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保守侧面： 英国启蒙政治哲学的所有权概念
包大为
(浙江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8)
[摘要] 英国启蒙政治哲学既是近代英国历史的理论先声，也是英国工商业发展的历史结果。从英格兰到苏格兰，市民社会中的财富积累、需求体系的形成和市场竞争的升级，使得曾经只是作为自然权利的所有权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得到新的诠释。这种诠释虽然仍以自然和道德之名与传统习俗紧密关联，但是却已然成为了一种新的法权秩序的理论基石。通过斯图亚特、洛克、休谟和霍布斯等哲人对英国政治社会经验的反思，保守主义的所有权概念不仅凸显了有别于大陆启蒙哲人的自由观念和权利观念，更催生出苏格兰的古典经济学乃至联邦党人的小有产者的政治愿景。当然,在二十世纪以降的历史语境下，垄断资本在经验层面否定了启蒙时代小有产者生产关系，新自由主义亦重述了曾经颇具节制和同情的保守主义所有权概念。
[关键词] 启蒙主义；所有权；保守主义；权利
英国近代史较为完整地展现了私人财产结构及其法权的渐进式发展过程，而保守主义和启蒙主义则是这一过程的理论外观。长期以来，在深受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自由主义影响的传统研究视阈下，近现代英国政治哲学的所有权概念或是在市民社会的需求体系中被视为客观真理，或是在自由意志的诠释中被视为权利体系的基石。但是，作为近现代生产机制的一个环节，所有权概念也必须通过物质性还原来进行透视。在被黑格尔称为“市民社会”的近代社会关系中，通过自启蒙至今的英国政治哲学史和政治经济学史，所有权概念可以被清晰地还原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所说的三个主题——“资本！土地！劳动！”(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2页。 。当所有权概念在英国的客观条件从资本原始积累迈向了宰制全球市场的大工业，原先植根于小布尔乔亚物质生产范式的保守主义也就不再满足于理性和节制，而是在逐步适应资本市场的过程中发展为以撒切尔主义为开端的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形态。
例6：Thai man kills baby on Facebook Live then takes own life(BBC,25 Apr 2017)
一、量变中的概念生成
近现代私法和所有权在英国的生成，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学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的理论建构的过程，而是一个随着经济形态和生产方式不断发展而逐步量变的过程。中世纪末期的英国社会，作为一个相较欧洲大陆根据开放性和流动性的社会系统(2) 基于哈贝马斯所总结的社会系统的特征，近代英国社会的发展较为清晰地体现了对外部自然、社会系统和内在自然三个层面的创造性占有。占有外部自然是生产(Production)过程对自然界进行改造并创造价值的能力，而占有社会系统和内在自然则是社会化(Sozialisation)过程将系统成员塑造成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参照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1-12页。 ，从三个方面为近现代所有权概念的生成提供了条件。一是通过重商主义、圈地运动和之后的产业革命，从外部自然或非人类环境中获取了更多的物质资源；二是通过宪章运动和光荣革命，初步建立起能够保障市民社会个体权利的法治环境，并强化资本市场对政治的制约；三是通过英国启蒙运动和保守主义思潮的发展，促进市民社会个体的内在自然和现代人格的生成。当然，这三个方面的发展都是一个历史性的量变的过程，不是随着某次革命的成功或某项法令的实施而一蹴而就的事件。这个过程在18世纪末接近完成，即近现代所有权在英国法权体系中成为无法撼动的基本权利，同时成为英国保守主义价值体系和主流意识形态中政治合法性的基本前提，但是这一过程的开端则在中世纪晚期，被英国城市手工业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触发。
从表7可以看出，在不同的栽培基质中，对照组⑧的各项指标均优于各处理组，与各处理组有极显著差异。处理⑤、⑥、⑦地上部鲜重、全株鲜重、地上部干重和全株干重低于对照组，且与对照组差异极显著。地下鲜重除对照组⑧之外，以处理③、⑥、⑦较高，且这3个处理无极显著差异。地下干重除对照组⑧之外，以处理⑥最高，为0.86 g，从小到大顺序是处理⑧、处理⑥、处理⑦、处理③、处理⑤、处理④、处理①、处理②。由此可见，在不同污泥基质配比中，以处理⑥为基质的锦紫苏生物积累量最高，处理⑥与对照组⑧对锦紫苏生物量的影响比较接近。
