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语境下的成年礼——《我的凉山兄弟: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札记论文_林乐琨

现代性语境下的成年礼——《我的凉山兄弟: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札记论文_林乐琨

(山东警察学院,山东 济南 250200)

摘要:台湾学者刘绍华在《我的凉山兄弟: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一书中,生动地描写了凉山彝族诺苏人在现代化过程中所经历的苦难与不安,通过多重意象民族志的方法分析了毒品与艾滋问题的复合维度和多元主体的建构过程。作者由浅入深,通过细腻的笔调表现出跨地域、民族的对于全球问题的探讨以及作为人类学者的真挚情感与学术担当。

关键词:现代性;转型;毒品与艾滋

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分工的专门化使现代化的洪流扩散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一种均质性文化逐渐介入到不同的地方性文化之中,从而彻底改变了这种地方性文化群族的命运。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是工业文明最简单的缩略语。[1]自20世纪伊始,现代性就以一种势不可挡的姿态,将全球每个国家、地区、族群都卷入到它掀起的热浪之中,然而这种强制性的均质化转变使边缘群体再度面度日益严重的问题。

《我的凉山兄弟: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是刘绍华教授以四川省凉山州昭觉县利姆乡的诺苏人为研究对象而撰写成的医疗民族志。该书以毒品和艾滋病为载体,将诺苏人在现代化过程中所经历的苦痛与磨难生动地描写出来,正如作者所言,“该本书的焦点不是健康或疾病本身,而是造成健康问题的灾难根源,理解一个非主流群体在社会、文化、历史变迁中脆弱性生成的时代过程,以及未来何去何从。”[2]

一、凉山诺苏族群在现代化背景下脆弱性的生成

贝克认为,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以历史浓缩的方式,将社会转型中的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等问题交织在一起,从而带来文明冲突与文化碰撞。[3]全球化以国家的过滤作为地区主权的载体,通过制定出与现代性特质相符合的政策和计划来对一个地区施加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作者将诺苏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划分为三种不同的社会生活形态,体现出其内部的地位转移与社会变迁。

第一阶段为1952年以前,诺苏社会处在一种以氏族为基础的独立自主的部落状态,此时其现代化进程尚未开启;第二阶段为1952年至1978年之间,这个时期国家实行民族政策,开展民族识别工作,诺苏人被归入彝族之中,此次民族变迁引起诺苏社会生产组织方式的改变与社会阶层的重构,从而造成了诺苏社会组织和亲属体系的崩解,使传统诺苏社会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转向以地缘关系为纽带,国家意识形态的介入使个人效忠的对象从家支转向了国家,传统的行政权力和社会地位被国家权威所取代,由此形成了一套新的社会秩序并确立了新的社会阶层;第三阶段为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使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国家经济发展因此注入了新的活力,市场体系的引进,使诺苏社会中经济理性的思想深入人心,自身利益成为构建新的社会关系的基石,新事物的涌入进一步促进了当地青年的流动,使部分诺苏青年开始憧憬外部的世界并开启自己的冒险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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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毒品之于个体探索现代性过程中的影响

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到,西方消费模式和大众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正在创造一个普世文明。[4]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诺苏青年拥有了进入更大的资本市场的机会,社会关系安全网的撤销使个体行为监管机制逐渐瓦解,阶层和地域间的流动更加自由。作者认为,吸食毒品所体现的社会地位是使诺苏青年“物质成瘾”的本质原因。城市中的诺苏青年群体因毒品和艾滋带来的污名而逐渐衰微和失去活力,为他们的“成年礼”划上了一个不圆满的句号。凉山州政府所发起的中英合作项目由于“官僚体系的缺陷”和“国家代理人缺乏文化识能”而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反污名的行动中,对当地文化和社会关系的了解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当地的社会基础支持着自上而下的计划的实施,而“官本位”思想忽视社会伙伴关系的建立,就注定意味着计划的失败。与此同时,政府宣传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使诺苏人对艾滋的认识被彻底颠覆,艾滋污名不知不觉中渗透入诺苏社会,“对抗艾滋行动中的重要环节”变成了构建艾滋污名化的反动力。

三、作者独特的人文关怀与反思

《我的凉山兄弟》作为优秀的医疗民族志,体现出作者难能可贵的学术担当与学术责任,正如作者在本书最后所言:“研究与书写是对我身处时代的结绳记事,以铭记我经历过的风起云涌或黯淡幽微……”,作者对个案细致入微的描写把凉山诺苏人的生活画卷呈现在广大读者眼前,唤起了强烈的人道主义情结。马林诺夫斯基认为,现代民族志是“田野民族志者进行的严肃、冷静的研究,达到了包含每一文化方面现象的程度,对那些平常、乏味、普通的事与那些令人惊诧和异乎寻常的事一视同仁,同时,对整个部落文化的所有方面都给予研究,从每一方面取得的一致性、法则和秩序,也能够对之加以结合,成为一个清晰的整体”。[5]在这种田野处境下,作者以最真实的方式记录最深刻的情感表达,这是该书取得巨大成功的关键。刘教授将现时性研究与贯时性研究两种方法交织在一起,生动地勾勒出整个凉山彝族的现代化进程,引起读者对边缘群体的关注,让我们了解诺苏人所面临的时代动荡与困境,激发社会各界对少数民族文化变迁问题的反思,也为我国制定少数民族现代化政策提供了参考与借鉴。

参考文献

[1]安东尼•吉登斯,克里斯多弗•皮尔森,吉登斯,et al. 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M]. 新华出版社,2001.

[2]刘绍华,我的凉山兄弟: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M].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

[3]薛晓源,刘国良. 全球风险世界:现在与未来——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风险社会理论创始人乌尔里希•贝克教授访谈录[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1):44-55.

[4]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3版[M]. 新华出版社,2002.

[5]马凌诺斯基.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M].华夏出版社,2002.

论文作者:林乐琨

论文发表刊物:《知识-力量》2019年8月22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9/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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