目达到预期的经济社会效应(具体见表3)。调查对象对当前公共投资项目看法基本为负面，应提高公共投资项目决策及运行的透明度，鼓励公众参与及监督，严格界定公共投资边界，使公共投资项目切实成为“公共的好”项目和阳光项目。
2.影响政府官员或公共企业在公共投资项目决策的关键因素调查。在回收的1 489份问卷中，本项内容有效问卷1 488份。超过半数的调查对象认为在公共投资决策中，官员、企业决策的关键因素是获取自身利益最大化、服从领导意志、觊觎腐败收入等，而真正关注公共投资项目带来的经济、社会、生态及可持续发展效应的却相对较少(具体见表4)。因此，必须进行制度设计以树立科学的政绩观，完善相应责任追究制度，管控和斩断觊觎非法利益的贪婪和腐败之手，加强社会公众在项目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发挥。
3.公共投资促进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均衡增长的最主要作用调查。在回收的1 489份问卷中，本项内容有效问卷1 486份。超过半数的调查对象认为公共投资促进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均衡增长的最主要作用应是引导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促进技术创新、提供完善的公共基础设施等(具体见表5)。引导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促进技术创新是培育和塑造中国未来国际竞争力的战略之举，而高质量、高效率的公共基础设施则助推中国经济的长期起飞，应积极培育和发挥公共投资在上述领域的战略性、前瞻性和先导性作用。
(三)对当前公共投资项目监管问题的调查
1.当前政府对公共投资项目的监管有效性调查。在回收的1 489份问卷中，本项内容有效问卷1 488份。绝大多数调查对象认为政府对公共投资项目监管效果不理想、缺乏效率(具体见表6)。究其原因，作为公共投资项目主导者和实施者的政府各部门之间利益关系密切，很难有效实现同级部门的财政或审计监管，而广大民众又被排除在监管体系之外。必须构建“上级政府监管+新闻媒体监管+社会公众监管”的模式，加大对公共投资项目的监管力度，提高监管效率和效果。
2.当前政府部门以外的其他公共投资项目监管渠道调查。在回收的1 489份问卷中，本项内容有效问卷1 487份。绝大多数调查对象希望政府向公众发布项目情况，召开听证会以及通过各种新闻媒体及时报道“问题项目”(具体见表7)。可见，社会公众有较强烈的权利意识和参与欲望，应广纳民智，杜绝权力寻租的灰色地带，确保公共投资项目运行透明，社会公众对公共投资项目拥有知情权、决策参与权等。
3.当前鼓励社会公众参与公共投资项目监管的有效措施调查。在回收的1 489份问卷中，本项内容有效问卷1 487份。绝大多数调查对象认为鼓励社会公众参与公共投资项目监管的有效措施是立法保障公众参与项目决策、完善项目公示制度、立法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完善专家评议制度等等。因此，应该明确立法以制度化形式保障社会公众对项目决策的参与权、知情权等，确保公共投资项目的公共性及监管的有效性。
4.当前公共投资项目中专家咨询机制问题调查。在回收的1 489份问卷中，本项内容有效问卷1 487份。绝大多数的调查对象认为专家咨询最大的问题就是专家服从领导的意志，专家决策咨询流于形式(具体见表9)。现实中大多数专家咨询的结果是为政府官员的决策合理性或程序合法性背书，在某些案例里甚至发生专家被权力或资本俘获，出现“权力+资本+知识”结盟的恶劣态势。因此，应采取确保专家咨询的独立性、透明性、终身追责性等措施予以解决。
5.当前公共投资项目听证制度中参加的政府官员、公众、专家合适比例调查。在回收的1 489份问卷中，本项内容有效问卷1 489份。绝大部分的调查对象认为公共投资项目听证制度中参加的政府官员、公众、专家合适比例应是3：4：3比例形式(具体见表10)。在各类公共投资项目听证制度中应该加强社会公众在听证会上的比例，社会公众的偏好和诉求应被充分尊重及考虑，应摒弃少数政治精英及社会精英垄断公共投资项目决策的权力，以增强公共投资项目决策真正的公共性和公信度。
(四)对当前公共投资项目效率问题调查
1.对当前中国政府及公共事业企业主导的公共投资项目运行效率调查。在回收的1 489份问卷中，本项内容有效问卷1 488份。绝大多数调查对象认为当前中国政府及公共事业企业主导的公共投资项目运行效率一般或缺乏效率(具体见表11)。当前公共投资在规模和结构上存在问题，部分项目甚至异化为部分官员获取租金和政绩的工具，因此中国宏观决策部门必须采取切实措施提升公共投资效率。
2.影响中国公共投资项目运行低效率或决策失误的原因调查。在回收的1 489份问卷中，本项内容有效问卷1 487份。绝大多数调查对象认为导致公共投资低效与决策失误主要原因是决策分权机制不健全，决策集中于领导个人；另外，缺乏专家、公众、执行者有效参与及腐败因素等也是重要的影响原因(具体见表12)。要明确划分各个职能部门及领导在公共投资过程中的决策权力，明确各个环节上的决策权力与责任的有机统一，限制领导个人权力，进行制度化的权力约束。
3.提升公共投资项目效率的有效措施调查。在回收的1 489份问卷中，本项内容有效问卷1 488份。绝大多数调查对象认为提升公共投资项目效率的有效措施是对项目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严厉打击和治理公共投资领域的腐败行为等(具体见表13)。应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动态监管机制，鼓励和引致私人资本参与公共领域投资，缩小和控制政府公共投资的边界和规模，立法明确项目决策实施程序，严惩腐败、寻租等非法行为，以此来提高公共投资效率。
(五)促进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均衡增长的公共投资结构、规模、效应问题调查
1.为促进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均衡增长，公共投资最应该投向的领域调查。在回收的1 489份问卷中，本项内容有效问卷1 487份。绝大多数调查对象认为为促进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均衡增长，公共投资最应该投向的领域为“科教文体卫”等公益项目及基础教育行业等民生项目(具体见表14)。上述领域作为消费性的公共产品，在短期内并不能显著推动经济增长，但其反映了社会公众对公共投资的普惠性及公益性诉求，加大投资力度可有效提升中国人力资本质量，推动长期技术进步，构建公共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长效机制。