中世纪晚期的英国，高度世俗化的封建土地所有权是社会制度的基石，国王始终是名义上英国所有土地的所有者，严格意义上的土地所有权只能归属于国王。通过封建依附体系，国王将土地的支配权赏赐给权臣、贵族和教堂，并形成了实际支配、使用和租佃土地的保有权。同时被赐予土地保有权的贵族和教会则作为有产者掌握了新的租佃关系。土地使用权遵照依附关系的级别，以租佃的形式分散于被土地保有者所庇护的阶级，地主直至农奴。最终形成了“国王所有权、贵族保有权、租户使用权”的土地使用和收益的主线，而维系着这一主线的客观条件则是由封建国家机器和法律制度所维护的“义务”体系。封建土地所有权既不是完全归属个人支配的绝对权利，也不是由法中介的权利与义务的平衡体系，而是等级性依附关系的物质基础。实际的、名义的土地所有权都意味着政治义务和经济义务(如socage)。每一个地主所保有的土地就是一个封建权利、义务的基本单位，而整个英国则是这种基本单位的放大，国王则是永恒的地主。这种由封建等级体系所勾勒出来的所有权结构在英国延续至近代，并且在资本主义早期起到了一定积极的作用。贵族基于土地保有权和地方司法权而对商人的庇护，使得资本积累在一定范围内能够被地方权威承认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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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而言，苏格兰启蒙学者为私人所有权及其正义性所提供的理论前提与古典是“断裂”的，这种“断裂”并不在于新的学科范式和研究方法，而是在于随着资本原则所主导的历史建制逐步降临，现代性的政治伦理观念“出场”并解除了彼岸世界和理念世界对哲学的约束。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在动荡的近代早期所给出的现代性方案，在启蒙时期的苏格兰已经不再是难以接受和理解的洞见，而是成为了从商人、手工匠人直至大学教授皆视为具有现实性的、真理性的观点。
在政治层面，苏格兰启蒙政治哲学坚持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和私人利益的绝对性。这使得人为制定和执行的国家权力显示出理论上的不完善性和偶然性，政治权力在经济领域向私人利益的让步不仅是合理的，也是符合自然的。当私人财产和需求获得了理性和自然层面的绝对性，政治权力则被还原为由具体的欲望主体——人来操控的实践。由于特殊利益和欲望的不可避免，作为特殊利益集合的市民社会压制着公共权力的理想发挥。任何政体总是会因为自身的特性和运作模式而陷入形式各异的“因公谋私”的困境当中，不论是奢侈、腐败还是有悖市场规律的政策。在斯密看来，“君主国”和“民主国”都不可避免将成为社会上“最浪费的阶级”(18)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等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377页。 。光荣革命之后的英国，对政治权力的限制并不是出于某种“革命”的谋划，而是出于对市场和私人利益的让步。苏格兰启蒙政治哲学则主要着眼于论证法律对个体理性和风俗的“忠诚”。在休谟看来，政制的基本着眼点就在于立法者及其法律必须“顺应人心所向，因势利导”(19) [英]休谟：《休谟经济论文选》，陈玮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9页。 ，反之，法律则会因为有悖于人的自然和社会的自然而变成无法实行的“恶法”。
最终，城市化和分工的细化，使得所有权的食利性质在自由市场中被扬弃，取而代之的是宰制社会整体并触及知识领域的资本逻辑。在社会层面，新的有产者阶级将经验主义营造为功利主义的社会风尚。例如在启蒙时期作为“商人的城市”的格拉斯哥，就出现了联系“唯利是图的商人阶级”和“大学教授”之间的社会关系，即推动资本积累的“实用的科学”(12) [英]亚历山大·布罗迪：《剑桥指南：苏格兰启蒙运动》，贾宁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页。 。休谟所说的“自然赋予人类以无数的欲望和需要”(13) [英]休谟：《人性论》，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25页。 ，不仅是积累私人财产的商人和市民所追问的主题，更成为了英国启蒙政治哲学所思考的最为重大的时代主题。在启蒙时期英国的大学和实验室中，学者们诚然深知同时期在欧洲大陆所萌发的对于自由、民主等抽象概念的热切追求，但是不脱离经验和可知世界的理性运用显然更有吸引力。大宪章以降的英国历史，以及近代英国私人所有权在较为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中的量变、质变，使得英国的启蒙政治哲学在一开始就避免了欧洲大陆漫长深重的战争、饥荒和普遍贫困的历史经验。甚至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培根就已经先于英国启蒙学者大胆宣布：“我们大大地蒙恩于马基雅维利及其他人，他们写的是人们做了什么而不是人们应当做什么”(14) [英]索利：《英国哲学史》，段德智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3页。 ，这是对现代性之下的英国政治哲学的一个颇为精炼的自我总结。
