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立教育产业观念，积极发展高等教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观念论文,产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日益成为全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随着人类逐步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经济的发展将越来越依赖于知识。教育作为知识和人力资源的生产部门，在综合国力的形成中处于基础地位，教育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是知识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江泽民总书记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着眼于迎接未来知识经济的挑战，深刻地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将教育纳入战略发展重点和现代化建设的整体布局之中，切实把教育作为先导性、全局性、基础性的知识产业和关键的基础设施，摆到优先发展的战略重点地位。”这是极具战略眼光和时代意义的重要论断。教育是在新的经济结构中起着核心作用的关键产业和动力源泉，教育的发展将孕育和催生新兴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开辟一个国家和民族广阔的社会发展前景。因此，树立教育产业观念，积极发展教育产业，对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调整经济发展战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教育的双重属性与教育产业观的提出
把教育的事业属性与产业属性统一起来，正确处理教育既是事业又是产业的辩证关系，是我们为教育产业定位的理论依据，也是教育产业观的理论出发点。
从本质上讲，教育是社会公共服务事业，具有公益性特点，它首先着眼于社会效益而非经济效益。在教育事业属性面前，人们把教育当作事业单位、公共产品，教育是培养人的高尚事业，因而不能将盈利目的、商业原则渗透到教育的事业运作中。应该看到，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成就，但在传统体制下，我们把教育事业变成了国家包揽的行政化事业，忽视了教育的产业属性，其结果是一方面发展教育口号响亮，另一方面教育经费却严重不足，教育资源得不到优化配置，教育发展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教育日益增长的需要。要解决这一问题，最根本的办法就是要充分认识教育的产业属性，在肯定教育是公益事业的同时承认教育是产业，把事业与产业、公益性与盈利性统一起来，通过教育的产业运作充实发展教育事业，改变长期以来政府包办教育的教育行政化倾向。
所谓“教育的产业运作”，就是要用办产业的思想来办教育，通过市场化、企业化的运作发展教育，其实质是，办教育必须强调其效率和双重效益。具体而言：一是教育投资除了公益目的和社会效益外，必须要有经济效益作为回报；二是办学实践中应当融汇计划与市场双重调节的模式；三是办学必须确立“管理出效益”的意识，必须遵循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法则。现代教育观把教育看成是科技进步、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强大原动力和知识经济时代的一大主导产业。作为产业的教育，必须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吸收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中的最新成果，激活和调动教育资源的潜在力量，推动和鼓励各种社会力量投资办学，从而使教育发展走上健康的产业之路，使教育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没有教育产业观念，就不可能正确认识教育市场的存在及其在教育改革中“无形的手”的作用，从而也就不能把握教育发展和经济增长的转机。然而，教育产业观决不是提倡“教育产业化”，教育的产业运作也不是要把学校办成一切向钱看的谋利机构和赚钱场所。教育是事业与产业的辩证统一体，教育运作至少包括三个层面关系：一是教与学的相长关系，二是学校与教职工的管理关系，三是教育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在第一层面的教学关系中，是不能引进经济规则进行产业运作的；在第二、三层面的相互关系中，教育的产业运作也是有限度的，如教育与政治、政策、政府的关系，教育的思想道德目标，教育的人文导向等，就不能用经济的办法来处理。因此，当我们提出教育产业观时，就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教育的产业运作是受教育的事业属性制约的。正如有关专家指出的那样，教育产业观所强调的是：办教育必须坚持教育规律与经济规律的协调统一性，以使教育能主动地进入市场，参与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性革命，建立起教育多元化共同投入体制，而真正走出一条良性循环的发展道路。（注：张铁明：《发展教育需要“经济学觉醒”》，《中国教育报》1999年7月18日。）
