俸禄厚薄与吏治清浊——《中国俸禄制度史》给我们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俸禄论文,吏治论文,厚薄论文,给我们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俸禄制度源远流长，自战国秦汉至清末，历2000余年。俸禄制度的诞生、演变和发展，对于维护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造就和培养封建统治人才，曾经起过重要作用，但由于封建政治制度的本质属性所决定，中国封建社会的俸禄制度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弊端。“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为现实服务，是史学工作者的重要责任。黄惠贤先生、陈锋先生主编的《中国俸禄制度史》对中国俸禄制度溯源探根，进行了缜密考证，为我国当前进行的工资制度、公务员制度改革以及廉政建设，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中国封建社会以官吏等级为发给俸禄的准则，大体经历了秩石制和品级制两大阶段，俸禄的支付形式主要是实物和货币，辅之以土地和劳动力等。这种演变是伴随着职官体制和国家财税制度的变革而进行的，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进化的历程。
北宋名臣王安石曾说：“吏亦人，非不衣不食而治公事，既衣食，即必有所出。”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吏，无论是在职的或是致仕的，一般都能从朝廷得到一定数额的俸禄（也有无俸的特例）。俸禄的多寡，不仅因时、因地、因人各有所异，而且直接关乎吏治的清廉。
一般说来，俸禄的多少，是由官爵品级的高低决定的。而高级官员除俸禄外，还有低级官吏享受不到的种种合法经济收入和特权。以“爵”取“禄”是封建社会等级制度在物质分配上的反映。但由于中国封建社会俸禄制度及管理制度上的缺陷，经常出现官爵高低与俸禄多少不成正比的情况。东晋南朝时，京城官吏的俸禄大大低于地方官；中晚唐也出现过外官俸禄厚、京官俸禄薄的现象。正是由于外官俸禄优厚，且有保障，故当时一些京官多求外任，甚至以贬官为幸事。这种京官俸禄低于外官的现象，在中国俸禄制度史上多次出现，一则反映了朝廷在俸禄政策上对身任亲民之职的地方官的倾斜，二则反映了封建朝廷加强地方控制的良苦用心。此外，地方官除了朝廷厘定的俸禄标准外，还巧立名目，征取五花八门的“杂供给”。公开受礼是地方官吏获取财富的重要手段，“迎新送故”也是各级官吏榨取民脂民膏的极好机会，以致有识之士发出了“迎新送旧，纷纭道路，伤财害民，于是为甚”的哀叹和愤懑。为了保住“乌纱帽”，攫取更多的私利，地方官纷纷向朝廷及京官进献各种礼物、特产，形成封建社会历朝的一个惯例。南朝时，还将这种向朝廷进献的行为冠以“任士恒供”之誉。
吏治腐败乃封建社会一大痼疾，究其原因，除封建社会本质属性所使然外，俸禄制度的缺陷、封建官吏的贪得无厌均是重要因素。第一，吏员无俸或俸薄。封建社会的士大夫，除少数人是为了实现某种政治抱负外，绝大多数是为了出人头地，过上荣华富贵的奢靡生活。一旦官俸不足以维持他们体面的生活时，贪污索贿即是一条可行的途径。由于冗员冗官、财政吃紧等原因，我国封建社会的大多数时期实行的是薄俸制度，官吏只有通过各种不法途径攫取资财，以弥补法定的低微收入。如清代“州县之书吏，弊在虐民，富者百般勒索，贫者任意留难。或勾通讼棍，借事兴波，或授意罪人，诬板嫁祸，甚或藏匿旧案，抽换卷字，使是非可以混淆，而本未无从考信。”并巧立名目，强征各种杂税，足见清代官吏贪污、敲榨、勒索之风甚烈。第二，由于物价上涨、通货膨胀诸因素，官俸入不敷出。元代即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元中统至元中年间，物价上涨8—10倍， 严重影响了官吏的实际生活水平，政府虽然采取了增俸措施，但增俸速度仍不及物价上涨的速度。