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战略概述_政治论文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战略概述_政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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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日期:2010-01-26

中图分类号:D7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049(2010)02-0008-11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的政治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即建国后的30年和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这两个三十年始终围绕着一条主线展开,即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国后的30年中,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没有形成一个官僚特权阶层,保证其在动机上始终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中,中共继续加强执政党建设,提出依法治国,循序渐进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在改革的进程中,进一步厘清中国政治发展的总体战略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一、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战略的起点、内涵和优势

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战略的逻辑起点。中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选择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究其原因大体上有三点:一是当时资本主义的弊端充分暴露,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优越性充分体现,俄国为中国做出了榜样;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重要因素,特别是“均贫富”、追求“大同”的思想,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是可以兼容的;三是现实的国情条件使然,即中国人口和资源之间的极端不协调,这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现实原因。在这种现实条件的制约下,重要资源,如土地、矿山、铁路、公路等等,一定要掌握在国家手里。下面就这个现实原因做进一步的分析。

中国是一个大国。从国情对中国政治发展战略的影响来分析,最重要的因素是人口和资源之间的极端不协调。中国人均重要资源的占有量,如土地、水、矿藏、耕地面积等等,一般只占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如果资源掌握在个人或某个集团手中,就会出现急剧的两极分化,因此资源一定要掌握在国家手中,这也就决定了中国不可能模仿西方式的市场经济,一定要走出有自己特色的市场经济。诚然,这种中国特色有很多特点,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政府的主导作用。这种体制的好处就在于中国政府功能强大,手中掌握的资源比较多,能够调动这些资源,集中力量办一些涉及国家长远发展的大事,如建设长江三峡大坝、发射探月卫星等等。但不足之处就是政府能力强大之后,就会影响市场的整体发育水平,特别是会产生十分严重的贪污腐败现象。因为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手里掌握着大量资源,他们成为人们“公关”的对象,难免有一些人成为个人利益的代表和某些集团利益的代表。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于2002年在内蒙包头发放200多份问卷,2006年在山西朔州发放500多份问卷,并参考200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在中央党校学员的问卷调查,发现中国社会问题排前几位的分别是:社会腐败,两极分化和环境污染。①因此,中国政治发展战略的一个基本目标就是要实现政府、社会和市场几种力量之间的平衡。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战略的内涵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前提,即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核心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二是目标,即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三是途径,即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与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相适应,必须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的不断提高相适应,通过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四是原则,即坚持人类共有的文明成果,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最广泛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战略是以中国国情为坚实基础的。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的积淀;以“国家崇拜”为内涵的政治文化的深远影响;现实社会中人口和资源之间的极端不协调;后现代化国家“赶超型”的紧迫发展目标;急剧变革的社会中人民综合素质和道德水准的相对滞后;已经有了60年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深厚基础。这些特殊的国情因素决定了中国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政治发展模式,必须有自己独特的政治发展战略,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战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战略有着巨大的优势。这个优势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它能够广泛实现民主,保障和发展人民的权利。二是它能够将民智、民力集中起来,集中力量办大事。我国的民主实际上是保障人民的权利和集中人民的力量相统一的民主。三是它能够保证国家的稳定和政策的连续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战略把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作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即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政府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自身的根本利益。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调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积极性,实现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实现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各项民主权利。在保障和发展人民权利的前提和基础之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能集中民智、民力办大事。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相对不足,各地区发展很不平衡。与发达国家相比,在经济发展水平上我国仍存在很大差距,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上也仍然落后。因此,只有继续努力保持比较快的增长速度,才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要实现国家的快速发展,就需要政府有效地整合社会资源,组织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在较短时间内完成重大项目。同时,政府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因此它所出台的各项政策都是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真正惠及百姓的政策,能够使全国的百姓在短时期内就能够受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战略的核心是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有坚持领导核心不动摇,才能保证国家和社会的安定局面,才能使国家的政策一如既往地贯彻执行,使战略目标有条不紊地逐步实现。

二、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战略的基本线索

2.1 建国后30年中国的政治发展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政治发展道路进行了最初的探索。