二、高等教育是发展教育产业的最大突破口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完全沉浸在政府全能的神话中。高等教育实行的是国家集中计划和政府直接管理的体制，因而极大地限制了高等学校之间的竞争和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难以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多样化的需要。尽管建国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有了较快的发展，但我国目前高等学历人才所占比重以及我国居民的总体文化水平，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仍差距甚远。如每百名居民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数，美国为46.5人，加拿大为21.4人，日本为20.7人，菲律宾为18.7人，韩国为13.4人，泰国为5.1人，而我国仅为2.7人。（注：参见郭飞：《高校扩大招生将拉动内需》，《中国改革报》1999年6月9日。）相对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而言，我国高等教育从总体上仍严重滞后，高层次专门人才仍然相当匮乏。因此，扩大高校招生规模，加快发展高等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增强综合国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迫切需要。
发展教育产业，高等教育是最大的突破口。我国广大居民愿意为子女上大学或本人接受高等教育而进行投资。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每年约有75%的高中毕业生不能升入更高一级的学校学习，而90%的家长都希望子女能接受高等教育。中国经济景气检测中心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81%的城市居民认同“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再穷也不能穷教育”的看法，60%的人表示就是举债也在所不惜。1999年，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已高达6万多亿元。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 “为子女上大学作准备”的储蓄动机所占的比例高达44%，明显高于为养老和购房的储蓄动机（分别为38.4%和20.3%）。高等教育已成为广大国民热衷投资的一大领域。可以相信，在每个家庭基本上只有一个子女的情况下，家长们会更关注，也更有能力投资于子女的高等教育。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从民情讲是可行的。与此同时，我国政府已经确立了科教兴国的战略，正努力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大教育投入，逐步实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4%的目标。中央决定，自1998年起至2002年的5年里，提高中央本级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所占的比例，每年提高1 个百分点。可以预见，随着各级政府对教育事业的更加重视和各级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的明显增加，高校扩招所需追加的财政拨款应该是不难解决的。因此，从居民储蓄及其动机和政府的财政资源来看，大力发展高等教育是有其经济基础的。
从经济运行的过程即投入与产出的循环来看，加大高等教育发展的力度，既可以扩大对第二、三产业产品的有效需求，又能够有力地带动知识经济产业的增长。以1999年高校扩招33.1万人为例，按每人年均支出费用（含学杂费和生活费等）约6000元计算，仅此一项，一年即可增加19.86亿元人民币的有效需求。假定1999年至2001年， 我国高校（含成人高校）的招生人数每年比上年增长25%，到2001年，我国高校的招生规模将达到410余万人， 在校生规模将达到1100 万人左右， 分别比1998年我国高校的招生数（210余万人）和在校生数（620余万人）增长了近一倍。 那么仅此一项当年就可增加近300亿元人民币的有效需求。如果把国家和社会其他渠道由此增加的高教投资也计算在内，再把上述投资增量的乘数效应计算进去，那么高校大幅扩招对我国有效需求和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就会更加显著。因此，从促进经济运行过程的良性循环的观点来看，加快发展高等教育，不仅本身就是加快发展技术、智力密集型产业，促进经济快速、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性措施之一，而且还是扩大有效需求、刺激消费的有力手段。应该看到，与农田水利、城市建设等基础设施和住宅产业等经济增长点的关联效应显著不同，高等教育作为经济增长点的一个典型而突出的特征是：它对经济的良性循环特别是知识经济产业增长具有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正因为如此，有关专家曾尖锐地指出：从本质上看，要不要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就是要不要大力发展技术、智力密集型产业，要不要大力发展知识经济的问题。（注：何祚庥、兰士斌：《高等教育是适度发展，还是大力发展？》，《科技导报》1998年第8期。）