2.为促进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均衡增长，公共投资占GDP适度比例调查。在回收的1 489份问卷中，本项内容有效问卷1 485份。绝大多数调查对象认为为促进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均衡增长，公共投资占GDP适度比例应在5%～20%之间(具体见表15)。根据众多学者估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共投资占GDP比例基本处于该区间内。可见，在常态下，中国公共投资占GDP的适度比例应为上述区间的中位数，约为10%左右。
3.为促进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均衡增长，公共投资所发挥效应调查。在回收的1 489份问卷中，本项内容有效问卷1 487份。绝大多数调查对象认为为促进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均衡增长，公共投资应发挥社会福利效应及就业效应(具体见表16)。因此，从长期来看，公共投资必须要提升和改进经济发展质量和社会公众生活满意度，其角色应从构建基础设施等社会“硬件”向提升整体社会的福利水平及就业状况等“软件”领域转变。
(六)促进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均衡增长的公共投资政策问题调查
1.为促进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均衡增长，治理公共投资腐败问题的有效措施调查。在回收的1 489份问卷中，本项内容有效问卷1 487份。绝大多数调查对象认为为促进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均衡增长，治理公共投资腐败问题的最有效措施是公开透明、建立项目权力约束机制(具体见表17)。公共投资领域腐败严重地降低公共投资效率并增加了公共投资规模，提升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本。要治理公共投资腐败问题，必须要健全法制，加强公开披露信息力度，加强权力约束机制，建立赏罚分明的激励机制。
2.促进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均衡增长的最有效公共投资政策调查。在回收的1 489份问卷中，本项内容有效问卷1 486份。绝大多数调查对象认为促进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均衡增长的最有效公共投资政策为完善公共投资项目绩效评价与监督体系以及项目决策制度(具体见表18)。当前的迫切任务是构建和完善科学合理、普适性和公信力较强的公共投资项目绩效评价与监督体系、完善项目决策制度等，切实提升公共投资促进长期经济增长效果。
3.调查对象对改进和提升中国公共投资效率并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建议汇总。调查对象对改进和提升公共投资效率并促进中国长期经济增长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主要的代表性建议汇总如下：(1)政府放开对公共投资领域垄断和控制，允许私人资本参与公共领域的活动；(2)健全法律法规，完善制度保证，健全监督机制，完善公众参与机制，防止以权谋私，贪污腐败；(3)建立公开透明的招标制度，完善项目的监督机制和项目的听证制度；(4)公共投资应以公平效率为目标，应重质量，应以群众利益为大任，成为为民谋福利的基础工程；(5)应建立有效的新闻媒体监督机制，放松政府对媒体的抑制，启动新闻界发掘丑闻的自发冲动；(6)将政府公共投资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有效分开，近时期以民生项目为投资重点；(7)逐步将政府投资领域限制在教科文卫、弱势群体保障等社会公共产品和培育民族国家核心元气的项目上；(8)规划投资程序，加大全程监管，实行无限期责任追究制度；(9)加强投资领域选择以减少挤出效应，做好长期规划避免重复建设和盲目建设，加强项目透明度并引入完善社会监督；(10)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社会公众有权选取地方主要官员，公开公务员财产，以此提升公共投资质量和效率。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根据对本次调查的1 489份问卷的统计分析，可以获取对决策参考较有价值的信息。如绝大多数调查对象都认为制约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最主要因素是技术进步；当前中国公共投资项目监管效果较差、效率低下，导致低效与决策失误主要原因是决策分权机制不健全，应该加大监督力度，明确立法保障社会公众对公共投资项目拥有知情权、决策参与权等；当前公共投资决策中，官员及相关企业首先考虑的是获取自身利益最大化，专家咨询最大的问题就是专家服从领导的意志，公共投资项目听证制度中参加的政府官员、公众、专家合适比例为3：4：3；公共投资促进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均衡增长的最主要作用是引导战略产业成长；为促进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均衡增长，公共投资最应该投向的领域是“科教文体卫”等公益项目，公共投资与GDP最合适比例应在5%～20%之间，公共投资最主要发挥的应是社会福利效应等；治理公共投资腐败问题的有效措施是公开透明、建立项目权力约束机制，最有效公共投资政策是完善公共投资项目绩效评价与监督体系等。上述信息无疑对改进和提升公共投资效率并促进中国长期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决策参考价值。