(1)构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制度框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既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参与国家管理的权利,又保证了国家的统一领导。

(2)在执政党的建设上取得了系统的理论成果和经验。中国共产党将自身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并不断加强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形成了比较系统的自律机制,主要内容有:定期进行“整党”、“整风”运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党员的政治思想教育常抓不懈;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②批判等级、特权观念,实行干群平等,对各级干部的生活待遇做出严格的规定。这些都有效地遏制了官僚主义的滋长蔓延和腐败的滋生。

(3)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③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反映在政治上可以划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由此提出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矛盾的概念,并阐明了两类矛盾的性质和解决方法。敌我矛盾需要用强制的、专政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也就是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

(4)建立了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层民主制度——城市居民委员会制度。城市居民委员会是一种群众性自治组织,是人民直接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一种形式,它调动了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保证了党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有利于基层的稳定。

(5)发展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其基本含义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并将这一原则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社会主义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根本的组织原则,它规定了领导和群众、上级和下级、部分和整体、组织和个人的正确关系。④

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里,我国在政治发展上取得的最主要的成果,就是由于中共坚持自身建设,使中共内部没有形成一个官僚特权阶层,保证其在动机上始终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客观上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创造了条件,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由于毛泽东同志试图建设的“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社会”带有空想成分,在手段上没有重视发展生产力和依法治国,过分强调阶级斗争、集中和人治,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使得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一度中断。

2.2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政治发展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既坚持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又在开拓进取实践中不断创新和发展,先后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这一系列重要理论成果不断指导着我国改革的方向,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重大成果。

(1)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现象得到很大改变。党从对各项事业的全面领导转向以政治领导为主,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决策的领导;党领导立法工作,但党严格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坚持了在国家领导体制中的党管干部原则,但尊重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任免权并实行分类管理。

(2)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扩大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限,在事实上改革了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机构,形成了独特的一院“双层结构”制,由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委会共同行使职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一并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四大支柱。

(3)调整和规范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针对传统经济、政治体制中过分集中的问题,我国在中央和地方关系上实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和改革,简政放权,扩大地方权力,调动地方积极性。

(4)改革选举制度,扩大基层民主。我国在探索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过程中,逐渐改变各级党政权力机关的选举方式,逐步实行差额选举。在选举制度改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基层民主建设中的村民委员会的直接选举。

(5)改革干部人事制度。逐步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培养和选拔了大批年轻干部走上各级领导岗位。建立、健全国家公务员制度,有利于克服行政管理中的官僚主义和缺乏民主、缺乏制约的弊病,有利于形成高效、廉洁的行政管理系统。

(6)全面推行“依法治国”的政治发展战略。法治正在深入到我国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已初步形成了自身的体系;中央政府权力运作的制度化程度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宪法的权威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在法律制度的更新进程中,诉讼制度的变化和个人权利与自由的大规模发展最受人关注。

(7)扩大公众参与。在公众参与方面,尤其是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互动得到了较大的改善。2006年4月16日,中国首批6个非政府组织开始使用政府财政资金,实地参与实施江西18个重点贫困村的扶贫项目。⑤

以上七个方面的进展中,最主要的是社会生活中民主和法治因素的增长。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就是坚持民主与法治并重,通过法治逐步扩大民主。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是在党的领导下,有目标、有计划、分步骤地在法治的框架下逐步实施的。

三、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战略的基本内容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战略的目标,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具体来说,在保证国家有效控制的前提下,进一步加强执政党和政府的自律机制,不断完善民主政治的制度体系,逐步扩大社会主义的选举制度,综合和整体地推进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在此基础上,中国政治发展战略的基本内容可以归纳为:国家控制、自律机制、法治建设和扩大选举。