二、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特殊理性
在典型的封建所有制关系中，私人所有权不仅在法理上无法成立，私人所积累的财富也时刻受着封建特权的制约，国王以下的所有财富占有者都承担无法推脱的封建义务。因此，威廉·皮特所说的那句名言——“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显然是在自由主义语境下经常被人们忽视历史背景而误用。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所说的“封建政府所控制的庞大隶属体系”并不是依靠暴力直接索取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而是遵循着某种潜在的“等价交换”逻辑，即“底层人民出于生存的需要依附权贵”，而权贵所享有的权利则是人民“依附于他们的报酬”(3) Sir James Steuart ,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Oeconomy , Vol.2, ed. A.Skinner, Edinburgh: Oliver&boyd,1966.p.208.。但是，当近代工商业所创造的巨大财富不再依赖于国王和贵族所主导的土地所有权，则“必将把权力拱手送到普通大众的手里”(4) Sir James Steuart ,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Oeconomy , Vol.2, ed. A.Skinner, Edinburgh: Oliver&boyd,1966.p.203.。因此，只有到了17世纪初，随着私人财产、商业和工业的快速发展，英国的封建所有权观念和外在力量才明显被削弱了，臣民开始日益自觉地捍卫其私人财产，并且憎恶强制的封建借款、税收、在私人家中驻扎部队。“在理论层面，直到洛克的《政府论》下篇于1690年问世之后，具有说服力的私有财产哲学辩护才被提出。”(5) [英]哈里·迪金森：《英国的自由与权利学说及其争论：从平等派到宪章派(1640-1840年代)》，黄艳红译，《学术研究》2011年第8期。 这一革命性的转变并不是在光荣革命的瞬间一蹴而就的，而是分工、城市化、技术革新、圈地运动、宗教改革等一系列政治经济因素综合主导下逐渐形成、积累和质变的一个漫长的过程。促成这一过程的各种力量在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上被命名为资本原始积累的各种因素，17世纪的英国则将这些因素综合为“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这些制度的起点伴随着英国近代历史中充满暴力和硝烟的每一个血腥历史片段，虽然英国并没有经历法国大革命那样长时间反复的暴力革命，但是却以从上至下的制度性暴力“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过程”(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61页。 ，亦即力图最快地将土地和劳动力转变为资本所有权所操控的玩偶。
本论文试件参照欧洲规范4[14]，因试验条件限制，对标准试验方法进行简化，将结构中的构造钢筋进行删除.本文只考虑贯穿钢筋对波形PBL连接件承载能力的影响，因此共设计3组试验，每组3个试件.PBL连接件试件尺寸见图3.
所有权在英国的近代化首先通过宗教改革和圈地运动瓦解了教会所有权和小农土地所有权。马克思认为：“教会所有权是古老的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宗教堡垒，随着这一堡垒的颠覆，这些关系也就不能维持了。”(7)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30页。 亨利八世看似出于“任性”的宗教改革，实际上建立了以贵族作为主体的近代化的私人所有权。亨利八世改革使得大量教会和国王的土地通过出售转化为私人资本。同样，圈地运动也在极短的时间内将大量土地从小农和破产地主的手中转移至大量货币持有者的手中，即新兴的商人和近代化的贵族手中。所有权从宗教性的、政治性的公共领域集中于有产者的私人领域，往往意味着不平等的激增。英格兰和苏格兰在1707年的合并在政治层面的意义虽然重大，但实际上“主要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尽管显著的好处要到1725年才得以展现”(8) Istvan Hont, Michael Ignatieff, Wealth and Virtue :the Shaping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p.71.。洪特在此所说的“好处”在《资本论》得到详细论述，即英格兰的资本和暴力机关以资本原始积累早期最为粗野的剥夺方式，对农村公社的生产资料、土地进行剥夺，而原住民则被强行转变为“无产者、雇佣军乃至乞丐”(9) 苏格兰高地的克尔特人由克兰组成，每一克兰是该克兰所居住的土地的所有者。