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参与亚太经济合作的优势误区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合作论文,中国论文,亚太论文,误区论文,优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区域经济集团化浪潮迭起，中国正以积极姿态参与亚太经济合作。中国参与亚太经济合作的优势究竟是什么？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此十分关注，提出了众多具体的观点。本文试图分析其中一种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指出其误区所在。
一、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参与亚太经济合作应体现出比较优势。
国内不少学者在论证中国参与亚太经济合作的优势时所依据的理论基础主要是：“比较优势”、“资源禀赋”、“产品生命周期”、“比较成本理论”等等。
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说”，其基本观点是：即使在生产上没有任何绝对优势的国家，也可通过专门生产其相对成本低的产品以换取它自己生产中相对成本较高的产品，从而得到利益。约翰·穆勒进一步提出“相互需求原理”，其主要内容是：国际商品交换比例是在比较成本确定的范围内，由相互需求的强度决定的。
新古典学派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了资源禀赋说。此原理为：同一国家生产不同产品的各部门所使用的技术是不一样的，因此在不同产品的生产中所投入的生产要素的比例也是不一样的。各国由于拥有的生产资源的数量不同，由于不同产品生产中所使用的要素投入比例不同，就造成了各国生产相同产品的相对成本不同。各国在生产要素丰裕的产品上具有相对优势。
“产品生命周期假说”是由美国学者雷蒙德·弗农提出的。他认为产品进入衰退期、标准化后，技术和知识上的优势不再占主要地位，工资率低，从而产品成本低的优势将超过技术上的优势，使不发达国家在出口该项产品上占有相对优势。
日本学者小岛清提出比较成本理论。这一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投资国）已经处于或趋于比较劣势的产业（或称边际产业）依次进行。这些边际产业是对方国家具有比较优势或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边际产业开始进行投资，可以使对方国家因缺少资本、技术、经营技能等未能显现出来或未能充分显现出来的比较优势显现出来或增强起来，可以扩大两国间的比较成本差距，实行数量更多、获益更大的贸易。
美国学者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等提出“梯度论”观点，这种观点主要内容是：世界范围内的技术可按其先进程度的高低分成若干梯度，如：尖端技术、中间技术、传统技术。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属于第三梯度即传统技术，对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技术适宜性含义是，所转移技术的水平接近发展中国家现有技术水平，即中间技术或传统技术。
以上种种理论，强调从资源、技术等角度组织生产。如果把中国参与亚太经济合作的优势建立在以上理论基础上，必然会产生错误的决策。第一，这些理论的根本出发点是静态的，并且将已有状况凝固化。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国家与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国家之间相互贸易、投资及技术转让的结果是强化了原有分工格局。这将从根本上损害中国参与亚太经济合作的利益。
第二、单纯地从以上理论出发来选择中国参与亚太经济的优势不利于提高国际竞争力。一国的国际竞争力指的是该国在世界市场总份额中所占的比重的大小、动态比较利益的产品在本国出口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大小，本国贸易地位、国际收支状况、本国劳动生产率水平相对于竞争对手的变动程度，以及在关税稳定条件下本国市场对外国制成品竞争的抗衡力等方面的综合情况。从中国现状况看，在亚太经济合作中过分强调比较优势和梯度转移只会损害长远利益。
因此，中国参与亚太经济合作优势的理论基础应当包括重视一国生产财富的能力增长、机会成本、路径依赖等理论。
19世纪初，德国学者李斯特提出了重视一国生产财富的能力增长而不仅仅着重于财富增长的主张。中国参与亚太经济合作同样不仅仅是为了取得更多外汇，而是为了使产业升级换代，改变国际分工格局。
机会成本又称择一成本，原指企业把一定的资源用于生产某种产品时所不得不放弃的生产另一种产品产量的价值，即企业利用一定资源获得一定收入时所不得不放弃的另一种收入。机会成本学说同样适应于一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的优势确立。日本作为一个资源十分贫乏的国家，60年代重点发展了石化、钢铁、火力发电、汽车、船舶等重化工业，正是从机会成本比较中寻找以需求角度组织生产取得了长期利益。中国参与亚太经济合作的优势选择必然也要考虑使机会成本降到最低限度。
路径依赖首次由W.Brain Arthur提出的。他的主要观点是：新技术的采用往往具有报酬递增的性质。由于某种原因首先发展起来的技术通常可以凭借先占的优势地位，利用规模巨大促成的单位成本降低，普遍导致的学习效应提高，许多行为者采取相同技术产生的协调效应，在市场上越是流行就促使人们产生相信它会进一步流行的预期等等，实现自我增强的良性循环，从而在竞争中胜过自己的对手。相反，一种具有较之其他技术更优良的品质技术却可能晚人一步，没有能获得足够的追随者而陷入恶性循环，甚至“锁定”（lock-in）在某种被动状态下，难以自拔。不同的技术选择会引入特定的路径，不同的路径最终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诺斯曾指出，在制度变迁中，同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增强的机制，这种机制会强化在不同路径下产生的结果。