3.1 国家控制

千百年来,中国已经形成了国家主导的特定政治文化,即“国家崇拜”的政治文化。中国在秦朝以后,就建立了稳定的、垂直的行政控制体系。而一旦社会矛盾尖锐到一定程度,就会打破既有的垂直控制体系,天下也就大乱。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外敌的入侵和内部的腐败,中国的垂直行政控制体系受到了严重的挑战。研究成果已经表明:中国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已经具备了西方国家启动现代化的基本条件。中国现代化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央政府的软弱和垂直行政控制体系失灵造成的。中央政府的软弱是众所周知的,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央政府所控制的财政收入已经无法维持国家的正常运转;垂直行政控制体系的失灵,很大程度表现在县以下的基层缺少制度控制的权威,几乎完全靠血缘关系和宗法体系来维持,而这些又同现代化的基本原则是相矛盾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新的中央权威又没有建立起来,长期军阀混战,封建割据,蒋介石企图通过军事强权、经济统治、思想灌输等手段重建中央权威,无奈其政权性质、统治基础等多种因素,导致了在大陆的失败。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和有效的垂直控制体系,动员全社会资源的能力迅速提高,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稳步加速,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县以下的基层单位建立了垂直的制度控制体系,这个体系不是形式上的,而是有实质性的意义。

在社会主义改革和转型过程中,国家的垂直控制更是显得异常重要:一是在实行了多年计划经济的背景下,人们已经习惯了对国家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性很难立刻消除;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公共需求越来越旺盛,国家供给公共物品的功能越来越强;三是转型过程中,人们的实际期望值都比较高,一旦不能满足过高的期望值,失望的情绪会不断发展。所以,要求国家要严厉控制,防止转型从渐进转向激进。中国社会转型的现状和俄罗斯社会转型的柳暗花明,即普京所采取的社会政策的明显效果,都充分证明了这个道理。针对前期俄罗斯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经济长期衰退和社会秩序极度混乱的局面,普京一针见血地指出,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就是缺乏中央权威的管辖与引导。他说:“由于国家政权机关和管理机关软弱无力,即使是有最正确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在贯彻实施过程中也会出现乱了步调的现象,我们正处于这种阶段。目前俄罗斯复兴和蓬勃发展的关键就在于国家政治领域。俄罗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也应该拥有这样一个政权体系。”⑥对于俄罗斯社会转型的方向,普京指出,俄罗斯将继续坚持走发展市场经济的道路,虽说按照市场经济的通例,国家对于经济的作用仅限于制定游戏规则并监督规则的执行,不宜过多干预社会经济的运行。但是他认为,俄罗斯政权第一位的作用是调整保障市场运转的所有的国家工作,必须要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建立一套完整的国家调整体系。“对于俄罗斯人民来说,一个强大的国家不是什么异己之物……恰恰相反,它是秩序的源头和保障,是任何变革的倡导者和主要推动力。”⑦市场经济发展到了今天,其非理性因素日益暴露。世界范围内的能源危机、环境恶化、气候变暖、种族冲突,乃至为了争夺资源发动的战争,已经证明必须要采取国家干预的手段来约束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再这样纯粹沿着市场竞争的方向发展下去,将会走向人类的灾难。

加强国家有效控制,可能导致的最大问题就是社会腐败。解决这个问题,除了加强制度和法制建设,还有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加强道德建设,建设系统的自律机制。新中国建立之初,贪污和腐败之所以得到了有效的扼制,除了全国全面实行了计划经济,这种单一的计划经济使权钱交易缺少了必要的条件,以及经济规模比较小,容易监控之外,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实行和加强了思想政治教育,全国人民的政治热情空前高涨,自律机制得到了较好的贯彻和实行。当前特别是要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的作用,建立和完善一系列自律机制的各个环节,要在原有的基础上实行制度和体制创新。

3.2 自律机制

一定要建立一个完善的自律机制系统,这是毛泽东留给我们的宝贵政治遗产。执政党既要保证对国家的有效控制,又要不脱离群众,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其中的自律机制是非常重要的。在战争时期,残酷的斗争环境等于设置了一道天然的选优机制,将一些投机分子排斥在外,而将一大批优秀分子吸引到党内来。而到了和平时期,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入党意味着可以得到很多好处,诸如提高地位、担任领导、受人尊敬等等。特别是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很多对利益追求的行为具有了合理性。在这种情况下,强调党的自律机制的建设就更为必要了。

