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两宋思潮与《唐鉴》是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是非论文,唐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91(2013)05－0041－07
纵观宋代史著，《资治通鉴》无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而作为《资治通鉴》的重要编修者之一，范祖禹对《资治通鉴》的完成起到了突出的作用，他所主要负责的“唐史”部分，是《资治通鉴》唐纪部分中最富史料价值的篇章。正是在协助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基础之上，范祖禹完成了他最重要的历史著述——《唐鉴》，他也因为此书的成就被时人称为“唐鉴公”。在此书中，范祖禹发展了《资治通鉴》中所确立的治乱兴衰之论，在很多方面确实体现了对温公学派的继承。然而，将范祖禹所著《唐鉴》与《资治通鉴》作一对照阅读，在史事记载、史观表述以及史评、史考方面，都有诸多差别，相对于司马光，范祖禹更注重正统论、心性论的表述，受义理之学的影响也较为明显。故此，《唐鉴》成书之后，两宋学者表示了浓厚的兴趣，对它有诸多批评和议论，反映了两宋史家在史著体裁、史著的功能、史家心性等方面的态度与看法，对研究宋代史学批评的发展特点有一定意义。
近年来，对范祖禹及《唐鉴》的研究成果不少，它们主要都是围绕范祖禹本人的历史思想展开论述①，专门研究宋代学者对范祖禹及所著《唐鉴》的批评的论述还不多见。因此，笔者仅就这一问题谈一点个人认识，不当之处，还请史学界前辈和读者指正。
一、《唐鉴》的特点
《唐鉴》成书于北宋中期，是宋人私撰唐史著作中最为知名的一部。范祖禹进呈《唐鉴》于宋哲宗是在元祐元年(1086年)，比《资治通鉴》成书仅晚了一年多，可见范祖禹应是在参修《资治通鉴》期间就着手于此书了。熙宁二年(1069年)，司马光开史局作《资治通鉴》，以刘攽、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为助手，辑录材料，编为长编，再由司马光统一删定成书，《资治通鉴》在选材和史论方面所反映的，主要是司马光的意见和看法。范祖禹对唐史颇有自己心得，但作为助手则不宜过多干涉，因此他选择在《资治通鉴》之外另作《唐鉴》。比之《资治通鉴》，《唐鉴》加强了史论的比例。范祖禹记唐朝史事三百零六条，除自唐中宗嗣圣元年(武后光宅元年，公元684年)中宗即位，至唐中宗神龙元年(公元705年)这二十二年只记史事、全无评论之外，其余部分均保持一事一议，有的还是长篇评论。范祖禹强化正统意识，重视“内圣外王”之说，提倡君主应“治心”，反映了一定的义理观念的影响。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特点：
其一：史论结合，以资国政。
范祖禹《唐鉴》的重要特点，就在于他将史事与史论相结合，通过对唐代治乱兴衰的简要记述与评价，谏言当朝者的施政行为，反映了浓厚的“以史为鉴”的特点。在《进唐鉴表》中，范祖禹就申明了希望藉《唐鉴》而“仪刑祖宗之典则，四方承式，万世永赖”[1]的用意。《唐鉴》卷一记载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唐高祖定官制一事，范祖禹评论说：“夫天地之有四时，百官之有六职，天下万事，备尽于此，如网之在纲，裘之挈领，虽百世不可易也。人君如欲稽古以正名，苟舍《周官》，臣未见其可也。”[2]这一段议论当为针对元丰改制而发。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时为右谏议大臣的范祖禹上疏，要求“尽复祖宗之法”[3]，其中对元丰改制亦有批评，称“有司亦失先帝本意，一切遵用唐之六典，大唐六典虽修成书，然未尝行之一日，今一一依之，故自三省以下无不烦冗，重复迂滞，不如昔之简便”[4]，这段批评与他对唐代官制的评价颇有联系，可见其史论与时政的关联。
