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要走论文,道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只有在充分反思我国传统工业化道路的基础上，才能全面把握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真正意义。很明显，如果继续走传统的工业化道路，我国很难完成在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的任务。
我国工业化进程所处的阶段
经过50多年的发展过程，我国的工业化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从人均GDP、工业产出在GDP的比重、就业结构、工业结构等综合判断，我国的工业化仍然没有完成。
1、人均GDP或GNP的水平
我国的人均GDP，按汇率换算2001年为911美元；人均GNP， 按世界银行图标集方法计算1999年为780美元；这两个数字按1970 年时美元换算，都还没有进入工业化的初期阶段。但如按购买力平价（PPP方法）标准，据世界银行计算，1999年我国的人均GNP为3291美元； 而我们计算结果是，2001年我国的人均GDP为3772美元； 这人均收入水平如换算为1970年美元，处于工业化中期的第一阶段。综合进行国际比较，并与日本、韩国、泰国、巴西等国家的历史数据相比较，我国人均GDP或GNP水平所对应的工业化阶段，大概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与中期第一阶段之间，是相对较低的。
2、工业产出在GDP中的比重
工业化进程的直接表现是工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上升，这是衡量工业化阶段的一个主要指标。有人认为，一个国家的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超过了70％，就是实现了工业化。这种判断方法显然过于简单，也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根据钱纳里、赛尔奎因等经济学家的实证研究，工业化过程中产业结构的演变有一定的规律性。在三次产业的产出构成中，工业化的演进使第一产业的比重下降，第二产业的比重迅速上升，并拉动第三产业的比重提高。一般来说，当第二产业的比重上升到超过第一产业时，工业化进入了中期阶段（第一阶段）；当第一产业的比重下降到低于20％时，第二产业的比重上升到高于第三产业而在GDP中占最大比重， 这时工业化进入中期的第二阶段；当第一产业的比重进一步下降到10％左右时，第二产业的比重上升到最高水平，工业化到了后期阶段或基本实现的阶段。他们的研究还证明，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制造业产出在GDP 中的比重一般模式为18％，大国模式为19％。随着工业化阶段的演进，与人均GDP从280美元到2100美元（1970年美元）的变化相联系，制造业产出在GDP中的比重上升到36％。也就是说， 当以人均收入水平衡量的工业化到了中期第二阶段的时候，制造业在GDP 中的比重基本上达到了最高水平，这个水平也被称为制造业比重上升的自然限制。
我国由于结构偏差的存在，第二产业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占最大比重。以当年价格计算，2001年第一产业的比重为15.2 ％， 第二产业为51.1％，第三产业为33.6％。我国第二产业的比重高于一般模式中工业化完成阶段的相应水平。我国第一产业的产出比重在1995年下降到20％以下，标志着工业化进入了中期的第二阶段。也就是说，我国三次产业的产出结构所反映的工业化水平，已经达到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2001年工业在GDP中的比重为44.4％，其中制造业的比重为37％左右，高于一般模式中工业化中期第二阶段的制造业比重。
3、就业结构
综合钱纳里、赛尔奎因、艾尔金顿和西姆斯等人的实证研究，就多数国家的一般变动模式来说，当人均GNP为280美元时，工业化进入初期阶段，这时三次产业的就业比重分别为58.7％、16.6％和24.7％；当人均GNP为560美元时，工业化进入中期第一阶段，三次产业的就业比重分别为43.6％、23.4％和33.0％；当人均GNP达到1400美元时， 工业化处于中期第二阶段，三次产业的就业比重分别为28.6％、30.7％和40.7％；当人均GNP上升到2800美元时，工业化处于基本实现阶段， 三次产业的就业比重分别为23.7％、33.2％和43.1％；当人均GNP上升到4200 美元时，工业化处于全面实现阶段，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下降到8.3％， 第二、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上升到40.1％和51.6％。在工业化的初期和中期阶段，第二产业就业比重的上升，主要是由工业就业拉动的。
2001年，我国三次产业的就业比重分别为50％、22.3％和27.7％，尚未达到中期的第一阶段，其原因主要在于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偏低，这与我国人均GDP水平所反映的工业化阶段是相同的。实际上，我国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在1997年已经下降到50％以下，但近年又有所回升，这说明我国由就业结构水平反映的工业化阶段，一定程度上还不够稳定和准确。（见图一）
图一：2001年我国就业结构模式
4、工业结构
根据有关工业化理论和经验，工业内部结构的变动一般要经历三个阶段六个时期。第一个阶段是重工业化阶段，包括以原材料工业为重心和以加工装配工业为重心两个时期；第二个阶段是高加工度化阶段，包括一般（主要是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为重心和技术密集型加工工业为重心两个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技术集约化阶段，也包括一般技术密集型工业为重心和高新技术密集型工业为重心两个时期。
我国已基本完成了以原材料工业为重心的重工业化阶段，但在向以加工装配工业为主的高加工度化阶段转变中，消费品工业过度扩张，而重加工工业尤其是装备工业没有得到应有的加强和发展，一直停留于一般（劳动密集型为主）加工工业为重心的时期，不能持续升级向技术集约化阶段转变。这种工业结构水平所反映的工业化进程，只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
