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精神价值取向讨论的背景剖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价值取向论文,文艺论文,背景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艺报》发起的关于文艺的精神价值取向的讨论，是20世纪最后一次讨论，也是21世纪最先的一次讨论。为了使逝去的百年不致留下太多的遗憾，前辈学者把20世纪以来一直困扰着人们的难题再次推到新世纪的前台。他们冲破了他们这一代臻于完善且以一贯之的辩证统一模式，——陆贵山先生对于文艺的社会理性价值取向的倡导毫不掩饰，而童庆炳先生对于文艺的人文关怀价值取向的偏爱也是不言而喻。这背后的不可承受之重，只有细品才能体味。这不仅表现了他们的社会良知和人文情感，而且也昭示了转型时期前辈理论家敢于流露真性情的良好开端，更是中国特色的文艺学走向实际的表现。
但这场论争无论从内容（深度和广度），还是从方式（态度及规范）来看，似乎都离两位前辈的初衷相差太远，也与读者的期望不符。陶东风先生从现代性和中西语境比较角度进行的学理上的梳理，适时地把文艺的精神价值问题转换成一个现代性的问题，即作为历史进程的现代性与作为审美批判的现代性的问题。从“艺术与审美的基本自主性都没有获得的情况下，奢谈审美现代性或文艺的精神价值的多元发展是不现实的”角度，提出了促进社会进步、强化历史理性、促进人文关怀的必要。陶东风先生的文章不但赋予讨论以现代性的背景，赋予讨论以现代性的内涵，也赋予精神价值讨论以新世纪的气息，表现出新一代学者的朝气。
如果把讨论的问题放在中外文艺学的演进的小背景上聚焦，放到中国现代化的演进的大背景上放大，也许我们能看得更加清楚些。
1、讨论深受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大背景所规约。
这次讨论既是中外文艺学自身本质规律探寻历程之必然，也深受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大背景所规约。
国外文艺学从人本主义与形式主义出发把文学推向解构主义以后，人们在被解构了的文本碎片中发现了“马克思的幽灵”。自后现代始，文学研究开始回归社会和历史内容。“事实上，自1979年以来，文学研究的兴趣已发生大规模的转移：从对文学的修辞式的内容研究，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的’联系，确立它在心理学、历史和社会学背景中的位置。换言之，文学研究的兴趣已由解读（即集中注意研究语言本身及其性质的能力）转移到各种形式的解释阐释上（即语言同上帝、自然、社会、历史等被看作语言之外的事物的关系。）”（《文学理论的未来》，121，12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近些年的新历史主义、后殖民批评、文化帝国主义、女权批评等，都包含着较大的社会历史比重。
国内文艺学研究也是如此。从前，文艺学被捆绑在政治的战车上，以注重“外部研究”为制导的“工具论”借助政治话语进行学术专制，排斥审美论。8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逐渐“向内转”，形成审美本体论研究的主导局面。尽管大家基本认可“审美的意识形态”的提法，但事实上存在有意无意地冷淡和回避对文学的意识形态研究的迹象。但这并不表明意识形态对于文学的制约客观上就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应该自觉地克服和防止从对“工具论”的批判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弱化文学的外部现实因素。不能从强化文艺学的“内部规律”滑向排斥文学的“外部规律”研究。应当体现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民主平等的精神，即对话和交流原则。陆贵山先生呼唤文艺的历史理性价值是对于这种走极端的倾向的反拨，是非常及时的。
2、中国语境下的现代性理论也需要反思。
现代性有两种含义，一是作为历史进程的现代性。它以工业革命和启蒙思想以及理性原则为支撑；二是作为审美的现代性，或者文化的现代性。
在西方，人们反思和批判现代性是有充足的现代性根据的。“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就是这个等式：技术进步＝增长的社会财富（上升的国民经济总产值）＝扩大的奴役。”（马尔库塞《反革命与造反》）。法兰克福学派认为：“进步的加速似乎与不自由的加剧联系在一起。在整个工业文明世界，人对人的统治，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效率上，都日益加剧。”（《爱欲与文明·导言》）。
但中国的现代性远远没有展开。无论是作为历史进程的现代性，还是作为审美的现代性。
从作为历史进程的现代性来看，中国的现代化只处于起步阶段。即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阶段。我们与西方现代化的距离起码还有50年（争取下个世纪中叶达到小康水平），作为历史的现代化所带来的科技理性、社会理性等蕴涵的进步价值还远远没有释放出来。
从作为审美的现代性来看，“审美的现代性的生成要依赖于社会的现代化或启蒙现代性的充分展开，也就是说，要依赖社会文化各个领域的相对分离以及自我合法性与自身游戏规则的建立。”（陶东风）。而中国现代化的发生语境十分独特。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工业不发达；没有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自然孕育；公共文化空间狭小，国民整体素质低下；观念意识落后，传统包袱沉重。这种被M ·列维称为后发型现代化模式决定了中国现代化需要外力的推动和精英思想启蒙的两大特征，决定了精英启蒙的漫长与艰苦，决定了个体的尊严和人格保障必须建立在民族强大和社会历史进步的基础之上。