克兰的代表，首领或大人，是土地名义上的所有者。依靠自己的权威把名义上的所有权转化为私有所有权，由于遭到克兰成员的反抗，他们就决定公开用暴力把克兰成员驱逐出去……英国国王可以自以为有同样的权利把自己的臣民赶下大海。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37页。 。所有权在英国被资本化的早期，工场手工业还处于较不发达的阶段，广阔的殖民体系也尚未建立起来，被羊群驱赶出土地的农民和破产者既无法重新获得所有权，也无法被有限的生产力所容纳而转化为工人，因而构成了15世纪和16世纪极为普遍的流浪现象。马克思认为这种流浪现象的原因在于“市场的扩大、资本的积累、各阶级的社会地位的改变、被剥夺了收入来源的大批人口的出现”(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25页。 。教会所有权的世俗化并没有缓解不平等和新的奴役，因为这些财产不是被分给了“贪得无厌的国王宠臣”，就是“非常便宜地卖给了投机的租地农场主和市民”。在新的时代来临之际，被排除于土地所有权的农民甚至失去了“一部分教会什一税的所有权”，以致于伊丽莎白女王不禁感叹：“穷人到处受苦难”(11)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28页。 ，并且不得征收济贫税。
其次，等价交换和自由市场成为了平等、自由的现实形式。苏格兰启蒙学者所接触到的历史经验具有前所未有的特质，即自由市场和私人所有权在交换体系中得以自在自为地运行和积累，而“财富则第一次在制度意义上被公平分配，亦即每个人有同等的竞争机会”(23) Sir James Steuart, 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Oeconomy , Vol.4, ed. A.Skinner, London: Pickering&Chatto, 1998.p.131.。整个苏格兰和西欧的社会，除了尚在法国苟延残喘的王权专制和封建所有权之外，基本已经接近了斯密所论述的交换体系和需求体系。追随重农学派的斯密不仅根据魁奈的理论将现代社会视为一个“涉及支出、劳动、收益和消费的综合体系”，更试图论证“社会井然有序的秘诀就是让每个人都全心为他，自己却认定是在一心为己”(24) R.L.Meek,The Economics of Physiocracy :Essays and Translations , London: Allen& Unwin,1962.p.374.。这个观点成为启蒙时期苏格兰学者乃至有产者的基本共识，即在经验和理论维度将追求私利的行为提升至公共利益和自由的层面。在新的所有权秩序和“无所有权”共存的现实中，有产者和无产者的对立不再通过“主奴”范式得到理解，自私和欲望也从造成社会悲剧的道德批判中得到解脱。正如休谟所认为的：“由于人们所占有的财产比起需求要显得稀少，因此才刺激起自私。”才迫使人类将自己的财物和他人的财物加以区分。(25) [英]休谟：《人性论》，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35页。 自然权利和理性将允许“自我持存”成为私人所有权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合理目的，作为所有权主体和欲望主体的“自我”是理性无法取消的前提。最终，苏格兰启蒙政治哲学的所有权概念的正义性被归结为私人之善和公共利益的互生性。私人所有权的正义性在苏格兰启蒙学者的理论中，不再是对人性、道德的洞察，更不是对救赎的论证，而是切实为所有那些曾在封建等级中由于赤贫而饱受专制之苦的人提供自我解放的条件。一方面，资本化的自由市场使得劳动能够转化为个体自我解放的因素，个体将成为自我的救赎者。这个观点在斯图亚特和休谟的理论中得到着重论述，并且后来被萨伊“发扬光大”，即“在自由社会中，农业的发展会促进人口的增长，其幅度大小取决于穷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用自己的劳动来购买生存必需品”(26) Sir James Steuart ,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Oeconomy , Vol.2, ed. A.Skinner, Edinburgh: Oliver&boyd,1966.p.40.。另一方面，提供公共服务和稳定的社会状况，既是有产者对国家和政治权力的基本要求，也是权力的正当性的基本前提，这在略显保守和改良主义的苏格兰启蒙政治哲学中表露无遗。正如休谟所说：“只要私人经商和私有财产得到社会权力机构的保障，社会本身就会随着私人商业的繁荣发达而相应强盛起来。”(27) [英]休谟：《休谟经济论文选》，陈玮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页。 所有权在此意义上不仅“解决的是人与人之间不可避免的纷争”，更是“保证每个人都有相同自由机会”的竞争性的正义。(28) 张文喜：《所有制与所有权正义：马克思与亚当·斯密问题》，《哲学研究》2014年第4期。
