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传统燃料危机质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代论文,燃料论文,危机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引言
能源危机是关乎人类生存、社会发展的重大社会问题，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学界对此也开展了大量研究。对于以柴、草为燃料基础的传统社会，在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下，随着社会发展与人口增多对燃料需求量的不断增加，以及草木资源赋存量与人均耕地面积的不断下降，必然导致可利用燃料量的不断减少，进而出现燃料危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我国古代的燃料危机被认为发生在宋代。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罗伯特·哈特威尔就在《北宋时期中国铁煤工业的革命》中指出，“城市化、工业和军事战略等需求在十一世纪前半期，在华北造成了长期的燃料短缺”，“更严重得多的情况是华北各城市出现的燃料危机”①。20世纪80年代，许惠民在《北宋时期煤炭的开发利用》中也指出：宋代发生了木柴、木炭的危机，即传统燃料危机。②这些观点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也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认同。其提出的主要依据有二，一是相关史料，即对一些与森林或燃料相关的史料从表象的简单推演，认为宋代森林资源枯竭，导致生物质燃料匮乏，进而发生燃料危机，并对社会发展、人民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二是宋代煤炭的推广利用，即常识性的认为“柴消煤长”是传统社会燃料利用的必然规律，宋代传统燃料危机的发生直接导致了煤炭的推广利用，而煤炭的推广利用及由此发生的燃料结构变迁恰好也反证了传统燃料危机的发生。
然而，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研究都忽略了重要的一点，即我国传统燃料的构成中，除了木本燃料木柴、木炭之外，还有各种草本植物及其衍生物(如秸秆、糠秕等农业废弃物，芦苇、竹子、蒿、茅等草类，以及竹炭等衍生物)、干粪与兽骨等多种燃料资源；而且，古代的日常生活、手工业生产的不同活动对燃料的需求也是不一样的，古人在长期的实践中找到了合适的燃料与不同的生产、生活活动相匹配，使得各种燃料在生产、生活中得到了合理的利用，而并非仅仅用林木作为燃料。③其次，要正确认识古代的燃料危机，首先就要弄清楚燃料危机发生的基本特征与判定依据。而已有的研究并未对此有清晰的交代。根据国内外林业生产与能源利用的实践，一个国家或地区“(森林)覆盖率在30％以上而且分布均匀，才能满足国民经济对林木的需要和保持森林对环境生态平衡的作用”④。相反，如果“薪柴消费量超过合理采樵量(不影响草木正常生长情况下科学采樵所获取的燃料量)30％，(就会)造成森林植被大面积破坏，水土流失加剧；大量秸秆不能还田，导致土壤有机质减少，地力下降”⑤。这就为分析、判断以生物质燃料为主体的古代社会能源危机发生与否提供了基本的参考：其一是比对一个地区内赋存的生物质资源可产生的燃料年合理利用量与年消耗总量的大小，二是看生态环境是否因草木过度樵采而导致严重的恶化。
实际上，宋代包括木本植物、草本植物、干粪和兽骨等在内的传统生物质燃料资源的赋存量是巨大的，每年可合理获取利用的生物质燃料量与年消耗总量相比，仍是富裕的，而且宋代天然森林的覆盖率就有33％—27％⑥，再加上各种人造林，实际的森林覆盖率要大于30％，并没有出现包括林木资源在内的传统燃料资源枯竭的状况；而煤炭的推广利用，以及由此引发的燃料结构变迁，应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历史发展的必然，并非是传统燃料危机的直接推动。本文将对学界用以引证宋代燃料危机发生的相关史料进行还原解读，并结合古代传统燃料危机的判定标准，深入分析宋代燃料危机是否发生。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二 黄河中下游地区是否已发生“燃料危机”
黄河中下游地区先秦至北宋一直是古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得到较早、较高程度的开发，人口密集、工商业发达，天然森林资源遭到的破坏相对要严重于其他地区。如果说宋代发生传统燃料危机，黄河中下游的平原地区自然应是首发之地，而在当时人口过百万的世界级大都市东京，也必将是这一危机的中心。相关史料记载，北宋东京因严寒而致人畜冻死伤的恶性事件就有十多次(如表1)，其原因极易被表象地认为是燃料短缺所致，这些事件也因此被作为东京发生燃料危机的证据，进而认为东京发生了“严重的燃料危机”⑦。然而，对这些事件的相关史料稍加分析，不难看出导致其发生的直接原因是异常的雨雪严寒天气。
异常天气是影响古代能源运输与消耗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于古代泥石为主的道路路况，稍有雨雪就会导致“道路陷滞不通”，因而“储米谷、薪炭，以备道路陷滞不通”(20)，就成了古人生活的常态性劳作。如《夷坚志·石溪李仙》载：“南剑州顺昌县石溪村李甲……常伐木烧炭，鬻于市。得钱，日籴二千米以自给，有余则贮留，以为雨雪不可出之用。”(21)陆游《示儿辈》记载：“谨视鸡豚供老疾，力营薪炭备春寒。”(22)《将离江陵》诗曰：“买薪备雨雪，储米满瓶盎。”(23)《九月下旬即事》记载：“储药扶持老，收薪准备冬。”(24)反映出古人在九月份就要收储薪柴以备严冬。
然而，由于传统生物质燃料体大质轻、不易大量储备的特点，特别是城市居民储备较少的情况下，往往会因为“霖雨弥日，水潦为患，百姓积俭，易致乏匮”(25)，或者“冰雪经旬，薪粒贵踊，贫弊之室，多有窘罄”(26)。再加上异常天气导致供给不畅甚至中断、消费量激增，供需矛盾加剧，而使得薪粮价格踊贵，普通百姓无力购买，从而使生活受到严重的影响，乃至出现因寒冻而死亡的情况发生。如《鸡肋编》记载：“平江府洞庭东西二山，在太湖中，非舟楫不可到。胡骑寇兵，皆莫能至。然地方共几百里，多种柑橘桑麻，糊口之物，尽仰商贩。绍兴二年冬，忽大寒，湖水遂冰，米船不到，山中小民多饿死。富家遣人负戴，蹈冰可行，遽又泮坼，陷而没者亦众。泛舟而往，卒遇巨风激水，舟皆即冰冻重而覆溺，复不能免。”(27)雨雪灾害对社会和人们生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甚至非日常必需品的酒的价格也因之升高。如苏颂《送王秀才出京》诗记：“都城大雪酒价高。”(28)反映出传统社会抵御雨雪灾害能力的薄弱。即便是今天较古代有巨大进步的海陆空交通运输系统，抵御雨雪灾害的能力也是有限的，近几年大雪对世界多个国家交通造成的严重影响，我们应该还历历在目。