应该说,中共内部的自律机制是能够成立的,这反映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中国有自律机制的传统。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强调道德因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特别是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有道德立业的传统。这是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应该发扬光大。第二,中共自身的性质决定了自律机制是成立的。中共的宗旨是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共没有自身的私利可图,只有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凡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既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合“法”的。如果图某一团体的利益,那么党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第三,市场经济本身的局限性决定了要加强自律机制。市场经济会提高效率,促进社会发展,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市场经济一定程度上会导致忽视长远利益,忽视公平,忽视公益事业等现象的发生,甚至会导致权钱交易。西方国家实行了多年的市场经济,很多局限性也无法克服。我国通过党的自律机制,可以有效克服这些局限性。第四,中国的国情特点也决定了要坚持党的自律机制。中国人口多、资源紧张,人们之间容易发生矛盾,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生存压力”比较大,这就需要有一种“中坚”力量从中进行调节。第五,中共在战争时期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自律机制,党的建设理论也是十分系统的,这些都是我们宝贵的政治财富。

3.3 法治建设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康发展、充满活力的根本保证。法治化是政治发展的内在需求。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者亨廷顿所言:“政治发展意味着在现代化过程中实现政治制度化,以适应扩大了的政治参与的要求。”⑧政治发展是一个长期而永无止境的过程,现阶段政治发展的目标是政治文明,其内在品质主要包括:政治民主化,政治法治化,政治公开化,政治科学化,政治高效化,政治清廉化。⑨政治发展理论所关注的政治参与、政治稳定、政治合法性、政治理性化、政治民主化等政治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议题,无不与政治制度化、法治化相联系。法治在政治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政治的法治化,是指政治发展过程的主要方面、主要环节和价值理念,应当遵循法治的要求,符合法治政治的规律和特点。这其间,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政治体制运行的法治化,具体又可以体现在两个方面:

(1)在法治原则指导下理顺党政关系。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是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者,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处于核心地位,党政关系的本质是党如何掌握国家政权,实现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和治理。如何理顺党政关系是政治运行的关键所在。1986年,邓小平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时强调:“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⑩“党的领导权的性质属于政党的权威和权力,而不是一种直接的国家权力。这种政治权威和权力不具有国家权力那样的强制力和普遍约束力,而主要是一种政治号召力、说服力和政治影响力。”(11)这一方面要求党在国家制度的框架内实现对国家政权的领导,依法健全国家政权体系,依法有效地运作国家政权体系,真正承担起组织、协调、管理和保障社会的基本功能;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人大、政府、司法机关以及人民政协的职能作用,保证国家政权机关应有的权威和效率。

(2)在法治原则指导下规范政府行为。首先,要遵循有限政府原则,政府的合法权威只能存在于一个法律所严格限定的范围之内,不得干预个人和社会的独立自由空间。其次,政府要依法行政,就是政府行使职权、管理国家公共事务必须由法律授权并依据法律规定。行政法治化,使政府组织内部目标明确,权责分明,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同时还能确保政府行政权力的产生、更替的有序性,减少管理中的随意性,使管理走向秩序化和程序化。

3.4 扩大选举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一步发展。中共十五大首次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做出了“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引导人民群众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的重大决定;中共十六大首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主张;中共十七大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12)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完善投票选举制度是关键的一环。

人民通过投票选举,表达对国家和各级政府各项政策的意见和对各级领导个人的看法,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中国的民主政治有其深刻的含义,在做出各种决策和产生各级领导人之前,要有充分的协商,要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地征求各方面的意见。而所有这些都要经过人民代表的投票加以确认,投票和选举因而具有至高无上的法律权威。因此,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首先就要完善投票选举制度。

投票选举有多种多样的内容和形式,在我国目前影响比较大的、对国家政治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有中共内部的投票选举制度,人民代表大会的投票选举制度,以及基层自治组织内部的投票选举制度。

四、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战略的难点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战略的难点,就是各种选举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是由国家和执政党从上至下启动的,国家和执政党对全社会的有效控制是政治发展的基本前提,这就极容易形成一个庞大的官僚特权阶层。要想防止或者冲破这个官僚特权阶层,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扩大社会主义民主选举的广度和深度。