著名的竞争战略大师迈克尔·波特认为，国家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即生产要素导向阶段、投资导向阶段、创新导向阶段和富裕导向阶段。毋庸置疑，中国公共投资体制对于保障从投资导向阶段向创新导向阶段平稳过渡、促进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均衡增长作用不可或缺。为充分提升公共投资促进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均衡增长的作用发挥，特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健全公共投资绩效评价体系和监管体系，提升公共投资效率和效果
当前在公共投资领域“形象工程”、“腐败工程”、“问题工程”等低效或无效的项目大量存在，必须健全公共投资绩效评价体系，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引入权威的国内外评价机构，对在建项目及其后效果进行权威的、客观公正的评价。完善对公共投资项目的全过程动态实时监管，如成立中国公共投资监督管理委员会等权威机构(可在各大区成立分支机构)实施对全国公共投资项目的统一监管，公共投资项目信息要一律在网上全面实时公开。在监管中应积极引入新闻媒体、专家学者和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对发现问题者予以表彰或重奖，提高社会群体参与监管的责任心和积极性，以此提升公共投资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效率和效果。
(二)保持适度公共投资规模，稳定中国投资率在适度水平
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均衡增长是在既有的社会经济条件、资源环境条件、技术创新条件约束下所实现的经济适宜增长速度。中国当前高达50%的投资率水平在长期是国情国力无法支撑的，因此今后20年中国投资率保持在30%～35%应是适度区间，如果资本边际生产率保持相对稳定，中国今后20年的年均适宜均衡增长速度可能在6%～7.5%之间。由于目前每年新增投资约三分之一是公共投资，所以为稳定投资率水平，中国今后20年的适度公共投资/GDP比例应保持在10%左右。如果宏观经济运行过热或过冷，可以适当削减或提高公共投资/GDP比例以稳定投资率水平。
(三)加大公共投资提升技术进步力度，稳定中国资本边际生产率水平
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指出，随着全国城市化率的不断提高、结构服务化加快、人口红利的下降，中国长期经济增长减速势成必然，技术进步为长期结构调整政策所关注。[21]根据哈罗德—多马模型估算，中国当前资本边际生产率水平约在20%～25%左右。根据国际经验，资本边际生产率呈长期下滑的趋势，而技术进步是抵御或消除资本边际生产率下滑的有力武器。应按照《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要求，加大公共投资在科学研究及技术创新方面的投入力度，加快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通过技术进步水平的提升以稳定和提高中国资本边际生产率水平。
(四)加大公共投资引导和扶植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力度，提升中国产业结构高度和国际竞争力
公共投资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战略性、前瞻性和引导性，中国政府应从外汇储备中至少拿出3 000亿美元成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基金，政府主导并吸引国内外资本加盟成立战略性新兴产业骨干企业，或以股权合作、债权扶植等方式提供民间资本主导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发展所需资金，并以产品价格补助的方式迅速扩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品的市场需求，利用中国巨大的市场优势和规模优势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品的成本优势和国际竞争优势，但在战略性新兴产业进入成长期后，政府公共投资应退出以让利让位于民间资本。
(五)加大公共投资投入力度，推进中国城市化进程，优化中国经济结构
2012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52.57%。中国城市化进程必须是政府主导模式，推进城市化进程可极大地释放中国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成为引导中国今后20年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泉。按照国际经验，一国城市化率与投资率呈倒“U”型曲线关系，而与消费率却呈“U”型曲线关系。陈昌兵指出中国城市化率小于59.93%时，投资率随着城市化率的增大而增大，当城市化率大于59.93%时，投资率随着城市化率的增大而减少；然而，当城市化率小于54.31%时，消费率随着城市化率的增大而减少，当城市化率大于54.31%时，消费率随着城市化率的增大而增大。[22]所以，中国城市化进程可优化经济结构，改变投资消费结构扭曲的态势。
(六)加大公共投资对社会基础设施投入力度，提升中国社会福利水平
随着中国经济基础设施的健全和完善，政府主导的公共投资应加大“科教文卫体”、社会资本及公共娱乐等社会基础设施的投入，特别要加强基础教育方面的投入，提升中国社会人力资本水平，使中国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加大公共投资对社会基础设施投入还可以提升国民福利水平，提振国民的消费信心以及对国家及政府政策的满意度，真正实现经济增长的包容性和普惠性，是中国经济超越中等收入陷阱，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均衡增长的关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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