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实践高于书本的公式——马克思“苦恼的疑问”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高于论文,书本论文,公式论文,苦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年“文革”结束以后，久经磨难的中国人惊讶地发现，在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两个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既不能回避又处于困境的重大问题上，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人们本以为随着十年“文革”的结束以及对左倾错误的扬弃，自然就能拨乱反正。然而，现实是无情的，它并不遵循人们的意志去表现拨乱反正的理想结果，却把一个又一个沉重的疑问笼罩在这两个重大的问题上。
一、现实的问题
1.为什么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取得胜利，而是在东方落后国家首先取得成功？
2.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早就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但中国在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为什么空想社会主义总是像幽灵一样地纠缠着我们？
3.为什么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似乎总是在向资本主义“退却”，从1956年的“波匈事件”到1969年的“布拉格之春”，再到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反复提醒着人们这一点，应当如何来看待这种现象呢？
4.为什么对当代社会主义中国有着深刻影响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会逐渐由“必然的现实”演变为“观念的模式？”
5.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建设一再遭到挫折和曲折的情况下，西方资本主义却垂而不死、腐而不朽，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应该如何来认识这种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具有很大差异的现实呢？
6.为什么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只有打开国门，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理解呢？
上述现象蕴含着深层次的历史观问题。这就是：
1.应当如何科学地把握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理论是统一性和多样性辩证关系的实质？
2.应当如何科学地把握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与各个国家和民族社会历史发展具体道路辩证关系的实质？
3.应当如何科学地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革命“同时胜利论”和列宁社会主义革命“一国胜利论”辩证关系的实质？
4.应当如何科学地把握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统一运动的辩证关系的实质？
5.应当如何科学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和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之间矛盾的辩证关系的实质？
6.应当如何科学地把握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基本矛盾及其社会主义的个性与社会主义共性辩证关系的实质？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有力地说明了实践之于理论，犹如闪电先于雷鸣。所以，我们只有坚持生活的实践高于书本的公式的基本原则，从历史观上科学地把握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才有可能科学地解决上述问题，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地推向前进。
然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有如一把“双刃剑”，它们又是辩证的。因为离开实践的理论只能是空洞的理论；反之，离开科学理论指导的实践又只能是盲目的实践。记得19世纪初，歌德这位喝着蓝色多瑙河水长大的伟大的德国诗人和哲人，曾发出如下感叹：“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这是极为深刻的，但还不是真理的全部，因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还反复证明了这样一条真理——只有理论之树“常绿”，才有生命之树“常青”。这就决定了要科学地解决当代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把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地推向前进，就必须寻求科学的“头脑”，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二、马克思的路
无疑，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卷帙浩繁的理论论著中是不可能找到上述一系列问题的具体答案的。因为他们还没有这种实践，我们不能苛求前人。然而，他们的理论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有机统一，却为我们科学地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正确的方法论。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页。）
理论研究绝不能囿于纯理论领域的单纯的逻辑演绎和概念的推演，要从解决时代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去展开自己的理论探索。在马克思看来：“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最实际的呼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89—290页。）所以，真正的科学的理论研究决不是脱离社会实践而孤芳自赏的东西，必须深入社会实践，使之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实践接触并相互作用。正是出于这一考虑，恩格斯在谈到文艺复兴运动产生思想巨人的特征时指出：“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部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61—262页。）
马克思正是这样，他自始至终坚持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不断地解决由现实所引起的“苦恼的疑问”，从而不仅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变到科学的飞跃，使长期以来人们在黑暗中摸索的社会历史领域从此得到了明亮阳光的照耀，而且使之在实践中不断获得新的发展。
这里所说的马克思的“苦恼的疑问”，出自马克思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对唯物史观作经典概括时回顾自己早期创立这一理论的思想行程中的一段论述。在谈到对现实问题的回答时，他说：“我以往的研究还不容许我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身妄加评判。”所以，我“非常乐意……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解决使人苦恼的疑问。”（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1—32页。）
马克思这里所说的“苦恼的疑问”是指他一度曾信仰的黑格尔哲学和现实之间的矛盾。提升到历史观的层面，着眼于哲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马克思的“苦恼的疑问”的实质是：（1 ）真正的理论研究决不能远离现实的社会矛盾和问题，而必须坚持生活的实践高于书本公式的原则，因为实践既具有普遍性的品格，又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2 ）真正的理论研究在解决理论和现实之间的矛盾时，必须把理论变为实践，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检验和修正，而这样的理论研究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解决由现实问题所引起的使他感到“苦恼的疑问”的过程。（ 3）真正的理论研究，虽然从现象上看，是为了解决“苦恼的疑问”而“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但从本质上看，是以自己研究的科学成果为现实的发展提供精神武器，因而不仅没有远离反而更加贴近了现实。（ 4）真正的理论研究只有立足于“人类解放”，树立科学的价值观，才有可能在对紧迫社会问题的关心中产生“苦恼的疑问”，进而在对之进行“诚实探索”的过程中不断地反思和超越，从而使之充满活力。
由上可见，马克思决不是躲进幽静的书斋，给自己提出一些纯粹抽象思辨的课题，在自己选定的知识田块中耕耘播种，构造所谓的体系，使自己的理论丧失现实感而落后于时代，更不是亦步亦趋地追随现实的脚步而成为实践的“副本”和“解说词”；而是立足实践，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包括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理解）中，从中捕捉时代基本矛盾提出的重大问题，进而提升到世界观和方法论辩证统一的高度，转化为自己的理论研究的课题，进行创造性的理论探索，从而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变革。
一言概之，马克思的“苦恼的疑问”的本质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学风。综观马克思一生的理论探索，他的思想产生和发展的轨迹呈现为一条从“书房”到“社会舞台”，再从“社会舞台”退回到“书房”直至生命终点的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曲线。其中每一次从“社会舞台”退回到“书房”，都是因为他产生了新的“苦恼的疑问”，从而为他的理论研究提供新的经验、带来新的研究课题和注入新的活力。反之，这些“苦恼的疑问”的解决，不仅使他能够创立崭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使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成为人类思想史上真正的“壮丽日出”，而且能够使之跟上时代的步伐，自始至终充满浓郁的时代气息，给时代的发展以科学的指导。
