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春山[1]2000年在《全球交易与资本流动分析》文中研究表明这是一个经济繁荣而动荡的时代。国际交易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丰富，也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重要性与日俱增。开放型经济是参与全球交易、置身于全球资本流动中的经济。正是这些交易与资本流动形成了当代开放型经济之间相互联系的纽带，并藉此使各国经济相互联结和相互制约，从而形成了全球性的再生产活动的有机整体。全球交易与资本流动对全球经济发展与稳定的影响越来越大，一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常常受到各种冲击。80年代以来，人们亲历了多次代价沉重、波及广泛的金融危机，这些危机所反映出来的当代国际经济中的许多问题，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展较快的新兴市场国家最易受伤发人深思。如果将我国当前的开放型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与那些在80年代以来历次危机中罹难的国家相类比，可以发现，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情况复杂的敏感区。如果不进一步沿着正确的方向改革我国的对外交易方式和制度，如果在未来的发展中不能采取正确的应对国际资本流动的政策，那么，我国的经济就可能会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出现极为严重的问题。因此，研究全球交易与资本流动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本文共分六个部分，即引言和此后的五章内容。在引言部分，木文论述了研究全球交易与资本流动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主张要极为重视对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全球交易和资本流动的规律的研究，并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方法。作者认为，当前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特点、对各种国际交易方式的功能及其易引发的风险。对金融动荡的认识还不深刻。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如何既能够利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机遇，又能够避免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并且在日益动荡的全球市场上不仅能够避免冲击，而且通过较好的应对全球交易和资本流动之策，在经济环境发生动荡时进一步谋得发展机遇，是亟需研究的重要课题。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来说，如何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如何参与全球交易，如何利用国际资本，还是一个崭新的问题，并且这个问题越来越迫切需要应对之策。作者在通篇论文中，都以经济全球化为线索，紧紧围绕着全球交易和资本流动，具体分析各种交易方式、公司成长。国家对外交易结构等问题。 在本文第1章“全球交易。资本流动与经济全球化”中，首先研究了当代全球交易与资本流动的突出现象。文章指出，从量的角度看，战后世界贸易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世界生产的增长速度，导致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金融交易量以高于投资、国内生产总值或交换增长的速度增长；从交易的实物与价值的关系的角度看，全球金融交易促进了虚拟经济的发展，使其与真实经济的脱离程度日益显著；流入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量增势迅猛；发达国家之间的资本流动十分活跃；国际资本流动结构大幅度调整，形成了国际贷款。外国直接投资与国际债券的比例为“四、三、三”结构。文章探讨了经济全球化的特点与基本矛盾，指出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点应当是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首先，经济全球化是全球 2市场经济同质化过程。其次，经济全球化是全球经济分化过程。认为经济个球化的基本矛盾是封闭与厂放的矛盾。金融全球化的程度处于“适度分割”或“适度一体化”程度，但全球金融市场的各个子市场的十球化程度差别较人。文章还研究了国际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全球分工等问题，指出政府、市场与企业在全球资源配置中要相互协调，顺应全球市场整合力量的变化。 本文第2章“当代国际贸易研究”，首先探讨了当代国际贸易的发展态势，详细地理清了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脉络，认为国际贸易理论大量凝结了人类开拓自身经济活动领域时所获得的宝贵智慧，这是扩大当今人类福祉的思想源泉，特别是新贸易理论的确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由于国际贸易是当代全球交易和资本流动的基础，应当大力研究。文中洋细评价了当代国际贸易原因的几种最为代表性的理论；即偏好相似理论＼技术差距与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产业内贸易理论。不完全竞争论和规模经济论。通过这些理论的探讨，廓清了当代国际贸易的功能、原因。影响以及与其他交易方式和国民经济增长的关系，为后续几章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文章第3章“全球交易。资本流动与企业成长”，首先论述了从全球交易与资本流动角度研究企业成长的意义。详细研究了当代企业重要的国际交易方式，即国际贸易、对外直接投资、战略联盟和非股权参与等形式。文章探讨了公司内贸易与企业成长的关系，指出对外亘接投资是企业竟争力的重要来源，比较了并购与合资两种形式。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作者探讨了交易方式的选择问题。文 j革随后集中研究厂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企业成长问题。指出了企业成／长向全球性企业转变的发展趋势以及企业国际化的过程。文章探讨