综合以上四个方面的比较分析，如果以人均GDP 指标和就业结构指标为主要依据，以工业产出比重和工业结构水平两个指标为辅助依据，来判断我国工业化的进程，那么，我国目前大概处于工业化中期的第一阶段。
我国传统工业化道路的六大特点
我国的工业化具有自身的特征，存在产业结构偏差，人均GDP或GNP的增长，就业结构与工业结构转换的滞后。这与我国在较长时期内选择了一条传统的工业化道路是密切相关的。
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当时的国际环境，从“一五”时期到改革开放前夕，我国的工业化没有突破苏联计划经济的模式—一直走传统的工业化道路。这条道路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走的工业化道路有所不同，与后起的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所走的道路也有所不同。
1、在所有制结构上，实行单一的公有制
20世纪50年代初，私有经济在我国的经济结构中是占主导地位的。政府把私有经济主要区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私人小手工业者，一种是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1950年，我国的私人手工业企业约为800万户， 从业人员2000万人，加上民族资本主义工业12.3万户、从业人数164 万人，私人工业企业数是812.3万户，从业人数达到2164万人， 产值占整个工业产值的83.2％；私人商业企业约408万户， 销售额占批发商业机构的76％、零售占85％。到1956年，城镇私人商户只剩下43.2万户、私营工业80％以上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此后，个体、私有经济进一步受到限制和排斥，到1978年，我国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形式中从业劳动者占全社会劳动力的99.6％，个体劳动者只占0.04％，根本就不存在私人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约为16万户，相当于1952年的1％左右。1957 年，国营工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约为53.8％，集体所有制工业占19％；到1978年，分别为80.8％、约19.2％， 两者加起来， 占到工业总产值的100％，个体、私人工业企业已不复存在。（见图二）
图二：解放后到1978年我国私有制企业变化
2、在资源配置方式上，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
在资源配置方式上，我国也开始逐步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运行机制。1949年10月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其后，其他专门性的负责计划管理的中央机构相继成立，国家通过这些机构开始对经济活动实行行政指令的直接管理。1950年2月召开的全国财政会议， 以指令性方式提出了“六个统一”：财政收支统一、公粮统一、税收统一、编制统一、贸易统一、银行统一。其后，国家开始以制定指令性的形式，对国民经济各方面开始实行全面的计划管理， 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初步形成。 1954年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第十五条规定：“国家用经济计划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造，使生产力不断提高，以改进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巩固国家的独立和安全。”从此，计划经济体制成为我国法定的经济体制。
而且，计划管理的范围越来越大，指令性计划的范围越来越大。从1953年到1956年，国家计委统一管理、下达计划的产品，从115 种增加到380多种，这些产品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在60％左右； 对农产品采购的计划，一般也占采购总额的70％左右。1957年，中央各部门直接管理的工业企业，从1953年的2800多个增加到9300多个，户数约占中央和地方管理工业企业总户数的16％，而产值却占49％，向工业企业下达的指令性指标有12个之多。国营企业的利润和基本折旧基金全部上缴国家，纳入国家预算。企业所需的基本建设投资及技术措施费、新产品试制费、零星固定资产购置费等都由财政拨款解决。在劳动管理方面，由“介绍就业与自行就业相结合”到逐步扩大统一分配的范围，由“能进能出”逐步向“能进不能出”、“铁饭碗”发展。
从“一五”末期开始，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集中过多、统得过死的弊病就开始暴露出来，改革经济体制的要求多次被提出，国家也几次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尝试，如“大权独揽，小权分散”，“下放权力，调动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等，但这些小改小革并没有突破高度集中计划体制的总体框架。
3、在发展战略上，优先发展重工业
新中国成立后，工业化道路有两种战略选择：一是西方国家实现工业化的战略，即先发展轻工业，待积累了大量资本后，再发展重工业；一种是苏联的工业化战略，即优先发展重工业，在较短的时间里使国家迅速工业化，迎头赶上工业强国。经过反复权衡利弊，中央决定优先发展重工业。首先是建设钢铁、煤、电力、石油、机械制造、军事工业、有色金属及基本化学工业。1958年8月， 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提出，重工业以1962年生产钢8000万吨为纲进行安排，届时全国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接近美国。从发展速度看，只有“五五”时期重工业的发展速度慢于轻工业，为10.7，其余四个五年计划，重工业的发展速度都快于轻工业。“一五”时期轻工业发展速度与重工业发展速度之比为12；“二五”时期达到了26；“三五”时期为11.8；“四五”时期是11.3。从结构上看，1952年我国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35.5％，低于轻工业，到1958年，重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53.5％。到1978年，重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57.3％，轻工业占42.7％，重工业的比重进一步上升。
