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改革理论难题——当前亟待突破的改革理论问题——基于566位专家学者的调查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专家学者论文,难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通过统计关键词频次的方式，得出当前八个改革理论难题为：
廉政改革，被提及456次，列第一；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被提及432次，列第二；
民主参与，被提及421次，列第三；
国企改革，被提及408次，列第四；
环境保护，被提及379次，列第五；
简政放权，被提及364次，列第六；
市场经济体制，被提及323次，列第七；
收入分配，被提及298次，列第八。
(一)当前，中国梦是上下共同期待的美好愿景。“中国梦就是民族梦、复兴梦，归根结底是人民梦。”在实现梦想的冲刺中，靠什么提供动力？靠什么攻坚克难？唯有改革。破解当前改革理论难题，不失时机地把改革推向前进，既是实现中国梦的新要求，也是广大民众的新期待。
(二)近一年来，《人民论坛》杂志多层次、多角度围绕改革问题进行深入探讨，陆续推出重点专题与调查，引起广泛反响。分别为：《当前改革10大核心议题》(2012年3月下期)；《新政治观探讨》(2012年10月上期)；《新改革动员令》(2012年12月下期)；《公众内心最关注最期待的改革究竟是什么？》(2013年1月下期)；《中国“红利家族”》(2013年3月上期)。
(三)在组织上述报道中，我们深刻感受到，当前关于改革的各类观点粉墨登场，争议较多、缺乏共识，最根本的是因为很多问题在理论上认识不清，要想真正推进改革，必须要在理论上明辨是非。无论是专家还是公众，对改革的理解与认识及观点各不相同，根本在于各人所掌握的理论不同或存在理论认识误区所致。现有理论难以解释中国实践，加快改革呼唤理论创新。
(四)当前改革亟须突破哪些重大理论难题？《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在上述重点专题与调查成果的基础上，又对566位各学科专家进行开放式采访调查。综合梳理受访意见与观点，通过统计关键词频次的方式，对当前亟须突破的改革理论难题进行排序，排名前八位的分别为：廉政改革；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民主参与；国企改革；环境保护；简政放权；市场经济体制；收入分配。
(五)邀请权威专家解析当前亟须突破的八个改革理论难题，他们的深层思考给人以启发：
正是传统的剥削理论构成了非公有制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理论障碍。而要消除这一障碍，必须重新定义剥削并重新认识剥削与私有制的关系；
传统阶级斗争论、传统道德论、腐败文化论、经典寻租论、新制度理论从不同角度对我国腐败发生根源进行了解释，但仍显得不足。监督“一把手”权力，可以机制设计理论和国家廉政体系理论为突破口；
亟待加强对“改革”自身的理论研究，建议建立关于改革的学科体系，组织专门力量加强改革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
(六)西方理论教条脱离中国现状，解决不了改革的实际问题。改革理论的创新与突破要“少插旗子，多种树”，在中国，“旗子”即“主义”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应该树立高度的理论自觉、理论自信、理论自强，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理论上凝聚提升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教训，用新型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来使之在实践中成熟定型，然后以此来告诉世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越性在哪里。我们相信，在科学理论的指引下，中国梦一定成真。
——《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
总策划：贾立政
执行：陈阳波、魏爱云、杜凤娇、马静、肖楠、刘广为
当前亟待突破的改革理论问题
——基于566位专家学者的调查分析
《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
调查时间：2013年1月5日-2013年4月15日
调查对象：各学科领域专家学者566人；其中国家重点院校(985、211高校)及研究机构专家学者302人，省市高校及省级研究机构专家学者223人，海外学者41人
调查方法：面访、电话访谈、电子邮件采访等
调查实施：《人民论坛》编辑部、《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
◆通过统计关键词频次的方式，得出当前亟待突破的八个改革理论难题分别为：廉政改革；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民主参与；国企改革；环境保护；简政放权；市场经济体制；收入分配
◆有专家提醒，一些部门打着改革、创新旗号扩张权力，既得利益膨胀已经不是个别现象，改革存在被碎片化的可能
◆有专家建议，必须对“改革”这一主体本身进行专业的学术研究与思考，明确改革自身的任务、演变逻辑等，使改革学成为像管理学一样的学科
近一年来，《人民论坛》杂志多层次、多角度围绕改革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相继推出了《当前改革10大核心议题》(2012年3月下期)、《新政治观探讨》(2012年10月上期)、《新改革动员令》(2012年12月下期)、《公众内心最关注最期待的改革究竟是什么？》(2013年1月下期)、《中国“红利家族”》(2013年3月上期)等重点专题与调查，引起广泛反响。
在策划组织以上选题与相关调查过程中，我们深刻认识到，关于改革的各类观点粉墨登场，争议较多、缺乏共识，最根本的是因为很多问题在理论上认识不清，要想真正推进改革，需要在理论上明辨是非。一方面，无论是专家还是公众，对改革的理解与认识及观点各不相同，原因不仅在于其立场、身份的不同，更根本地在于各人所掌握的不同理论所致；另一方面，渐进式改革遭遇困境，处在“河中央”的中国改革，各种深层次的矛盾纷纷显露，盘根错节地联系在一起，已经很难分清纯粹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或是社会问题，改革实践亟待创新理论的指导。
作为理论工作者，专家学者们对改革理论问题具有更专业的研究与更深刻的认识，他们认为哪些改革理论亟待突破？他们是如何看待改革理论创新的？围绕以上问题，从2013年1月至4月，《人民论坛》编辑部联合《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对国内外566位专家进行了面访、电话访谈、电子邮件采访等不同形式的访谈、调查。
一、“四大鸿沟”阻碍改革理论创新
“您是否认同中国改革遭遇理论困境”？面对这一问题，51.1%的受调查专家认为“是”，32.4%的专家选择“不是”，认为“不好说”的占16.5%。过半受调查专家认为中国改革遭遇理论困境表明推进理论创新的严峻形势。梳理受访专家学者意见，可以概括为“四大鸿沟”阻碍改革理论创新。
(一)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的鸿沟。当前，不少地方和部门都强调改革创新，各种各样的改革尝试似乎从未停止过，但来自既得利益者的阻力越来越大，一些改革被碎片化倾向更加凸显。因为试验性的探索，一些部门打着改革、创新旗号扩张权力，既得利益膨胀已经不是个别现象；一些地方的改革在某种程度上演化成了“今天一个政策、明天一个规定，上面一个发现、下面一个创新”，改革变成了某些领导者个人推动、某些部门单独热衷的事情。此外，一些领域的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涉及的范围广，利益关联群体多，改革需要支付的成本高、难度大，单项改革效果逐步弱化，沦为“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表象改革。解决表象改革、改革碎片化等现象，需要加强顶层设计，而顶层设计的缺乏，使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的鸿沟愈加明显。
(二)口头改革与行动改革的鸿沟。“口头改革”常常表现为说一套、做一套，是指许多理论、方针政策只是挂在墙头、说在嘴上，而不是去坚决地执行落实，从而损害了制度的权威，使某些改革流于形式。比如，在政治领域，作为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论设计，反映了党的宗旨、人民的心声，可在实践当中，人大代表身份有时被当作为一种“荣誉”而不是一种权力，人大代表远没有发挥出其在制度中规定的作用，甚至被称为“摆设”，人们难免对改革理论产生疑惑，从而幻想去照搬西方的理论模式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比如个别人希望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来遏制腐败问题即是此类典型。
(三)制度设想与实际效果的鸿沟。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前许多改革举措的推出，具有良好的价值取向，目标设定也非常公正，但在实践当中的效果却不尽如人意。比如，在廉政建设当中，党对干部的管理是极其严格的，要求党员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可在现实当中，不少党员干部高高在上、自以为是，权钱交易、贪污腐败，使理论设想与实际效果的距离越来越大。无论理论架构与设计是多么完美，当人们对其丧失信任后，制度设想就只能是一纸空文。一位专家在接受《人民论坛》记者采访时就指出，依法治国是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可现实生活中矛盾最多发、爆发最激烈的征地拆迁矛盾在部分地方常常立不了案，使公众在现实中感受到个别地方政府不是“法治”，而是“权治”，这种制度设想与实际效果的严重背离，使改革理论创新困境加剧。
(四)理论滞后与实践突进的鸿沟。在中国改革实践当中，一个最突出的现象就是，现有理论解释不了当前现实。有受访专家指出，这种理论滞后与实践突进的矛盾在一定时期内可能还会存在。长期以来，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用西方的相关理论来解释中国改革，从而对中国的发展作出种种预测，比如“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等种种论调不绝于耳，但现实情况是中国持续快速的和平发展，使这些论调自行破产。如何解释“中国奇迹”，如何认识中国独特的体制优势，需要理论研究的不断跟进。有专家强调，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中国应对最为有力，所受影响相对较小，这大大增强了学界对“中国经验”的理论自信。
二、当前哪些改革理论难题亟待突破？
“您认为哪些改革难题亟待理论突破？”综合全部专家意见与观点，《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通过统计关键词频次的方式，得出当前亟待突破的前八个改革理论难题，分别为：廉政改革，被提及(频次)456次，列第一；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被提及432次，列第二；民主参与，被提及421次，列第三；国企改革，被提及408次，列第四；环境保护，被提及379次，列第五；简政放权，被提及364次，列第六；市场经济体制，被提及323次，列第七；收入分配，被提及298次，列第八。
(一)廉政改革。廉政实践有赖于廉政理论的指导，缺乏这种指导，反腐败实践就会成为“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由于腐败的实质是公共权力的滥用，防止权力滥用的最好方法，就是加强对公共权力的制约。所以，廉政理论必须解决公共权力合法行使的问题。
安徽工业大学党委常委、纪委书记张国宝指出，党的十八大对反腐倡廉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深刻论述和战略部署，既反映了党中央对腐败问题的高度警醒，体现了对中国特色反腐倡廉建设规律的准确把握，也彰显了坚定不移反对腐败的决心和信心。全党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到更加突出位置，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坚决的态度、更加有力的措施，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值得期待。当前，廉政改革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监督公共权力，需要科学反腐理论的指导，从实践当中找到突破口，在理论与实践上进行更深入的创新，推动廉政建设。
(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的发展仍然比较普遍地面临着“三难”和“六乱”的困扰。传统的剥削理论构成了非公有制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理论障碍。而要消除这一障碍，必须重新定义剥削并重新认识剥削与私有制的关系。把非劳动收入和剥削区分开来，把剥削与私有制区分开来，我们就能够打破传统观念和思维模式对人们的束缚，使保护私有财产逐步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从而为进一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扫清思想上理论上的障碍。
(三)民主参与。社会利益的分化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意识多元化，激发了强烈的政治参与诉求，也给以“人民当家作主”为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发展带来了新的要求与挑战。民主参与的理论与实践进一步发展完善，需要从多方面突破：比如，增强公共事务的“透明性”，培养公民政治参与的意识和能力，以党内参与带动社会参与，推动民主参与的全面发展等。
(四)国企改革。当前，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已经有较多的共识，但是，对于改革的目标方向、重点内容和推进方式却有比较大的分歧。因此，深化国企改革需要明确以下几个理论问题：即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定位；国有经济需要布局在哪些“关键领域和重要行业”；国有资产资本化、证券化是否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等等。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指出，不能为了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恩格斯曾说过：“如果烟草国营是社会主义的，那么拿破仑和梅特涅也应该算入社会主义创始人之列了。”但时至今日，仍有人认为，国有化就是社会主义，包括奥巴马采取国有化的措施以后，就说奥巴马也要搞社会主义了。简单地把国有化和社会主义等同起来，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错误的。