刘阳[2]2014年在《中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及风险控制》文中研究说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使全球经济陷入萎靡，2011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全面升级又使全球金融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和不稳定，全球经济正步履蹒跚的前行，国际间资本波动更加频繁和难以预测。我国在2005年汇改后，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资本市场逐渐开放，资本管制逐渐放松，为国际资本的流入提供了良好的市场基础。短期国际资本流入为我国金融市场注入活力，也加快了我国资本市场开放进程。但是，近年来随着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持续攀升和资产价格的不断上涨，越来越多的资本基于“套汇”“套利”的动机流入我国，我国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急剧扩大，特别是面临短期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入和逆转带来的影响冲击。短期国际资本流动问题已引起理论界的多方关注。本文阐述了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涵义及经典动因理论，包括利率决定论、汇率决定论、资产组合论和交易成本论。分别描述了全球资本流动现状和中国资本流动现状及特点，总结了短期国际资本在我国的几种流动渠道，包括经常账户下和资本账户下的正常流动渠道及“地下钱庄”“货币走私”等非法的隐蔽性流动渠道。在此基础上用直接法和间接法对流入我国短期资本进行估算。分析得出当前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新特点和发展趋势，并运用短期资本流动的动因理论，结合中国的实际经济形势分析了影响我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因素有利率差、汇率差、证券市场价格及投资者的投资信心。其中利率差和投资者信心两项因素影响显著，其他因素与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相关性比较复杂。本文采用了实证建模的方法使研究更具有说服力。系统的分析了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最后提出了中国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进行管制的政策建议，包括对资本账户开放的管制，对汇率的管制及化短期国际资本为长期资本等对策建议。这些建议将对我国管理国际资本流动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王涛[3]2015年在《国际资金流量表的编制与模型应用研究》文中提出随着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的发展，国际资本流动规模不断扩大，各国家之间资本金融交易频繁，使得各国的金融市场更为开放，为各国的发展注入活力，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不断受到发达国家资本的亲睐，使得发展中国家借助国外资本金融发展本国。与此同时，国际资本的扩张，也带来了其他一系列的问题，国际资本频繁的流动，引起了国际资本市场的剧烈波动。当剧烈的资本涌现时，往往出现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从而波及世界经济。国际资本流动往往呈现不平衡的态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的资本金融流动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世界范围内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也存在着失衡现象，各国之间发生的资本金融交易更是千差万别。其中，各国的直接投资存在着地域性差异，证券投资因国家的发展水平不同而不同，储备账户的失衡关系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尤为显著，发达国家的官方储备变化相对平缓，而发展中国家恰恰相反。IMF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统计和研究非常重视，每年所公布的国际收支数据能够系统的记录各个国家的国家贸易和金融交易，并且很多的学者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现象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借鉴了国内资金流量表的理论和思想，运用各个国家国际收支平衡表的数据，编制了国际资金流量表（IFOF），来综合测度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对外资本流动情况，深入研究各个国家之间资本流动的状况。