从我国高等教育的办学效益来看，现有的教育资源并未得到充分的利用，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仍有较大的现实潜力。我国现有普通高校1032所，生均规模3300人；成人高校962所，生均规模2900人。 除少数高校外，多数高校的学生数量还没有达到规定办学的低限要求。与许多国家相比， 我国高校目前的师生比例（1999年为1 ∶13 左右）明显偏低。1996年，经合组织成员国高校师生比例平均为1∶16.7，其中瑞士为1∶21.2，希腊为1∶23.9，意大利为1∶29。我国某些高校师生比例虽然达到1∶15，但仍然有不少教师感到教学任务“吃不饱”， 有的教师甚至为达不到提职规定的教学工作量标准而大伤脑筋。除了现有师资力量的教学能力还远没有充分发挥，高校的实验室和其他教学设施也都还有潜力可挖。只要我们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高校既包教学，又包学生的吃、住及其他后勤服务的旧体制，使高校主要管教学，而将学生的吃、住及其他后勤服务转归社会进行产业化经营，高校的在校生规模就能迅速扩大。如果能把挖潜的努力进一步延伸到高校资源校际间、地区间、行业间的优化组合和配置，那么高校扩招的潜力将会更大。
从长远和全局来看，缓解我国就业压力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经济特别是发展第三产业，同时实行更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而实行高校大幅扩招，适当推迟一部分劳动者的就业时间，并将其培养成为高素质的专门人才也不失为有效途径之一。一个社会的就业人口超量，就会使全社会职业平均工作强度下降，平均生产力水平降低。一个人的活两个人干，不仅不利经济发展，而且还将严重破坏人的生活与工作心态以及整个社会的良好氛围。世界先进国家对劳动力和后备劳动力的岗位分流一般分为三块：一是就业，即获取酬薪的岗位；二是军队，是义务性岗位；三是就学，是储备性岗位，这一岗位直接的经济学意义就是：既调整了就业人口与社会职位之间的矛盾，缓解了社会的就业压力，又为未来经济发展储备了巨大的生产力能量。中国的人口问题已成为现代化建设的制约因素，大量的低素质人口造成了巨大的就业压力，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一靠控制人口数量，二靠提高人口素质。要提高人口素质，把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变为人力资源的优势，只有靠教育。显然，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对提高人口素质和缓解就业压力都很有实际意义。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相对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而言，我国的高等教育从总体上看是严重滞后而不是发展过量，高层次专门人才从总体上看是相当匮乏而不是明显过剩。因此，无论是提高人口素质，增强综合国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还是拉动内需，刺激消费，提高办学效益，缓解就业压力，推动经济增长，都要求大力发展高等教育。高等教育是发展教育产业的最大突破口。
三、高等教育的产业运作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中国社会正在经历深刻的结构性转型，市场越来越成为主导力量，未来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绝非统一的、计划性的、高度集中的传统体制所能满足的。高等教育必须有市场意识和产业观念，必须研究市场的需求和社会发展的趋向，使办学方向、专业选择、课程设置、教学内容能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使各类高校的目标定位与专长同市场的需求与期望相适应。只有这样，高等教育才能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当前树立教育产业观念，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的重点，应放在高等职业教育和民办教育上。长期以来，我国只有普通高等教育一种类型，高等职业教育得不到重视和发展，因此培养的人才类型比较单一，不能全面适应人才多样化的需求。市场急需的人才，高校没有培养或培养得很少，并非急需的人才却供过于求，造成结构性过剩；高校毕业生基本集中在城市的机关、大中企业、事业单位，大量需要人才的乡镇企业和农村却难以找到愿去而又适用的人才。有关专家指出，当前我国高教入学率偏低而毕业生就业又有困难的矛盾现象，固然有多方面因素，但从高等教育本身来看，则是由于高教宏观结构失调造成的。（注：叶春生：《我看高教改革》，《教育参考》1998年第4期。）