(五)环境保护。当人类历史蹒跚进入20世纪中期时，地球自然生态和人类精神生态呈现出重重危机，人与自然关系的诸多问题引发了西方思想文化领域的反思和自省。当前社会科学的前沿研究，都显现出“绿色化”态势，应对环境问题(“天”)和资源问题(“地”)的严峻挑战，维护“人”的尊严底线，亟待理论研究创新突破。
(六)简政放权。按照公共管理理论，管理层越多，管理成本越高，管理效率越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斯认为，发达国家的兴起就在于国家对经济人的关系上从“政经不分型”到“政经保持距离型”这一根本转变。因此，行政体制改革要以“有限政府”、“公共服务型政府”为目标，简政放权，使政府从所有者和经济活动的直接管理人，向监管人和规则制定人转变，处理好政府、市场和社会“三驾马车”的关系。
(七)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必须首先从理论上全面、系统地认识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规律、本质与特征。有的学者主张搞西方化的市场经济，反对加社会主义一词，根据是市场经济没有“姓社姓资”的问题。可以说，市场经济本身不存在制度属性，因而可以与资本主义结合，也可以与社会主义结合。但市场经济总得与社会制度结合。搞改革不能脱离开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是搞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所以要强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社会主义”加之于市场经济，不是画蛇添足，而是画龙点睛。搞理论创新不问“姓社姓资”，或曰突破“姓社姓资”的“障碍”，其结果，可能走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八)收入分配。随着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引入，我国理论界尤其是经济学界，盲目地接受了一些不利于勤劳致富的理论，形成了妨碍共同富裕的理论教条，如“刘易斯转折点”理论、“倒U型”假说。那些来自于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教条不能指引我们共同富裕，我们必须在解放思想中实现经济发展理论创新。
对当前亟待突破的八个改革理论难题进行分类，我们可以发现其主要分布在四个领域，经济领域占三个，分别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列第二位)、国企改革(列第四位)、市场经济体制(列第七位)；政治领域也占三个，分别为：廉政改革(列第一位)、民主参与(列第三位)、简政放权(列第六位)；社会领域占一个，为收入分配(列第八位)；生态领域占一个，为环境保护(列第五位)。为了帮助读者更深刻认识以上问题，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在后半部分，我们按领域组织专家进行了深入解读。
三、改革理论的创新与突破要“少插旗子，多种树”
中国改革是一项世界文明史上前无古人的事业，超大型国家的社会现实，13亿人口的巨大群体，急剧转型的国内外环境，使中国改革面临前所未有的难度。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改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取得了巨大成就，增加了社会各界的理论自觉、理论自信。
如果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比喻为中国改革理论大厦的主体结构的话，那么各领域的改革理论可称得上是支撑这个主体结构上的相关部件。如何让每个部件成为这座理论大厦的支撑而不是相反，关键需要推进符合中国实践的改革理论创新与突破，而不是照搬照抄西方的理论。2012年8月，《人民论坛》杂志《公众期待怎样的理论创新》专题调查显示，“哪类理论创新最不受欢迎”？“照搬西方理论，缺乏本土化和创新意识”，得票率高达68.3%，令人深思。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人文学院院长李德顺在接受采访时强调：破解当前改革理论难题，我主张“少插旗子，多种树”。在中国，“旗子”即“主义”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完全应该以中国人为主体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我国实际出发，从理论上凝聚提升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教训，用新型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来使之在实践中成熟定型，然后以此来告诉世界：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的特点和优越性在哪里。偏离这个大方向的某些争论，实际上只是话语权的争夺，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四、亟待进一步加强对“改革”自身的理论研究
在采访调查专家学者的过程中，不少专家指出，改革推进到当前阶段，应进一步加强对“改革”自身的系统研究。在调查当中，对这一观点持支持态度的专家学者占比41.2%。
中国改革事业的全面发展，人民群众的更高更新要求，国内国际的高度关注等，为中国改革理论的创新与发展迎来了重大历史机遇。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在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深入研究和科学回答上，对“改革”自身的研究将使人们更透彻地认识改革、深化改革。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林熹表示，应该加强对“改革”自身的理论研究，设立“改革学”。她指出，30多年的改革实践成就辉煌，更深层次地推进改革，必须对“改革”这一主体本身进行专业的学术研究与思考，明确改革自身的任务、演变逻辑等，使“改革学”成为像管理学一样的学科。
北京大学立法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徐晓冬建议，建立关于改革的学科体系，组织专门力量加强改革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对改革的对象、主体、客体、系统、组织、机制要逐步明确，厘清思路；对改革的基本概念、基本原则、基本方向、基本规律、基本目标、基本阶段、基本路径、基本标准、基本性质等要加强研究，建立制度改革过程控制、政策运用、利益协调的有效运行机制，明确提出制度改革整体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如果没有这些基本共识，就不是改革，就会产生混乱，甚至出现灾难。
五、构建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改革理论，要敢于让群众放言
在调查过程中，不少专家在接受《人民论坛》记者采访时表达出这样一层意思：目前国际竞争格局中的“西强我弱”，根本是在思想理论上的“弱”。中国与西方下一轮竞争的重点将表现为理论的竞争，只有真正占领了理论制高点，才能真正破解“西强我弱”格局。要在世界政治、经济大格局中掌握话语权、主动权、主导权，需要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改革理论创新的坚实支撑。这既是时代对中国改革研究者寄予的期望，同时也为其作为打开了巨大空间。
理论工作者要承担历史责任与把握时代机遇，既需要自身的努力，也需要环境的塑造。许多受访专家表示，要构建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改革理论，当前最关键的是要形成活跃宽松的争鸣氛围。许多学者反映，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突进相比，理论界还缺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浓厚氛围，理论创新受到的限制依然较多。研究环境还不够宽松，思想还不够解放。红线较多，让人缩手缩脚，缺少有真知灼见的研究成果。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在接受《人民论坛》记者采访时指出，要推进改革创新，必须要敢于让群众放言。他强调，当下中国，在既有的权力结构和政治生态下，集中易而民主难，批评与自我批评则更难。尽管中央不断提倡，批评却始终难以形成气候，放言也始终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想要真正解决问题，既不能渲染问题，更不能粉饰问题！必须敢于直面它正视它，善于分析它研究它，才能最终解决它战胜它。改革理论创新更是如此，舍此，别无他路。
执笔：陈阳波，《人民论坛》记者。
经济领域哪些改革问题亟待理论突破？
调查结果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列第二位)、国企改革(列第四位)、市场经济体制(列第七位)。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的发展仍然比较普遍地面临着“三难”和“六乱”的困扰。传统的剥削理论构成了非公有制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理论障碍。而要消除这一障碍，必须重新定义剥削并重新认识剥削与私有制的关系。把非劳动收入和剥削区分开来，把剥削与私有制区分开来，我们就能够打破传统观念和思维模式对人们的束缚，使保护私有财产逐步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从而为进一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扫清思想上理论上的障碍。
国企改革。当前，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已经有较多的共识，但是，对于改革的目标方向、重点内容和推进方式却有比较大的分歧。因此，深化国企改革需要明确以下几个理论问题：即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定位；国有经济需要布局在哪些“关键领域和重要行业”；国有资产资本化、证券化是否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等等。
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必须首先从理论上全面、系统地认识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规律、本质与特征。有的学者主张搞西方化的市场经济，反对加社会主义一词，根据是市场经济没有“姓社姓资”的问题。可以说，市场经济本身不存在制度属性，因而可以与资本主义结合，也可以与社会主义结合。但市场经济总得与社会制度结合。搞改革不能脱离开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是搞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所以要强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社会主义”加之于市场经济，不是画蛇添足，而是画龙点睛。搞理论创新不问“姓社姓资”，或曰突破“姓社姓资”的“障碍”，其结果，可能走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消灭剥削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消灭私有制
重新认识剥削与私有制的关系
蔡继明
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的发展，已经消除了政治、法律和政策上的障碍
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从改革开放前的革命对象，到中共十三大被确认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从中共十五大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被纳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到中共十六大与公有制并列，成为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的对象；从中共十七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定为中共的指导思想，到中共十八大强调“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应该说，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的发展，已经消除了政治上的障碍。
从1982年的宪法只承认个体经济的合法地位，到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确认包括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在内的整个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地位，明确提出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应该说，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的发展，已经消除了法律上的障碍。
从“非公经济36条”(即《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5]3号)，强调要为非公有制经济创造平等竞争、一视同仁的法治环境、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实行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鼓励和支持非公有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垄断行业、公用事业以及法律法规未禁止的其他行业和领域；加大财税金融支持，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完善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社会服务，建立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强和改进政府服务和管理，维护非公有制企业的合法权益，保护企业正常经营活动，到“非公经济新36条”(即《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13号)，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和政策性住房建设、社会事业、金融服务、商贸流通、国防科技工业等领域，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和国际竞争，这表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障碍也正在消除。