IFOF将某年度各个国家对外资本金融交易状况综合反映到一张表中，交易区分资产和负债。更重要的是，该表综合测度两两国家之间发生的资本金融交易的规模。编制IFOF是个系统性和层次化的过程。第一阶段，基于各个国家国际收支平衡表，借鉴国内资金流量表的理论方法，设计账户式国际资金流量表，该表的框架和结构类似于国内资金流量表，记录各个国家资本金融交易的项目以及来源和去向，该表符合若干平衡关系，是我们编制矩阵式国际资金流量表（IFOFM）及深入分析的基础。第二阶段，基于账户式国际资金流量表，编制矩阵式国际资金流量表（IFOFM）。该表有两种形式的表现，其一，“国家交易”形式的IFOFM，其二，“国家国家”形式的IFOFM。其中，“国家交易”的IFOFM可以通过账户式国际资金流量表进行直接转换得到。“国家交易”的IFOFM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国家交易”的资本金融负债矩阵，一个是“交易国家”的资本金融资产矩阵；前者记录每个国家资本金融项目的负债数据，即记录各国资本金融交易项目的来源，后者记录每个国家资本金融项目的投资数据，即记录各国资本金融交易项目的去向。第三阶段，在“固定交易收入份额结构假定”和“固定交易支出份额结构假定”假定下，采用负债流量转移法和资产流量转移法，将“国家交易”的IFOFM，转移成为“国家国家”的IFOFM，该表详细的记录了一个国家向另外一个国家的投资额，同时也记录了一个国家对于另外一个国家的负债额。第四阶段，基于“国家交易”和“国家国家”IFOFM，计算一系列相关的系数，并进行相应的推算，全面和系统的对各个国家的国际资本金融交易进行详细的分析，了解世界上各个国家金融交易的特点，同时了解两两国家之间的金融交易特征，主要的分析包括：全世界资本金融交易格局的分析，各个国家资本金融交易特征分析，各种资本金融交易项目特征研究，各个国家之间资本金融交易规模和特征。第五阶段，在编制的IFOFM的基础上，构建数学模型分析体系，主要包括，经常项目与各国负债的乘数分析模型、储备资产与各国投资的乘数分析模型、一个国家的资产和负债关联模型和多个国家之间的资产和负债关联模型，基于所构建的数学模型体系，我们可以理解各国实物交易的变化对资本金融交易规模变化的影响、各个国家国际储备的变动对资本金融交易规模变化的影响，同时可以进行一个国家和多个国家之间资本金融往来分析以及国际联盟之间的金融往来分析。
范小云, 朱张元, 肖立晟[4]2018年在《从净资本流动到总资本流动——外部脆弱性理论的新发展》文中研究说明传统外部脆弱性理论认为,经常账户持续性逆差产生的净资本流入是一国外部脆弱性的主要来源。然而,随着各国金融深化水平的提升,跨境资产配置产生的总资本流动对经济体外部脆弱性的影响越来越显著。全球金融危机后,学界开始重视对总资本流动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并将总资本流动管理纳入金融监管框架之中。针对总资本流动的研究不仅丰富了人们对于外部脆弱性的认识,而且对一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具有指导作用。本文试图系统评述总资本流动的最新研究进展,从动态特征、驱动因素以及政策应对等方面对现有文献进行系统梳理,详细探讨关于总资本流动的研究热点与主要争论,以期为关注宏观金融风险防范和危机预警的国内外学者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全海欣[5]2009年在《中国资本外逃问题剖析》文中指出本文从系统梳理国内外资本外逃相关文献开始,首先确立一种符合我国当前外汇管理体制的资本外逃定义,即以是否符合外汇管理规定作为区分资本外流正常与不正常的重要标准和界限;然后通过综合比较国际国内通用的资本外逃测算方法,对主要的两种测算方法(直接测算法和间接测算法)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深入探讨,对直接测算法的部分指标进行修正,联同间接测算法对1982年—2007年的中国资本外逃规模进行了较为准确的估算。估算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资本外逃的高峰时期,进入21世纪,虽然资本外逃随人民币升值预期有所缓和,但依然维持在较高规模。国外对资本外逃的动机进行研究的理论众多,国内对中国资本外逃的成因分析也是众说纷纭,但真正影响中国资本外逃的原因可能仅是其中的一部分。本文从微观、宏观和国际经济角度对影响中国资本外逃规模的有关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选择了一系列经济变量,如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外商直接投资、国内外利率等,通过逐步回归的方法,寻找影响中国资本外逃的最重要因素。本文最终确立了资本外逃与外商直接投资、外汇黑市溢价、以及滞后两年的通货膨胀率的线性回归方程,并对各因素对资本外逃影响的贡献程度进行了深入分析,发现资本外逃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相互促进作用十分显著。我国放松资本管制的历程就是改革开放30年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历程,我国虽然在逐步放松资本管制,但资本账户的开放程度应当与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及金融监管能力相适应,可以预见我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将保持一定程度的资本管制。在借鉴比较国内外资本管制强度度量指标的基础上,本文对1994年以来我国资本管制强度进行度量,并以此为基础发现我国资本外逃和资本管制存在弱正相关关系。本文再结合货币政策独立性、国内外美元利差、资本流动、投资率和年储蓄率之间关系等方面的分析,对中国资本管制的有效性进行综合评价,发现我国资本管制有效性不高,尤其在限制资本流出方面有效性较弱。本文还对中国资本外逃的主要渠道,如贸易项目、非贸易项目、资本项目以及其他可能渠道进行深入分析,并在对1997年—2007年中国内地与香港跨境资金流动分析中发现,中国在上述11年期间,有相当规模的资金流入香港。同时,本文从宏观、微观层面详细分析了资本外逃对中国带来的经济影响,分析了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规模的资本外逃没有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的原因。最后,本文对我国政府在放松资本管制过程中,如何有效降低资本外逃对我国经济的破坏性,防范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提出应当积极推进金融深化、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减少经济扭曲及实行托宾税等政策建议。