启蒙时期的英国社会被普遍认同为保守主义的近代源头，而围绕着私人所有权和公共权力的政治哲学理论成为了保守主义继承下来的核心内容。事实上，私人所有权及其正义性在启蒙时期就已经得到了不仅是紧密结合历史经验的论证，更得到了直接针对有产者(或坚信能够在自由市场中成为有产者的无产者)的伦理诉求、心理倾向的论证。在启蒙时期的英国，自由市场就已经赋予了有产者以实质的自由、平等，即在物质财富的支配和享用中的自由，以及在市场竞争乃至民主选举中的平等地位；同时赋予了无产者和贫民以抽象的自由、平等，但是有产者的生存经验所体现的实质性，以及政治制度层面所标示出来的明确的“解放状态”，却使得这种抽象性被确认为潜在的、必然的实质性。这种自由、平等的伦理观念的实现程度虽然在不同阶级的生存境遇中表现出鲜明的差异，但是通过对于自由市场和劳动价值观念的经验主义的肯定，事实上的不平等和奴役被转述为不可置疑的权利观念——被提升至伦理层面。这一点不仅反映在最早书写保守主义政治哲学文本的学者的观念中，更体现于约翰森·斯威夫特和狄更斯笔下的普通市民和无产者的幻想。
这首先体现于苏格兰启蒙政治哲学所诠释的自然权利概念。在斯密的政治哲学中，自我持存成为了权利和自由的首要原则。(15) [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01页。 在古典政治哲学中被定义为德性的“利他”行为，例如怜悯和同情，虽然苏格兰启蒙学者并未否认其积极性，但却在概念上从属于“自私”或“自爱”，如休谟所说的“在人性所蕴涵的诸多要素中，自私远胜于慷慨等美德”(16) [英]休谟：《人性论》，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27页。 。这种对利他的、贵族式的古典德性的个人主义的重新诠释，在休谟、斯密、斯图亚特和哈奇森的理论中占据着重要位置，甚至构成了其政治哲学的伦理前提。当有产者、知识界和政界对于“自然权利”回归私人的特殊领域达成共识，并且力图将这种以“自我”为核心的“自然权利”作为左右社会秩序的唯一合法的理性基础，只能说明英国的经验主义传统已经不再局限于宗教领域和道德问题，而是形成了一种新的、符合资本运行规则的社会风尚和传统。在这种以私人利益和自由市场为客观前提的启蒙传统中，“善”的创造被理解为个体理性的发挥和需求的满足，以及赋予特殊利益以普遍性的等价交换原则。正如斯密将“社会富裕繁荣”归因为“每个人改善自己境遇的自然努力”(17)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等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42页。 。
苏格兰启蒙政治哲学所追问的正义不再是脱离现实的形而上学的问题，而是在现实当中已经被部分实现的经验。同时，政治哲学也不再是单纯关于伦理和道德的哲学，而是融入了经济活动和政治关系的实践哲学。在这其中，所有权概念的伦理前提和自由本质得到了颇为细致的论证。
三、保守主义的自然与法：有产者的正义与秩序
首先，劳动具有了伦理意义，并被指认为所有权的正当性的基础。苏格兰启蒙政治哲学深受洛克的财产权理论的影响。如果说劳动概念在洛克的理论中被确立为“劳动者的无可争议的所有物”(20) [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9页。 ，是赋予私人所有权以绝对排他性的前提，那么这一概念在苏格兰启蒙政治哲学中则获得了更为激进的自由主义的诠释。休谟认为，“凭个人勤劳和幸运而获得的所有物的享用”，不仅是关乎个人生存和需求满足的所有权，更是“人们与他人、社会发生实质性关系的一个主要条件”(21) [英]休谟：《人性论》，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28页。 。另外，所有权和劳动之间的内在联系甚至超越了劳动对象的实际增益，上升至主客体之间的精神性关联，即劳动能够实现一种“成立于对象的外在关系对心灵和行为所加的某种影响”(22) [英]休谟：《人性论》，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67页。 。相比洛克所论证的有限度的私人所有权，或小有产者所构成的契约社会，苏格兰启蒙政治哲学则远远超出了洛克墓志铭中所说的“以自己的小财产过著满足生活的人”的诉求。私人所有权被进一步赋予了实现公益的经济重任，更被视为实现自由、平等和正义的确切途径。在此意义上，苏格兰启蒙政治哲学较之洛克和霍布斯在现代性的远征中走得更远，如果说洛克的小所有权及其正义性的社会构想所对应的是联邦党人和卢梭的政治理想，而苏格兰启蒙学者所对应的则是以东印度公司和工业革命所揭示的资本权力成为普遍霸权的近代历史图景。