传统的剥削理论构成了非公有制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理论障碍
但是，非公有制经济在发展中，仍然比较普遍地面临着“三难”(登记创业难、融资难、诉讼难)和“六乱”(乱审批、乱许可、乱检查、乱罚款、乱收费、乱摊派)的困扰，与国有企业甚至外资企业相比，在土地征用、人才引进、信息获取、户籍管理等方面，受到不公平待遇。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私有制是万恶之源”，“恐私、怕私、惧私”的传统观念还深深扎根于人们的头脑中。
然而，仔细分析便不难得知，人们之所以痛恨和诅咒私有制，并不在于私有制本身，而在于人们赋予私有制的一个似乎是与生俱有的属性——剥削。按照传统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价值是唯一地由活劳动创造的，非劳动收入无一不是非劳动要素的所有制凭借着非劳动要素的所有权对劳动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这样，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与剥削就成了孪生兄弟。正是传统的剥削理论，构成了非公有制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理论障碍。而要消除这一障碍，必须重新定义剥削并重新认识剥削与私有制的关系。
其实，无论是马克思把剥削定义为“资本家对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还是琼·罗宾逊把剥削定义为“垄断厂商获取的劳动的边际成本与劳动的边际收益产品或边际产值之间的差额”，其实质都是对他人要素贡献的无偿占有，是要素报酬与要素贡献的偏离：如果要素报酬低于要素贡献，要素所有者被要素使用者剥削了；如果要素报酬高于要素贡献，要素所有者剥削了要素使用者；如果要素的报酬与贡献相一致，要素所有者与要素使用者之间就不存在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共十六大所确立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简称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已经在原则上扫清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理论障碍。
这里关键是要理解，所谓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是以承认各种生产要素(包括非劳动要素)都参与了社会财富的创造为前提的。我们知道，各种生产要素都参与了物质财富即使用价值的创造，这是不言而喻的，所谓“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但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下，物质财富总是采取相应的社会形式，而作为分配对象的财富，也只能是社会财富。根据内容和形式相统一的辩证法，参与物质财富创造的各种生产要素，同样参与社会财富的创造。在商品经济中，财富的社会形式就是价值，由此得出结论，各种生产要素都参与了价值创造。而所谓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就是按生产要素在社会财富即价值的创造中所作的贡献进行分配，根据这一原则，只要各种生产要素的报酬与各自在社会财富的创造中所作的贡献相一致，就不存在剥削关系。
更确切地说，根据非劳动生产要素的贡献所获得的非劳动收入，不应被视为剥削收入。不仅如此，由于剥削从一般意义上说，不过是对他人生产要素所创造的社会财富的无偿占有，所以，严格地按生产要素的贡献进行分配，恰恰是对剥削关系的否定。这也就为保护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和私有财产，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反过来，只有像中共十六大报告所强调的，既要保护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又要保护私有财产，才能真正贯彻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因为，合法的非劳动收入是根据非劳动要素的贡献所得到的合理收入，而作为大多数非劳动收入源泉的非劳动要素，都属于私有财产。所以，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与保护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和保护私有财产，在逻辑上是完全一致的。
把非劳动收入和剥削区分开来，把剥削与私有制区分开来，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扫清理论障碍
根据以上分析，私有制经济中并非一定存在剥削，而公有制经济中未必就没有剥削。我们不能笼统地把私人业主等同于剥削者——只有当私营业主付给工人的工资低于其边际产品收益时，我们才能把私营业主界定为剥削者；我们也不能断言公有制企业中的劳动者就一定不受剥削，除非他们的劳动报酬等于他们的劳动贡献。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剥削仍然可能存在，但是，不能一概认为凡是私营企业或私有经济就一定会存在剥削。在非公有制经济中，如果按照市场价格付给工人工资，工人对劳动所得感到满意，就不能说他在遭受剥削。当然，也不能完全否认在非公有制经济中存有剥削，但这种剥削不一定是私有制造成的。
既然承认非公有制目前仍然适应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要求，就应该大力发展它。另一方面，既然确定剥削是对他人生产要素的贡献无偿占有，就应该坚决予以取缔，至少在目前，我们已没有任何理由再继续允许剥削存在。要坚决反对剥削，要利用经济的、法律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各种手段对剥削加以限制，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予以取缔。无偿占有他人的成果毕竟是不合理的，尽管它在历史上曾经对生产力的发展起过促进作用，从而其存在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今天没有必要以牺牲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代价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国家更不能允许以无偿占有他人的劳动来换取经济发展。我们现在完全可以让人民安居乐业，让他们得到应有的报酬。因为马克思所说的剥削是要把工人的生活费用限制在必要消费资料范围内，仅仅维持生存，而我们现有的生产力水平和基本国力已足以保证社会成员不仅能够获得必要的消费资料，而且可以获得一定的发展和享受资料(可以旅游、购买房产和汽车，可以享受各种教育)，为什么还要允许把劳动者的消费水平或收入水平限制在维持生存范围内呢？
消灭剥削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消灭私有制
由此我们得出的一个结论是，消灭剥削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消灭私有制。人类社会的最终目的是要人们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这一目的也许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和多种手段而实现，可能通过公有制实现，是否也可能在私有制条件下实现呢？私有制是否更符合人的本性，人们有了自己的私有财产是否可以更自由全面地发展？社会如果保护了私有财产，是否能给人们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既然私有制和剥削可以分开，私有制不等于剥削(它可能有剥削，也可能没有剥削)，那么，消灭剥削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消灭私有制。
这里，特别要强调目的和手段的关系，不要把最终目的与实现目的的手段混淆起来，特别是在实现目的的手段不是唯一的情况下。有些人以为消灭私有制就是目的，搞计划经济就是目的，搞按劳分配就是目的，搞公有制就是目的，其实这些都是手段。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最终的目的是要进入大同世界，是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实际上，私有制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完善，它也在不断地否定之否定。现在的私有制已不是100多年前的私有制，更不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的私有制。公有制也在不断完善，现在的公有制也不是马克思当年所设想的公有制。因此，我们仍然要把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奋斗目标，但是，要实现这样一个目标，手段可能是多样的，公有制可能是可供选择的一个手段，但不一定是唯一的。
显然，只要我们全面地把握中共十六大所确立的按贡献分配的思想，把非劳动收入和剥削区分开来，把剥削与私有制区分开来，我们就能够打破传统观念和思维模式对人们的束缚，使保护私有财产逐步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从而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扫清思想上、理论上的障碍。
对国企垄断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国企改革几个理论问题辨析
赵昌文
当前，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对此问题，各方面也有不同的认识。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而且，十八大明确提出了“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国有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所以，必须继续大力发展国有经济，必须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也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到当前阶段，我们更加需要关注的是国家的综合经济实力，是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是国民经济而不仅仅是国有经济。如果发展国有经济与国民经济是一致的，就应该继续坚持。相反，如果国有经济的“大”和“强”是以民营经济的收缩、退出为代价的，就必须全面审视国有经济发展的原则、方向和比例。因为，一个强大的中国既需要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行业发挥主导作用的国有经济，也需要充满活力、公平竞争、富有效率的非公有制经济。
当前，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已经有较多的共识，但是，对于改革的目标方向、重点内容和推进方式却有比较大的分歧。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一些根本理论问题上的不同认识。
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定位
关于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回答的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能否相容的问题”。
应该说，这其实是一个已经解决了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及国有经济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安排，主要是因为只有公有制才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同时，有利于消灭剥削，实现收入分配公平。对于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因此，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并不存在客观的矛盾。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指出，要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些论述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的重大丰富和发展。它使公有制和市场经济找到了结合点，对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下的定位是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有效结合的重要体现。正如十五届四中全会所指出的，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效结合，最重要的是使国有企业形成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
国有经济需要布局在哪些“关键领域和重要行业”
有人认为，将国有经济存在依据限定为提供公共品和补充市场失灵的逻辑必然导致彻底的私有化。尽管我们并不认同这一论点，但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需要国有经济在一定时期内发挥主导作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加上转型过程中法律制度不完善、市场机制不成熟等特殊“市场失灵”的存在，国有企业应该而且需要在较长时期存在。实际上，由于各国经济发展路径、产业国际竞争力、市场机制健全程度、法律制度和公共管理体系健全程度以及国有经济起源和功能定位等多个方面存在差异，所以，各国的国有经济比重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中国作为一个仍处于转型期的发展中大国，国有经济的功能定位应既包括成熟市场条件下提供公共品和补充市场失灵，也包括解决不成熟市场机制和不完善制度环境下的市场失效问题。实际上，按照是否提供纯粹公共品来判别国有企业的边界完全是英美自由市场经济国家的模式，对很多其他欧洲发达国家而言，国有经济布局的领域并不全是纯粹的公共品，在军工、基础设施、能源、交通、公用事业甚至一些竞争性的领域都有分布。当然，从未来发展看，中国国有经济的比重肯定会不断地降低，同时，比所有权结构更加重要的是，在对国有企业的定位、政策和管理方面，需要不断淡化所有制观念，强化在公开、公平、公正的环境下与其他所有制企业平等竞争。
国有资产资本化、证券化是否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