其二，明辨理义，尊奉“正统”。
范祖禹对“正统”中所蕴含的“德”、“义”、“礼”等儒家价值因素非常重视，在他的史论中，君主的有德或者无德直接决定了统治的兴废。范祖禹以拨乱反正为务，注重“教化之正”与“天下一统”的结合。《唐鉴》的最后，范祖禹着重阐明了他关于“正统”的看法：
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人心悦而归之，则王，离而去之，则亡。故凡有德则兴，无德则废。君人者，勤于德以待天下之归而已。[5]
范祖禹继承了欧阳修“君子大居正，王者大一统”的正统观，对司马光所谓“王霸无异道”的观点提出了异议，将君主之“德”作为维护王朝法统的根基，深化了“正统”的道德内涵。他的“治心”之说与“正统”观念，提升了北宋在“祖宗家法”指导下的“德治”成果，从“道统”和“政统”两方面强化了北宋政权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将道德批评的准则注于君主王朝法统的血脉之中。
其三，强调君德，讲究“治心”。
范祖禹的君主论的重要特点，在于他在欧阳修等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君德”对国家发展的影响，将“治心”看作君主安邦立国的根本。在封建专制条件之下，君主之所以“杀谏臣，惑女宠，极奢侈，求长生，悦
祥”[6]，作出种种倒行逆施之举并最终导致国家动乱，在范祖禹看来，主要是由于“有所陷溺其心”[7]，因此，“治心”对帝王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人君能正己以先，海内其有不率者乎？是以先王必正其心，修其身，而天下自治”[8]。范祖禹通过史论表达出对“帝王心性”的重视，将“治国”与“治心”联系在了一起，这成为他历史思想中的重要内容。
二、北宋学者为何推崇《唐鉴》
据晁说之《晁氏客语》所载，范祖禹“平生为文，深不欲人知”[9]，《唐鉴》初刻，他还曾欲至京师毁版，被其子范冲劝阻，《唐鉴》才得以顺利刊行。《唐鉴》“深明唐三百年治乱”，与范祖禹同时代的诸多学者、臣僚对其都称赞不绝。据《宋史》本传所言：“(范祖禹之《唐鉴》)深明唐三百年治乱，学者尊之，目为‘唐鉴公’”，可见北宋学者对此书的重视，以及对范祖禹的敬重。
对《唐鉴》好评有加的，首推曾与范祖禹颇为交好的程颐。关于范祖禹与二程的关系，后世学者说法不一，朱熹《伊洛渊源录》引鲜于绰《传信录》，称其“记伊川事，而以门人称之”。对此朱熹是有不同意见的，他在翻阅范祖禹之子范冲所著《范太史遗事》之后发现，“家传遗事载其言行之懿甚详，然不云其尝受学于二先生之门也”[10]。考证传世的《范太史集》与二程文集，确实没有关于范祖禹师承于二程的确实记录，吕本中在回忆吕夷简的交游时也曾云：“荥阳公交游，则二程、二张、孙莘老、李公择、王正仲、顾子敦、杨应之、范淳甫也、黄安中、邢和叔、王圣美也”[11]，范祖禹与二程平辈相交的可能性更大，而范祖禹的历史思想也确实受到了二程的影响。朱熹所辑《河南程氏外书》记载：“范淳甫尝与伊川论唐事，及为《唐鉴》，尽用先生之论，先生谓门人曰：‘淳甫乃能相信如此’。”