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在洛克的所有权理论中获得了雏形。在当代的政治思想史中，保守主义通常被追溯到18世纪的英国政治理论，尤其是埃德蒙·伯克等被后世明确贴上“保守主义”标签的政治哲学家。但是，作为一种涉及政治、经济制度和伦理观念的思维传统，保守主义在洛克的理论中已经具备了最初的形态，尤其在其强调私有财产及其正义性的政治经济理论中得到了初步的系统论述。正如萨拜因认为洛克的政治哲学是“一种试图把过去和现在结合起来的努力，也是一种试图为各个派别中的理性认识找到达成共识之基础的努力”(29) [美]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邓正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23页。 。洛克所达成的共识诚然是学术派别、知识领域的共识，但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共识在当时英国的新兴有产者的社会理想和利益诉求中也得到了普遍确认。洛克从质、量两个角度为私有财产进行了论证，并且最终指向了作为“生产正义”的货币经济、自由市场。
护理人员必须按时地给药,且在选择药物种类时应尽量首选口服药物。在给药期间,应根据患者的病情自动调整患者的给药方法和量。中度疼痛病人当首选丹宁和可待因等,并且在严重疼痛的病人中优选吗啡等镇痛药物。观察给药方式可以消除约70%的患者疼痛症状,在给药护理过程中,护理人员应按时地检查病房情况,观察病情,评估疼痛性质,程度及部位,按时给药。使用药物镇痛治疗,必须遵守相关要求。服用药物后要注意病人的状态,看其是否有不良反应,观察病人的身体合理疼痛缓解情况,记录疼痛变化的情况,并且及时向医生收集信息反馈意见,努力为不同的病人制定适合的个体化治疗方案,以利于改善药物治疗的效果。
在“质”的层面，洛克通过个体对劳动和身体的所有权推论了土地、自然物的所有权，即劳动增益使得不归属任何人的物品得以成为私人占有的物品。通过劳动将“上帝给予人类为人类共有的东西”转变成私人的财产“不必经过全体世人的明确协议”(30) [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7页。 。这方面的理论并没有引起过多的误解和误用，并且在洛克之后的英国政治哲学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然而，在“量”的层面，洛克对私人所有权的论述——尤其是“限制”则更容易引起误解。事实上，“洛克对私人财产的限制”在近代至今全球学者的理论创作中得到了几近“泛滥”的“误用”。洛克所论述的对私人所有权的限制有着严格的历史限定，即在人类脱离自然状态的最初条件下，当物质交换仍然停留于极低的水平，私人财产必须有“正当与否”的标准。正当的私人所有权的量，“不在于他占有多少，而在于是否有什么东西在他手里一无用处地毁坏”(31) [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31页。 。但是，该“限制”的理论虽然被洛克在《政府论》中细致地论述，但是这些论述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畅想某种小有产者的乌托邦，而是为论证货币之为普遍所有物作必要的准备。在洛克所悬设的自然状态和人类社会发展的线索中，随着人类物质交换水平的提高，以及更为重要的——以货币为中介的广泛贸易的产生，原先对于私有财产的量的限制就被实质上取消了。洛克认为货币对于贸易，就像“食物对于生命一样不可缺少”(32) [英]洛克：《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徐式谷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4页。 。货币是财产的普遍中介，货币的占有是在社会层面得到承认的抽象所有权。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一关于货币和所有权关系的理解，洛克发展出有别于17世纪的人格理论，即将人格建构为一个事关行为个体的权利的法权概念。(33) [加]詹姆斯·塔利：《论财产权：约翰·洛克和他的对手》，王涛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43页。 只有那些能够行使理性、追求善，并遵从法律约束的个体才能被视为人格的主体，而财产权则是促进主体真正实现其人格的必要条件。这一理论成果被黑格尔继承，尽管货币作为中介物“不能产生任何东西的物品”(34) [英]洛克：《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徐式谷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33页。 ，但是却是个体特殊自由的“定在”(35)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07页。 ，因为这种所有权能够摆脱物的时空局限。洛克所论述的前货币经济时期的所有权概念，不仅意味着“一个人能耕耘、播种、改良、栽培多少土地和能用多少土地的产品”(36) [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0页。 ，更暗含着对封建贵族不劳而获的财产权及其浪费奢侈的批判——因其不劳而获且财产远超自然需求。然而，光荣革命之后的英国，显然已经处于货币经济颇为繁荣，货币、利息、利润和信托等经济现象也成为社会日常，洛克对所有权概念的关注旋即转移至实在的经验中。“公正而合法的利息和地租”成为了所有权概念的正义性内涵，这是基于以货币占有为外在形式的所有权在资本化的经济活动中必然的发展结果。以货币占有为外在形式的私人所有权，凝结着有产者及其剥削的无产者所积累的无差别的劳动，其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以及在稳定的法权化条件下获得增值和转移的自由条件，不消说是对食利者和封建地权的打击，因为“货币的利率”无法遵守法律和国王的规定，只服从“市场的价格”(37) [英]洛克：《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徐式谷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36页。 。