贾文鹤[6]2018年在《人民币离岸套利空间与短期跨境资本流动》文中指出在我国资本账户未完全开放的背景下,人民币离岸市场作为各国获取人民币资产的重要来源之一,对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由于人民币在岸、离岸市场间存在不同的利率、汇率的形成与调控机制,产生的利差、汇差为跨境套利提供了空间,并可能进一步引发短期资本流动,对境内货币体系和金融市场的稳定形成冲击。本文结合相关理论,研究了人民币在岸-离岸市场的套利空间对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在了解近年来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的现实状况后,本文对比了人民币在岸、离岸市场在人民币交易机制上存在的差异,归纳了离岸套利的动机和主要途径。为探究人民币离岸套利空间与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关系,本文在综合利率平价理论、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多重套利思想的基础上,建立风险条件下的资本竞争模型,分析离岸-在岸的利差、汇差、资产价格、全球避险情绪、监管严格程度等因素与短期跨境资本流动量间可能存在的关系。为验证理论分析得出的人民币离岸套利空间与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关系,本文采用2012年1月-2017年12月的月度数据,建立时变参数的状态空间模型,进行了三组实证检验:在模型一中,不考虑人民币离岸套利因素,对短期跨境资本流动主要驱动因素的影响进行分析;在模型二中,引入人民币离岸套利因素,重点关注人民币离岸-在岸利差、汇差对短期跨境资本流动解释的力度;在模型三中,对人民币离岸套利与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模型优化。主要得出以下三点结论:首先,基于利率、汇率差异所进行的套利及全球避险情绪对短期跨境资本流动量的影响显著,而资产价格、监管严格程度对短期跨境资本流动量的影响不明显。其次,人民币离岸-在岸利差和汇差的扩大、人民币预期贬值、全球避险情绪上升均能促进短期跨境资本流出。最后,在人民币离岸套利空间中,对跨境资本流动影响更大的是离岸-在岸利差,全球避险情绪也会对跨境资本流动产生较大的影响,而基于人民币离岸-在岸汇差的套利多依赖贸易渠道,影响十分有限,相比之下人民币汇率预期的变动能够更好地反映基于汇率变动所进行的套利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在掌握人民币离岸套利空间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方向及程度后,为进一步理解在套利空间的变动中在岸、离岸市场哪个更占据主动地位,本文选择借助向量自回归模型,考察离岸、在岸人民币利率、汇率之间的联动和引导关系后发现:在岸利率引导离岸利率,而目前离岸利率的变动难以对在岸利率产生实质性的冲击;离岸、在岸人民币汇率之间相互影响,但离岸人民币汇率对信息的反应更快,调整更加迅速。
范小云, 刘粮, 陈雷[7]2018年在《从“货币三元悖论”到“金融三元悖论”——国际资本流动研究的新思路》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通过梳理国际金融发展的历史脉络,发现传统的开放宏观经济学理论框架通常将对经济区域、货币区域和决策主体的简化假设统一起来进行建模分析,政策制定者关注重点在于对"货币三元悖论"的选择上。本文在探讨金融因素在理论分析中的地位愈加重要的基础上,提出传统假设下对国际资本流动分析的弊端,以及对金融全球化、金融政策独立性和金融稳定,即"金融三元悖论"的思考。本文认为,国际资本流动研究的新思路应该打破经济领域界限,考虑国际货币的重要地位以及多元决策主体的差异性,从跨国银行和跨国非金融企业的联合资产负债表入手,以总资本流动为分析重点,探索总外部头寸背后暗含的流动性总量和金融不稳定特征,从而为一国在金融全球化的趋势下,提出实现国内金融稳定提供合理的宏观审慎管理措施和跨国银行流动性管理建议。
刘晓兰[8]2002年在《金融资本全球化下的金融安全与资本流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金融资本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和加入WTO之后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步伐不断加快的情势，对中国的金融安全提出了新的严峻的挑战。然而，现有的国际资本理论及金融危机理论对这一新形势下的金融安全问题并，未予以系统的论述。本文从金融资本全球化的核心视角出发，以金融资本流动效应为研究对象，对资本流动与金融危机的关系以及资本流动与资本控制的选择和中国金融安全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研究。 本文首先对金融资本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进行界定，在充分吸收现有的资本流动相关理论和金融危机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然后运用一个有代表性的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C—P—R模型分析了资本控制的有效性；继而，建立了一个小型开放经济的三阶段模型进行了资本控制有效性的数理分析，并在此模型中，运用博弈论进一步探讨了间接资本控制的有效性及有效税率；进而，比较讨论了发展中国家可供选择的资本控制措施，认为资本控制应主要采用间接措施；最后，从资本流动角度对中国金融安全现状进行分析，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尤其是资本帐户的开放一定要恪守循序渐进的原则。