因此，只有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 改善高教宏观结构，才能为高等教育的发展开拓新路。民办高等教育能否顺利发展，产业运作是关键，营利不营利是问题的焦点。许多国家将私立高等学校分为盈利和不盈利两大类：盈利的，要按企业纳税；不盈利的，可以按照公益事业减免税并享有其他优惠待遇。如美国的私立院校，盈利性的占26.6%，也就是说，1／4以上为盈利性的。菲律宾等国家，盈利性的私立院校所占的比例就更高。（注：参见潘懋元：《对发展民办高等教育的认识》，《中国高等教育》1999年第13、14期。）当前，许多有眼光的企业家看好教育产业，他们把教育产业看作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很想对民办学校特别是民办高校投资，而投资必然要求回报。因此，合理合法地解决民办高校的投资回报问题，是民办高校产业运作的关键。应该看到，积极发展民办高校，是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必由之路。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私立大学的发展都十分迅速。因此可以预见，到21世纪，民办高等教育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会有大的发展。
（二）要为高等教育的产业运作广开融资渠道。发展高等教育，没有金融支持是不行的。教育产业的投资风险一般要比企业投资风险低，各种融资方式应对教育产业放开，包括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银行开办教育贷款，不仅为教育作出贡献，取得社会效益，而且还可分散银行本身的风险，拓展业务空间并取得自身效益。在这方面，各地已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如建行福建省分行与福建师范大学签定了银校合作协议，通过高校与银行的全方位协作，加快发展教育产业的步伐。根据协议，福建省建行为福建师范大学提供信贷融资、中介代理、理财和个人金融服务等在内的一揽子服务，以支持学校转化科研成果，支持贫困学生教育消费，支持教师信用消费，支持教育后勤服务体系建设等各方面事业的发展。（注：参见《中国教育报》1999年10月8日。 ）又如四川省开办“教育助学贷款”，通过教育与金融“联姻”，使教育找到了事业发展的支撑点，金融发现了新的效益增长点。（注：参见《中国教育报》1999年10月15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金融体制、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教育已显示出生产和消费的特征，对高等教育的投资也要以市场规律和产业观念广开渠道。有的专家主张创办教育银行，将居民储蓄中意向用于子女教育的那部分资金进行教育投资，产生规模效益，解决发展教育过程中的资金短缺问题，同时可贷款给贫困学生。教育银行还可以管理社会上的各种教育基金，发行教育债券，为教育机构进行基金管理，引进国外资金投资教育等。（注：参见萧灼基：《发展教育产业需注意若干关系》，《教育发展研究》1999年第7期。）这一主张是有先见之明的。
（三）要警惕“过量教育”。从总体上说，发展高等教育必须量力而行，高教发展应与经济发展同步。那种超越国情，不顾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单纯为了拉动经济增长和延缓就业，片面强调高等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顾实际地增加高校招生数量，很可能会严重恶化经济发展的大环境。在这方面，印度、巴西的教训是相当深刻的。本世纪70年代，在人力资本理论的影响下，这两国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其结果是不仅文科毕业生大量失业，而且理工科毕业生也难以找到合适工作。70年代巴西72%的工程专业毕业生所从事的职业与其所学专业无关，这种盲目发展的后果造成了社会动荡，同时也使大批优秀人才流向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致使本国高等教育成为发达国家的“预备学校”。有些专家因此提醒人们警惕“过量教育”的潜在危机。（注：参见李立国：《把教育作为新的“投资热点”质疑》，《教育文摘周报》1999年9月1日。）“过量教育”具有以下几个特征：（1）受教育人口的失业率较高。（2）高才低用，大材小用。（3）与接受过同一教育水平的老毕业生相比，新毕业生的就业机会和实际收入水平呈下降趋势。由于上述原因，“过量教育”所培养的人才在职业满足感、职业行为以及身心健康方面的表现均不利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我国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农业和传统工业中的就业人口占绝大多数，高科技产业数量有限，生产力发展整体上落后又极不平衡。因此，我们必须对我国国情以及高等教育超速发展所可能带来的危害性保持清醒的认识，决不能走某些国家“先过量再调整”的老路子。要使我国的高等教育适应并促进经济发展，除了适度扩大受教育人数外，更重要的是要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调整专业结构，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