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所有权概念及其秩序理想在埃德蒙·伯克的政治哲学中被进一步强化，并且被植入自由主义的理论方法和观点中。伯克几乎是最早通过“激进”论辩将保守主义传统在政治、经济和伦理层面进行刻画的学者。在伯克所处的时代，涉及英国社会的日常社会要素都已经被纳入了资本化的轨道，而日趋成熟稳定的君主立宪制则使得新兴有产者和旧贵族在政治领域达成良性的互动，并且在旧贵族将财产权与身份头衔剥离之后，这两个阶级达成和解并构成了协商民主式的统治阶级。伯克的保守主义因此无需再大篇幅地为私人所有权和自由市场进行历史的、伦理的辩护。因为启蒙以来“财产是自由精神的载体，也是自由的保障”(38) [英]伯克：《法国革命论》，何兆武、彭刚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256页。 已经成为了英国市民社会自明的真理。然而，英国政治体制和思想传统异乎欧洲大陆的“光荣孤立”并不意味着英国只是作为发生在欧洲大陆的激进的思想建构和政治危机的“观众”。当法国大革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引爆了第三等级积压多年的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冲动，暴力和理想、自由和秩序、民主和专制等等互相矛盾着的变革实践不断冲击着法国之外的地区。法国大革命在短时间内造成的对“传统”的破坏力远超光荣革命，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了一种直接与保守主义传统针锋相对的新传统，即革命的传统。民主政制塑造出了将矛头直指过剩的私人所有权和政治权力相媾和的保守制度，罗伯斯庇尔不仅将“政府”指认为“社会灾难”的源头，更指出“权力和财富产生骄傲和一切缺点：劳动、温和、贫穷是美德的捍卫者，弱者的愿望只是以正义和维护良好法律为目的，弱者所尊敬的只是正直所产生的热情”(39) [法]罗伯斯比尔：《革命法制和审判》，赵涵舆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41-142页。 。这在伯克看来是完全不可控的非理性的暴民的冲动，冠以“革命”之名的暴力、报复和惩罚将直接威胁所有人对财产和生命的所有权。法国大革命被伯克描述为“迄今所曾发生过的最为惊人、惊异的事件……以最荒谬、荒唐的手段并以最为荒唐的方式发生了”(40) [英]伯克：《法国革命论》，何兆武、彭刚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25页。 。在伯克的政治哲学中，政治制度所调和的权利主体是抽象平等的，国家权力的基本义务就是为自由市场和有产者创造稳定的环境。激进民主所“创造”的平等在伯克看来不仅有悖于以劳动作为正义前提的所有权，更与自然的理性相悖。在伯克看来，权力的有效性并不能由平等、自由等理念来背书，而是必须“能够被强烈的需求、政治体自我保存的利益所强制推动”(41) David Armitage, Edmund Burke and Reason of Stat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 vol. 61(4) , 2000(October).。同时，保守主义的理性国家的正义性还体现为至高权力的“节制”，这在伯克的政治哲学中颇为露骨地表现为对骑士主义的国家议会的追捧。伯克将英国议会描述为一个骑士主义的团体，是英国法律的守护者，作为骑士团的继承者，议会拥有惩罚过失和罪犯的神圣义务。“直觉告诉一个人，他应该报复被受的伤害；理性却告诉他，不应该成为自己所陷入之事务的法官。报复应该从私人之手传递至公共之手。这种传递基于一种神圣的信任。”伯克对于由贫民及其愤怒所主宰的制度的恐惧，以及对雅各宾派道德理想主义的法制的反感，使得他认为“骑士团不仅被视为一种政治机构，更被视为关于惩罚的法律权威之历史转变的关键力量”(42) Frans De Bruyn, Edmund Burke the Political Quixote: Romance, Chivalry, and the Political Imagination, Eighteenth -Century Fiction , Vol. 16(4),2004(July).。