[12]《伊洛渊源录》引《范公遗事》记载：“元祐中，客有见伊川先生者，几案无他书，惟印行《唐鉴》一部，先生谓客曰：‘近方见此书，自三代以后无此议论。’”[13]。《河南程氏外书》中亦有类似记载：“伊川使人抄范淳甫《唐鉴》，先生问曰：‘此书如何？’伊川曰：‘足以垂世。’”[14]。按《河南程氏外书》所载，此书之所以为程颐所重，是因为“范淳甫尝与伊川论唐事，及为《唐鉴》，尽用先生之论，先生谓门人曰：‘淳甫乃能相信如此’”[15]。《唐鉴》以“君德”为号召，将“治国”与“治心”融为一体，行“正统”之大义，以上种种，都可见程氏理学的影响；“尽用先生之论”似嫌夸张，但正如《程氏外书》所言：“《唐鉴》议论多与伊川同，如中宗在房陵事之类”[16]。范祖禹以“春秋笔法”记载武周朝的一段往事，也使得他自己成为了理学家所推崇的良材。
不仅理学家重视此书，其他学者对《唐鉴》也多有重视，《晁氏客语》曾记范祖禹之子范冲拜访苏辙一事：
崇宁初，淳甫子冲，见栾城先生于颍昌。栾城曰：“老来不欲泛观书，近日且看《唐鉴》。”[17]
苏辙于绍圣年间也曾因反对新法被贬，经历与范祖禹略同，作为苏学的代表性人物，苏辙的历史思想与范祖禹差异颇多，但在其晚年却对《唐鉴》颇有兴趣，这一方面可见《唐鉴》内容的精到，另一方面也从侧面反映了《唐鉴》流行之广。
元符元年(1098年)，范祖禹因党争遭贬，客死化州，但他所著《唐鉴》依然流传四方。蔡绦《铁围山丛谈》中，载有这样一段往事：
范内翰祖禹作《唐鉴》，名重天下，坐党锢事。久之，其幼子温，自元实，与吾善。政和初，得为其尽力，而朝廷因还其恩数，遂官温焉……一日，游大相国寺，诸贵珰盖不辨有祖禹，独知有《唐鉴》而已。见温，辄指目相谓曰：“此‘唐鉴’儿也。”[18]
范祖禹晚年受党争之累，客死异乡，然而其所著终究青史留名，在《唐鉴》之后，北宋似再无重要的史论类著作。
三、怎样看待南宋学者评论《唐鉴》的是是非非
进入南宋之后，《唐鉴》依然为世人所重，它所蕴含的历史兴亡之道成为天子、朝臣关注的重点，其义理精神也被理学家们所看重，围绕《唐鉴》的批评与争议，从南宋初年一直延续至宋亡，成为南宋史学批评发展的重要例证。
(一)对《唐鉴》“以史谏政”特征的评论
早在南宋立国初年，孙觌就曾进《讲筵乞读范祖禹〈唐鉴〉札子》于宋高宗。孙觌认为“人主无职事，惟辨君子小人而进退之，则人主之职也”，而“《唐鉴》一书，专论唐三百年君子小人善恶之辨。唐之所以兴以君子其所以废以小人，著之简篇，炳然在目”[19]，因此，他建议宋高宗“每御迩英，诏左右之臣进读《唐鉴》一二篇，不出岁年可见唐室废兴之由，尽出于君子小人用舍之际，善为可法，恶为可戒，必能补圣政之万一”[20]。孙觌的这一札子呈于绍兴初年，在这之前的建炎元年(1127年)，宋高宗赵构在风雨飘摇中称帝，所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和”或者“战”的问题。而“主和派”与“主战派”之间的争论，往往就会上升到“君子小人”的高度。孙觌力主议和，在靖康之变时还亲自执笔，起草投降文书，他上此札的用意，与其政治立场关系密切，但札子所言的《唐鉴》以唐代治乱兴衰为借鉴、“元勋盛德、乱臣贼子、忠邪贤佞，如指东西，如分黑白，开卷了然”的特点，概括得十分准确，把握了《唐鉴》以书写历史而指点现实政治的特征。
孙觌的建议似乎颇为有效，宋高宗对《唐鉴》很是看重。张端义《贵耳集》曾记载：“德寿(宋高宗)与讲官言：‘读《资治通鉴》，知司马光有宰相度量；读《唐鉴》，知范祖禹有台谏手段。’”[21]高宗从施政的角度出发，注重《唐鉴》的警戒作用和劝谏用意，这也成为南宋初年世人对《唐鉴》的一种典型评价。宋高宗主持南宋政治几近六十年，失政多，良治少，但他毕竟是一国之主，对《唐鉴》的现实意义还是把握得十分清楚。这一点，也受到了张端义的赞赏，认为高宗之言“虽学士大夫未尝说到这里”[22]。