东京之所以频频发生寒冻致人死亡的事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宋代曾长期处于相对寒冷期，异常严寒的天气多有出现。如方回《留丹阳三日苦寒戏为短歌》记载：“北人下马惊相问，自古江南无此冷。求薪不可炭更难，仆御告馁衾禂单。我生南土六十二，自古江南无此寒……船路不通驿路泥，田家闭户如鸡栖。”(29)这种异常天气不仅使得燃料的需求量大增，而且“船路不通驿路泥”状况也使得燃料的供给不畅，这就更加剧了为有限运输能力所制约的燃料供需矛盾，使得原本紧张的燃料供给雪上加霜。如遇到多日连续的雨雪天气，普通百姓储积乏匮而又无力购买昂贵的薪炭，就只能忍饥挨冻，甚至出现被冻死的惨况。不仅农业文明时期人类难以抵御严寒之灾，即使在工业文明如此发达的今天，异常的雨雪严寒天气仍然能够造成灾难性的影响。
此外，古代因雨雪严寒致人畜冻死的事件，上迄秦汉下至明清历代都有发生。秦汉时期史籍记载的就有数次。《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九年(前238)“是(四)月寒冻，有死者”(30)。《汉书·武帝本纪》记载，元狩元年(前122)“十二月，大雨雪，民冻死”(31)。《汉书·匈奴传》载，汉宣帝本始三年(前71)“冬，会天大雨雪，一日深丈余，人民畜产冻死，还者不能什一”(32)。《汉书·王莽传》记，始建国四年(12)“八月，莽亲之南郊，铸作威斗……铸斗日，大寒，百官人马有冻死者”(33)。《后汉书·刘盆子传》记载：“至阳城、番须中，逢大雪，坑谷皆满，士多冻死。”(34)隋唐时期有十数次。《隋书·炀帝纪》载：“风霰晦冥，与从官相失，士卒冻死者太半。”(35)《隋书·五行下》载：“东魏武定四年二月，大寒。人畜冻死者，相望于道。”(36)隋大业八年“时发四海兵，帝亲征高丽，六军冻馁，死者十八九”(37)。唐“咸亨元年十月癸酉，大雪，平地三尺，人多冻死”。唐“仪凤三年五月丙寅，高宗在九成宫，霖雨，大寒，兵卫有冻死者”。“贞元元年正月戊戌，大风雪，寒；丙午，又大风雪，寒，民饥，多冻死者。”“元和八年十月，东都大寒，霜厚数寸，雀鼠多死。”“元和十二年九月己丑，雨雪，人有冻死者。”“会昌三年春，寒，大雪，江左尤甚，民有冻死者。”(38)“长安三年八月，京师大雨雹，人畜有冻死者。”(39)宋代之后的元明清也都不乏此类记载，此不赘述。历代频频发生此类灾害，也很好地说明其根本原因是农耕社会人类应对自然灾害能力的有限，而不是生物质能源资源匮乏，更非生物质燃料危机所致。
东京之外，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河北路因“河北难得薪柴”的记载，被认为是宋代“燃料危机最严重的地区”(40)。“河北难得薪柴”的记述出于宋御史刘挚之言。熙宁四年(1071)五月乙未，刘挚奏曰：“臣伏见内臣程昉、大理寺丞李宜之于河北开修漳河，功力浩大，凡九万夫。所用物料本不预备，需索仓猝，出于非时，官私应急，劳费百倍。除转运司供应秆草梢桩之外，又自差官采漳堤榆柳，及监牧司地内柳株共十万余，皆是逐州自管津岸。河北难得薪柴，村农惟以麦
等烧用及经冬泥补，而昉等妄奏民闲不用，已科一万余功，差本司兵士散就州县民田内自行收割。所役人夫，莫非虐用，往往逼使夜役，蹂践田苗，发掘坟墓，残坏桑柘，不知其数。”(41)
河北真的“难得薪柴”吗？对于河北路的资源状况，熙宁十年(1077)八月己亥，吕温卿言道：“河北分为东、西路……东路出丝绵绸绢，西路饶材木铁炭，而有无不得以相通，而用度不得以相补。”(42)吕温卿之言与宋代河北路的实际状况是相符的，西路磁、相二州是宋代重要的产铁中心，而东路则是重要的丝织中心。《宋史·地理志》也载，河北路“茧丝、织纴之所出……大名、澶渊、安阳、临洺、汲郡之地，颇杂斥卤，宜于畜牧。浮阳际海，多鬻盐之利”(43)。此外，河北平原地带天然林木稀少，为此朝廷“令民即其地植桑榆或所宜木……官计其活茂多寡，得差减在户租数，活不及数者罚，责之补种”(44)。除桑枣经济林木之外，河北缘边还存在大量的军事林，《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定州北境先种榆柳以为寨，榆柳植者以亿计。”(45)《宋史·韩琦传》记载，韩琦领兵河北时“遍植榆柳于西山，冀其成长以制蕃骑”(46)。反映出河北路仍然存在较为丰富的林木资源。因而，仅依据“河北难得薪柴”的记载，就认为宋代河北发生了严重的燃料危机，是与史实不相符的。
另一方面，如果黄河中下游地区真的因林木资源匮乏而发生了严重的燃料危机，那么华北平原地区特别是开封周边的生态必然因森林的过度樵采、植被的过度破坏而出现严重恶化。然而，据研究，“12世纪以前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开封的生态环境处于良性循环状态，其标志在于：气候总体上温湿多雨、水系发达、湖泽众多、地形略显起伏、土壤和植被条件较好，城市建设、规划以及环境卫生管理卓有成效等”(47)。此外，反映黄河流域森林植被状况重要指标的黄河输沙量在宋代特别是北宋并没有特别的变化。根据历史时期黄河三角洲的发育情况计算出黄河输沙量：公元1194年之前，造陆速率是每年2.55平方千米；1194—1578年，为5.16平方千米；1578—1854年，为24.24平方千米；1855—1947年，为24.56平方千米。(48)从黄河输沙量的变化不难看出，北宋时期黄河流域的植被状况仍然是良好的。黄河输沙量明显增大的时期与黄河中游森林植被遭到严重破坏的时期是相符的。史念海先生在《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一文中指出，“这一时代(明清时期)是黄河中游森林受到摧毁性破坏的时代。严格地说，这种摧毁性的破坏是从明代中叶开始的”(49)。明代中叶这一时间与1578年黄河含沙量急剧增加的时间基本上是一致的。因而，黄河流域发生生物质燃料危机的可能时期，应是在明代中后期，而非北宋时期；而长江流域特别是上游地区发生燃料危机的时间则应更晚。
三 手工业发展是否已缺柴乏薪