自由市场和私人所有权前提下的正义和秩序，既是伯克政治哲学的关键词，也是至今为止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核心内容。私人所有权有其不可撼动的正义性基础，即在自然权利允许之下个体理性对自我持存和自我欲求的实现。不平等虽然可能导致一定的社会性的恶，但是却并不是权力、法律和革命所能弥补的。人为地为某个阶级或某个代际创造平等性的“正义”，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可能适得其反。个体理性被局限于个体的需求当中，一旦超出限度必然造成权力的误用，力图实现平等的福利国家在伯克看来将不可避免地使“死人制约活人，或活人制约未来的人”(43) Steven Michael Teles, Commitment, Conservatism and the Welfare State, Journal of Health Politics ,Policy and Law , Vol. 27(5),2002(October).。伯克所构想的理想社会最终表现为风俗与制度的结合，即有产者在自由市场中所创造和掌控的正义与秩序在国家政治中的忠实反映。“国家与公共力量、军队的纪律”和“服从、与一种有效的而分配良好的征税制度、与道德和宗教、与财产的稳定、与和平的秩序、与政治和社会的风尚相结合在一起”(44) [英]伯克：《法国革命论》，何兆武、彭刚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1页。 。
英国的保守主义政治哲学最终如同其所根基的私人所有权及其市民社会，在传统和自然的起点发展出了完全有别于古典德性的新传统和新自然。近代英国政治哲学中的所有权概念，虽具体定义、占有方式、正当性和合法性等诸多具体内容未必统一，但是可以明确的是，这种植根于现代性的所有权虽然仍然有着自然权利的外观，但是却已经不再是对自然权利概念的分有。(45) 高全喜：《休谟的财产权理论》，《北大法律评论》2003年第5卷第2辑。 从霍布斯、洛克直至苏格兰启蒙时期的政治哲学，所有权的现实性都必须以一个政治社会为前提——以这个政治社会所确立的规则和秩序为前提。所有权概念的正当性只能是一种规则理论，现实地、稳定地实现所有权及其正义性只有通过政治社会的制度和措施才能得到保障。这种政治社会是人为创造的“自然”，或是光荣革命以来有产者所引导塑造的新的自然。保守主义近代英国政治哲学起初还停留于对自然法和传统的高度依赖，例如培根所说的：“在自然中有某种正义的源泉，从那里，一切民法溪流般地产生出来。”(46) [英]索利：《英国哲学史》，段德智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4页。 但是，当私人所有权在新兴的国家政权承认下得以法权化，对所有权所可能遭遇的“非法”行为的恐惧就逐渐压倒了对自然法的正向依赖。以至于到了自由主义的叙事中，有产者所追求的正义和秩序已经被抽象为社会整体的利益和历史的终极意义。似乎有产者的特殊利益和剥削机制成为了文明存续的必然条件，任何意图挑战私人所有权及其国家机器的行为和意识形态(如共产主义)，都是毁灭文明、危及每个人自我持存的“非法”行为，最终所导致的是私人所有权的不稳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成果都将“不复存在……人们的生活将变得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47) [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95页。 。事实表明，源自英国的保守主义最终也无法避免彻底诉诸恐惧和暴力的双向统治机制。为了维护华尔街的金融巨鳄的“神圣的所有权”，国家机器和法权维护者可以对民众“进行最无耻的凌辱，对人身施加最粗暴的暴力”，为的是社会整体的“自我持存”；而对于被自由竞争的资本市场所抛弃的失业者、第三世界被流水线压榨至形容枯槁的工人、被代理人战争屠杀和驱赶的民众，只要这些罪恶“是为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所需要的，政治经济学家就会以斯多亚派的平静心情来观察”(48)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36页。 。垄断资产者的保守主义所追求的正义和秩序，其主题是理性与残忍、暴力与虚弱、贫乏与过剩的统一。英国早期保守主义政治哲学中，作为基石的理性与传统、节制与德性的统一，显然不再是21世纪保守主义政治哲学中具有力量的主题。
收稿日期： 2019-06-30
作者简介： 包大为，浙江萧山人，哲学博士，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政治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
[中图分类号] B56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4145[2019]11-0039-07
(责任编辑：周文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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