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使我国的工业化走一条资本密集型的发展道路，造成劳动力转移滞后。1978年我国工业吸收的劳动力仅为5009万，比1952年增长302％，而同期固定资产（原值）却增长了2046％， 相当于工业劳动力增长的6.8倍，这给我国以后的经济发展带来很大压力。
4、在发展方式上，追求高速度和粗放式发展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客观上表现为片面强调经济增长速度，忽视经济效益。工业生产获得的快速发展，是靠高积累、高投入、高消耗来支撑的。中国“一五”时期的积累率基本上在23％～25％之间；“二五”时期平均为30.8％；“三五”时期平均为26.3％；“四五”时期平均为33％；1976年为31.3％，1977年为32.3％，1978年为36.5％，比例都是很高的。经济效益上，70年代末与50年代初相比基本没有什么变化，甚至还略有下降。1952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每百元固定资产净值实现利税为37.1％，1978年为35.3％；1952年每百元全部资金实现利税为25.4％，1978年为24.2％。资源利用效率上，1953年我国能源的国民经济效益系数是1310元／吨，1978年则下降到527元／吨，能源消耗强度1953年为7.63吨／万元，1978年增加到18.98吨／万元。资源消耗的增长大大高于经济增长。（见图三）
图三：我国从“一五”时期到1978年较高的积累率
由于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的高速度，建起了一批污染大，资源能耗高的工业企业，造成大量的环境问题，致使大气质量下降，水污染严重，矿产资源和能源被过度开采，森林遭受过度砍伐，引起水土流失，河流断流。把大量人口留在农村，加之国家从农业汲走资金，致使我国的土地利用强度加大，土地沙漠化严重。
5、在工农与城乡关系上，工业依靠工农产品剪刀差积累资金
我国的工业化是在一个经济落后、基础薄弱的基础上起步的，进行工业化建设所需资金主要依靠农业和农民提供。1952年到1978年，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积累了几千亿元，农民每年向国家缴的农业税在27亿～32亿元之间，累计有几百个亿；通过农民储蓄这条渠道，国家积累了约155.5亿；三项相加，从1952～1978 年国家依靠农业积累的资金累计达到了4452亿元左右，年均约171亿元，占国民收入积累额的比重，除1978年外，都在30％以上。如果扣除国家对农业的投资，1952～1978年国家依靠农业积累的资金约4413亿元。与此同时，国家实行了限制农民进城的政策。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把户口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并以这两种户口为基础，相继推出了与户籍制度相配套的就业制度、食品供应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住房制度等。农村居民与城市分割，流动和择业受到严格限制，只能从事单一的农业劳动，大量的农村人口被束缚在土地上。所以尽管工农业产值的比例1978年已由1952年的3∶7变为7∶3，但城乡人口的比例仍为2∶8，在30多年里，农业劳动生产率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6、在国际关系上，因特殊的历史背景而片面强调自力更生
新中国成立时，由于东西两大阵营对峙、西方国家联合反华的历史背景，我国实行了与苏联结盟的“一边倒”政策，这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直接影响到了我国工业化的方向和进程。从1950年开始，苏联就开始以贷款的形式向我国提供恢复生产所急需的机器设备和工业原材料， 1953年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并以156 个工业建设项目为重点。“一五”时期，苏联对我国的工业化建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援助。70年代初，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我国政府不失时机地调整了外交政策，从而为引进和利用外国技术创造了条件。1973年～1977年我国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累计额达到35亿美元，相当于1973年前23年引进技术设备花费外汇的总和。
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对外贸易虽然有时发展较快，但总体水平不高，外贸依存度也是比较低的。1952年我国的外贸依存度是9.4％， 以后各年都没有超过10％，1977年是8.9％。 不重视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我国工业化的进程。
如何评价我国传统工业化道路
1、我国选择传统工业化道路， 无疑受到早期发展经济学理念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选择走传统的工业化道路与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不无关系。纵观发展经济学的演变，从其产生到上世纪60年代，绝大多数发展经济学家都强调计划化、国家干预、进口替代型的工业化对发展中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们认为，以市场价格机制运行为理论核心的西方正统经济学并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因为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体系尚未完善，价格运行机制严重扭曲，人们作为生产者或消费者的经济行为均不合于“经济人”逻辑。所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能指望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相反需要借助于国家干预或政府计划，来进行经济结构的重大改进和经济关系的重大调整。保罗·罗森斯坦—罗丹在1943年提出的大推进理论和埃伯特·赫希曼在1958年提出的非均衡发展战略理论都假定，实现快速发展仅靠市场作用是不够的，都需要引进某种形式的政府干预。拉美的经济学家保罗·普雷维什和欧洲经济学家汉斯·辛格论证认为，世界需求的增长速度并不能快得足以容纳食品和原材料出口的高速增长，这种出口悲观主义被用作进口替代的强有力的支持性论据，这种战略就是要求用政府干预来保护本国制造厂商。这些理论发展的潮流影响了很多发展中国家政府对工业化道路的选择。也许当时我国的领导人并不十分了解五六十年代的发展经济学著述，但由于多数发展中国家普遍选择了一条由政府发动的工业化道路，这种实践的潮流不能不说影响了我国对工业化道路的选择。