改革开放以来的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先后经历了不同的改革阶段，而且每一个阶段的内容和重点也不一样。十六大报告指出，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国有大中型企业继续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完善法人治理结构”，“除极少数必须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外，积极推行股份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重要的企业由国家控股”。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从国有企业已有的改革政策和实践看，过去我们一直坚持的改革方向就是公司化、资本化、证券化，未来，要使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从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微观基础，仍然需要继续推进产权制度改革。
必须指出的是，国有资产的资本化、证券化并不会必然导致国有资产、国有资本流失。国有资产资本化，本质上是将国有企业所拥有的实物资产、货币资产转换为国有公司的股权，实现国有企业产权结构由单一走向多元，国家从拥有、管理和控制国有企业，转向拥有、经营和运作国有资本。国有资产资本化后，具备了可交易性和流动性，使后续的国有企业可以通过兼并重组、股份制改造等形式，进行产权结构的优化调整，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创造条件。国有资产的证券化，本质上就是实现国有企业上市，通过资本市场既可以更好地实现国有资本的有进有退和战略布局的调整，还有利于增强资本的流动性，提高资本创造价值的能力。
全面认识国有企业垄断问题
当前，国企改革与国际经济竞争格局均面临诸多新情况、新特点、新问题和新挑战的背景下，全面认识和分析国企垄断问题对于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此问题，应明晰以下几点认识：
一是“垄断行为”不同于“垄断地位”。对于“垄断地位”意义上的垄断的评价，则不适合简单地以好与坏来评论。换言之，不能说所有的“垄断地位”的形成都是坏的，尽管垄断地位可能导致诸多问题。某些性质的垄断，如自然垄断，本身便意味着平均生产成本的降低，可能意味着经济福利的增加。此外，虽然“垄断地位”是第二类垄断行为的构成要件，但这并不意味着“垄断地位”必然引致“垄断行为”。基于此，对这种意义上的垄断的治理不太适用于反垄断法，应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基础上，诉诸其他治理策略。
二是对国企垄断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首先，要区分不同性质的国企。根据国有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属性、所处行业的重要性以及所处行业市场机制的有效性，我们可以将国有企业分为两大类别：商业性国企和兼有政策性功能的国企，其中，具有自然垄断特征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包括部分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在内的国企大体上属于兼有政策性功能的国企。其次，商业性或竞争性国企的垄断需要加强治理。特别是如果商业性或竞争性国企的垄断不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而是行政垄断的结果，其垄断地位的维持更多地源于行政垄断的改革滞后，就更加需要通过不断深化改革打破垄断，强化竞争，以便市场机制能够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第三，兼有政策性功能的国企的垄断具有一定合理性，但也要不断地通过引入竞争或强化规制以提高效率和质量。
西方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必然产生不公平
市场经济改革理论难点探讨
卫兴华
当前，在深化改革进程中，一些涉及我国改革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有必要澄清认识上的差异与是非。正确的科学的理论指导会引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从胜利走向顺利，而错误的理论观点会损害社会主义事业。
改革方向问题
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个理论问题，涉及几个方面。中央文件特别是十八大报告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这个提法和过去有些学者强调的提法是不一致的。过去有的学者强调“要坚持改革的方向”。坚持改革的什么方向？这里争论很大。“坚持改革的方向”如果正确地理解，也是可以的。坚持改革的方向，反对不改革、僵化、保守。但是，改不改是一个“方向”问题，改革的“方向”走向哪里、改革的道路怎么走，更是一个重大“方向”问题。苏联的改革改掉了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改革，所以改革“方向”还有一个更大的制度方向、道路方向问题。既不能仅仅讲“坚持改革的方向”，也不能仅仅讲“坚持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而要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改革“方向”有不同层次的涵义，需分辨清楚。我们搞改革不能脱离开社会主义制度，而有的学者主张搞西方化的市场经济，反对加“社会主义”一词，根据是市场经济没有姓社姓资的问题。可以说，市场经济本身不存在制度属性，因而可以与资本主义结合，也可以与社会主义结合。但市场经济总得与社会制度结合。我们是搞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所以要强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江泽民讲过，将“社会主义”加之于市场经济，不是画蛇添足，而是画龙点睛。如果搞市场经济不问“姓社姓资”，或曰突破“姓社姓资”的“障碍”，其结果必然走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十八大报告讲，我们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怎样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既是一个实际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我们现在有些学者提出的办法和中央指导思想并不完全一致。比如有人还在提“国退民进”的改革方向，即国有企业退出，私营企业进入，还大肆批判实际上不存在的“国进民退”。有人完全否定、丑化国有企业，认为国有企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障碍。有人说我国国有企业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非公有制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还有人说国有经济、公有制经济不是共产党的执政基础，理由之一是苏联国有经济的统治地位，并没有保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实际上苏联正是搞私有化之时解体、亡党亡国的。
十八大讲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强调的是“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并强调“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节点，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也必须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市场能办好的事，就放给市场，也有许多市场办不好的事，需要政府来办。现在存在政府“越位”的事，也存在政府“缺位”的事，需要通过改革来转变政府职能。而有些学者用私有化和新自由主义的观点来解读十八大报告的有关论述，完全错了。理论上存在很大分歧。
政府主导问题
改革涉及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政治发展、生态平衡的发展等，改革和发展要不要由政府主导？这是理论界有争议的问题。有学者提出，搞市场经济不应该由政府主导。究竟是搞完全市场化的市场经济呢，还是应搞政府主导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这样两种观点。我认为我们要完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且必须由政府进行主导。现代西方市场经济已不是前期的自由市场经济，也强调“看得见的手”(政府调节)与“看不见的手”(市场调节)的结合。
我们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这么大的成绩，正是在政府主导下实现的。亚洲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如韩国、新加坡、我国的台湾等，它们的经济发展、经济起飞也是在政府主导下实现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美国市场经济不同，美国是不强调计划的。但日本、法国在二战后，不仅实行市场调节，而且强调计划调节，搞经济计划。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由过去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由政府主导的，并不是经济自发进行的。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提出一系列改革开放理论与思想，后来中央的一系列指导思想如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实现公平正义、强调效率与公平并重、更重视效率、更重视公平等等，都是政府主导的，市场提不出来。
过去我写过文章讲，从科学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概念、理论和经济发展演变来看，一个是自觉的，一个主要是自发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先有社会主义的概念、理论，在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搞社会主义运动、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搞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和发展，都是一个有领导有谋划的自觉的过程。而资本主义不是先提出资本主义概念、理论，继而搞资本主义运动、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再搞资本主义建设、发展。“资本主义”概念的产生，比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晚了很多年，资本主义存在几百年后才出现了“资本主义”这个概念。
而社会主义从概念、理论的产生开始，都是有领导、有指导的自觉过程。所以我们现在搞改革，需要由政府主导，如果自发地完全依靠市场化推行改革与发展，必然会改旗易帜，走向资本主义。
公平和效率问题
党的十七大和十八大报告，对效率和公平问题作出了明确的、科学的界定和阐述。但学界在怎样准确把握中央有关提法的演变和内涵问题上，仍存在种种差异。曾流行多年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是否也是效率与公平的“统一”与“结合”或“优化结合”？是否也是必然与必要的选项？是否现在还应坚持？强调社会主义公平、正义、民生为重、分配公平，是否应提倡“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原则？
对这类问题认识上的差异，有的是对中央文件提出的有关效率与公平的指导思想的调整改变及其内涵的理解不一致，再一个是对目前怎么样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观点上不一致。效率与公平问题，国内外学者长期讨论，但未达成一致看法。就我国当前情况来说，有的人对十七大、十八大报告内容掌握不够，理解有误。不少学者没有注意到，改革开放前期讲公平与效率的问题，主要是从分配的领域来谈的，也就是处理分配问题是注重效率还是注重公平，还是二者兼顾。而十七大特别是十八大更多地从两方面考虑这个问题。十八大一方面讲分配领域的公平效率问题，同时更注重整个经济社会领域的公平效率问题。就是说中央已经把处理好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扩大到整个经济社会。这个问题涉及我们改革开放的一个总的理论指导思想：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怎么看待公平效率问题。教育、医疗、住房都有公平问题，其他经济社会生活和发展领域也有公平问题，分配领域分配不公、两极分化，更是凸显的公平问题。既要讲公平，又要讲加快发展、提高效率。这既关系到我国经济发展与改革取向问题，也关系到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问题。
现在强调和重视公平，但怎样实现公平？有学者发表文章说：“要用市场化推进分配公平。”能不能靠市场化推进公平？从中央指导思想来看，十八大报告指出：推进公平要“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要建立一套有效的制度，建立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出台能够实现公平正义的措施，以保障我们的公平正义。从实际情况来看，分配公平不可能通过市场化来实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发展了几百年，市场经济已经成熟，市场化经验比我们多，但是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有两极分化，不存在分配公平和社会公平。去年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公开承认美国社会不公平，今年3月31日，英国《金融时报》网站发表题为《不平等将成为奥巴马时代的主旋律》的文章，指出“美国收入分配状况陷入自上世纪20年代以来最不平等的局面”。2009年以来，最富有的10%的美国人获取了经济增长成果的149%(因为其余90%的人收入缩水了)；最富有的1%(收入在366623美元以上)拿走了复苏成果的81%，而最富有的千分之一人口(年收入至少达797万美元)竟攫取了增长成果的39%。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99%与1%的对立。没有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实现分配公平、社会公平。