从民族思维传统来看，西方审美现代性不仅根基于西方现代化历史进程（如世俗化运动），也与他们严格的主客二分的形而上学传统分不开，表现为神圣与世俗的二元对立。体现为，一方面是极端的世俗化，另方面是极端的宗教化；宗教保证了人的精神存在，世俗保证了人的现世存在。宗教天国的超越以现实的感性存在为依托，现世的存在有着宗教天国的支撑和合理解释。作为审美的现代性能够在自主意义上与作为历史进程的现代性拉开距离，进而怀疑，批判，反思现代化进程的必然弊病。中国文化虽然也强调世俗与神圣的二元对立，但既缺乏宗教背景，又缺乏世俗化基础。各种对立关系最后都落实到同一、合一、合德方面，看重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信奉“尽心知性而知天”、“存心养性以事天”的处理模式。因而，始终没形成对世界和人生本体、本源的形而上的理性探究传统，很难与现实拉开一个距离，对现实进行批判和反思。
3、滞后的现代化状况，与滞后的人文状态是一致的。
中国现代化步履蹒跚。即使物质的现代化在2050年前后向我们招手，但体制的现代化和作为“最后觉悟之觉悟”的文化的现代化似乎还是雾里看花。即使自然发生的西方社会的转型，如果从文艺复兴算起（到19世纪止），也有300年的历史。虽然中国有捷径可走（横向移植、 重叠移植），有经验可借（西方现代化示范），过程完全可以压缩，但历史从来不会因此就会改变自己的大致轨迹。转型时期，根深蒂固的封建毒素加上新生的拜金主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里主义，致使人欲横流，腐败遍地，美丑颠倒，道德沦丧，凡是你能想象得到的最卑鄙的事情都会有人光明正大地去做。“人们可以围观人的死亡过程，可以容忍光天化日下的侮辱，可以逼人嫖娼，把不从者当众打死。”（《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钱中文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面对此情此景，每个真正有天良的人文学者，都应该奋臂疾呼，关注现实，投入现实，干预现实，培植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念，使消极颓废者振奋，使丑恶败坏者曝光。
而因为现实中存在丑恶，或者与现实丑恶的争斗中受到挫折，就回避现实，回避争斗，就逃离旋涡，或者逃向艺术之塔，做审美解放的美梦，孤傲地进行艺术反叛，通过艺术的三棱镜来折射对于生活和现实的反叛；或者逃向往昔，通过今不如昔的感叹，表达自己对于现实的距离和批判。这的确也不失为一种美好的构想。因为它至少确立了一种与丑恶现实的不妥协、不合污的姿态。但我仍认为，虽然不能说它消极，但说它是一种典型的乌托邦，并不过分。它是一条艺术想象和逻辑推理虚幻出来的非现实的问题解决途径。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人道的、平等的、自由的、充满爱情与温情、充满尊重与理解的理想，不会从现实中自我生成，更不会通过艺术审美取得，只有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斗才能获得。而腐败、冷漠、残酷、等级、压抑、戏弄、摧残等丑恶现象，也只有对之进行艰苦卓绝的现实斗争，才能从根本上予以摧毁。世上没有救苦救难的神仙菩萨，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因此，每一个有良知的学者，都应守住现实的人文阵地，自觉地利用手中的思想和艺术武器，抨击假恶丑，呼唤真善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并清醒地认识到，历史进步，是人文关怀实现的唯一前提。滞后的人文关怀，是滞后的历史现实的产物；理想的人文关怀状态，是进步的历史产物。
正因为历史滞后，我们才提倡人文关怀以促进历史进步；正因为人文关怀缺位，我们才呼唤历史理性以促进人文关怀。人文关怀的实现永远只能以社会历史的进步为依托。提倡历史理性，促进社会历史的进步，进而促进人文关怀，呼唤真正的勇士，直面惨淡的人生，这就是真正有良知的学者之所为。
4、 一切新生的或者外来的学术话语会被整合成带有启蒙和反启蒙的启蒙话语。
滞后的现代性状况，特殊的现代化背景，还决定了一切新生的或者外来的学术话语，都会被程度不同地整合成一个带有启蒙和反启蒙的启蒙话语。这正是哲学、人类学、美学、文学，甚至社会学、经济学领域的诸等思潮在中国现代化语境下普遍被误读的根源。
即使90年代的大众审美文化，也在这样一种特定的语境中，被整合成了一个启蒙话语：它以一种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后现代姿态确立了自己的意识形态特性；它以一种反叛80年代启蒙话语的精英姿态获得了重续启蒙的90年代艺术精英文化角色。还不时地装扮成不断进行艺术革命与审美实验的标新立异的新秀以招揽观众读者，一会儿标榜纯审美游戏，一会儿又用标榜纯粹实物艺术来取消艺术。也没有忘记勾起怀旧来收购读者的感伤。但骨子里，仍然遵循我行我素的原则，从不在乎你批评它或新，或旧、或保守、或激进，或扁平，或这种以自己的独立不羁为自己所选定的文学精神价值的多元取向，既是对传统的文学价值的挑战，同时也被理解为文学精神价值的迷失。
如果不很挑剔，可以说，大众审美文化初步具有了自律性。但这种自律性，也只有以上述复杂的方式显示出来。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大众审美文化在自律并非空穴来风，它首先是中国现代化初期市场经济发育、文化空间逐渐萌生的结果，是历史进步的结果。虽然如此，剥开它的非理性的外表，看到的是理性的内核，这个内核仍然指向一个宏大的叙事表现出深深的独特的精英情结。
这恰恰可以被视为当下中国现代化进程对于历史理性、科技理性的第一需求的最好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