对《唐鉴》以唐史谏时政的特征，南宋学者周必大也颇有心得。在《文忠集》中，周必大称赞《唐鉴》说：“祖禹著书，皆可备乙夜之览，篇篇即是谏疏”[23]。这种是从《唐鉴》对时政的效果为出发点的批评，在南宋颇为流行，这一方面反映了南宋统治者与士大夫“以史为鉴”的态度，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南宋士大夫们以北宋士人为榜样积极参与政治的决心。正是在这一氛围之下，《唐鉴》在南宋初年的朝堂之上颇受重视，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年)，东宫官请增读范祖禹《唐鉴》，孝宗也欣然接受。
(二)对《唐鉴》所蕴含的义理内涵的批评与争议
然而，正如张端义所言，“虽学士大夫未尝说到这里”。南宋以来，学者对《唐鉴》的兴趣多集中于它所呈现的义理内涵。陈傅良在《跋胡文定公帖》中曾提及：
余记为儿时，从乡先生学，同学数十儿，各授程《易》、胡《春秋》、范《唐鉴》一本。是时，三书所在未锓板，往往多手抄诵也[24]。
陈傅良生于宋高宗绍兴七年(1137年)，他幼年之时，当为南宋高宗朝中期。从这段记述可知，第一，《唐鉴》在南宋初期未曾有刻本，但流传已经颇广；第二，《唐鉴》在南宋，主要是作为儒学教材，与其他理学家如程颐、胡瑗等人的著作一起，作为儒生向学的启蒙。
其后，南宋理学家们对《唐鉴》的关注有增无减，这其中最有代表性意义、对后世影响最大的，首推理学家朱熹。
朱熹对《唐鉴》的重视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资治通鉴纲目》中对《唐鉴》史论的征引，二是《朱子语类》中关于《唐鉴》的议论。四川大学粟品孝在其论文《朱熹对范祖禹学术的吸取》中，曾经作过一项统计，《唐鉴》近三百条的史论中，《通鉴纲目》引用了207条[25]，足见对《唐鉴》的看重。然而，朱熹对《唐鉴》的批评也很严厉，这些批评多见《朱子语类》。如前所述，《唐鉴》受理学影响很深，程颐等理学家对它看重也多因为此。可是在朱熹看来，《唐鉴》的议论“大体好，不甚精密。议论之间，多有说那人不尽”[26]，“论治道处极善，到说义理处，却有未精”[27]。《朱子语类》中关于《唐鉴》的条目有二十余条，多为批判之语。朱熹认为范祖禹“最好编类文字，观书多匆遽，不仔细……为人宏博纯粹，却不曾研穷透彻”[28]。他不满《唐鉴》对义理的阐述，认为“散开无收杀”[29]，并且将之与孙甫《唐史论断》作一对比，认为《唐鉴》不如《唐史论断》“精炼”。朱熹对《唐鉴》具体内容和议论的批评，主要有三处：一是“租庸调及杨炎二税法”事；二是“李世民诛高德儒”事；三是“姚崇择十道使”事[30]。针对这几件事，范祖禹得出“治国贵在得人”的结论，而在朱熹看来，范祖禹注重“人事”远超于“法”，这就有失公允了。朱熹曾总结范祖禹重人事轻法度的原因：
《唐鉴》议论，觉似迂缓不切。考其意，盖王介甫秉政，造新法，神考专意信之，以为真可以振起国势，一新其旧，故范氏之论每以为此惟在人主身心之间而不在法[31]。
又说：
《唐鉴》也有缓而不精确处，如言租、庸、调及杨炎二税之法，说得都无收杀，只云在于得人，不在乎法。有这般苟且处。审如是，则古之圣贤徒善云尔。他也是见熙宁间详于制度，故有激而言。要之，只那有激，便不平正[32]。
在朱熹看来，这种基于愤懑的情绪而产生的批评性文字，已经失去了“义理”的精要所在。朱熹思想的核心是“天理”，在他看来，这个“天理”是超于社会现实之外的，所以才要“去人欲，存天理”，而范祖禹从私人情绪出发，得出“得人重于得法”的结论，自然也就算不得“明理”了。