从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来看，西方经济学也恰恰认为，市场经济必然产生不公平。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其风行全球的《经济学》教材中明确指出，市场经济不能保证分配公平、社会公平。市场经济的发展会产生人们不愿意看到的不公平现象。他还说：即使具备有效率的完全市场竞争的理想条件，“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收入能被公平地加以分配。结果将是在收入和财富上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会长期在一代代人中存在下去”。所以说，靠市场化来实现社会公平，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看，都是行不通的。
人民论坛记者杜凤娇采访整理。
政治领域哪些改革问题亟待理论突破
调查结果为：廉政改革(列第一位)、民主参与(列第三位)、简政放权(列第六位)。
廉政改革。廉政实践有赖于廉政理论的指导，缺乏这种指导，反腐败实践就会成为“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由于腐败的实质是公共权力的滥用，防止权力滥用的最好方法，就是加强对公共权力的制约。所以，廉政理论必须解决公共权力合法行使的问题。
民主参与。社会利益的分化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意识多元化，激发了强烈的政治参与诉求，也给以“人民当家作主”为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发展带来了新的要求与挑战。民主参与的理论与实践进一步发展完善，需要从多方面突破：比如，增强公共事务的“透明性”，培养公民政治参与的意识和能力，以党内参与带动社会参与，推动民主参与的全面发展等。
简政放权。按照公共管理理论，管理层越多，管理成本越高，管理效率越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斯认为，发达国家的兴起就在于国家对经济人的关系上从“政经不分型”到“政经保持距离型”这一根本转变。因此，行政体制改革要以“有限政府”、“公共服务型政府”为目标，简政放权，使政府从所有者和经济活动的直接管理人，向监管人和规则制定人转变，处理好政府、市场和社会“三驾马车”的关系。
廉政改革：理论困局与策略选择
庄德水
廉政建设是中国改革事业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也是改革利益得到公平分享的推动力，更是实现政府发展的内在要求。当前，廉政改革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能否破解廉政改革过程中的理论问题，直接关系到廉政建设本身的公信力。
五种理论从不同角度对我国腐败发生根源进行了解释，但仍显得不足
我国现阶段腐败发生的主要根源是什么？这个问题是廉政改革的逻辑起点。当前，腐败行为渗透进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呈现易发多发态势。我国现阶段腐败的根源是什么呢？
传统阶级斗争论认为，腐败是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产物，官员之所以发生腐败，就在于他们背叛了阶级立场，盲目追求资本主义糜烂生活方式，防治腐败须把腐败分子作为阶级斗争对象，用强制手段加以惩处。
传统道德论认为，腐败发生与道德失落呈正相关，中国腐败是官员个人道德堕落的结果，防治腐败必须注重官员的思想道德教育。
腐败文化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腐败的文化，内部的腐败因子是无法消除的，人情关系的存在使腐败得以滋生蔓延，防治腐败须先行改变中国文化结构。
经典寻租论认为腐败是行政权力过度干预市场、追求超额垄断利润的后果，防治腐败须改革行政审批制度，下放政府权力。
新制度理论认为腐败是制度供给不足的产物，制度缺陷会给腐败行为提供活动空间，防治腐败应重视制度建设。
以上这些理论从不同角度对我国腐败发生根源进行了解释，但仍显得不足。我们不应把腐败归结为中国的“特产”，也不应对防治腐败持悲观态度。我国正处于现代化转型时期，腐败的发生具有结构性特点，即我国腐败不是社会制度的必然产物，而是经济社会发展特定时期难以避免的阶段性现象，完全可以像世界上其他清廉国家一样，随着国家治理水平的提高而逐步得到解决。在现阶段，我们只能预期尽可能地减少腐败而不是彻底地根除腐败。反腐败将贯穿于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全过程。
廉政创新的策略选择：不能依赖微观行动理论和中观治理理论
解决策略选择问题是廉政改革的基础。微观行动理论认为应采用“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把基层政府作为廉政创新的第一主体，从基层开始自下而上地推行廉政创新，再向全国推广。廉政创新是一项充满风险的事业，特别是那些对于存在争议的制度措施比如官员财产申报等而言，从基层开始试行会减少政治风险，减轻社会压力。
中观治理理论则认为，应重视公民社会组织的参与作用，把中层组织建设作为廉政建设的重点，形成治理网络，发挥中层组织承上启下的作用，让廉政创新从中间向两边拓展。但客观地说，我国的社会团体力量仍过于薄弱，社会公众的参与效能感仍不足，他们难以承担起廉政改革的重任。
在这里需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制定出台了一系列廉政制度，但从总体上看，这些廉政制度尚未形成整体力量，其原因在于缺乏廉政理论指导和顶层设计，以致廉政制度应急性强于规划性、短期性强于长期性。对于廉政创新来说，“摸石头”已经难以应付层出不穷的腐败问题，并会使廉政改革陷入停顿，因此必须从宏观上明确廉政创新的总体战略和路线图，消除廉政制度的应急性色彩，强化其预见性和持续性。顶层设计并不是零散的“方案”、“规划”的制定，也不是简单的查漏补缺，而是把廉政改革作为一项社会工程，从政治发展角度审视和评估廉政创新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确定廉政创新的工作环节、重点步骤以及阶段目标，引导廉政改革的整体推进。顶层设计要求廉政改革与政治发展和社会民意相一致，吸纳有益行政体制改革要素，形成廉政创新内核。如此，顶层设计的宪政原则是什么、顶层设计与惩防体系发展规划如何协调、顶层设计应该优先考虑哪些制度内容，包括国家预算民主制度、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行政信息公开制度、举报人保护制度等，均需着眼于廉政建设的长远规划作出选择。
廉政改革的关键是有效制约公权力
如何更有效地制约公共权力？解决这个问题是廉政改革的关键。在理论界，不同学者提出了不同的制约思路。
权力制约权力论以天赋人权理论为基础，认为权力必须受到有效制约，要制约权力，应在横向上配置给三个权力主体，即立法、行政和司法三大部门，通过它们之间的权责规定和运行过程中的相互制衡，从而避免权力被滥用。
权利制约权力论以社会契约理论为基础，认为政府权力是有限的，公民、社团可以通过行使选举、罢免、言论自由、参与及非暴力反抗等民主权利对权力主体进行制约，从而让权力不敢逾越边界。
以道德制约权力论以经济人假设理论为基础，认为人性本恶，不对权力加以制约，任何权力主体都可能侵犯公民的自由和权利，故应把外在的道德准则转化为权力主体内心的道德自律，通过强化道德修养和道德意志，培养权力主体的自我约束能力，从而保证权力的廉洁性。
其实，制约的关键在于适度分权，避免权力过于集中。从现有分权途径来看，我们并非要采取西方的分权做法，而是结合中国国情，对权力运行过程进行功能分解，让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分属于不同的权力主体，形成既协调一致又相互制约的局面。
在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我们关注，一是权力结构改革的核心是什么。这个问题从纵向方面涉及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从横向方面涉及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之间的协调和制约关系；二是权力配置的关键是什么。这个问题从内部涉及权力与责任之间的关系，从外部涉及权力与制约之间关系。针对于此，在权力结构方面，我们需要围绕“职能”重新梳理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各自定位，明确划定政府职能、市场职能与社会职能之间的界限，各自履行应有的职能。在权力配置方面，需要明确权力配置的本质是权力资源的重新分配，其关键在于杜绝个别强势集团和既得利益集团垄断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权力资源，实现权力资源分配的分散化和相对平等化，让不同阶层或集团能够拥有不同性质的权力资源，进而让这些权力资源代表不同的利益权力和地位。
“一把手”是权力监督的重点，更是权力监督的难点
如何监督“一把手”权力？解决这个问题是廉政改革的一大难题。“一把手”是权力监督的重点，更是权力监督的难点，其要害在于“一把手”经常处于失监地位，虽然在行政过程方面有上级部门的监督，但由于监督效力有限，不可能对“一把手”实行全方位的监督。更重要的是，“一把手”掌握了单位内部的权力资源，对重大利益事项具有决定权，单位其他人的切身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受“一把手”掌控，畏权心理的存在阻碍了监督的实施。在现阶段，解决“一把手”监督问题，不仅可以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而且可以为社会公众树立反腐的信心，扩大廉政参与范围。
委托代理理论认为在权力委托人与代理人偏好不一致、信息不对称以及代理人具有剩余控制权的条件下，要监督“一把手”权力，需要实现政务信息公开，加强对官员的廉政教育和廉政考核。更重要的是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把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法律监督、行政监督、公民监督、舆论监督等力量统一起来，形成一个独立的监督主体。
机制设计理论主要研究在信息不完全但是可以自愿交换并做出自由选择条件下，可否通过分散化决策，实现个人利益与预定目标的一致。这种理论认为，应强化信息效率和激励共容，完善“一把手”监督制度、奖惩机制和福利保障机制。
国家廉政体系理论认为，应建立一个高度透明并具有问责性的国家廉政体系，这个廉政体系离不开民主的制度、成熟的公民社会、独立的司法系统和拥有自由言论的媒体的支持，其中最关键的是“一把手”问责机制的设计，让看守者又是被看守者，监督者又是被监督者。
防止利益冲突理论认为除了监督“权力”外，还应关注“利益”因素，侧重于从利益一方来压缩腐败空间并阻断以权谋私通道，划清合理利益与不合理利益的界限，规避“一把手”不正当利益关系对权力行使的干扰，建立权力与利益相分离的有效机制。在实际工作中，下一阶段，我们是建立一个新的统一监督机构，整合不同监督力量，统筹协调国家监督工作，还是仍沿用现行的监督体系，创新协作机制推进监督工作，需要结合实践探索作出战略选择。这个问题涉及党政职能关系、执法司法职能关系以及不同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
当前中国政治参与的特点与出路
杨雪冬
社会利益的分化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意识多元化，已经成为中国继续深化改革的重要前提和出发点。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急剧全面变革的社会来说，利益的分化不仅释放出社会活力和创造力，也激发了强烈的政治参与诉求，从根本上改变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社会内部的关系，使改革的重心从单纯地向社会放权转变为既要给社会放权赋能，更要约束国家权力。推进有序政治参与发挥着既增强社会权利、又制约国家权力的双重功能。更为重要的是，在有序政治参与过程中，多元的社会利益也可以在统一的制度框架内、共同的制度平台上相互博弈，提高社会的认同感和包容性，保持制度的弹性和应变性，并逐渐将各种社会政治关系稳定化、规范化。
利益多元化是政治参与扩大的前提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不仅带来了全社会整体财富的快速积累，也加快了社会利益的分化。随之而来的是权利意识的复苏。在社会整体财富水平提高的前提下，已经分化的社会群体，关注的重点转变为利益分配是否合理，利益格局是否均衡，利益关系的调整是否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这种关注点的转变，使得利益多元化的社会政治后果开始显现出来，利益多元化也不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成为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当下的利益多元化呈现出以下一些新的特点：
首先，利益多元化过程中两极化趋势明显。以基尼系数为衡量标准，中国的贫富差距存在着不断拉大的趋势。这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平感，诱发了“仇富仇官”意识，使得人们对于机会公平的制度改革要求更为迫切。
其次，利益多元化过程中产生了强烈的社会焦虑感。利益多元化必然导致需求多元化，各个利益群体都会把维护自己的利益作为处理社会关系的首要原则。而现有的制度无论在渠道上还是能力上都无法完全满足短时间内出现的如此多样、并且不断提高的需求。需求的受挫激发了对解决当下问题的担心，和对未来前景的忧虑。
第三，社会利益多元化推动了执政党内部利益的多元化。中国共产党来自社会不同群体。尽管对于每个党员有着统一的政治要求，执政党有着明确的使命，但是每个党员相互间存在着差别。利益的多元化，既影响到党的意志在党内的有效贯彻，也为权力的滥用提供了条件。
第四，各利益群体间矛盾更加突出，并有激化的可能。各社会群体利益的提升速度和获得利益的规模存在着明显的差距，造成这些差距有诸多体制机制因素，由此导致各社会群体对现有体制的不满意，并将这种不满意扩大到相互之间。
第五，个别利益群体积极寻找自己的利益代言人，为自身的利益诉求建构理论。利益的多元化导致了观念的多样化，有自觉意识的利益群体都在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建构自己的理论，以使自身的利益诉求正当化、价值理念普遍化。互联网为这些观念的表达提供了便利的渠道，扩大其社会影响，使其从虚拟网络走向社会现实。这些系统化理论化的观念也与主流意识形态形成竞争。
制度建设必须容纳政治参与的扩大
对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研究表明，社会利益多元化必然会推动政治参与的扩大，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有赖于政治制度对于激增的利益诉求的有效回应和疏通整合。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群体与体制之间的矛盾逐渐加剧，并且以多种形式的行动呈现出来。
首先，在各种形式的选举中，竞争性不断提升。一些社会群体或者个人都希望借助选举平台来表达诉求，进入体制。党组织对于候选人的推荐协商功能受到冲击，选举结果受到多种力量的影响。
第二，在利益维护方面，社会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一方面，通过新的利益关系结合的一些社会群体，在积极争取和维护自身权益的过程中，由于无法得到体制的直接支持，开始采取组织化行动；另一方面，在现有的组织化社会中，一些群体的利益受到体制性伤害，开始自我组织起来。互联网的发展，为目标更具体、规模更小的组织化行动以及跨区域、行业的组织化行动提供了条件。