季成鹏[9]2013年在《跨境资本流动的驱动因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跨境资本流动的驱动因素,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既有文献关于FDI的流动,分析角度主要集中在产权、区位、国际化、制度、经济发展等因素方面；关于金融资本流动,主要集中在利率和汇率角度。相比于FDI流动的长期存在,金融资本的流动是从20世纪后20年开始兴起,进入21世纪后金融资本的跨境流动规模更是急剧增长,这个现象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本文试图从各国所处不同金融发展阶段的角度,运用一般均衡的方法,对驱动各类跨境资本流动的因素和机制进行分析。尝试从经济活动中交易方式的不同发展阶段的微观层面入手,解释在一般国际收支均衡下,因金融发展阶段不同带来的金融资产供需失衡,如何驱动了跨境资本流动。在引言提出问题和第一章通过文献综述介绍了既有文献研究成果后,本文首先在第二章,运用数理模型推导的方法,解释了资本从发展中国家净流向发达国家的机制。相比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各种制度更加完善,金融市场成为主要的经济活动中的交易方式,产出将更高比例地转化为金融资产。全球金融资产供需失衡,引导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资本流入购买金融资产,满足平滑跨期消费需求。依据第二章的理论推导结果,第三章开始采用全球样本,实证分析了金融发展比较优势对FDI流动的影响,提出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的驱动FDI流动的因素中,金融发展存在比较优势。发现在欠发达国家,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金融发展是吸引国外FDI流入的主要金融因素；同时在富裕国家,以股票市场为主的市场化金融系统的发展,是吸引FDI流入的主要金融因素。第四章继续验证第二章的理论观点,实证分析金融市场发展对金融资本净流入的影响,各国金融市场的规模对证券资本和债券资本净流入的影响。结果发现,股票市场规模是吸引证券资本净流入的重要因素,债券市场发行规模是吸引债券资本净流入的重要因素。参考第二章理论观点和第三、四两章实证研究各国金融发展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的结论,第五、六两章分析了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驱动因素,发现国际性差异和中国特征共同影响着中国的跨境资本流动。第五章分析了驱动中国FDI流动的因素。在FDI流入因素中,发现中国的FDI流入正从过去的被动吸收,开始向主动选择转变；在驱动中国FDI流出的因素中,发现东道国各种金融、制度和资源因素的影响显著,中国企业通过承包工程的方式来规避东道国制度不完善带来的不利,通过股票市场兼并发达国家企业来引进技术和拓展国外市场。第六章进一步分析中国的金融资本跨境流动。首先,统计中国长期的跨境资本流动,发现中国对私人金融资本跨境流动的管理严格,批准的渠道少、规模较小；同时,中国政府主导下的主权财富基金的对外资本流出规模巨大、操作隐秘。其次,实证分析了中国的短期资本流动,发现离岸人民币NDF市场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和在岸市场人民币即期汇率之间的差额,对短期资本的进出有非常显著的影响,这与中国管理当局对外汇市场的干预是分不开的。全文最后,笔者提出,中国需要完善各项法律制度、金融信用和会计审查制度,促进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提高金融资产的供给,促进国际收支平衡。
杨波[10]2013年在《跨境人民币资金流动分析框架及作用机理》文中提出跨境人民币结算推动了跨境人民币资金流动,目前尚未建立相关管理框架。从跨境经济活动入手对其属性进行划分,并在此基础上完善对跨境人民币资金流动层次的划分,进而建立分析框架。结合对跨境活动的界定,及对资金流动动因的分析,我们认为利差、汇差、政策管理等多种因素均能驱动跨境资金流动,探索了跨境人民币资金流动的微观实现机理。
参考文献：
[1]. 全球交易与资本流动分析[D]. 卢春山.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0
[2]. 中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及风险控制[D]. 刘阳. 山西财经大学. 2014
[3]. 国际资金流量表的编制与模型应用研究[D]. 王涛. 山西财经大学. 2015
[4]. 从净资本流动到总资本流动——外部脆弱性理论的新发展[J]. 范小云, 朱张元, 肖立晟. 国际金融研究. 2018
[5]. 中国资本外逃问题剖析[D]. 全海欣. 南开大学. 2009
[6]. 人民币离岸套利空间与短期跨境资本流动[D]. 贾文鹤. 山东大学. 2018
[7]. 从“货币三元悖论”到“金融三元悖论”——国际资本流动研究的新思路[J]. 范小云, 刘粮, 陈雷. 国际经济评论. 2018
[8]. 金融资本全球化下的金融安全与资本流动研究[D]. 刘晓兰. 湖南大学. 2002
[9]. 跨境资本流动的驱动因素研究[D]. 季成鹏. 复旦大学. 2013
[10]. 跨境人民币资金流动分析框架及作用机理[J]. 杨波. 金融理论与实践.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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