正是在解决“苦恼的疑问”中，马克思走向历史的深处，创立了唯物史观，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正是在解决“苦恼的疑问”中，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解剖，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
正是在解决“苦恼的疑问”中，马克思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这两个伟大的发现为理论基础，运用自己创立的哲学，以政治经济学作为哲学通向实际生活的中介，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科学分析，正确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以及解决这两个矛盾的方式和途径，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为全人类的解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和送来了科学的火矩。
正是在解决“苦恼的疑问”中，晚年马克思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繁荣”和无产阶级革命“沉寂”以及东方社会的巨大社会变革的开始，着眼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心开始东移还处于“风起于青萍之末”的朦胧发端之时，借助于唯物史观这把解剖人类社会历史最锋利的“手术刀”和唯物辩证法这部研究人类社会历史最深刻的“革命的代数学”，富有预见地从中看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曙光正在东方冉冉升起，从而按住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心开始东移的脉搏，开始了新的探索，提出了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天才设想，从而在自己的生命黄昏又出现了思想的黎明。
三、“苦恼的疑问”的启示
然而，马克思是人不是神，而他的理论是在思维中被把握住的它的时代，时代以其自身的矛盾迫使马克思注意并规定了马克思认识可能达到的范围和界限。这种情况应验了马克思的一句名言：“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3页。）这是因为，时代不同，决定了理论研究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上讲，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因而每个时代的理论都只能解决自己时代必须解决的课题。所以，时代决定个人，个人是时代的产物，因而每个时代的理论只能是它的时代在思想中的把握，而不可能超越时代。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对此也有精辟而深刻的论述。他说：“就个人来说，每个人都是他那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妄想一种哲学可以超出它那个时代，这与妄想个人可以跳出他的时代，跳出罗陀斯岛，是同样愚蠢的。”（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出版，第12页。）
然而，时代的发展却不因马克思的逝世而停止，它有如一条汹涌奔腾向前的河流，是一个不断流动发展的过程，真实反映这一过程的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永恒真理的体系。这就决定了在马克思逝世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由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和国际共产主义重心的东移，就不能不把东方落后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以及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如何看待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尖锐地提出来。列宁的天才之处在于他在总结时代发展新经验的基础上，突破了马克思立足自由资本主义阶段所提出的以下几个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西方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立即’同时发动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这一“同时胜利论”；马克思晚年把东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纳入这一“同时胜利论”以及其在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直接进入共产主义。列宁提出了一个或几个东方落后国家有可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一国胜利论”的天才设想，并认为东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必须有其独特的个性，亲自领导并实施了极具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新经济政策”，从而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列宁阶段。
史实表明，在马克思主义史上，列宁之所以能取得上述成果，从方法论上看，关键在于他坚持了马克思“苦恼的疑问”的实质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正确学风，提出了如下深刻思想：（1 ）实践高于认识（理论的），因为实践不仅有普遍性的优点，而且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所以，面对垄断资本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心东移的这一时代的新发展，必须懂得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因为现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正在变为实践，由实践赋予活力、检验和修正。（2 ）根据书本来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因为实践正在发展，不能让“本本”束缚自己的手脚。为此，他大声疾呼道：“现在毕竟是丢掉那种认为这本教科书规定了今后世界历史发展的一切形式的想法的时候了。应该及时宣布，有这种想法的人简直就是傻瓜。”（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692页。）令人遗憾的是，列宁仅有七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就逝世了，因而他没有也不可能最终科学地解决东方落后国家在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所面临的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两个不能回避而解决得不好又必然使实践陷入困境的重大问题。不过，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列宁生命的最后时刻，通过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验教训的反思，他已认识到了在人类从今天的帝国主义走向明天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东方不发达的国家将表现出比俄国更多的特殊性。他说：“我们的欧洲的庸人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的革命带有更多的特色。”（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692页。）
后人常常感叹，如果马克思和列宁早一些着手探讨什么是东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两个重大问题，而不是放在生命的黄昏，那么他们一定会对今天的中国和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提供更多有价值的思想和启迪。但历史不能应当如何，而只能已经如何，否则就是唯心史观；马克思和列宁之所以如此，也不是由他们个人的理论兴趣决定的，而是由其各自面临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我们不能过于天真浪漫。
在列宁之后，“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虽然有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但未能很好地坚持从马克思到列宁的这一可贵探索而走上了曲折的道路。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过程中，虽然曾对“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局限作过初步的批评，并在总结1958年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时提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重要思想，肯定了这一阶段商品货币经济关系存在的历史必然性；但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的这一探索也没有坚持下去和没有从总体上摆脱“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局限的羁绊而走向了十年“文革”的道路。
邓小平理论的深刻之处，在于坚持了马克思“苦恼的疑问”的实质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学风，坚持生活的实践高于书本的公式的基本原则，在科学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两个重大问题中，开辟了一条充满真理熠熠闪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之路，从而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新的发展，使之发展成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为当代中国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提供了科学的精神武器。所以，我们只有坚持生活的实践高于书本的公式的原则，才有可能科学地解决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全面地推向21世纪。这就是马克思“苦恼的疑问”给予我们的深刻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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