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的转型还是政党的衰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60(2008)06-0065-06
政党的转型及其原因
政党是政治体制现代化的产物，政党是现代性的表征。政党在当代政治体制中处于中心位置，无论何时，只要政治体制的活动达到一定的复杂性，政党就会出现，现代政治就是政党政治，政党是西方民主的基础等观点在政治学研究中已经成为不言自明的经典结论。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政党发生变化，一位著名政治学家指出：“我们没有预见到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不仅对政党的政治行为，而对政党自身的性质都产生了直接的冲击。”“今天的政党已经与几十年前的政党完全不一样了。”[1]对于政党发生的变化，许多政治学家认为是政党的转型。
西欧社会民主党的转型也许是最为明显的，同时也是最受关注的。西欧社会民主党在建立初期，是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明确的政治目标、确定的阶级基础和完备的组织结构的政党。社会民主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放弃了以革命追求工人阶级解放的政治目标，希望以改良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但后来这个目标也被社会民主党放弃；社会民主党已经放弃了过去的意识形态，甚至放弃了过去的价值追求和政治理想，实际上成为一个没有未来的政治目标并不再挑战现存政治制度的政党。“第三条道路”等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新口号与理论的提出，显示出社会民主党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目标方面的转型是根本性的；在党的社会基础方面，社会民主党曾经明确将工人阶级作为自己的阶级基础，但今天的社会民主党不再将自己看做是工人阶级的政治代表，即在与资本达成历史性妥协的基础上，多数社会民主党已经自觉地转变为群众党、包括一切人的党或人民党。[2]在发展党员问题上，社会民主党放弃了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原则，转而采用了“包括一切人”的原则，将发展党员的注意力转向中产阶级等；在组织结构方面，社会民主党的重大变化是，一些国家的工会组织不再是党的集体党员。从这四个方面观察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结论都只能是，社会民主党的转型是如此全面彻底，以至于有学者提出了今天的社会民主党体现的是社会民主主义还是社会自由主义的疑问。[3]
社会民主党的转型一直是学者关注的重点，甚至也常常是意识形态争论的中心话题。但在西欧各国，都存在着社会民主党的竞争对手，这些政党的变化同样深刻而全面。如欧洲大陆一些国家的基督教民主党、英国等国的保守党等。这些党是从议会中的政治派别演变而成，其目的是维护已经建立的体制，因而不可能提出任何改造社会、实现某个阶级解放的政治目标。基督教民主党就以宗教信仰为党的意识形态基础，党员多来自于信仰宗教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所以，观察这些党的转型，需要不同的视角。一些政治学家提出了四重目标模式——即赢得选举、寻求政府任职、提出政策并努力实现和党内民主的贯彻——来研究这一类型政党的变化。[1]如果从这四个方面来观察西欧一些国家的基督教民主党或者保守党，可以发现，这些政党的转型要晚得多而且内容也有差别。迟至1994年，荷兰基督教民主党才开始进行内部变革；直到1998年，英国保守党才提出内部改革方案。这些政党的内部改革并没有提出类似于社会民主党明确的意识形态替代方案，但也将正义、团结和广泛的责任等价值吸收到党的意识形态。这些政党的内部改革主要集中于如何扩大党内民主，因为这些党在历史上，党魁不受任何组织约束，任何党组织的决议对党魁仅具有参考价值，党魁掌握最高领导权，党内实行的是实际上的个人集中制。这些政党同样提出了要成为“包括一切人”的党。虽然这些政党的转型要晚得多，但他们的自我变革是明确而深刻的。[4]