我国目前实行的是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相结合、以间接选举为主的选举制度,这种制度是从1953年开始的。基于当时的实际情况,选举法只规定基层人大的代表由直接选举产生,县以上(包括县)地方各级人大和全国人大代表都由间接选举产生。随着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等各方面的发展,1979年《选举法》规定,直接选举扩大到县级,这个做法一直沿用至今。这种选举的特点是以多层次的间接选举为主,这是由我国一定时期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条件决定的,总体上是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但是,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和国民素质的提高,特别是公民民主意识的不断增强,群众参与国家管理的积极性也随之越来越高,这种选举已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弊端:一是层次过多的间接选举不能全面确切地表达选民意愿;二是靠少数人投票决定当选人,对选举权的普遍性和平等性造成损害;三是过多层次的间接选举必然模糊代表与选民之间的责任关系,削弱代表与选民的联系,使选民难以对代表实行直接监督。要使广大人民群众能真正行使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在完善选举制度方面关键的一点就是要及时提高和扩大直选制的应用层级和范围。我国乡级直接选举制和县级直接选举制已运行了几十年,农村基层自治组织的民主选举也搞了十多年。多年来的直选已使大多数人积累了比较完备的选举知识和经验,这无疑为今后更高层级、更宽范围的直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扩大选举的广度和深度,主要是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和提高“代表制的程度”。间接选举实质上是一种代表制度。“代表制的程度,即代表制接近直接民主的程度。代表制程度的上限为人人均系代表的制度。各个代表所代表的人数愈少,即代表数与总人数的比例愈高时,代表制的程度就愈高。各代表所代表的选民数降低,代表的程度就升高。”“我们之所以放弃直接民主,主要是因为社会规模太大,难以付诸实行。代表制就是要在不可能实现普遍直接参与的情况下,仍能实现普遍参与。”(13)这句话鲜明地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特点。就如何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和提高“代表制的程度”,初步有以下设想:

首先,可尝试将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范围扩大到省级,即使不能在全国普遍推开,也要选择条件相对具备的省(直辖市)分期分批逐步推开。

其次,全力推进中共党内的民主制度,“完善党代表大会制度和党内选举制度”。按照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的精神,改善党代表大会代表结构,提高基层一线代表比例,增强代表广泛性。扩大党代表大会代表对提名推荐候选人的参与,改进候选人提名方式。建立各级党代表大会代表提案制度。落实和完善党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建立健全代表参与重大决策、参加重要干部推荐和民主评议、列席党委有关会议、联系党员群众等制度和办法,做好代表联络工作,保障代表充分行使各项权利,充分反映党员意见和建议。继续选择一些县(市、区)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完善党内选举办法,改进和规范选举程序和投票方式,改进候选人介绍办法。推广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由党员和群众公开推荐与上级党组织推荐相结合的办法,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接选举的范围。党的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妨碍选举人依照规定自行行使选举权。严格控制选任制领导干部任期内职务变动,维护选举结果的严肃性。

再次,近期的设想:可试行下一级的党代表、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参与上一级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选举工作。比如省一级的党代表、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参与国家一级领导人的选举工作,依次下推。这方面可先试点,再逐步扩大。

复次,长远的构想:根据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吸取现阶段政治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结合政治改革方面最新的深度探索和实践,考虑以县以上各级党代会的代表为基础选举党的最高领导人;以县以上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政协委员为基础选举国家最高领导人,这是我们对未来中国选举制度逐步扩大的一个基本构想。

最后,巩固现有的“村民自治”的基本制度框架,试行乡(镇)领导人的直接选举。在选举的技术层面,首先要保障选民和代表的平等提名权,应适当控制政党、团体的提名。一是要给政党、团体推荐代表候选人规定比例限制;二是要明确政党、团体推荐代表候选人的人数。其次,要真正把差额选举落到实处。既然是民主选举,那就必须有可选择性,也就是要实行差额选举。如果候选人的名额同当选人的名额相等,那选举人还有什么挑选、选择的余地呢?第三,适度引入竞争机制。是否实行以竞争为中心的公开、公正的选举程序,直接决定代表的素质、责任心和人民代表大会作用的发挥。目前,可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引入初步代表候选人自愿申报登记制度,使民众们真正享有平等参政的权利;二是完善对候选人的介绍,增加候选人的透明度,真正让选民知人、知名、知情,按自己的意愿投下“称心票”,选举“意中人”;三是尽可能地消除委托投票的负面影响,规范委托投票的行为。