古代手工业生产，煤炭能够被大量燃用并在得到广泛利用前，生物质燃料一直是支撑手工业发展唯一的基础性燃料。由于生物质燃料体大质轻的特点，以及古代交通运输状况等客观因素，决定了古代的手工业所用燃料是以生产地为中心，向四周采造，可采伐的距离及能够获取的燃料量决定于周边水陆运输的道路状况与能源资源的赋存状况，以及采造、运输薪炭的费用。因而，一处手工业生产地的薪炭采造范围一般局限在不大的区域之内，距离稍远不仅会增加生产成本，也会给生产造成诸多不便。特别是当薪炭的运输、采造费用大于手工业生产所能承受的范围时，往往就会造成手工业生产的停产。这种状况至迟在汉代的手工业生产中已有所反映。如《盐铁论·禁耕》已指出：“盐冶之处，大傲皆依山川，近铁炭，其势成远而作剧。”(50)后世亦然。宋仁宗时韩琦也曾奏言：“相州利城军铁冶，四十年前，铁矿兴发，山林在近，易得矿炭，差衙前二人岁纳课铁一十五万斤。自后采伐，山林渐远，所费浸大，输纳不前，后虽增衙前六人，亦败家业者相继。”(51)清代，屈大均的《广东新语》卷一五《货语·铁》也载：“产铁之山，有林木方可开炉，山苟童然，虽多铁亦无所用，此铁山之所以不易得也。”(52)《三省边防备览》卷九《山货》也载：“炭必近老林，故铁厂恒开老林之旁，如老林渐次开空，则虽有矿石不能煽出，亦无用矣。”(53)手工业生产与能源资源的这种依存关系，是传统社会以生物质能为主要燃料的手工业生产的基本规律。对于宋代“饶州官市薪炭不能给，鼓铸分于池州”(54)。“嘉、邛以率买铁炭为扰，自嘉祐四年(1059)停铸十年，以休民力。”(55)其根本原因也应如此，表现为手工业区域内能源资源的阶段性匮乏，而并非传统燃料资源的总体性枯竭。而区域性的燃料供需矛盾并不影响宋代生物质能源资源总体充裕的基本状况。
此外，宋代东京东西窑务的兴废，被认为是“缺柴薪”所致。对此有如下相关的史料，首先于咸平六年(1003)二月，户部言：“东西窑务缺柴薪，乞置场收市。”景德四年(1007)七月丁丑，“从内殿崇班谢德权之请”而“废东西窑务，以薪蒸分给诸班直、诸军”。以此逻辑看，似乎废窑务确实与“缺柴薪”有关。然而，对于“东西窑务缺柴薪”的真正原因，在户部与真宗皇帝的对答中已明确说明。对于户部“乞置场收市”的请求，真宗答曰：“自中春后来，雨雪稍频，薪刍方贵。窑务所阙，盖是省司失于经度，况不是急务。”(56)宋代京师的官营手工业生产用燃料基本上是由能源赋税拨支，因此其原因应如真宗所言，是“省司失于经度”。另一方面，宋代窑务的职责是“掌陶为砖瓦，以给缮营及缾缶之器”(57)，如无“缮营”的任务，亦无存在的必要。景德四年(1007)东西窑务被废止后，时隔两年，大中祥符二年(1009)五月，便又“以修昭应宫复置东窑务”(58)，也说明窑务的废止更多是根据实际需要，而非燃料短缺与否。况且咸平六年与景德四年的这两条史料之间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如果将二者简单叠加为“东西窑务缺柴薪”而“废东西窑务”，不免过于牵强。
宋代官营手工业所需燃料多依靠赋税课配或通过购买获取。如“曲沃县酒税，民素苦伐薪给官炊”(59)，史籍中对“民素苦伐薪给官炊”的具体原因未详加记载，我们也无法详知。但从《宋史·臧丙传》关于盐井“官钱市薪”的记载中仍可窥知一二。太平兴国初“(臧丙)举进士，解褐大理评事，通判大宁监，官课民煮井为盐，丙职兼总其事。先是，官给钱市薪，吏多侵牟，至岁课不充，坐械系者常数十百人。丙至，召井户面付以钱，既而市薪积山，岁盐致有羡数”(60)。大宁监的情况应是宋代官营手工业“官钱市薪”弊端的一种反映。由此来看，官营手工业能源的获取除了个别手工业区因诸多的客观因素造成周边资源匮乏影响生产之外，如“阳城冶铸铁钱，民冒山险输矿炭，苦其役，为奏罢铸钱”(61)。更多的应是课配过重、不合理的价格而使得百姓望而却步，故而出现“民素苦伐薪给官炊”的状况。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手工业的发展，如大宁盐出现的“岁课不充”的现象。但是，这种状况的原因不能简单归结于生物质能源资源匮乏，或是传统燃料危机的发生。
四 是“柴荒”还是“材荒”
天然森林经历代不断砍伐总体上呈逐渐减少趋势，特别是可作为手工业原料、营建等用途的林木，更是被大量采伐。如沈括《梦溪笔谈·鄜延境内有石油》道：“松木有时而竭。今齐鲁间松林尽矣，渐至太行、京西、江南松山，大半皆童矣。”(62)松木在古代被认为是“百木之长”、“香洁之木”，是祭祀、营建、制墨等的上好材料，加之生长缓慢，遭到砍伐后不易在短时期内恢复，因而遭砍伐而减少的状况就更为严重。然而，沈括此处所指仅是制墨的原料——松林，而非所有林木。就太行山而言，松林之外仍有茂密的森林存在。宋绍圣元年(1094)苏轼经临城(今河北临城)作《临城道中作》诗，在《序》中写道：“过临城、内丘，天气忽清徹，西望太行，草木可数，冈峦北走，崖谷秀杰。”(62)宋徽宗大观年间“河朔沿西山一带林木茂密，多有逋逃藏匿其间”(64)。宣和六年(1124)许亢宗奉旨出使金路经榆关，“登高回望，东自碣石，西彻五台，幽州之地沃野千里……山之南，地则五谷百果，良材美木无所不有”(65)。《古今图书集成·太行山部》记载：“龙潭：又在潞安府长治县，郡居其巅东界。在平顺县，朱子所称河北望之如黑云在半天者，即此。”(66)这些记载反映出至北宋末年，太行山区仍有较为丰富的森林资源存在。
对于营造用的材木采伐状况，天圣元年(1023)三月，宋仁宗与皇太后宣谕辅臣道：“比来诸处营造，内侍直省宣谕，不由三司，而广有支费。且闻伐材采木，山谷渐深，辇致劳苦，宜检约之。”(67)古代营造需用“大木”、“巨木”，而且对树种也有特别的要求，皇室权贵营造府邸多用楠、松等名贵林木。如《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建玉清昭应宫》载：“今来所创立宫，规模宏大，凡用材木，莫非楩楠。窃闻天下出产之处，收市至多，般运赴宫，尤伤人力。”(68)合建筑用的木材多需要到原始森林中采伐，非次生林所能满足，因而，对林木的采伐自然是“伐材采木，山谷渐深”，这也说明了古代营造对森林资源巨大的破坏作用。然而，作为燃料之薪柴，自然界中的草木，不论大小均可使用。仇远《西庙古桧和卞南仲韵》记载：“栋梁与薪槱，待用各有时。”(69)而且，宋代的天然森林的覆盖率仍有33％—27％(70)，再加上大量的人工林、作物秸秆，以及竹子、芦苇、蒿、茅等各种草类，燃料资源总体上是充裕的。因而，宋仁宗所感到“采伐不易”的是“材荒”，而非“柴荒”。
此外，薪柴也是古代治理河湖不可或缺的物资，而且用量巨大。如《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修滑州决河》记载：“岸汨(汩)则易摧，故聚刍藁薪条枚实石而缒之，合以为埽。及埽之法，若高十丈，长八尺，其算以径围各折半，因之得积尺七千五百，则用薪八百围，刍藁二千四百围。”(71)宋人张师正的《括异志·大名监埽》记载：“河自大坯而下，多泛溢之患，岸有缺圮，则以薪刍窒塞，补薄增卑，谓之埽岸。每一二十里则命使臣巡视。凡一埽岸，必有薪茭竹捷椿木之类数十百万，以备决溢。”(72)《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修澶州决河》记载：“诸埽须薪刍、竹索，岁给有常数，费以巨万计。”(73)河道易决堤而需要治理的河段多处于平原地区而非山区，天然林木资源较少，而河道治理所需巨大数量的薪刍又往往向民间科配，百姓不得已就只能砍伐经济林木完成科配。《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哲宗皇帝·回河上》载：“今年丰熟，梢草易为收买。以臣愚见，惟是草一色岁丰易得外，其梢既不近山，多是人家园林，凶年方肯斫卖，丰年却恐难得。”(74)丰年秸秆可充草用，自然易得，但梢则只能砍伐“人家园林”来获取。如庆历中“河北、京东诸州军，见修防城器具，民间配率甚多。澶州、濮州地少林木，即今澶州之民无木植送纳，尽伐桑柘纳官”，为了完成官府的科配，澶州百姓无奈之下砍伐桑树达“三四十万株”(75)。韩宗武为河间令时，“值河溢，增堤护城，吏率兵五百伐材近郊，虽墓木亦不免”(76)。治河用材是古代又一导致“材荒”发生的重要方面。但由此而认为发生“柴荒”也是与史实不相符的。
