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隐含碳排放的产业分布及优化对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策研究论文,产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统计数据显示，早在2009年我国的
排放量就已达到7687.1百万吨，位居世界第一。如何控制和减少
排放，已成为我国面临的一个紧迫问题。据学者分析，导致我国碳排放量居高不下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双中期阶段（汝信，陆学艺等，2009），对能源的需求量比较大；二是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而且能源利用率低（陈诗一，2009）；三是发达国家通过FDI、国际贸易等途径将高能耗的产品生产转嫁到我国（牛海霞，胡佳雨，2011）。但问题是，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仍将持续，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在短时间内也无法改变，只能逐步调整，所以，节能减排只能从提高各产业的能源利用率、压缩高能耗产业、优化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等方面入手。本文拟对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的情况及其对我国碳排放的贡献做一个系统的测算，然后对如何优化出口产品的结构、减缓出口贸易增长带来的碳排放压力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目前，关于国际贸易与能耗及环境污染关系的研究主要采用以下方法。第一种方法是分析贸易的环境效应，研究对外贸易对能源消耗或者
排放量的传导机制。最早分析对外贸易对环境影响的是Grossman和Krueger（1991），他们在分析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的环境效应时，开创性地将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效应分解成相互关联的三个方面：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建立了贸易的环境效应分析框架。后来，很多学者采用这一框架来分析贸易的环境效应，但在经验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大相径庭。党玉婷和万能（2007）对中国1994—2003年对外贸易的环境效应进行考察发现，出口贸易在总体上恶化了我国的生态环境；而傅京燕和裴前丽（2012）则发现，虽然规模效应是造成我国
排放增加的重要原因，结构效应的影响不确定，但是技术效应有利于降低我国污染强度，总体而言2005—2008年我国对外贸易的总效应为负，已经成为降低国内
排放的重要手段。 第二种方法是采用计量模型解释贸易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关系。Antweiler、Copland和Taylor（2001）采用44个国家109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对外贸易有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但是在国内，杨万平和袁晓玲（2008）通过建立VAR模型研究对外贸易、FDI对我国环境的影响，发现出口贸易是导致我国环境污染加剧的重要因素。 第三种方法是使用投入产出数据测算贸易中的隐含能源和碳排放量，这也是目前最常用的经验研究方法。Wyckoff和Roop（1994）运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研究了1984—1986年英、法、德、日、美、加6国进口贸易中的隐含碳，计算结果表明6个国家进口制成品中隐含碳大约占到其国内碳排放总量的13%；Dietzenbacher和Mukhopadhyay（2007）测算了印度与欧盟以及印度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对环境的影响，结果表明印度出口增长所引起的污染物增排量是等量进口增长所引起的污染物减排量的一半，对外贸易使印度的污染物排放下降；Giles Atkinson、Kirk Hamilton等（2010）运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通过15个国家19个部门的数据计算世界贸易中的
流量，结果表明随着对外贸易的开展，
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并没有成为污染避难所；蒋雪梅、刘轶芳（2013）基于覆盖全球40个主要经济体的全球范围投入产出表，比较了1995年和2008年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获得出口增加值所承担的隐含碳排放情况，并采用结构分解方法从时间维度上对各国出口贸易隐含碳强度的变化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单位增加值的隐含碳排放均呈现下降趋势，但发展中国家为获得出口单位增加值所承担的隐含碳排放远高于发达国家。 鉴于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可以深入到产业层面考察不同产业的影响和作用，本文在测算出口贸易隐含的碳排放量时也采用这种方法。同时，考虑到在我国的整个出口贸易中加工贸易一直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在测算出口贸易隐含的碳排放量时我们将剔除进口中间投入品所减少的国内碳排放量。并且，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我们将采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测算我国实际的进口中间投入品数量，同时将进口中间投入品看作是国内中间产品的替代品，在测算进口中间投入品所减少的国内碳排放量时，我们将采用我国的碳排放系数。 三、模型方法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方法 记投入产出模型为：