不同的政党实现转型的直接动因虽然有所不同，但导致不同政党实现转型的根本原因却是一致的，即社会结构的变化。
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党实际上是工业化推动的经济、社会结构变化带来工人阶级数量急剧增加，各种新的社会矛盾突出，以工人运动为主的社会运动兴起导致政治格局发生根本改变的产物。而过去40年，工业化社会经历了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中产阶级的数量快速增加，从而形成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结构。工业化时期占据优势的各个阶级不断萎缩，其中尤以工人阶级数量下降显著，工业化时期建立的各类政党的社会基础几乎毫无例外地被严重削弱。社会结构的变化，同时改变了社会的主要矛盾，过去尖锐的矛盾不再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但过去不被关注的问题或者过去不存在的问题，现在正在成为新的矛盾的焦点。社会结构的变化还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社会的政治行动方式。由于政党本身是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结构发生根本变化的产物，不论哪种类型的政党，当它形成时，总是与当时的社会结构、社会环境相适应的，这些政党的纲领、目标和意识形态总是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其组织结构也总是与社会主流的政治行动方式相一致。当社会结构和社会环境都发生了根本变化时，当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社会的政治行动方式也发生变化时，政党的转型就是必然的。
社会结构的变化可以最恰当地解释社会民主党转型的根本原因，因为社会民主党本身就是工人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也能部分解释其竞争对手的变化原因，因为社会民主党的转型在加强对选民吸引力的同时，也必然给其对手形成新的政治与社会压力。当然，除了社会结构的变化，还有其他因素促使政党的转型。总之，政党的转型是政党面对已经并正在继续发生的社会变化所造成的各种困难或失败，主动或被动地作出的反应，是政党在新的历史环境中寻求继续生存所进行的选择，这恰如一位著名的政治学家所说：“当所有这些史无前例的条件出现时，政党却不发生变革，那才是令人吃惊的。”[1]
政党在社会变化的压力下主动或被动地实行转型，其实质是为了使党摆脱正在到来的已经可以感觉到的危机或者避免未来可能出现的危机，防止党的衰落甚至是衰亡。危机到来又无法摆脱，是政党走向衰落的开端。政治危机理论认为危机分为三种情况：能够被解决的短暂的政治问题，长期的政治困难，政党发生无法解决的内部矛盾而解体。选择转型的政党所遇到的危机，基本上属于前两种情况。问题在于，遇到危机的政党选择自我转型是为了克服危机，但政党转型是否达到了这个目的，则是一个仍然需要研究的问题，要正确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对转型后政党的状况进行研究。
转型给政党带来转机还是深化了危机
如何保持并不断增加党员的数量，是绝大多数政党首先要关注的问题，对于将竞选成功作为主要目标的党来说，保持并增加党员数量的意义更加重大。社会民主党从阶级的政党转向包括一切人的政党，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工人阶级数量的减少导致了党员数量的下降，组织危机出现。转型的目的就是希望从数量正在迅速增加的中产阶级中吸收党员。但社会民主党和其他政党在转变为“包括一切人”的党后，并没有改变党员数量持续下降的趋势。