五 “民伐桑枣为薪”是缺柴乏薪还是“困于赋敛”
宋初，朝廷即颁布有禁止斫伐桑枣的诏令。如建隆三年(962)九月“禁斫伐桑枣诏”载：“桑枣之利，衣食所资，用济公私，岂宜剪伐。如闻百姓斫伐桑枣为樵薪者，其令州县禁止之。”(77)《续资治通鉴长编》也载，建隆三年九月“禁民伐桑枣为薪。又诏黄、汴河两岸，每岁委所在长吏课民多栽榆柳，以防河决”(78)。尽管朝廷屡有此类诏令颁布，但盗伐经济林木的情况在宋代仍时有发生。如《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景德元年(1004)十二月“王超等言率大军赴天雄，虎翼卒三人，辄入村落伐桑枣为薪，已按军法”(79)。庄绰《鸡肋编》也载：“河朔、山东养蚕之利，踰于稼穑。而村人寒月盗伐桑枝以为柴薪，为害甚大。每有败获，估赃不多。薄刑不足以戒，欲禁系以苦之，则惮于囚众。”(80)反映出黄河中下游地区这种行为的普遍性。对此，范仲淹在庆历三年的奏折中也说道：“贫弱之民困于赋敛，岁伐桑枣，鬻而为薪，劝课之方，有名无实。”(81)对于宋代“贫弱之民”“岁伐桑枣”为薪的原因，被认为是林木资源匮乏所致，因而也被作为传统燃料危机发生的重要佐证之一。
古代平原地区的天然林木，经历代垦耕，宋代已砍伐殆尽，这是不争的史实。古人对此也有相关的记载。唐人唐临《冥报记》记载：“山东少林木，松柏尤稀。”(82)宋代亦有“河北难得薪柴”的记载。宋代平原地区的林木基本上是后来种植的包括经济林、园林等在内的人工林，这些人工林主要目的就是发展农桑、提供材木、保护环境等。如宋太宗建隆三年九月“诏黄、汴河两岸，每岁委所在长吏课民多栽榆柳，以防河决”(83)。桑枣等经济林木，乃是国家的重要财源、人民的衣食之源，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农人更是“爱桑如爱儿”，自然爱护有加，若非无法生活不至于“伐桑枣”为薪。然而，宋代“伐桑枣”为薪之所以普遍，只要对相关的史料稍加分析，就不难知晓其真正原因乃是“贫弱之民困于赋敛”。相关的记载在宋代的史籍中颇为常见。如李若水《伐桑叹》诗曰：“村家爱桑如爱儿，问尔伐此将何为。几年年荒欠官债，卖薪输赋免鞭笞。来春叶子应不恶，邻家宜蚕有衣着。我独冻坐还歔欷，长官打人血流地。”(84)《大宋宣和遗事》记载：“熙宁七年，大旱……韩维奏曰：‘陛下信安石酷法，散青苗钱于民。今之官府，督取甚急，往往鞭挞人民取足，至有伐叶为薪以易钱货。旱灾之际，重罹此苦。’”(85)苏辙《闭居五咏·买宅》载：“田家伐榆枣，赋役输缗钱。”(86)柯芝《耳耳》记载：“园桑推为薪，桃李亦半残。翘荛企晴燠，九室十更寒。”(87)苏泂《金陵杂兴二百首》记载：“桑林伐尽枣林空，卖得柴钱饭不充。”(88)《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仁宗皇帝·敞事具敞行状及奏议》载：“近者伏见朝廷特置均税一司，差官分往河北、陕西均税，始闻河北传言人户虚惊，斫伐桑枣。”(89)如此多的记载真实地反映了宋代百姓“伐桑枣为薪”的原因。然而，宋代过重的赋役科配，不仅是逼迫百姓伐桑枣卖做薪柴，甚至不得以“杀牛卖肉”、“拆屋卖薪”来缴纳赋役。如《宋史·李先传》记载：“楚有民迫于输赋，杀牛鬻之。”(90)《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哲宗皇帝·常平仓》载：“丰岁则农夫粜谷，十不得四五之价；凶年则屠牛卖肉，伐桑卖薪，以输钱于官。”(91)苏轼《吴中田妇叹》也曰：“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92)宋人张方平《乐全集》卷二五《论免役钱札子》记载：“募法之行且三年，初年民始大骇，吏议法未一或纳或否，次年已有伐桑枣、卖田宅、鬻牛畜，今年，稍荒歉处，民流散多矣。”(9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七也载：“募法之行且六年，初年民始大骇，既而伐桑枣，卖田宅，鬻牛畜。比年稍荒歉处，民流散多矣。”(94)而卖薪柴、田宅、牛畜是古代普通百姓“易钱”纳赋税、充徭役的主要方式。宋代的“州县之役，若身充、若雇佣，率三分其费，而二分出于薪粒”(95)。特别是遇到荒灾，普通百姓也只有桑枣、田宅等可用来换取粮食、充纳赋役。《宋史·杨告传》记载：“(杨告)除京西转运副使。属部岁饥，所至发公廪，又募富室出粟赈之。民伐桑易粟，不能售，告命高其估以给酒，官民获济者甚众。”(96)百姓“伐桑易粟”却“不能售”，反映出古代普通百姓在灾荒中生存之不易。不仅税赋，治河用梢草的科配，百姓也只能砍伐桑枣纳官。这在前文已述及，此不赘述。
不仅宋代如此，前代也不乏此类禁令，其原因也都是为繁重的苛捐杂税所迫。如《旧唐书·武宗本纪》记载，会昌二年四月敕曰：“劝课种桑，比有敕命，如能增数，每岁申闻。比知并无遵行，恣加翦伐，列于鄽市，卖作薪蒸。自今州县所由，切宜禁断。”(97)《唐会要·市》也载，武宗会昌二年四月敕：“旧课种桑，比有敕命，如能增数，每岁申闻。近知并不遵行，恣加翦伐，列于廛市，卖作薪蒸，自今委所由严切禁断。”(98)唐人杜荀鹤的《山中寡妇》则很好地说明了原因：“夫因兵死守蓬茅，麻苎衣衫鬓发焦。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后尚征苗。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带叶烧。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即便是“深山更深处”也无法“避征徭”，足见徭役的繁重。唐韩愈《顺宗实录》也载：“(李实)谄事李齐运，骤迁至京兆尹。恃宠强愎，不顾文法”，遇“春夏旱，京畿乏食。实一不以介意。方务聚敛征求，以给进奉。每奏对，辄曰：‘今年虽旱，而谷甚好。’由是租税皆不免，人穷，至坏屋卖瓦木，贷麦苗以应官”(99)。为了“贷麦苗以应官”，不得已“坏屋卖瓦木”，反映出赋役之重和百姓受到的残酷压迫。从这些记载中不难看出，唐代百姓不得已拆屋伐桑充徭役的真正原因也是“困于赋敛”，而非乏薪缺柴。另一方面，唐代疆域辽阔，天然森林覆盖率有37％—33％(100)，而人口仅有6000万左右，林木资源远没有到枯竭的程度。