第三，在政策议题方面，来自社会的诉求更加强烈。利益的多元化推动了多种意见的表达，而社会公众对于自身利益问题的日益关注，与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产生的问题不断增多之间形成相互增强的关系。这些意见诉求对于决策者构成了巨大压力，推动了政策议题的设定与改变。
第四，政治娱乐化和政治冷漠也在滋长蔓延。利益多元化也意味着多种方式的政治态度表达。政治娱乐化主要体现在年轻群体和一些持不同政见者中间，表现为极端形式的、以吸引注意力为目的的行为主义表演。政治冷漠弥漫在许多群体之间，或者出于对政治的失望，或者因为兴趣的转移。
第五，党内的政治参与也在不断复杂化。社会的多元化必然会投射到执政党内部，推动党内多种利益诉求和意见的产生。这一方面导致了党内意见统一过程的艰巨，另一方面也为统一的政令法令贯彻设置了障碍。
中国政治体制最大的优势是有效的社会动员力和大规模的集体行动，这是建立在社会内部的一致性和政治资源的高度集中的基础之上的。社会的多元化以及随之出现的政治参与的多样化，如果不能成为体制改造的建设性力量，显然会制约这种体制优势的发挥。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的历史性改变，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紧密地互动起来。国内社会力量与国际社会力量也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国内政治参与不仅有了国际范围的参照系，而且有了可以获得支持的国外力量，这加剧了国内政治参与的复杂性，也会激化某些领域的矛盾和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参与的扩大并不必然直接导致政治体制的完善，反而会加重制度改革的负担。因此，必须将政治参与的扩大纳入制度框架之内，激发建设性力量。
扩大有序政治参与出路设计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的政治制度具有吸纳政治参与的巨大潜能和拓展空间。因此，要从顶层设计的高度来重视扩大有序政治参与，在充分承认利益多元化的前提下，积极探索有效的制度化渠道，既要满足原有社会群体的政治需求，也要将新兴社会群体纳入到制度框架之中，并为各类社会群体之间的公正博弈搭建制度平台。
首先，要将扩大有序政治参与作为衡量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的重要标准和战略目标，研究其扩大的领域、层次乃至时间表。要将社会群体的结构变化与扩大有序政治参与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提高研究的对策性。
第二，要从重视制度的约束功能转向重视激发现有制度的扩大和吸纳功能，提高参与的法治化水平，改善参与的质量。以人大、政协、工会、妇联、青年团以及各类协会为代表的官方机构，基本覆盖了各社会群体，但由于长期形成的官僚化，以及对自身定位的简单化，扩大和吸纳政治参与的功能明显不足，跟不上政治参与扩大的需要。对这些官方机构的改革，是制度建设的重中之重。
第三，要从谨慎对待社会组织的发展转向积极引导社会组织的发展。现代社会是自组织的社会。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决定了社会的健康运行。参与社会组织既是政治参与的起点，也是其归宿。参与社会组织是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从中人们习得了规则意识，培养了规则能力有序的政治参与。社会组织的发展，也会为政治体系提供应有的支持。
第四，要从将互联网视为技术创新转向将其看作社会组织创新。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之间的对应度不断提高，对于现实社会的影响力也在日益深入。互联网已经为社会组织化提供了新的载体，带来了社会行动方式的变革。因此，要从战略高度来重视网络中不同社会群体的参与习惯、互动方式，分析网络参与制度化参与的影响，实现与制度化参与的对接。
第五，要将国际因素纳入国内政治过程的内在组成，给予重视和研究。这是一个开放的世界，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国际与国内的区分，国际因素已经成为国内政治发展的内在组成部分，并且在某些社会群体的观念和行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除了要提高现有制度的开放度和透明度外，还要设置标准，尽可能限制国际力量的作用范围，尤其是跨国资本、跨国人士的政治影响。
“放权”“削权”“分权”“限权”“监权”“侵权”
行政体制改革的“六权”法则
辜胜阻
十八大报告指出：“行政体制改革是推动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必然要求。”当前要顺利推进经济改革，政府行政体制的改革非常重要。政府只有以更大的勇气做好自身的改革，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经济体制改革才能水到渠成，才能顺利地推进。
改革要处理好政府、市场和社会“三驾马车”的关系
改革需要理论支撑，行政体制改革关键要处理好政府、市场和社会“三驾马车”的关系。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应充分发挥市场、政府、社会“三驾马车”的作用，形成合理的“三元”市场体系结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迫切需要构建“政府—社会(中间组织)—市场(企业)”的三层结构，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与此相适应，也需要“三元”调节机制，即由政府主导的宏观调控机制、由社会中间组织进行的中观调控机制和运用市场来实现资源配置的市场调控机制。在市场调控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自发调节和政府宏观机制这只“看得见的手”双重失灵时，社会中间组织将会作为构架于市场与政府之间的“第三只手”，起到弥补市场失灵与政府缺陷的作用。
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带有典型的政府主导特性。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是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的产物和过渡性体制安排，适应了经济起飞的客观需求，但也造成了一些弊端。首先，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不清晰，政府对于微观事物的干预过多，如行政审批制度过多过严，政府管理存在“越位”现象。而一些本应由政府管理的宏观事物，则存在管理失当的问题，如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竞争规则不完善等，政府管理存在“缺位”现象。此外，政府包办了大量本应由市场去做的事情，政府管理存在“错位”现象。其次，目前社会组织成立门槛过高，一些社会组织行政化倾向明显，现行管理制度不适应社会组织规范发展的需要，造成了我国社会中间组织培育严重不足，难以起到有效的中观调节作用。
当前，最重要的改革是政府自身的改革。政府要切实转变职能，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以行政机制改革推动经济改革。转型时期的政府职能改革的方向应是变“大政府、小社会”为“小政府、大社会”；变“无限政府”为“有限政府”；变“全能型政府”为“服务型政府”。这样，原来“政府替换市场”的职能交给市场，而应属于中间组织的管理职能则还给中间组织，改变政府“大包大揽”的格局，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行政体制改革关键在于“权”
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加快形成权界清晰、分工合理、权责一致、运转高效、法治保障的政府机构职能体系。具体来说：
一要“放权”。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向下放权，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科学配置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与事权，实现中央、地方权力的合理分配与制衡。政府对市场和社会向外放权，各级政府要把不应该管而又管不好的事还给社会中间组织，要弱化政府微观管理职能，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就应放给市场，最大限度地激发市场和社会的活力，更好发挥社会力量在管理社会事务、反映利益诉求、协调利益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中的作用，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
二要“削权”。以职能转变为核心，继续简政放权。减少和下放投资审批事项、减少和下放生产经营活动审批事项、减少资质资格许可和认定、减少专项转移支付和收费、减少部门职责交叉和分散。要把减少行政审批作为职能转变的突破口，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推进政府经济管理方式由管微观、管审批、管短期向管宏观、管监管、管中长期转变，将“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要防止政府部门成为一只“闲不住的手”，成为“万能”和具有“无限责任”的强势政府。
三要“分权”。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改变权力过于集中的局面。
四要“限权”。要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让权力在宪法和法律的“笼子中”运行。要按经济规律办事，理清政府与市场、社会的权力边界，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微观事务管理，把更多精力集中到事关长远和全局的重大事项上来，提高政府管理科学化水平。
五要“监权”。用权一定要受到监督。要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全面推进权力运行的公开化，抓紧出台政务公开、财政公开、司法公开的具体方案，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六要防止“侵权”。政府要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实现服务，防止政府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侵犯，确保依法行政。
有必要成立由中央直接领导的权威的、独立的、超越部门的中央改革领导协调机构
行政体制改革是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有赖于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有必要成立由中央直接领导的权威的、独立的、超越部门的中央改革领导协调机构，从高层进行改革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改革的顶层设计需要采取“高屋建瓴、从长计议、深谋远虑、系统设计”的原则。一要“高”，采取“高屋建瓴”的高端设计，自高层推动，自上而下进行改革。二要“远”，要有长远的战略眼光，谋划长远之道，少用权宜之计。三要“深”，要深谋远虑，强调治本而不是治标。四要“系统”，改革是系统工程，牵一发动全身，要系统设计。同时，实现改革顶层设计要有“四个破除”。一要破除推动主体的“部门化”，防止让既得利益者设计改革和推进改革，防止部门利益对改革的锁定。二要破除改革设计的“碎片化”，防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期政策。三要破除改革方法的“短视化”。顶层设计不能针对表层问题“下药”，而应该针对深层次的矛盾“对症下药”，要治标更要治本。四要破除改革目标的“应急化”，防止改革停留在部门层面的“小修小补”，以致出现“按下葫芦浮起瓢”，许多老问题久改不革、新问题层出不穷的局面。
社会领域哪些改革问题亟待理论突破？
调查结果为：收入分配(列第八位)
收入分配。随着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引入，我国理论界尤其是经济学界，盲目地接受了一些不利于勤劳致富的理论，形成了妨碍共同富裕的理论教条，如“刘易斯转折点”理论、“倒U型”假说。那些来自于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教条不能指引我们共同富裕，我们必须在解放思想中实现经济发展理论创新。
差距过大会加剧社会冲突
声声警钟呼唤社会改革
邓伟志
源头在社会结构
对近三十多年中国的社会状况，曾有人做出这样的评价：经济发展的黄金期与社会矛盾的高发期并存。这是符合实际的。不过，不能认为社会矛盾的高发期是经济发展的黄金期必然带来的，不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更不能对“社会矛盾的高发期”掉以轻心。如今社会冲突的次数、规模、烈度都有滋长的苗头。因此，强调加强综合治理是应该的。在综合治理方面，还需突出从源头上抓起，至于源头在哪里，那就见仁见智了。
源头，引发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的源头，概括起来讲，是社会结构的失调。国内外有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社会结构。诸如，20世纪初叶意大利帕累托的“社会均衡论”，20世纪20年代帕森斯提出的“体内自动平衡理论”，以及为实现社会均衡、社会平衡、社会协同而产生的各种相关理论。在当代中国就是和谐社会的理论。
什么叫“社会结构”？抽象地讲，是指社会整体里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相对稳定的有序的体系。具体地讲，就是阶层结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民族结构、职业结构、人口结构、家庭结构、群体结构以及政社、政企之间的结构，等等。这些结构如果出现倾斜，如果组成结构的诸元素之间张力过大，就会引发社会冲突，导致社会解组。即使有“力拔山兮”的本事，能够挽狂澜于既倒，把社会冲突与解组的坏事变成好事，但是社会冲突与解组也毕竟是已经给社会带来了破坏。没有社会冲突的国家是没有的，可是社会冲突较少较小的国家和地区总是有的。
隧道效应理论清楚地告诉我们：差距过大会加剧社会冲突
中国的社会结构经过三十多年的重组日趋合理。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中国的收入基尼系数已经大大超过了警戒线，至于财富基尼系数那就更大了。三十多年来，伴随着阶层差距拉大而来的是城乡之间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还有人简而言之：中国东部是城市，西部是乡村。因此，城乡差距扩大也意味着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也在扩大。阶层、城乡、地区这三大差距扩大一分，社会冲突便加大一分；这三大差距扩大一尺，社会冲突也加大一尺。