将式（1）写成矩阵形式，为： AX+Y=X （2） 其中，X是各部门总产出构成的列向量，Y是各部门最终产品构成的列向量，
为直接消耗系数矩阵。 将式（2）移项，可以得到：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模型（1）至（3）的建立暗含了一个重要的假定条件，即所有的中间投入品都是在国内生产的。但是，这一假定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因为某些部门的生产过程总要消耗一些进口的原材料。因此，在测算出口贸易隐含的碳排放量时，需要区分国产中间投入品和进口中间投入品，并将进口中间投入品的碳排放剔除。这实际上要求我们采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的数据进行出口贸易隐含能耗和碳排放量的测算。 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可表示如下：
如果中间投入品全部由国内生产，那么根据式（4）和式（2），有下式成立：
（二）数据来源和处理
1.投入产出数据。
2.其他基础数据。 出口数据以及各产业的总产值和能耗数据等其他基础数据分别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comtrade）、《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取得。 3.关于数据匹配问题。 由于各类数据的分类方法以及详细程度不同，还要解决数据匹配问题。为此，我们将OECD提供的48个产业的投入产出表合并成为23个产业（包含1个农业部门，18个工业部门，1个建筑业部门和3个服务业部门）的投入产出表。据此，我们可以计算出23个产业单位产出对国内生产的中间投入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
和对进口中间投入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
。同时，对于贸易数据，我们也在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的基础上，根据合并后的投入产出表进行了相应的归类。其中，对于各种商品贸易数据，《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将其分为10类97章，本文按照《国际标准产业分类》（ISIC，Rev3.0）对其进行了归并整合；而建筑和服务贸易数据则取自《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也对其做了相应的整理。另外，对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分产业的产值和能耗数据也做了类似的合并归类，以使这几类数据相匹配。 最后，为使数据的货币单位一致，本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的美元对人民币的年平均汇率值，将历年各部门的出口额换算成人民币表示的出口额。为消除价格波动的影响，还对相关数据的价格进行了调整，但是与大多数文献（如马述忠和陈颖，2010；张为付和杜运苏，2011）的做法不同，本文不是简单地用CPI对所有产业部门进行统一的调整，而是分别用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对工业部门的产值进行调整，用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对农业部门的产值进行调整，用建筑业和服务业增加值的平减指数对建筑业和服务业的产值进行调整。以上所用到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建筑业和服务业增加值的平减指数均已转换为以2000年为基期。 4.综合碳排放系数的测算。 目前，学者在测算
排放量时，既有基于一次能源（煤、石油、天然气）消费来测算的，也有基于终端能源消费来测算的，但由于各自采用的参数不尽相同，所得碳排放系数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考虑到本文在测算各产业出口隐含的国内
排放量时，需要用到各产业的能耗数据，而从每个产业来讲，其能耗中可能既有一次能源，也有二次能源，但在本质上均为生产过程中的直接能耗，所以本文拟借鉴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的做法，将所有的化石能源消费量折算成标准煤，然后乘以各种能源综合的
排放系数，得到相应的
排放量。同时，考虑到尽管我国的能耗结构在各年份间的变化不是很大，但是如果仅选用某一年份的综合碳排放系数来近似推算各年份的碳排放量，仍会造成一些人为的误差，我们放弃综合碳排放系数在各年份间不变的假定，对样本期间每个年份的综合碳排放系数分别进行了测算。具体地，我们采用陈诗一（2009）测算的三种一次能源（煤、石油、天然气）的
排放系数，用各年三种一次能源的比重加权平均，得到每个年份各种能耗的综合
排放系数。 四、结果分析 （一）各产业的
排放强度 根据2000年和2005年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技术系数和各年的相关数据，首先可以得到各年各产业单位产出的
排放强度。数据显示，每个产业单位产出的直接排放强度
都低于完全排放强度
，如果按产值结构加权平均，那么后者约是前者的2.9倍；如果按出口结构加权平均，那么后者约是前者的4.0倍。这说明，各产业都间接消耗了大量的能源密集型中间产品。其中，碳排放强度较高的产业主要集中在：采掘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基本金属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制品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讯业等；而农林牧渔业，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业，纺织、服装、鞋帽及皮革制品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其他服务业的碳排放强度较低。 数据还显示，无论是按产值结构加权平均的碳排放强度，还是按出口结构加权平均的碳排放强度，都表现为下降的趋势；而且每年按出口结构加权平均的碳排放强度都低于按产值结构加权平均的碳排放强度。这说明，近10年来我国的节能减排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而且从节能减排的角度来看出口的产业结构又优于社会整体的产业结构。 （二）出口贸易隐含的