然而，朱熹晚年，对范祖禹及其《唐鉴》的态度出现了重大变化，《朱子语类》中关于此有两段重要议论，其一：
大抵立法必有弊。未有无弊之法，其要只在得人。若是箇人，则法虽不善，亦占分数多了。若非其人，则有善法亦何益于事？且如说郡县不如封建，若封建非其人，且是世世相继，不能得他去。如郡县非其人，却只三两年任满便去，忽然换得好底来，亦无定。范太史《唐鉴》议论大率皆归于得人。某初嫌他恁地说，后来思之，只得如此说。又云：“革弊须从原头理。”[33]
其二：
居今之世，若欲尽除今法，行古之政，则未见其利，而徒有烦扰之弊。又事体重大，阻格处多，决然难行。要之，因祖宗之法而精择其人，亦足以治，只是要择人。范淳夫《唐鉴》，其论亦如此，以为因今郡县，足以为治。某少时常鄙之，以为苟简因循之论。以今观之，信然[34]。
对待同一个问题，前后差异如此之大，原因似乎只能从“今”上去找了。朱熹一生坎坷，他少年得中进士，但仕宦仅七载，立朝仅四十六天，任祠官达二十三年，待职、无职或罢职十四年。最终还在韩侂胄擅权下，被胡弦、沈继祖等诬为“伪学”，成“庆元党案”，朱熹“得君行道”的理想终于破灭。惟其如此，在其晚年虽然理想主义情怀依旧②，但毕竟久经磨难，以上寥寥数语，既有基于现实的检讨，也可见无奈的感慨。对朱熹的这一晚年情怀，清人王懋竑在所著《白田杂著》中曾评论说：“范淳甫《唐鉴》言有治人无治法，朱子尝鄙其论以为苟简，而晚年作《社仓记》，则亟称之以为不易之论。而自述前言之误，盖其经历已多，故前后所言有不同者，读者宜详考焉，未可执其一说以为定也。”[35]这番议论，是结合朱熹生平所发的中肯之言。
除朱熹之外，另一位对《唐鉴》加以重视的是南宋理学家吕祖谦。《唐鉴》现今最为流行的版本就是吕祖谦所注的二十四卷本，即《东莱先生音注唐鉴》，现存最早版本为北京图书馆所藏宋刻元修本。但是，关于这个版本，南宋后期和元朝所流行的图书目录如《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经籍考》中都不载此书，吕祖谦及其亲友所作著述中，也未提“分卷作注”一事，二十四卷本《唐鉴》确有后人伪作的可能。
吕祖谦著作甚多，重要的史学著作有《十七史详节》和《东莱博议》等，前者“所录大抵随时节钞，不必尽出精要”[36]，是史钞类作品，而后者选《左传》文六十六篇加以分析评论，是吕祖谦史学思想的集中表现。《东莱博议》所关注的嫡庶、华夷、天命、王霸、任贤、纳谏等问题，也是《唐鉴》所反复陈述的重点。但吕祖谦对《唐鉴》的关注，并非是因为此书史论的时政色彩，相反，在许多问题上，吕祖谦和范祖禹还颇有不同之处。如针对“纳谏”一事，范、吕二人都非常重视，但是范祖禹立足于君臣之间的互动，主张天子纳谏与臣子勤谏相结合，而吕祖谦则推崇“善谏”，称“人臣之忧，在于谏之未善，不在于君之未从谏”[37]，更着重从君臣纲常的角度出发，对“欲以力强其君者”[38]的做法，是非常排斥的。
与朱熹类似，吕祖谦看重《唐鉴》，也是从“义理”角度考虑的。吕祖谦曾言：“凡朋友问者，幸遍语之，所当朝夕从事者，程氏《易传》、范氏《唐鉴》与夫谢氏《论语》、胡氏《春秋》之类，则随其观者分量浅深要皆与有益，而无他敝也”[39]，足见其对《唐鉴》的重视。程颐之《程氏易传》、胡安国之《春秋胡氏传》以及谢良佐之《论语说》都是儒学的重要著作，吕祖谦将《唐鉴》与之并称，更多的是看重其中的义理观念，对它所蕴含的其他史学因素，也就不甚关注了。
受到朱、吕等理学家的推荐，《唐鉴》在南宋中后期流传更为广泛，在流传过程中，它所承载的理学内涵也愈发为世人所重。陆九渊《象山语录》曾记一事：