五、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战略实现的途径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战略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一定要坚持综合推进、协调发展。

从中国政治发展的层次来说,分为上层、中层和基层。上层主要指中央的政治改革。中国是一个中央集中控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央掌握着主要的政治权力,中央的政治改革对中国的政治发展起着决定性的影响。但中央的政治改革涉及到全局利益,涉及到方方面面的社会政治问题,一定要谨慎从事。根据以往的政治发展经验,中共中央的政治改革,要从制度化、法治化入手,特别是从完善中共内部的民主制度,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着手,不断树立法制的权威,特别是宪法的权威,使中国高层的政治发展严格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这将是一个长期的战略任务。

中国中层的政治发展,就是加强县级政权的建设,使之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新的“增长点”。我们说县级政权建设是新的“增长点”,并不是说上层和基层不重要,而是说这一层次的重要性更为突出,其原因可从三个方面进行理解:第一,历史的启示。中国历史上,县是连结中央和地方的关键点。县级政权的建设会直接影响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能力。国民党政权在抗战时期就进行了“新县制”的改革;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时,也将参会人员扩大到县委书记一级。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几种方案,如中央直管县,裁乡并镇,县直管镇,都离不开县级政权的建设。第二,现在的试验。部分发达地区曾试行过直选乡级和县级领导,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基层民主终究要向上发展,县级民主是基层民主发展的必然结果。第三,理论的逻辑。从理论上分析,上层民主和基层民主主要有一个时间累积的问题,很难在短时间内有巨大突破,而县级民主则有很大的潜力。

中国基层的政治发展,主要是不断完善基层的民主选举制度,实行真正的基层自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的“村民自治”制度和城市的社区和居民委员会制度,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广大基层群众的民主素质有了历史性的飞跃,尽管这些制度还存在很多问题,但其作用是必须肯定的。目前的战略任务,就是不断巩固和逐步发展的问题。

总之,上、中、下层的政治发展,一定是综合的、协调发展的,但中层的政治发展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应该在综合发展的原则下,重点发展中层的社会民主。其具体的途径主要有:

第一,渐进改革。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应当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理由是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展顺利,政治体制改革却严重滞后。现今很多社会问题,如腐败严重、决策失误、两极分化、环境恶化、权力失控,都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造成的;特别强调要制定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时间表。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长期和渐进的过程,片面强调“加快”会造成成本高、风险大、效果并不理想的弊端,并具体提出中国从低水平的民主化法制化程度转向高水平的民主政治,至少需要60年左右的时间,从1979年算起,尚需30余年。(14)其实,两种观点都是有道理的,可能更多的人更倾向于“渐进式”的模式。问题的关键是:60年也好,80年也好,如何保证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不被打断。众所周知,渐进改革的最大弊端,是容易形成既得利益集团,或者叫官僚特权阶层。在国家和执政党启动的社会改革过程中,国家和执政党掌握着大量的资源,掌握这些资源的组织、团体、个人,自然容易将这种状况合法化、固定化,并以名正言顺的理由使改革停滞下来。前苏联解体有众多的原因,但官僚特权阶层反对改革,使改革被迫转向激进的方面,最终导致苏联的解体,确是不争的事实。渐进改革的一个深刻内涵,是使政治改革形成一种不可逆转的局面,而要做到这一点,的确是不容易的。

第二,时机选择。中共十六大和十七大都明确提出:“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所谓战略机遇期,是指国际和国内各种因素综合发挥作用而产生的、能为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非常好的机会,这种机会不可以再次出现和复制,对这种机会的把握可以对国家的历史命运产生极其长远和深刻的影响的特定历史时期。战略机遇影响到国家的兴衰成败。凡是抓住了战略机遇的国家,就会有一个大的发展;反之就会迅速衰落下去。我们应当抓住机遇加快中国的发展,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这一战略机遇期也是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紧紧抓住这一机遇,不断推进中国的政治发展,显得十分必要。