路径依赖理论同样适合于中国参与亚太经济合作优势确定，选择不同的路径会产生自我强化效果。
从以上理论出发，中国参与亚太经济合作的优势应区分为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两类。比较优势是从生产的可能性出发，偏重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能够直接创汇；竞争优势是从需求角度组织生产，偏重于资金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品的生产，需要政府扶持、引导，经过若干年努力，提高一国的国际竞争力，改变国际分工格局。
二、这种观点强调中国参与亚太经济合作的优势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成本低廉，是吸引外资和出口贸易的重要源泉。劳动密集型产业是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
中国参与亚太经济合作的优势已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原因是：1、从劳动力数量供给看，除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外，亚太地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均存在着劳动力资源丰富，且成本低廉的普遍情况。正如国际货中基金组织所说：“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是能进入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而不是低成本基地。”2、以劳动密集型为特征的传统产业的比较优势发生位移。科学技术革命渗透到传统产业，使曾失去传统产业这一优势的国家重新获得了优势。他们采取的具体措施是：（1）用高技术改造技术设备和生产工艺，提高经济效益和劳动生产率。（2）用高新技术为传统产品升级换代。（3）用高技术完善生产管理系统。3、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占的比重日趋缩小。据预测，今后10—20年间，随着集成化自动生产系统的发展，纺织业等一些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将逐步实现计算机控制的自动化，整个制造业剩下的“劳动密集型”部分可能只占15～20%。
中国参与亚太经济合作的优势不能仅停留在比较优势方面。如果在出口贸易和投资方面过多地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那会加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供给。随着需求的递减，这种路径依赖选择会制约经济发展。一项来自日本大藏省的研究报告表明，在东南亚经济发展过程中，对于有些国家来说，外资流入对经济增长起了正相关的作用，而在另一些国家，则起着负相关或不相关的作用，这取决于外资流入的产业领域和该国的其它政策变化。
中国参与亚太经济合作的发展战略应从竞争优势出发，发展高附加值的产业，如资金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产业。
第一，中国科技人员总量大，足以与某些国家人口总和相比。据统计，1993年全国科技机构数20，763个，科技活动人员数232.48万人，其中科学家、工程师从140.57万人。1993年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等三种专利申请量达77，276件，批准量达62，137件，涉及人类生活需要、运输、作业、纺织、造纸、固定建筑物、机械工程、电学等方面，1980年以来全国共取得重大科技成果6万多项，其中有30%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981～1991年我国技术出口额（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对外贸易年鉴》
第二、中国在某些高精尖领域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我国在原子能，空间、高能物理、生物、科学、计算机科学、通讯等高新技术领域，已经达到和接近国际先进水平。据统计计算机和通信类产品占计算机、训技术产品的出口额的47.7%，为10大类产品中的主导产品。尽管中国目前的工业水平和技术实力难以和美国Intel公司等世界信息产业巨头进行较量，但可以选择其某些软件产业作为重点方向和突破口。我国曾经把标准化的“汉字点阵”这一软件技术固化成硬件芯片作为中国的专利，成为外商进入中国必须购买的芯片。
第三、世纪之交的信息产业革命，给后来者提供了机遇。中国实施信息化，由于没有原先信息网络分散发展的不合理负担，正好轻装前进，进行“蛙跳”。
第四、经济体制改革的纵深发展，进一步增强中国吸纳、消化技术能力，提高整体技术水平。一国的技术水平低，不等于吸纳、消化技术能力差。在开放经济中，一国所能运用的技术可以大大超过本国所实际拥有的数量。如今在亚太地区技术实力雄厚的美、日均通过引进，吸纳先进水平，提高本国的整体技术水平。19世纪美国从国外引进的第一项技术是水力纺纱机，导致了美国产业革命的开始。此后通过吸纳、消化、创新技术，使美国经济出现了跳跃式的发展，终于在1890年赶上并超过原来最先进的英国。日本从战后到70年代，通过推行“吸收型”科技发展战略，成长为经济大国。日本在开始发展汽车工业时，同美国、原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比较起来，没有资源优势、技术优势和生产规模优势等等，但日本在追求竞争优势中，其汽车工业终于超过了美国而跃居世界首位。中国参与亚太经济合作的发展战略，应从竞争优势出发，培育资金密集型产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在吸纳、消化技术水平基础上，大力扶持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