对于这一点，马克思曾用茅屋与大厦作比，来说明人与人之间的差距过大会助长对立情绪。学者也讲过隧道效应理论，以隧道效应理论清楚地告诉我们：差距过大会加剧社会冲突。差距是“因”，冲突是“果”。不难看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结构不合理的反映。
四声警钟呼唤社会改革
近年来，我国的群体性事件虽不能讲是直线上升，但也是接近直线上升。这一宗又一宗群体性事件仿佛是在给我们敲警钟。
警钟的第一声是提醒我们非抛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叫喊不可。20多年来，我们一直奉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理念不仅今天看是错误的，而且在当时看也是错误的：不仅在东方人看来是错误的，在西方人看来也是错误的；不仅从理论上看是错误的，从实践上看更是错误的。效率高未必公平，而公平则一定出效率。中国人从来都是“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桃一筐”。第一次分配要讲公平，第二次分配要讲公平，第三次分配(救济、募捐)还是要讲公平。只有在“分蛋糕”时讲公平，才能调动做蛋糕的人的积极性，把蛋糕做大。说生产决定分配，是指结构和水平；说分配决定生产，是指决定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警钟的第二声是提醒我们要推进新城镇化。“新城镇化”新在哪里？新在进城务工人员市民化。中国的城镇化率过半归功于两亿多农民进城，不把这两亿多人统计进去，不会过半；中国的城镇化率过半归功于农民献出了肥沃的良田。我们城市的高楼没有一处空中楼阁，全是万丈高楼平地起。令人惋惜的是，进城十年八年甚至三十年的农民工还不是“工”，不是市民，没有享受城市权利。当不了市民就回去当农民吧！农民工愿意，可是城里人不答应，家乡人也不答应。城里人不答应，是因为农民工一走，城市就不再美丽；家乡人不答应，是因为农村地少了，回来就是与农争地。因此，非农非工的农民工遇到了“回不去，进不来”的“两难”。“新城镇化”要变农民工的“两难”为“两全”：既把现代城市文明学到手，又保留农耕文明的朴实和勤劳。
警钟的第三声是提醒我们加快社会组织发展的步伐。社会组织的壮大既是调整社会结构的一项内容，即政社关系，又是推进其他几项社会结构改革的制度保证和组织保证。在2013年的“两会”中，农民工代表从上一届的3名增加到30多名，受到舆论称赞。与此同时，也有人指出只有30多名农民工代表同两亿多农民工的比例不相称。其实，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是，在政协中，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个农民工组织的界别。中国共产党一贯倡导“组织起来”，组织起来力量大。以组织的名义发言、写提案要比个人的发言、提案分量重。社会组织是政府的助手。政府挑千斤，社会组织至少能挑八百斤。社会组织是政府与群众之间的纽带，能起到政府起不到的作用。在全国“两会”上，一位政治局委员说：“深化改革是割自己身上的肉。”是的，政府要拿出“割自己身上的肉”的勇气来转移职能，向社会组织放权。当然，社会组织也要加强自身建设，去行政化，去盈利化，直起腰板接受政府职能的转移。
警钟的第四声是弘扬阳光文化。阳光是社会要素的清洁剂，是社会结构的自动调节器。社会结构的不合理体现在特权阶层的疯长。而特权阶层的疯长是因为有人主张“闷声发大财”。所谓“闷声”就是暗箱操作。在暗箱里把公权力异化为私权力，把有限的权力放大为无限的权力。针对暗箱操作的黑暗，就要求让阳光射进暗箱里。
西方理论教条不能指引我们共同富裕
徐祥临
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发展目标。在这一目标下，规定了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的具体发展目标。笔者认为，实现翻一番比较容易，但是，我们在实现收入翻番的目标过程中，必须大幅度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即缩小贫富差距。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共同富裕的本质决定的，也是现阶段能够而且必须做到的。
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思想，鼓励市场竞争，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在创造财富基础上增加收入的热情，对于发展经济起到了巨大作用。但是，单纯的市场竞争必然出现“马太效应”即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要求利用政府的宏观调控尤其是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校正市场竞争造成的财富分配不公现象，保护广大劳动群众勤劳致富的积极性。然而，随着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引入，我国理论界尤其是经济学界，盲目地接受了一些不利于勤劳致富的理论，形成了妨碍共同富裕的理论教条。
这些理论教条概括成一个基本结论就是，现阶段即在人均GDP几百美元到几千美元的发展阶段上，贫富差距拉大是必然的。持有这种观点的经济学家们都把如下两个理论作为根据。一个是“刘易斯转折点”理论，该理论认为，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之前，农民的收入水平不能提高，否则就会影响到资本积累，从而影响经济发展。正是由于这一理论的诱导，多年来，我们在政策上或有意或无意地忽视农民尤其是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使他们对社会的巨大财富贡献得不到合理合法的利益回报，甚至连工资都经常被拖欠。
另一个理论是库兹涅茨提出的“倒U型”假说，该理论认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贫富差距要经历一个先扩大再缩小的过程。“倒U型”假说是依据上百个国家的统计数据得出的经验性结论，并没有得到严密的科学论证，库兹涅茨本人已经提示了这一点。但是，我国的个别经济学家却奉为圭臬，诱导政府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政策调整中对于贫富差距拉大现象听之任之，无所作为。
这些理论虽然出自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但只要不科学，必然经受不住实践的检验。以我国的实践看，改革开放最初几年，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历史上人数最多、比例最大的时期，但由于农村改革，农民收入增长幅度大大超过城镇居民，贫富差距迅速缩小。近几年党中央对“三农”采取了“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政策，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明显缩小。这些事实都是发生在农村还存在数以亿计剩余劳动力条件下的，证明了“刘易斯转折点”理论是不正确的。
从国际经验看，当年日本、韩国和台湾省在经济高速增长起步阶段，人均GDP也只有两三百美元，但由于他们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都实行了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和地区之间均衡发展战略和政策，所以，都在人均GDP达到五千美元之前就实现了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了城乡居民收入均等，使得衡量贫富差距状态的基尼系数控制在0.3左右的合理范围内，至今仍然保持得比较好。
那些来自于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教条不能指引我们共同富裕。我们必须在解放思想中实现经济发展理论创新。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制度都要求共同富裕。那么市场经济能够满足社会主义制度关于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吗？我们不必讳言，单纯的市场竞争会导致贫富差距拉大，但这并不是市场经济制度的客观要求。作为市场经济理论鼻祖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一章就指出过，社会分工基础上相互交换即市场经济会带来“社会各阶级普遍富裕”。那些市场经济教条显然有悖于斯密的这一伟大论断。当然，如何实现“普遍富裕”，斯密并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这正是需要我们创新之处。
生态领域哪些改革问题亟待理论突破？
调查结果为：环境保护(列第五位)
环境保护。当人类历史蹒跚进入20世纪中期时，地球自然生态和人类精神生态呈现出重重危机，人与自然关系的诸多问题引发了西方思想文化领域的反思和自省。当前社会科学的前沿研究，都显现出“绿色化”态势，应对环境问题(“天”)和资源问题(“地”)的严峻挑战，维护“人”的尊严底线，亟待理论研究创新突破。
天地人产权理论破解生态困局
常修泽
现在，需结合中国乃至世界资源、环境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矛盾，就天地人产权理论继续进行探讨
四条路线：“短线中的短线”
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先哲曾率先提出了“天、地、人”的哲学理念。当代世界出现的诸种新情况、新矛盾，更把人的生存发展环境(“天”)、人的生存发展资源(“地”)和人的生存发展自身(“人”)问题，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它逼迫我们思考：如何应对资源环境的严峻挑战？如何实现中共十八大提出的“五位一体现代化”格局的第五位——生态文明？如何在21世纪的今天寻求“天人合一”的境界？
探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出路，可以有四条路线，即：技术创新路线——通过科学发明或技术创新来寻找出路；结构调整路线——通过调整需求结构、供给结构(产业结构)、要素投入结构以及城乡区域结构等来寻找出路；政府规制路线——通过政府的法令、政策、税收等强制性手段来寻找出路；市场机制路线——通过产权、价格等经济机制来寻找出路。
在上述四条路线中，技术、结构、规制路线相对成熟、相对清晰些，人们比较重视，特别是其中的政府规制路线，更被称为“主导型”路线，而市场路线则相对薄弱，人们往往关注不够，成为四线中的“短线”；尤其是其中的“产权”则显得陌生，相比更为薄弱，我称之为四条路线中“短线中的短线”。
有鉴于此，笔者经多年探讨，提出了包括“天”——环境产权、“地”——资源产权、“人”——劳动力产权、管理产权等在内的“广义产权理论”。
“天”上有产权吗
长期以来，环境领域没有明确提出“产权”概念。在当今人类面临气候危机的条件下，环境产权问题成为一个亟须着力探索的命题。依据《京都议定书》等文件规定，为了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气候危机，碳排放被限制，碳减排被强制，“碳排放权”成为稀缺资源。按经济学的“稀缺资源理论”，自然就有了内在的经济价值。在这种情况下，排放指标就变成了稀缺的“经济资源”。这种经济资源一旦形成，它会产生一个质的转变：由非商品向商品转变，由非资产向资产转变，由非产权向产权转变。于是人类创造出了一种新的产品——碳资产，或称“碳产权”。天上有“环境产权”吗？有的。而且，这种环境产权制度，并非某一国家所特有，它属于人类共同拥有的制度文明。
那么，“环境产权”是一个怎样的制度体系？我认为主要包括三个制度：第一是，环境产权界定制度：对环境产权贡献者暨受益者，以及破坏者暨受损者的权益界定。第二是，环境产权交易制度：在利益边界比较清晰的情况下，确立相应的环境产权利益交换机制——对于那些自己付出代价而使他人受益的，应该使之得到补偿；对于那些自己享受环境外溢收益而向他人转移成本的，应该使其支付“对价”。第三是，环境产权保护制度：对环境产权取得的程序、行使的原则、方法及其保护范围等予以法律保护。在这三个制度中，环境产权界定制度是前提，环境产权交易制度是核心，环境产权保护制度是保障。
“地”上“地”下：五项产权权能
中国先哲云：天之道在于“始万物”，地之道在于“生万物”。按照笔者的广义产权理论，中国资源产权领域存在比较严重的“产权残缺”问题。对此，笔者主张应重点锁定以下五个方面的权能：
农民土地经营的流转权。在成立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服务中心、土地托管中心、土地代管所等中介的基础上，建立农村土地经营权交易市场，让土地经营权流转起来，逐步走上土地市场化和土地集约化之路。
林地经营权和林木转让权。不仅包括集体林权，而且包括国有林权，相比之下，国有林权制度的改革更具探索性。
矿产资源的探矿权和采矿权。必须完善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特别是建立完备的矿产资源的探矿权和采矿权制度，以促进矿业权合理设置。
水资源产权制度。必须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水权”制度，在保障灌溉面积、灌溉保证率和农民利益的前提下，建立健全工农业用水“水权转换”机制。水资源产权，有利于提高用水效率，促进科学用水。
海洋的“用益物权”。国家对海域拥有最终所有权，但法人和个人可以取得海域使用权。这是创新涉海产权制度、推进海域使用权物权化改革的新构思。我建议以搞活海洋的用益物权为起点，建立现代海洋产权制度，促进海洋经济发展。
建立“天地人合”的产权体系
当代人的生存发展，是一个包括人的生存发展环境(“天”)、人的生存发展资源(“地”)和人的生存发展自身(“人”)在内的完整体系。因此，要研究“三合一”的天—地—人产权关系的贯通性及其内在作用。
就贯通性来说，应以人的发展为主线贯穿。环境产权实质是环境人权，资源产权实质是资源人权。“人”有三层含义：横向上“全体人”，纵向上“多代人”，内核上“多需人”。从总体上说，天—地—人产权都着眼于“全体人”，但环境产权不仅着眼于“当代人”，更着眼于“下代人”乃至“多代人”；资源产权不仅着眼于“单需人”，更着眼于“多需人”；彼此都是围绕着“人”这个共同的轴心而展开的。至于如何发挥“三合一”的天地人产权之作用，我建议，可在以下三方面开拓：
一是在改革中发挥作用。下一步改革将是“五位一体”改革，其中，生态文明是重要“一位”，应尽快建立资源产权和环境产权制度，以寻求在环资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
二是在发展中发挥作用。通过“三合一”的天地人产权，减少碳排放，促进绿色发展，实现中国经济从“量”的过度扩张，转到“质”的提升。
三是在社会管理中发挥作用。针对一些地区因环境污染而酿成的“黑色乱源”，以及因土地的违规占用、矿产资源的滥开滥挖、水资源的不合理截流和开发而引发的冲突和矛盾，以天—地—人产权理论，加强“源头治理”，解决群众合法合理诉求，及时化解社会矛盾，防止和减少社会问题的产生。
“十二五”生态建设部分目标
推进改革需要什么样的理论
——访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钱乘旦
不加判断，没有分析，一味迷信西方理论，隔靴搔痒，解决不了中国问题
人民论坛：“推进改革需要破解的重大理论问题”，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策划。第一次给钱老师打电话约稿的时候，您说对这个策划、对亟待破解的理论问题有一个担心。这个担心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担心？