六 “禁樵采”令与燃料危机
宋代颁布有较多对名山大川、祠庙陵寝等先贤遗迹禁止樵采的诏令。如乾德三年(965)正月“丁酉，先贤邱垄并禁樵采，前代祠庙咸加营葺”(101)。大中祥符四年(1011)七月“癸酉，历代帝王陵寝申禁樵采，犯者，所在官司并论其罪”(102)。《宋大诏令集》“申告上圣号赦文(大中祥符八年正月壬午)”曰：“国家钦奉骏命……岳渎名山大川，历代圣帝明王、忠臣烈士，载祀典者，所在精洁致祭，近祠庙陵寝，禁其樵采，祠宇坏者，官为完葺。”(103)此类诏令宋代诸多史籍中均多有记载。而被樵采毁坏较为严重的要属“唐之诸陵”。熙宁十年(1077)二月，权御史中丞邓润甫进言道：“唐之诸陵，悉见芟刈，闻昭陵木，已翦伐无遗。”(104)对其原因，一些学者认为是宋代因林木资源匮乏而产生的燃料危机所致。
然而，只要对该条史料进行完整地解读，就不难看出其真正的原因。邓润甫奏言曰：“尝有兴利之臣，议前代帝王陵寝许民请射耕垦，而司农可之。缘此，唐之诸陵悉见芟刈，闻昭陵木已翦伐无遗。熙宁令前代帝王陵寝并禁樵采，遇郊祀则敕吏致祭，其德意可谓远矣。”(105)因而，“唐之诸陵”遭严重破坏的原因是“前代帝王陵寝许民请射耕垦”。对此，《宋史·邓润甫传》也载：“兴利之臣，议前代帝王陵寝，许民请射耕垦，而司农可之。唐之诸陵，因此悉见芟刈，昭陵乔木，翦伐无遗。熙宁著令，本禁樵采，遇郊祀则敕吏致祭，德意可谓远矣。小人掊克，不顾大体。愿绌创议之人，而一切如令。”(106)而这些诏令颁布的原因更多的是古人基于对农林牧渔业的保护，对圣帝明王、忠臣烈士的缅怀与敬仰，对名山大川的敬畏，而非林木资源之匮之。如《宋史·真宗本纪》记载，天禧元年(1017)六月“庚辰，盗发后汉高祖陵，论如律，并劾守土官吏，遣内侍王克让以礼治葬，知制诰刘筠祭告”，因而“诏州县，申前代帝王陵寝樵采之禁”(107)。此次重申“樵采之禁”的原因就是因为“后汉高祖陵”被“盗发”，而与能源危机没有任何关系。此外，《宋史·吉礼五》记载：“真宗封禅毕，加号泰山为仁圣天齐王……诏泰山四面七里禁樵采，给近山二十户以奉神祠，社首、徂徕山并禁樵采。”(108)《宋史·真宗本纪》记载，大中祥符五年八月“丁酉，禁周太祖葬冠剑地樵采”(109)。大中祥符六年八月“丙寅，禁太清宫五里内樵采”(110)。《宋史·理宗本纪》记载，淳祐九年春正月辛未“诏以官田三百亩给表忠观，旌钱氏功德，仍禁樵采”(111)。《宋史·吉礼八》记载，建隆元年诏：“前代帝王陵寝、忠臣贤士丘垄，或樵采不禁、风雨不芘，宜以郡国置户以守，隳毁者修葺之。”(112)《宋史·吉礼八》记载，乾德初诏：“先代帝王，载在祀典，或庙貌犹在，久废牲牢，或陵墓虽存，不禁樵采。”因而诏令自太昊至后唐末帝“诸陵，常禁樵采”(113)。宋代这样的诏令较多，但从这些诏令不难看出，颁布的目的多是为了保护。因为这些陵寝、祠庙多距民居较近，当时官民樵采多就近、就便采樵，多不会顾及采樵的林木是陵墓还是祠庙，如《宋史·蒋堂传》记载：“建铜壶阁，其制宏敞，而材不预具，功既半，乃伐乔木于蜀先主惠陵、江渎祠，又毁后土及刘禅祠。”(114)因而，官府为保护自然会多加申令，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与燃料危机没有直接关系。
这样的诏令前代也多有颁布。如《旧唐书·太宗本纪》载：“凉武昭王复近墓二十户充守卫，仍禁刍牧樵采。”(115)唐开元四年春“二月丁卯……以关中旱，遣使祈雨于骊山，应时澍雨。令以少牢致祭，仍禁断樵采”(116)。开元“十三年十一月……封泰山神为天齐王，礼秩加三公一等，近山十里，禁其樵采”(117)。《旧唐书·代宗本纪》也载：“永泰九年三月丙午，禁畿内渔猎采捕，自正月至五月晦，永为例程。”“永泰十二年十二月己亥，天下仙洞灵迹禁樵捕。”《旧唐书·懿宗本纪》也载：“九原可作，千载不忘，尚禁樵苏，宁伤丘垅。”《新唐书·百官志》记：“凡郊祠神坛、五岳名山，樵采、刍牧皆有禁，距壝三十步外得耕种，春夏不伐木。”(118)《新唐书·李白传》载：“(李)白晚好黄老，度牛渚矶至姑孰，悦谢家青山，欲终焉。及卒，葬东麓。元和末，宣歙观察使范传正祭其冢，禁樵采。”(119)《旧五代史·晋高祖本纪》记载，高祖天福六年诏：“岳镇海渎等庙宇，并令崇饰，仍禁樵采。”(120)实际上，唐代能够作为燃料的林木资源是十分丰富的，相对最多时仅6000万左右的人口数量，燃料的消费量与资源赋存量相较而言是不大的，还远远没有到资源匮乏的地步，也很好地说明了这样的诏令与燃料危机并无直接关系。
另一原因是宋代山林保护的不足。宋代之前多禁山，历代均有“弛山泽之禁”的诏令，如《史记·货殖列传》记： “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121)《汉书·文帝本纪》载，后元六年“夏四月，大旱，蝗。令诸侯无人贡。弛山泽”(122)。《晋书·元帝本纪》记，建武元年七月：“弛山泽之禁。”(123)《魏书·孝文帝本纪》记载，高祖太和六年八月“庚子，罢山泽之禁”。高祖太和七年十二月“庚午，开林虑山禁，与民共之”(124)。《隋书·高祖本纪》记载，高祖开皇元年三月“戊子，弛山泽之禁”(125)。《新唐书·睿宗本纪》记载，开元十六年十一月“甲辰，弛陂泽禁”(126)。但宋代少有“弛山泽之禁”的诏令，特别是宋代的山林较多的卖给私人，如朱继芳《和颜长官百咏·负薪》诗载：“近市山山皆有主，远山高峭步难前。”(127)反映出宋朝廷对山林保护的欠缺，因此为保护庙祠、陵墓，自然也就多了与之相关的“禁樵采”诏令。
七 南方的燃料危机是否发生
“昔汴都数百万家，尽仰石炭，无一家然(燃)薪者。今驻跸吴越，山林之广，不足以供樵苏。虽佳花美竹，坟墓之松楸，岁月之间，尽成赤地。根枿之微，斫橛皆偏，芽蘖无复可生。思石炭之利而不可得。”(128)这是宋人庄绰在《鸡肋编》中记述的宋高宗逃避金兵，“驻跸吴越”时燃料利用的情况，有学者据此认为宋代南方发生了燃料危机。(129)
对于发生这种状况的原因，宋高宗在绍兴元年的诏令中有明确说明。《宋会要辑稿》记载：“绍兴元年十一月五日，诏：绍兴府驻跸日久，漕运艰梗，军兵薪水不便，可移跸临安府。”(130)从宋高宗的诏令不难看出，“漕运艰梗”造成的运输能力不足与大量军民聚集而产生的巨大需求之间的供需矛盾才是造成庄绰所述状况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南宋偏安江南，而中国90％以上的煤炭资源分布在秦岭至淮河以北地区，可利用的煤炭资源有限，南宋一百多年间杭州城以生物质燃料为主。南宋末吴自牧在《梦粱录》中记载杭州薪炭的主要产地，“江海船舰”篇记载：“浙江船只，虽海舰多有往来，则严、婺、衢、徽等船，多尝通津，买卖往来，谓之‘长船等只’，如杭城柴炭、木植、柑橘、干湿果子等物，多产于此数州耳。”(131)如果真如庄绰的记载，吴越之地“岁月之间，尽成赤地”，那么严、婺、衢、徽等州如何成为杭州城的薪炭产地？