过去20年间，除西班牙外，欧洲其他国家不同类型政党党员的数量都出现了显著下降。以英国为例，英国工党在1998年还有40万党员，到2005年，党员数量已经下降到20万。这8年，恰恰是工党提出建设新工党的目标，实行新的转型的时期。新的转型没有增加甚至也没有保持工党的党员数量，党员的数量继续大幅度下降。英国保守党在历史上党员数量最高曾经达到250万人，到2005年则下降到25万多人，党员数量锐减90%。保守党在1998年提出了实行党的内部改革的计划，然而，经过几年的改革，保守党的党员并没有增加，反而继续下降。到2005年，英国自由民主党的党员数量仅剩下7万多人，比1983年下降了50%还要多。[5](P20)今天英国三个主要政党党员数量的总和，还不到英国人口的1%，而在这三个政党党员数量处于顶峰时，党员数量总和曾经高达900多万人，占当时英国总人口的比例达15%以上。党员数量下降是促使政党转型的主要原因之一，从阶级为基础的政党转向“包括一切人”的政党，并没有带来党员数量的增加，不同类型政党的党员数量都在继续下降，说明转向“包括一切人”的党，并没有能够吸引一切人积极加入党，遏止党员数量下降的趋势。因而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转型没有给政党带来转机，克服党所遇到的组织危机。从任何角度进行分析，党员数量的大幅度下降对承担任何角色的政党，都不可能被看做是党兴旺发达的标志，而只能被看做是政党衰落的标志，当然，党员数量大幅度增加也不一定意味着党富有生命力。
党员数量下降的同时，政党与不同社会组织曾经具有的紧密联系也逐渐弱化。社会民主党在历史上与工会建立了紧密配合的关系，但在过去20年间，这种紧密配合的关系在一些国家已经弱化，在一些国家则完全破裂。这正如一位欧洲学者所说：“在工人运动中曾经被看做是同一运动的政治与经济两翼的党与工会之间的关系，已经毫无例外的被削弱，被侵蚀了。”[6]其他类型的政党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同样发生了类似的变化。而且，几乎所有的政党都没有能够与1968年以后兴起的新社会运动建立起任何有效的联系。历史上形成的不同社会组织实际上是政党的重要社会基础，这些组织与政党关系的疏远甚至破裂，反映的恰恰是政党正在失去自己传统的社会基础。未能与新社会运动形成合作关系则说明，政党在失去传统社会基础的同时，也未能在新的社会阶级中确立自己的社会基础。工会等曾经与政党建立了紧密联系的社会组织，在今天往往难以接受政党转型后提出的政治纲领或者政策，这些社会组织维护自己成员具体利益的活动经常与政党提出的新的纲领政策相矛盾，它们最终选择了主动拉开与政党的距离。这些社会组织主动与政党拉开距离，意味着这些社会组织对政党作为自己利益在政治上的表达者丧失了信心和信任。从自身利益出发，这些社会组织不能不注意自己政治上的独立性，并在政治上寻求新的利益表达途径，所以，它们认为自己的活动不再需要与政党的活动相配合、相适应，更不会与政党的活动保持一致。政党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发生如此演变只能说明，政党已经失去甚至可能是永远失去了它在普通公民生活空间中曾经享有的中心地位。
无论是党员数量继续大幅度下降，还是政党与社会组织之间关系的疏远甚至恶化，显然不是当初政党选择转型所希望的结果。但是，实际上却都是政党由阶级的政党向“包括一切人”的政党转型的必然结果。不主动转型，政党将坐等危机发展，衰落必然会降临；但转型已经被证明没有成为政党发展的转机，相反，危机在继续，政党衰落已经来临。这是因为，“包括一切人”作为政党发展的指导方针，本身具有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
当政党是阶级的政党时，政党是一个高度同质化的政党。政党的党员来自同一个阶级，并与作为自己社会基础的阶级保持紧密联系，因而能够作为特定阶级与社会群体的利益表达者形成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政党仅仅表达阶级的利益，相反，政党为了能够执政，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但它往往会首先考虑本阶级的利益，这就是阶级政党作为主要政治活动者时，不同类型的政党执政，往往会在政策上进行大幅度调整的原因。欧洲福利国家的建立，虽然对全体人民都有利，但建立福利制度的出发点，却是左翼政党为了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所以，阶级的政党更具有号召力，有更为坚实的社会基础，其关键是，阶级的政党在党内和党与自己的社会基础之间，都形成了强烈的政治认同。