钱乘旦：我最担心的是：堆砌西方理论，不作判断，没有分析，不痛不痒，水土不服，脱离中国现状，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已经形成一种思维定式：中国是落后的，西方是先进的，为了不“落后”，就要照搬西方话语，这成为中国学术“进步”的标志。20世纪以来，中国学术“欧化”、“美化”、“苏化”，越来越没有自己的特点，更谈不上做出自己独特的创造，其原因就在这里。许多学术作品变成了西方学术的传声器：套用西方方法、论证西方结论、用西方语言说话，甚至直接重复西方话语。
从历史背景看，这是可以理解的。明清以来，中国日趋封闭，其思想与学术也日益僵化，丧失了应有的活力。19世纪中叶，西方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给中国造成深刻的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为救亡图存，当时的知识分子开始了解西方，最终将注意力锁定在西方的思想、文化、“科学”、“理性”上，认为这些是西方强盛的根本原因。对意识到自己的欠缺而急迫盼望摆脱困境的几代中国人来说，汲取西学便成了“进步”之事。这导致近代以后中国学术的全面转型，从内容到方法、从命题到结论、从思维方式到语言模式，都把别人的东西搬过来，及至今日，已成风气。
“以西为师”经历了几个阶段，19世纪首先“欧化”，20世纪初“欧化”与“美化”交叠，然后是“苏化”；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封闭，到改革开放时，人们发现中国与世界又脱钩了，为改变这种状态，思想界、学术界再次引进外国“产品”，主要是美国“产品”，其数量之大、范围之广，前所未有。大规模的引进和认为“中国落后”的心态有关，人们希望引进外来的“先进”，改变中国的“落后”。
中国的思想、文化、理论曾出现断裂，中国的现代化是被迫的、被动的
人民论坛：当前我们为何缺乏自己的理论？
钱乘旦：中国学术向来有“从圣人说”的传统，怀疑与批判不是其特点，因此，从人之说、说人之说，一直在中国学术中有很大市场，结论往往不取自对事实的考察与研究，而取自于别人怎么说。近代以后，“土圣人”被打倒，“洋权威”接踵而至，说人之说的惯性依然很大，其特点是唯“外”是从，不以事实为依据。历史学界曾发生过“论从史出”还是“史从论出”的争论，现在看起来十分好笑，但反映的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即学术研究以什么为依据？说别人之说是最省事的，不需要研究，不需要思考，只需要抄一抄，花力气最小。可是当别人的结论或理论已经被事实攻破时，说人之说还有什么意义？
发达国家在从传统到现代的过程中，没有发生思想、文化、理论的断裂。法国即使发生大革命，其思想、文化依然保留着强烈的延续性，其思维方式、基本话语都有明显的传承，并不脱离西方文化的基本特质，换句话说：它一直是“西方文化”。西方文化有两个源头：一是古希腊、罗马，一是基督教。当代西方理论、学术、思考等等，都是从这两个源头中流出来的，其价值取向一直流传到今天，并不中断，只是在不断变异而已，因此其思维模式和理论体系是一脉相承、源源不断的。西方各种理论变化多端、各有不同，但万变不离其宗，它们的基本逻辑是一样的。
而中国的思想、文化、理论则出现了断裂，中国的现代化是被迫的、被动的。鸦片战争以后，为了保种保国，不得不丢掉文化的根基和源头，中国人一直在寻找新思想、新理论，试图用这些东西维系生存，拯救中国。从19世纪下半叶起，一直是“拿来主义”。但人们经常忘记：外来的、别人的理论，不加分析，不做思考，不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生搬硬套，削足适履，怎么能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外来的理论对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很有道理，到了中国就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因此需要分析和思考。
改革理论需要对接传统、解决问题、让老百姓听得懂
人民论坛：当前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什么样的理论是好的、适合中国的？
钱乘旦：我认为当代中国所需要的理论应该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要对接中国传统，解决中国问题。在中国几千年文化传统中有许多优秀的部分，我们应该努力发掘、精心筛选，而对西方的理论也一样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两者结合，取长补短，就能够创造出现代中国自己的理论。二是任何理论都要让百姓听得懂，让老百姓能接受。有些学者一开口就是名词术语，深奥莫测，读书的人都弄不明白，不读书的人更加不懂其中奥妙，这种理论其实没有用，因为别人听不懂。第三，理论要能够真正解决问题，要有可操作性，要适合中国实情。“普世适用”的万能膏药是没有的，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
当前我们国家有很多问题、很多现象，西方的理论解释不了，中国的理论家们也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理论解释。比如弥漫于西方世界的金融危机，西方理论直至今日也没有解释，无法应对，但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应对了，中国的经济学界却没有提出诠释性的理论。再比如，改革并放30多年来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这也是西方的理论没有能够解释的，而我们自己也没有拿出自己的理论。经济领域如此，其他领域也同样如此，比如中国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等。
19世纪以来中国一直在摸索自己的发展道路，而几千年中国的历史传承，都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资源，可惜的是，近代以来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资源都被有意无意地丢弃了。尽管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从学术和社会的角度看，则不免偏颇。构筑中国的学术话语需要利用多种资源，包括中国自己的资源，也包括西方获取的资源。封闭是不可取的，但思考更重要，对古代的和对外来的思想都应该思考，在思考中创造出能够解决当代中国问题的思想和理论。正如当年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来澄清国人的思想一样，今天的中国学术界应明确意识到：事实是检验学术研究的唯一标准，只有以事实为基础进行研究，才能提出符合实际情况的理论，找到中国的学术话语，创造出中国自己的学术体系，这就是当代中国学术刻不容缓的工作目标。
采访：杜凤娇，《人民论坛》记者。
讲科学、讲政治、讲艺术
亟待加强对“改革”自身的理论研究
徐晓冬
讲科学：激情产生动力 理性达成共识
世界历史上堪称最伟大的中国改革，是人类历史上涉及人数最多、经济改革当量最大、全球影响最强的巨大系统工程，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但如何顺利达到胜利的彼岸，其中所蕴含的逻辑与规律亟待更深入的认识。
当前，“改革”、“反腐败”成为最热门的政治经济词汇，宪政民主、廉洁政府、和谐社会，热在嘴上、热在面上，到处充满争论与激情。要从空谈落到实干上，必须摸清改革的一些基本规律问题，这样才有利于在制度改革顶层设计的基本原则、根本方向上形成基本共识。
中国的改革既需要激情，更需要实践基础上的理论研究和指导。笔者建议建立关于改革的学科体系，组织专门力量加强改革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对改革的对象、主体、客体、系统、组织、机制要逐步明确，厘清思路；对改革的基本概念、基本原则、基本方向、基本规律、基本目标、基本阶段、基本路径、基本标准、基本性质等要加强研究，建立制度改革过程控制、政策运用、利益协调的有效运行机制，明确提出制度改革整体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如果没有这些基本共识，就不是改革，就会产生混乱，甚至出现灾难。
今天的中国改革，是一个涉及面广、利益调整大、专业性强的政治和经济实践，历史上的改革从来不是极端语言的激情游戏，也不是口水改革家书斋里的沙盘推演。有人的地方，就分左中右。指导人类实践的理论，总体上是人类理性的产物，但是理论也有左中右，也有激进和理性，也有激进主义和中庸之道。中国有可能在左与右的激进主义—民粹主义的夹攻与冲击下，陷入严重的危机与陷阱。左的平均激进主义就是用平均主义的理想蓝图为依据，右的激进主义则是以西方多元民主的理想蓝图为依据，他们都把自己崇奉的价值视为“普世”的，都力图全面、快速地建立主观理想的“好社会”。中国现实的矛盾和挑战是历史和逻辑的必然，是特殊的经济和政治体制转型的国情，是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迅速转型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的时段，是利益的分化、公众参与要求的提高和制度供给不足必然造成社会秩序的紧张和不稳定因素的增加。我们必须回归基础理论研究，探索科学真理，指导中国改革。如果离开了专业理性，便只能诉诸政治情绪了。在这个意义上，当前加强改革基础理论研究有更强的现实意义和重大的历史意义。
讲政治：立足基本国情 理性引领改革
当下，改革开放30多年的中国对法国前立宪大会副主席、外交部长、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856年)引发一片热议，这是与法兰西具有同样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中国，在改革开放和制度变迁进入深水区的理性反思和冷静前瞻。该书中被人引用最多的一句话是：“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回顾历史，中国及西方历史上的动乱多与专制暴政、尖锐的利益冲突和腐败有密切关系。很多学者将托克维尔的观点解读为：“革命实际上并不是发生在受压最紧的时候，而是发生在原来压得很紧，然后逐渐放松的时候。”笔者以为这只是浅层的表象。
法国大革命与过去进行切割的努力，所得到的结果却是事与愿违。伟大的目标与具体微小的变革完全脱节，行政体系与做派依然如故，所宣扬的口号却根本没有实现。法国大革命就是一场血腥的民主暴动，在付出了许多断头台和激情之后，只收获了口号式的空头名誉。托克维尔在议会和宦海沉浮之后，作为职业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他自信立言比立功更符合自己的性格，希望为后世留下自己的痕迹，他的理论得到经验的证实，他的原则也具有了特有的权威性，他对法国大革命的思考远离了酷吏的无情和书生的浪漫，他历时4年在原始资料、手抄档案堆中的研究和思考展现的法国制度的技术细节让笔者更加理解精致、深刻、专业、信仰、忠诚和守望。
笔者认为，《旧制度与大革命》堪称旧制度改造“技术指南”，为一个半世纪后的中国提出的最根本启示是理性引导改革潮流，倡导专业理性，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领导人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托克维尔在一百多年前就忠告：“在我们这一代，领导社会的人肩负的首要任务是：对民主加以引导；如有可能，重新唤起民主的宗教信仰；洁化民主的风尚；规制民主的行动；逐渐以治世的科学取代民情的经验，以对民主的真正利益的认识取代其盲目的本能。”中国成绩是巨大的，问题和挑战也是巨大的。改革特别是制度改革成为全社会的焦点，制度改革必须从实际出发，不提不切实际的口号和要求，不作不切实际的承诺，坚持循序渐进，理性引领改革，倡导专业理性，避免急于求成。
理论研究和争论的目的就是要形成共识，这个共识就是坚持中国道路。中国的改革，特别是政治制度改革，要防止激情浪漫主义倾向，欲速则不达。中国的国情决定一切改革的宗旨都是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非照搬西方政治经济制度。新中国实现了历史所做的制度安排的粗线条、框架性选择，改革是中国制度的精雕细刻和适应新时代的自主演进过程。中国制度探索如果最终把十三亿人带向繁荣和民主，其对人类的贡献是划时代的。中西方发展阶段、文化传统、民族特质、资源禀赋的差异，决定了我们的道路选择、理论依据和制度设计，要借鉴人类文明的成果，又要结合自身的实际。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内的改革已基本形成自己的逻辑，要求中国引入西方政治体制模式常常以“政治体制改革”的名义出现，其实它们是对中国改革的干扰。中国漫长动荡史带给社会对国情的理解和对稳定的珍视，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浪漫的愿望不等于现实，浮躁和脱离国情的极端主张是对改革的干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卡尔·马克思引用过诗人但丁的一句名言——“走自己的路，让人们说去吧！”
讲艺术：注重技术细节 把握战略艺术
治大国若烹小鲜。关于中国制度改革的研究，既涉及顶层设计理论框架、制度转型等宏大问题，更需要从基本概念、技术细节等小处着眼，打好基础；既要讲政治、讲科学，更要讲艺术。要说今天的中国有什么问题，只要以实事求是的原则看，也许一目了然。但是，怎么改革才是重中之重。这包括，到达胜利的彼岸的过程中，如何既发挥基层首创“摸着石头过河”，又加强权威的改革组织协调做好顶层设计，如何化解阻力、凝聚共识、积聚正能量，如何把握好新与旧、破与立、废与建、稳与乱、动与静、快与慢等的均衡和力度，如何处理好战略和战术、政策和策略、节奏和分寸、手段和技巧、有为与无为等关系。这既需要激情，更需要实践基础上的理论研究和指导。要达到既要讲政治，也要讲科学，还要讲顶层设计的技巧和技术细节。在制度转型和创新中出现了某些问题和挑战，可能会导致混乱，但这并不是改革本身的问题，而是制度改革没有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顶层设计没有科学规范的理论框架、参照系和分析工具，加之利益固化、制度变迁路径依赖、各方观点莫衷一是、各方利益掣肘导致系统出现结构性问题，任由发展甚至可能误入歧途。但绝对不能因噎废食，否定改革。
磨刀不误砍柴工，我们要在不同发展道路的路径与模式选择、激进浪漫与专业理性的理论依据比较研究、制度改革目标模式与技术细节设计等方面，更加科学、理性、冷静地选择最佳或较好的制度改革顶层设计方案。首先，改革作为一项系统的历史工程，具有历史连续性、阶段性。改革必须分阶段、有步骤地加以规划，有序推进。其次，怎么改革才是重中之重。需要实践基础上的理论研究和指导。第三，深刻领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坚持中国渐进式改革战略，做到“三不”，即不提不切实际的口号，不采用一刀切的形式，不作急功近利的承诺。要强调动态调整，实事求是解决制度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在改革施行过程中不断调整最初的设想。在看不准的情况下，宁可采取相对温和缓慢的改革步伐，尽可能地减少改革带来的阻力和震荡，同时也给不断调整改革结果提供了时间、空间。制度改革的哲理有时是——有比没有好，改比不改好。
美编/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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