此外，对于该条史料“昔汴都数百万家，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的记述，与开封柴、煤兼用的史实不符，且有较大的夸张成分，这已为史界公认。(132)而庄季裕这条笔记记述的主旨是通过缅怀昔日开封的“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的情况，用以比对南宋建炎及绍兴年间高宗逃避金兵，“驻跸吴越”时绍兴、越州一带出现的燃料困难情况，进而说明煤炭的可贵，对于两地燃料情况的记述有诸多夸张与虚美之辞，显然不足据为实证。
八 结语
史学研究以史料为基础。对于史料，除了要进行完整、正确地解读外，更需要将史料还原于历史环境当中，结合当时的社会实际，才能够作为客观、深入分析历史事件的重要证据，进而为正确、符合史实的结论得出提供支撑。如果仅是断章取义，或从史料的表象进行简单推演，得出的结论难免失之公允。就宋代的燃料利用而言，传统生物质燃料资源量与消耗量相比，总体上是充裕的。而东京等城市及一些手工业发达地区出现的燃料安全问题，根本原因是在有限的交通条件下，异常天气等不可抗拒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受到生产运输成本的制约而产生的能源供需矛盾，其实质是传统生物质能源体大质轻、热值低、不易远距离转输和大量储运与社会持续发展呈现出的不适应性。此外，宋代较长的相对寒冷期气候、东京距燃料产地的较远距离等因素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燃料的供需矛盾，使得燃料安全问题表现得更为突出。但是，这些都是宋代社会局部、短时间内出现的现象。对此，如果不加以客观、深入地分析，自然很容易得出出现了严重的传统燃料危机的推论。然而，经过缜密分析就不难看出，仅以上述被引用的相关史料来说明宋代社会生物质燃料危机已经发生，不仅过于牵强，也与史实不符。
收稿日期：2012年10月22日
注释：
①初刊《亚洲研究杂志》1962年2月，杨品泉摘译，《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5期。
②详见许惠民《北宋时期煤炭的开发利用》，《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2期。
③王星光、柴国生：《中国古代生物质能源的类型和利用略论》，《自然科学史研究》2010年第4期。
④张秋蕾：《森林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中国环境报》2011年5月3日第8版。
⑤《能源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编：《能源百科全书·能源》，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第10页。
⑥樊宝敏、董源：《中国历代森林覆盖率的探讨》，《北京林业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⑦详见许惠民《北宋时期煤炭的开发利用》，《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2期。
⑧《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九《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己巳，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807页。
⑨《宋史》卷六二《五行一下》，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标点本，第1342页。
⑩《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六《仁宗》，庆历四年正月庚午，第3527页。
(11)《宋史》卷六二《五行一下》，第1342页。
(12)《宋史》卷六二《五行一下》，第1342页。
(1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九《仁宗》，嘉祐四年正月丁酉，第4547页。
(14)《宋史》卷六二《五行一下》，第1342页。
(15)《宋史》卷六二《五行一下》，第1342页。
(16)《宋史》卷六二《五行一下》，第1342页。
(17)［宋］张淏：《艮岳记》，《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页。
(18)《宋史》卷二三《钦宗本纪》，第435页。
(19)《宋史》卷六二《五行一下》，第1343页。
(20)［北魏］贾思勰著，缪启愉校释：《齐民要术》卷三，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第234页。
(21)［宋］洪迈著，何卓点校：《夷坚志·支戊志》卷一《石溪李仙》，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052页。
(22)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卷二二三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5652页。
(23)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卷二一五五，第24285页。
(24)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卷二二二一，第25479页。
(25)《宋书》卷五《文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92页。
(26)《宋书》卷五《文帝纪》，第95页。
(27)［宋］庄绰著，萧鲁阳点校：《鸡肋编》卷中，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4页。
(28)［宋］苏颂：《苏魏公文集》卷二《送王秀才出京》，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9页。
(29)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卷三四九四，第41648页。
(30)《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第227页。
(31)《汉书》卷六《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第174页。