当政党是“包括一切人”的党时，政党就演变为异质化的政党。党希望将一切人都吸引到自己的队伍，但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没有巨大集体利益差别的“一切人”。既然社会各个不同的群体（这个群体被称为阶级或者阶层并不重要）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集体利益的差别，来自彼此之间存在巨大集体利益差别的不同阶级的人进入到同一个政党，就必然将不同的利益要求带入党内，从而导致政党内部、政党与自己的社会基础之间难以形成政治认同。作为“包括一切人”的政党，党在政策制定与政策选择时，必须左顾右盼，必须表达所有社会群体的利益，但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差别永远大于一个阶级内部不同成员个人之间的利益差别，政党的政策只能重点突出某些社会群体的利益而不可能同时突出所有群体的利益。因而，转向“包括一切人”，不但没有能吸引一切人，反而失去了原有的社会基础。
包括一切人的政党内部缺乏强烈集体认同，还表现为党员行为的变化。转型后的政党继续经受党员数量下降的痛苦，而且还遭遇了越来越多的党员不参加党的活动的难题。在2001年，英国工党积极参加党的活动（散发宣传材料等）的党员，比1991年下降1/3。1990年，在选举期间主动为党拉选票的党员占党员总数的一半，而到1999年，这样做的党员已经下降到党员总数的1/3。[5](P21)英国其他政党的党员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针对政党党员活动积极性的下降，有学者为描述这种现象创造了一个新的词汇：休眠的党员。[7]
与党员活动积极性下降形成鲜明对照的，说明转型后的政党正在走向衰落的政治现象是，一些政治家绕开政党，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直接面对选民。虽然现在独立候选人还没有成为一个普遍现象，但对于以竞选活动为主的政党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独立候选人的出现并当选，恰恰意味着选民对政党的不信任，因而是政党衰落的反映。那些继续以党的名义活动的政治家，现在往往并不理睬党组织的决议、要求，在政治活动中我行我素，使政党的活动呈现个人化的特点。于是，在转型后的政党中，作为党的领袖的政治家可以要挟党，党却无法有效地约束他的活动。领袖不受党的约束，政党实际上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对于领袖与选民来说，政党仅仅是个符号，领袖成了真正起作用的政治行动者。政党的约束力因此在消失，政党的合法性也逐渐成为一个问题。
上述一切都说明，转型并没有扭转政党衰落的趋势，而这个衰落是全面的、深刻的。当代世界出现的政党衰落的现象，绝对不是政党忽视正在降临的危机，缺乏变革精神的结果。导致转型后政党继续衰落的原因虽然有许多，社会结构的变化即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结构的形成，是目前不同类型政党衰落的根本原因。已有研究恰恰对此关注不够。
新中产阶级的兴起与政党的衰落
当政党出现时，无论是从议会中的派别演变而来的政党，如英国从托利党和辉格党演变而来的英国保守党和自由党，还是在社会运动中形成的政党，如英国的工党，都以一定的阶级为基础，并明确代表一定阶级的利益。
我们观察欧洲各国工业化以来政党演变的历史，可以发现，政党在政治上最活跃，政党自身力量最强大（主要指党员数量最多），政党对国内国际事务影响最深刻最广泛的时期，恰恰是工业化推动的欧洲各国形成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为主的社会结构、同时仍然存在数量巨大的小资产阶级的时期。一旦欧洲各国的社会结构转变为其他阶级为主体，政党就开始趋于衰落。这个现象实际上说明，政党的兴盛，也许仅仅与某些阶级有直接联系，而不是与一切阶级有联系，即政党的兴盛，仅仅与那些能够形成阶级意识的阶级相联系。欧洲工业化时期各个国家存在的三个主要社会阶级，恰恰都是能够形成阶级意识的阶级。一旦社会形成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结构，政党就开始衰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产阶级本身是一个异质化的阶级，这个阶级难以形成阶级意识。
今天被称为中产阶级的社会群体，在一个世纪以前，被称为新中产阶级，以区别于过去被称为中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今天仍然有许多学者继续使用新中产阶级这个概念。当新中产阶级出现时，首先对这个阶级进行研究的，是第二国际的理论家。