临川一学者初见，问曰：“每日如何观书？”学者曰：“守规矩。”欢然问曰：“如何守规矩？”学者曰：“伊川《易传》、胡氏《春秋》、上蔡《论语》、范氏《唐鉴》。”忽呵之曰：“陋说！”[40]
陆九渊对《唐鉴》的态度姑且不论，单就这“临川一学者”而言，他将《唐鉴》作为儒学的必读书目，是很明显的事实，代表了南宋士人对《唐鉴》的主要看法。自朱熹之后，南宋士人对《唐鉴》的议论多集中于“书法”之辨，胡一桂《史纂通要》、项安世《项氏家说》、邢凯《坦斋通编》都曾针对《唐鉴》的“中宗年号”问题发表评论，表示赞同。
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项安世《项氏家说》中的一段批评：
《春秋》书，王在畿内曰“居于狄泉”，出王畿曰“出居于郑”，诸侯在境内曰“公居于郓”，出境曰“公在乾侯”，《唐鉴》用《春秋》书法，中宗则宜曰“帝居房陵”，不宜曰在[41]。项安世所言，是针对《唐鉴》记录武则天一朝政治所发之议论。在《唐鉴》中，范祖禹一改《资治通鉴》系年于武则天之法，系年于中宗，他的理由是：“中宗之有天下，受之于高宗也……天下者，唐之天下也，武氏岂得而间之？故臣复系嗣圣之年，黜武氏之号，以为母后祸乱之戒。窃取《春秋》之义，虽获罪于君子，而不辞也”[42]。司马光不满武后自立，对她的行为如擅朝政、兴酷吏、蓄男宠等颇多批判之语，但是基本史实还是保持原样，体现的是据实直书的“信史”原则，而范祖禹以中宗年号系年，不称“卢陵王”而称“帝”等作法，更多的反映了理学家“名不正则言不顺”的正统观念。从历史研究角度看，司马光的做法更胜一筹，但范祖禹对“正统”观念的重视，与同时代以及后世的理学家们遥相呼应，展现了宋代理学对史学的影响。以项安世为代表的南宋理学家们，对这一点格外看重，将《唐鉴》微言大义的精神发挥到极点。然而，南宋群儒着力推崇《唐鉴》在发扬“义理”上的成果，却忽略了它作为史书的其他功能，这一方面是理学思想发展的重要反映，但同时也表明“秉笔直书”的著史思想在南宋理学兴盛的局面之下受到了忽略。
受两宋学者围绕《唐鉴》的争执之影响，自宋末以至于清，士人对《唐鉴》的春秋笔法和义理观念一直颇为关注，将这本史家著作看成了儒学的参考书。两宋学者对范祖禹所著《唐鉴》是非功过的评论，实质上反映了宋人对道德的执著向往和对理想的孜孜以求；如果将其置于两宋学术发展的大背景之下的话，更会发现这种争论对当时史学发展和理学发展的双重推动作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仅可以探索宋代史学的发展脉络，对研究宋学的形成、发展与演化，也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
收稿日期：2013－05－26
注释：
①相关论文有：陈勇《从〈唐鉴〉看范祖禹的史学思想》(《西华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房鑫亮《〈唐鉴〉及其在历史编纂学上的地位》(《安徽史学》1993年第2期)、汪高鑫《司马光范祖禹唐史观点不一致论》(《安徽史学》2000年第1期)、宋馥香《论〈唐鉴〉的编篡特点及其历史评论特色》(《郑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及笔者的《论司马光的史学思想对范祖禹及其所著〈唐鉴〉的影响》(《社科纵横》2008年第1期)等。
②庆元六年(1200)，朱熹病死家中，临死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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