(32)《汉书》卷九四《匈奴传》，第3787页。
(33)《汉书》卷九九《王莽传》，第4151页。
(34)《后汉书》卷一一《刘盆子传》，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标点本，第483页。
(35)《隋书》卷三《炀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标点本，第73页。
(36)《隋书》卷二三《五行志》，第649页。
(37)《隋书》卷二二《五行志》，第636页。
(38)《新唐书》卷三六《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935—936页。
(39)《新唐书》卷三六《五行志》，第944页。
(40)许惠民：《北宋时期煤炭的开发利用》。
(4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三《神宗》，熙宁四年五月乙未，第5421—5422页。
(42)《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七七《州县废复》，《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46页。
(43)《宋史》卷八六《地理二》，第2130—2131页。
(44)《宋史》卷一七三《食货上一》，第4167页。
(4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七《神宗》，熙宁八年八月癸巳，第6543页。
(46)《宋史》卷三一二，第10228页。
(47)程遂营：《唐宋开封生态环境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导论”第3页。
(48)吴祥定：《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环境变迁与水沙变化》，北京，气象出版社，1994年，第120页。
(49)史念海：《山河集》二集，北京，三联书店，1981年，第279页。
(50)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卷一《禁耕第五》，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68页。
(51)［宋］韩琦：《韩魏公集》卷一三《家传》，《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365册，第202页。
(52)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08页。
(53)清道光九年刻本。
(54)［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二一《诸监炉铸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46页。
(55)《宋史》卷一八○《食货志》，第4382页。
(56)《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七之三，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5449页。
(57)《宋史》卷一六五《职官五》，第3919页。
(5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六《真宗》，景德四年七月丁丑，第1474页。
(59)李逸安点校：《欧阳修集》卷六三《居士外集》，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920页。
(60)《宋史》卷二七六《臧丙传》，第9398页。
(61)《宋史》卷二六五《李昭遘传》，第9145页。
(62)《梦溪笔谈》卷二四《鄜延境内有石油》，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60页。
(63)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卷八二○，第9495页。
(64)《宋会要辑稿》兵一二之一七，第6960页。
(65)［宋］确庵、耐庵编：《靖康稗史笺证》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6—17页。
(66)《古今图书集成·山川典》卷四七，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
(6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仁宗》，天圣元年三月甲申，第2318页。
(68)《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八，第130页。
(69)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卷三六七八，第44161页。
(70)樊宝敏、董源：《中国历代森林覆盖率的探讨》。
(71)《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四七，第391页。
(72)［宋］张师正著，许德南点校：《括异志》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3页。
(7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四七，第393页。
(74)《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一一，第268页。
(75)《欧阳修全集》卷一○三，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574页。
(76)《宋史》卷三一五《韩宗武传》，第10311页。
(77)《宋大诏令集》卷一九八，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729页。
(7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太祖》，建隆三年九月丙子，第72页。
(7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八《真宗》，景德元年十二月辛卯，第1294页。
(80)［宋］庄绰著，萧鲁阳点校：《鸡肋编》卷上，第9页。