第一个对新中产阶级进行研究的是考茨基。考茨基指出：以前属于统治阶级特权的全部知识活动领域，现在都是由领取工资的劳动者：专业学者、艺术家、工程师和各类职员所掌握。他们构成了所谓的“新中产阶级”。新中产阶级与老中产阶级（资产阶级）的区别首先在于它缺乏任何特殊的阶级意识。这个阶级的每一部分的利益都过于特殊，因而不能发展起共同的阶级意识。[8]第二国际的另一位著名理论家潘涅库克认为，新中产阶级由各个领域的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组成。这个阶级本身又划分为许多个阶层。这些阶层主要是由收入和地位的差异决定的。由于存在着这些差别，新中产阶级的成员缺乏精神上的统一。他们构成了一个没有确定的阶级理想的中间阶级。[9]
考茨基与潘涅库克准确地揭示了中产阶级与其他阶级的区别，而这些区别决定了中产阶级是难以如同其他阶级那样组织起来，进行有组织、有战略目标的政治活动的。由于中产阶级内部也划分为多个阶层，而且这些阶层之间存在的利益差别非常明显，因而，中产阶级是一个内部缺乏同质性的阶级，其成员可能向不同的甚至相反的方向发展。[10]缺乏共同的方向性，也就难以提出一个能够通过整个阶级的行动来实现的目标。当然，这绝不意味着中产阶级就没有需要维护的利益。然而，当中产阶级的成员需要实现自己的目标时，他的行动方式完全不同于工人阶级，也非常不同于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最大愿望是继续自己给自己当老板；而新中产阶级的最大愿望却是求取个人功名。只要存在向上流动的可能，新中产阶级的希望就寄托于个人奋斗而不是集体行动。因此，在新中产阶级中，占据支配地位的观念是，依靠教育、个人意志和个人努力来取得个人成就。一些实证研究也证明：典型的下层中产阶级成员，对于参加集体行动非常勉强。[11]新中产阶级对于集体行动缺乏兴趣，决定了他们对政党的集体政治行动更没有兴趣。历史证明，这个阶级的出现，对所有政党的影响都是消极的。所以，当新中产阶级兴起并成为社会中数量最为庞大的社会群体时，政党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就被削弱了，新中产阶级的兴起就必然伴随着各种类型政党的衰落。
虽然新中产阶级的成员一般都采取个人奋斗而不是集体行动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并不意味着新中产阶级的成员绝对不会采取任何集体行动，也不意味着新中产阶级的所有成员都没有集体行动的愿望。不过，中产阶级成员的集体行动通常是要争取特定的权利，既缺乏在阶级或群体基础上的明确的政治目标，也缺乏有组织有步骤的行动计划。而且，即便一些新中产阶级成员要进行集体行动，也多半会以不同于政党的新组织形式——新社会运动来进行。1968年以法国五月风暴为开端的学生运动就是由中产阶级的孩子们进行的大规模的集体行动，但当时发生的一系列的集体行动，带有极其明显的行动上的随意性。
应当看到，1968年的五月风暴对于研究政党的衰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按照沃勒斯坦的观点，1968年标志着老社会运动的衰落，新社会运动的兴起。老社会运动指的是，在欧洲历史上兴起的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老的社会运动具有具体的组织形式（政党）和明确的获得国家政权的目标。[12]1968年以后兴起的新社会运动没有老社会运动的组织形式，也没有将获得国家政权作为自己的目标。新社会运动用一种流动的灵活的方式组织起来，并始终保持对组织官僚化与寡头化的警惕。开放、分散、反等级化、积极回应个人需要，是新社会运动的组织特点。[13]新社会运动的所有这些特点，恰恰与政党相反，却与新中产阶级的特点相一致。新社会运动的兴起，形成了替代政党活动的集体行动方式，吸引了那些具有集体行动兴趣的新中产阶级成员。所以，政党即使转型，也无法在吸引新中产阶级中具有集体行动意愿的成员方面与新社会运动竞争。当新社会运动兴起，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有集体行动愿望的中产阶级成员时，政党“包括一切人”的努力就无法吸引一切人，政党的衰落也就同样难以避免了。
收稿日期：2008-0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