排放总量 通过考察出口贸易隐含的国内
排放量及其占全社会
排放总量的比重可以看出，我国2002—2011年出口隐含的国内
排放量呈现出“先升、后降、再升”的特点。其中，2002—2006年出口隐含的国内
排放量一直在增加，从2002年9.03亿吨增加到2006年的21.21亿吨。可见在这个阶段，虽然碳排放强度在下降，但是出口贸易额的增长惊人，这两个因素的总效应是出口额的影响远远大于碳排放强度下降的影响。2007年出口隐含的国内
排放量仍处在高位，但是2008年和2009年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这一趋势无疑首先与全球爆发的金融危机有关，因为在金融危机期间我国的对外贸易受到了很大程度的冲击，出口贸易额大幅下降；再加上该期间碳排放强度也是下降的，按出口结构加权平均的完全
排放强度从2007年的3.070吨/万元下降到2009年的2.547吨/万元，这两个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了2008年和2009年出口隐含的国内
排放量骤减。2010—2011年伴随着外贸环境的改善，出口贸易额恢复增长，在抵消了碳排放强度下降的影响之后，出口隐含的国内
排放量略有回升。 从出口贸易隐含的国内
排放量占同期
排放总量的比重来看，2002—2004年，我国出口贸易隐含国内
排放量的占比有一个较明显的下降趋势，与其绝对量的变化趋势不一致。从基础数据来看，这主要是由于在此期间我国的
排放总量急剧增加，从2002年的36.94亿吨增加到2004年的52.88亿吨，年均增长速度为19.64%，而同期出口贸易隐含的国内
排放量尽管也是增加的，但年均增长速度仅为13.86%，后者的增速低于前者。这可能是由于当时经济增长的粗放型特征更明显，所以尽管我国的经济逐步从之前几年的内需疲软中得以复苏，但经济的快速增长更多的是依靠高耗能、高排放产业（如有色金属冶炼）的增长实现的。除了最初的2002—2004年，其他年份出口贸易隐含国内
排放量的占比与其绝对量的变化轨迹基本一致，在2006年达到高点33.06%之后持续下降，2009—2011年基本保持在20%左右的水平。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剔除了进口中间投入品所减少的国内
排放，本文测算的出口贸易隐含
排放量及其占同期
排放总量的比重低于其他同类文献。比如，孙小羽和臧新（2009）在测算出口贸易隐含的能耗和碳排放量时，由于没有区分国产中间投入和进口中间投入，得到2002—2006年的出口完全能耗量依次为52077.9万、67078.3万、85712.3万、105620.8万、129369.5万吨标准煤，如果按本文测算的综合的
排放系数计算，那么该文对应的2002—2006年出口贸易隐含
排放量分别为12.48亿、16.26亿、20.73亿、25.60亿、31.39亿吨，约是本文测算结果的1.38—1.77倍；该文给出的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量之所以较低，主要是因为该文借用的是王庆一（2005）的碳排放系数（仅为0.67吨/万元），而非
排放系数。孟祺（2010）虽然计算了我国进口中间投入品所“节省”的
排放量，但该文是以日本的
排放系数为准计算的，2003—2007年“节省”的
排放量分别为2.3553亿、2.8668亿、3.0521亿、4.0532亿、3.1931亿吨，仅为本文测算结果的36.62%—28.99%，严重低估了我国进口中间投入品所减少的
排放量，其结果必然高估我国出口贸易隐含的国内
排放量。杜运苏和孙辉煌（2012）在测算出口含污量时，虽然考虑了加工贸易的影响，但是假设中间投入品中进口与国内生产的比例等于最终产品中进口与国内生产的比例，以此确定进口的中间投入品及其减少的
排放量，得到的结果是出口隐含的国内
排放量从1997年的8.21亿吨上升为2002年的8.26亿吨，然后在出口额突飞猛进增长和出口平均碳排放强度上升的双重作用下，2005年升至23.81亿吨，2007年进一步升至27.59亿吨。显然，就可比的三个年份而言，只有2002年低于本文的测算结果，而2005年和2007年都是本文的测算结果显著低于该文的测算结果；而且，我们的计算结果表明我国出口的平均
排放强度是下降的（见表1），而该文认为是上升的，我们的结论也与之不同。 （三）出口贸易隐含
排放量的产业分布 下面进一步分析扣除进口中间投入品所减少的国内
排放之后，出口贸易隐含
排放量的产业分布（见表2）。
可以看出，我国出口贸易隐含
排放占比较大（前5位）的产业是：机械设备制造业，纺织、服装、鞋帽及皮革制品业，其他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这5个产业出口隐含的
排放量占全部出口隐含
排放量的71.37%～87.18%。扣除进口中间投入品所减少的国内
排放之后，采掘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的净出口隐含的
排放量在样本期间一直为负，所不同的仅仅是前者的负值绝对值呈逐年增大的趋势，而后者的负值绝对值在逐年减小。类似地，扣除进口中间投入品所减少的国内
排放之后，造纸、纸制品及印刷、出版业和基本金属加工业的净出口隐含
排放量在样本初期均为负值，但是在2005年和2004年分别转为正值，二者的区别仅在于前者的正值较小但呈逐年增大的趋势，而后者的正值快速增大，只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才明显下降。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业的净出口隐含
排放量的占比较小，且从2006年开始由正转负；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的净出口隐含
排放量则呈U型变化，且在2005年和2006年表现为负值。 与
排放强度相比还可以发现，
排放强度高的产业其出口隐含