第三,多向推进。如前所述,政治发展战略是一项综合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一定要多向推进。中国社会关系的复杂性更是决定了这一点。

早在1956年,毛泽东就提出要处理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毛泽东提出这十大关系,比较清楚地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复杂性,成为我们正确理解中国政治发展战略的重要依据。初步说明,中国的政治发展,不能片面强调某一个方向,而一定要综合起来考察。

邓小平在设计中国改革开放蓝图的过程中,特别强调要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之间的关系,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涉及到方方面面,一定要稳步推进。此外,还提出了要正确处理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等方面的关系。

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的讲话中,明确提出要处理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十二个重大关系。江泽民指出:“这十二个关系是在改革和发展的新形势下带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15)

胡锦涛2007年12月17日在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研讨班开班时,讲到了党的十七大总结的我国改革开放“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他说:“党的十七大把这‘十个结合’定性为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这是很有政治分量和理论内涵的。”这十个结合是: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16)

关系千万重。中国是一个条件复杂的大国,无论自然状况、历史传统,还是经济状况和人口素质,差异都比较大。照顾到各个方面的关系,采取稳健的改革措施,是任何改革都必须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更何况政治改革这种直接涉及到人的切身利益的改革。

第四,稳中求变。中国政治发展战略的基本前提,是保证和推进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干扰经济的发展。

稳定压倒一切,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如果理解不好,很有可能走向僵化。有的学者提出用“秩序”代替稳定,因为绝对的社会稳定是不存在的。整个社会有“秩序”地运转,即使出现一些动荡,也是很正常的。而发展是硬道理,关键是要通过改革来推动发展。中国现在有很多社会问题,如就业问题,每年新增就业人口800万-1 000万;环境问题,水污染、空气污染严重影响到人们的正常生活;社会保障问题,包括医疗保障、安全保障、教育保障、住房保障;人口老龄化问题,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总量过多的双重压力,日益使中国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还有两极分化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只有通过改革来解决。秩序基础上的不断改革,才是正确的价值取向。

第五,优势利用。中国政治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和优势,发扬这些特色和优势,是政治体制改革成功的重要条件。比如,中国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形成了政治协商制度。诚然,竞争和选举是民主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很多学者将选举看成是民主的核心内容。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实行了“普选制”,由民众直接选举最高国家领导人,选举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问题的关键,是中国缺少选举的传统,那么,如何逐步向“普选”过渡呢?即使实行了“普选制”,如何体现中国特色呢?这个特色就是协商制。中共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建设的过程中,创造了中国特色的政治协商制度,使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内容更加丰富。实际上,西方国家也越来越重视“协商”的作用,也承认“现在,人们更多地认为,民主的本质是协商,而不是投票,利益聚合与宪法权利,甚或自治”。将选举和协商有机地结合起来,是中国特色选举制度的基本内容。

此外,中国在政治发展方面还有很多优势,如:广泛的政治动员传统,强调自律机制的传统,干部紧密联系群众的传统,这些政治优势都要充分地加以利用。

综上所述,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战略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要认真总结中国政治发展史上的经验,吸收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针对现实问题不断进行试验,稳步推进,以此推动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

注释:

①汝信等:《2008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46-151页。

②转引自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毛泽东特别强调干部必须坚持深入基层参加劳动的制度,对此作了大量的论述,如:“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

③参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16页始。

④《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16页。

⑤房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回顾”,《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增刊。

⑥《普京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

⑦《普京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⑧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张岱云等译:《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35页。

⑨杨海蛟:“政治文明的层面”,《学习时报》,2002年第149期。

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7页。

(11)朱光磊:《当代中国政府过程》,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6-81页。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276页。

(13)[美]科恩:《论民主》,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83页。

(14)参见《羊城晚报》,2008年1月15日。

(15)《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74页。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7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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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战略概述_政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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