2、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 为选择走传统的工业化道路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
我国不仅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时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大国的工业化与小国的工业化相比有其特殊性。小国工业化所需资本，既可以依靠自身的积累，也可以借助外国资本；大国工业化所需资本，完全依靠国外是不可能的，而必须主要依靠自身的积累。国际贸易对于大国与小国的意义也是不同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一般可以分为初级产品出口，进口替代，出口导向三种战略。初级产品出口对大国来说，其意义不如小国重要，因为大国对初级产品的需求较大，用初级产品出口换来的外汇对大国来说数额有限；对于小国而言进口替代不如出口导向那么重要，因为小国的市场相对狭小，工业化受国内市场规模的限制较大。而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是不可能依靠出口导向实现工业化的，大国没必要也不可能以国外为主要市场，同时大国的产业结构要求相对齐全，不宜长期偏重几个出口导向的产业部门，而应借助于进口替代来扶持本国产业的发展。
3、传统的工业化道路既取得了显著成就， 也存在不少问题和教训
从实践的效果看，传统的工业化道路在推进我国的工业化进程方面功不可没。工业化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题，比西方发达国家晚了约一个多世纪。从19世纪40年代起，我国开始有大机器工业，产生了一些民族近代工业，也产生过几次工业化运动的高潮，但由于战乱频仍，社会动荡，成效并不显著。从“一五”计划到改革开放前夕，在短短二三十年时间内就基本实现了国家工业化的初期目标，建成了一个初具规模、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个成绩是举世瞩目的。
但是我们也为此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其主要弊端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产权不明晰、对外开放程度低等。它使我们牺牲了市场的作用，牺牲了比较优势的作用，从而最终牺牲了效率，牺牲了社会总体福利的尽快提高。
前苏联中央计划模式的最初成功使发展经济学家误认为，自上而下的经济组织系统可以纠正“市场的失灵”，投入产出模型可以代替完全竞争的价格体系来配置稀缺资源。但在哈耶克等经济学家看来，若没有价格和利润的导向，没有受法治明确保护的产权制度，政府要试图直接管理一个复杂的经济系统，是不可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的。彼特·鲍尔发现，中央计划和大规模的资本投资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中央计划破坏了经济活力，强化了政府的权力，抑制了人们与生俱来的促使物质进步的才能和动机的发展。近期许多制度经济学的分支学科，增长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和宪法经济学的学者们的研究都证实，置身于明确的财产制度和有限政府行为中的市场，更易于产生财富。市场不仅能充分利用分散的、及时的信息，充分利用分散的个人、单位的知识和智慧，而且市场还创造了竞争，而竞争则会刺激生产率的提高。涉及到提高要素生产率时，一些市场经济国家做得很好，而计划经济国家却有着极其糟糕的记录。在混合经济中，更大程度的市场导向能促进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对外开放程度低，使我们牺牲了比较优势的作用。早期发展经济学的主流认为，第三世界的贫困在于与西方国家进行商业贸易。这忽略了比较利益原理和自愿交换具有互利性的事实。新古典发展经济学家证明，贸易壁垒、闭关锁国不利于经济的进步。企业在市场、尤其是海外市场中参与竞争，有助于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经济学家摩西·西尔昆和霍利斯·钱纳里通过对106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比较后发现，从1950 年到1983年，外向型国家明显地比内向型国家有着更高的GDP增长率。
现在，我国已经融入到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国家的繁荣，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取决于企业竞争优势或产业竞争优势。而这种优势的建立，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选择一条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上世纪70年代以来，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开始反思他们走过的工业化之路，经济学家们也开始反思早期的发展经济学理念。很多发展中国家开始基于新的发展经济学的理念进行改革，开始重新选择和设计新的工业化道路。
建国以后，我国选择了传统的工业化道路虽然使我国经济得到了巨大发展，工业产出占GDP的比重提升得很快， 但它只完成了初步工业化的任务，还处于较低水平。在新的历史时期，传统的工业化道路很难再培养出新的企业竞争优势和产业竞争优势。如果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我们原本有的竞争优势可能会逐步丧失掉，也很难在2020年实现基本工业化。所以必须实行转型，走一条新型的工业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