排放的占比未必也高；相反，
排放强度低的产业其出口隐含
排放的占比却可能较高。如以纺织服装、鞋帽及皮革制品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和通信设各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为例，它们的出口隐含
排放量均较为突出，然而
排放强度却很低（见表3）。这需要从出口贸易结构来解释，也就是出口额较大的产业，即使其
排放强度较低，其隐含的
排放总量仍可能较大；反之，
排放强度较高的产业，如果其出口规模较小，那么其隐含的
排放总量也可能较小。纺织服装、鞋帽及皮革制品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和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就属于前者，它们的出口额占我国出口总额的比重分别约为14%、17%和9%。相反，尽管采掘业和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的
排放强度较高，造纸、纸制品及印刷、出版业的
排放强度也处于中等水平，但由于它们的出口额仅占我国出口总额的0.76%、0.12%和0.41%，它们的出口隐含
排放量均位列后5位（见表3），个别产业（如上文提到的采掘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在扣除进口中间投入品所减少的国内
排放后其净出口隐含
排放量甚至为负值。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在剔除进口中间投入品所减少的能耗和国内
排放的基础上，测算了2002—2011年我国出口贸易隐含的
排放量及其产业分布，结果发现：①2002—2011年出口隐含的国内
排放量呈现“先升、后降、再升”的特点。②各产业的
排放强度大体上呈现下降的趋势（仅2005年略有反弹）；而且每年按出口结构加权平均的
排放强度都低于按产值结构加权平均的
排放强度。这说明，近10年来我国的节能减排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而且从节能减排的角度来看出口的产业结构又优于社会整体的产业结构。③分产业来看，
排放强度较高的产业主要集中在以下制造业：采掘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基本金属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制品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讯业等；而农林牧渔业，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业，纺织、服装、鞋帽及皮革制品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其他服务业的
排放强度较低。④出口贸易隐含
排放占比位列前5位的产业是：机械设备制造业，纺织、服装、鞋帽及皮革制品业，其他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这5个产业出口隐含的
排放量占全部出口隐含
排放量的71.37%～87.18%。⑤扣除进口中间投入品所减少的国内
排放之后，采掘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等少数产业的净出口隐含的
排放量在样本期间的某些年份甚至为负。⑥出口规模与
排放强度共同作用于出口隐含
排放量。某些
排放强度高的产业其出口隐含
排放的占比并不高，相反，某些
排放强度低的产业其出口隐含
排放的占比却比较高，这种反差主要是由于不同产业的出口规模不同造成的。 基于上述结论，为了做好节能减排工作，以较少的能源消耗和
排放实现出口贸易的持续增长，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降低能耗强度和
排放强度。考虑到我国的基本国情，可以预见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出口贸易的规模还将继续扩大。因此，降低能耗强度和
排放强度是降低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最有效的方法。为此，首先要制定优惠政策，加大对风能、水电、核电、太阳能等清洁能源的开发，以便部分替代煤炭等高污染的化石能源。其次，要鼓励节能和清洁技术的研发，引导企业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各产业的能源利用效率。 其次，优化出口产品结构。既然出口贸易规模与
排放强度共同作用于出口隐含的
排放量，这启示我们，要降低出口隐含
排放量及其在
排放总量中的比重，不仅可以从降低
排放强度入手，还可以从优化出口的产业结构入手，通过逐步提高
排放强度较低的清洁产业的产品出口在总出口中的占比，相应降低能耗高、
排放强度高的污染产业的产品出口在总出口中的占比，使出口的产业结构朝着清洁化的方向发展。比如，近10年来，
排放强度较低的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和机械设备制造业的出口规模和占比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说明我国的高端技术产业的出口正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从节能减排的角度考虑，此类产业的出口应该受到鼓励；对于纺织、服装、鞋帽及皮革制品业这样的低排放强度、低附加值产业，则应该通过支持其自主研发，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以产品质量的提升换取出口数量；而对于
排放强度较高的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基本金属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应该考虑通过加征关税限制其产能和出口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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