(8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三《仁宗》，庆历三年九月丁卯，第3439页。
(82)［唐］唐临著，方诗铭辑校：《冥报记》卷上《隋释智菀》，《古小说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0页。
(8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太祖》，建隆三年九月丙子，第72页。
(84)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卷一八○五，第20110页。
(85)《新刊大宋宣和遗事·元集》，上海，中国古典文学出版社，1954年，第9页。
(86)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卷八六八，第10106页。
(87)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卷三七○四，第44468页。
(88)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卷二八四八，第33941页。
(89)《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四四，第366页。
(90)《宋史》卷三三三《李先传》，第10698页。
(91)《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一○，第258页。
(92)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卷七九一，第9167页。
(93)［宋］张方平：《乐全集》卷二五《论免役钱札子》，《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28页。
(9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七《神宗》，熙宁九年秋九月辛巳，第6790页。
(95)《乐全集》卷二五《论免役钱札子》，第28页。
(96)《宋史》卷三○四《杨告传》，第10073页。
(97)《旧唐书》卷一八《武宗本纪》，第591页。
(98)［宋］王溥：《唐会要》卷八六《市》，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583页。
(99)［唐］韩愈：《顺宗实录》卷一，《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4页。
(100)樊宝敏、董源：《中国历代森林覆盖率的探讨》。
(10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太祖》，乾德三年正月丁酉，第146页。
(10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六《真宗》，大中祥符四年七月癸酉，第1728页。
(103)《宋大诏令集》卷一三六，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78页。
(10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八○《神宗》，熙宁十年二月乙未，第6864页。
(10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八○《神宗》，熙宁十年二月乙未，第6864页。
(106)《宋史》卷三四三《邓润甫传》，第10912页。
(107)《宋史》卷八《真宗三》，第162—163页。
(108)《宋史》卷一○二《礼五》，第2486页。
(109)《宋史》卷八《真宗三》，第151页。
(110)《宋史》卷八《真宗三》，第154页。
(111)《宋史》卷四三《理宗三》，第840页。
(112)《宋史》卷一○五《礼八》，第2558页。
(113)《宋史》卷一○五《礼八》，第2558—2559页。
(114)《宋史》卷二九八《蒋堂传》，第9913页。
(115)《旧唐书》卷三《太宗下》，第27—28页。
(116)《旧唐书》卷八《玄宗上》，第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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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新宿书》卷四六《百官一》，第12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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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旧五代史》卷七九《晋高祖纪第五》，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标点本，第1045页。
(121)《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第3261页。
(122)《汉书》卷四《文帝本纪》，第131页。
(123)《晋书》卷六《元帝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148页。
(124)《魏书》卷七《孝文帝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152—153页。
(125)《隋书》卷一《高祖本纪》，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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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卷七九一，第39062页。
(128)《鸡肋编》卷中，第77页。
(129)许惠民：《北宋时期煤炭的开发利用》。
(130)《宋会要辑稿》礼五二之一三，第1560页。
(131)［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一二，《学海类编》本，上海，上海涵芬楼，第16页。
(132)严耕望：《治史经验谈》，载严耕望《治史三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1—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