大德年间，连百官之首的宰相都感到所得俸禄捉襟见肘，可见其他官吏俸薄的情况更加严重。官俸贬值，更加重了官吏的贪污行为，特别是一些小吏，如不贪污克剥，就难以维持本人及家人的生计，故“天下之吏，……其侵渔于民者，势使然尔”（《滋溪文稿》卷28，《题佥宪张侯异政记》）。第三，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则是各朝文武官员中有为数甚多的“身披命服，不顾廉耻”（《宋文鉴》卷61）、“见利而己，不复知有他”的贪婪之徒。宋仁宗时名臣包拯曾愤慨地指出：“赎货暴政十有六七”（《包孝肃奏议》卷2）、哲宗时监察御史游酢也说：“天下之患， 莫尽于士大夫无耻”（《宋文鉴》卷61）。事实的确如此，最典型的贪官污吏正是那些享有高尚厚禄的“士大夫”，如宰相蔡京“侵私以千万计”，宦官童贯则“私家所藏，多于府库”。由此可见，仅以“俸薄不能养廉”是不足以说明吏员贪鄙这一问题的。
对于官吏的贪污腐败，有为皇帝和朝廷也曾采取一定的防范和惩治措施。第一，增加俸禄，以满足官吏生活必需。宋神宗时采取“重禄法”，在一段时间内确实收到了一定效果。但是，“重禄法”实际上并没有“尽禄天下吏人”，而是给吏人尤其是“无禄公人”贪污受贿制造了借口，贪污受贿的行为并未有所收敛，吏治也没有根本的好转，仍是“良吏实寡，赇取如故”（《宋史》卷179，《食货下一》）。 清朝则在雍、乾时期，对在京文官实行“恩俸”、“双俸”制，对武官和在外文官则发放“养廉银”，并伴有“加赏俸禄”的个例，但贪污受贿之风并未得到有效遏制。由此看来，增加俸禄，提高吏员待遇，只是实现吏治廉洁的一个重要手段，它不仅不可能从根本上达到廉洁官吏队伍的目的，反而会给国家财政增加新的困难。第二，实行官员转任、轮换制。官员在一地任职过久，易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更便利了官员行贿受贿。采取转任、轮换制，一则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抑制吏员贪污受贿的行为，二则也可以使封建吏员得到同样的机会，使之利益均沾。东晋南朝时，就常让京官外任。第三，通过改革俸禄制度，保障封建官吏们的实际利益，稳定封建统治政权。中国俸禄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应首推宋朝嘉祐二年颁布的《嘉祐禄令》。它一改过去的依官品颁俸为主要依本官、部分依差遣颁俸，其中一个重要变化是改变过去俸禄支付以实物为主的方式，确立起以钱币为主，以绢帛、职田等实物为辅的新的支付方式。此外，还有唐肃宗时期俸禄改制和清朝雍正年间在京官中推行“恩俸”制及“双俸”制和在地方官中推行“养廉银”制度等。这些改革措施，均在不同程度上调整了封建官吏在利益分配方面的关系，缓和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起到了加强封建统治国家政权的作用。第四，加强制度建设，整顿吏治，惩戒贪赃。当吏治腐败危及封建统治时，有作为的政治家，往往采取一些加强制度建设和惩治腐败的具体措施，以平民怨。北魏前期有位名叫张白泽的有识之士认为，惩贪是一方面，但官员无俸禄作生活保障，只会造成“奸人窥望，忠臣懈节”的恶果，并不能澄清吏诒，另应加强制度建设，实行“班禄酬廉”，如班禄后还有贪鄙者，则严惩之，方可实现太平之治。北魏于太和八年正式颁布俸禄诏书，将班禄与整顿吏治结合起来，宣布以往赃罪既往不咎，“禄行之后，赃满一匹者死”，极其严厉。对于胆敢以身试法者，孝文帝及当时实际控制朝政的冯太后决不姑息，时秦益二州刺史李洪之曾“号为显祖亲舅”，但他“素非廉清，每多受纳”。孝文帝力排众议和干扰，令李洪之“自裁”。皇室梁州刺史临淮王拓跋提、汝阴王拓跋天赐及南安王拓跋桢，因贪赃枉法，冯太后并未念及他们是皇亲国戚而宽恕，分别将他们或发配边镇，或罢官贬为平民。公元1727年，雍正皇帝则下诏：“倘官员不知副朕爱民之苦心，仍有作奸犯科、隐粮逋赋及侵渔公帑、剥削民膏者，在天理国法俱难姑容，加以重惩更无可贷”（《清世宗实录》卷62，雍正五年十月己酉），足见雍正皇帝惩贪祛弊之决心。
纵观中国封建俸禄制度的历史，官吏的贪污腐败始终是一大顽症，与封建社会制度相生相伴，封建社会的士大夫们不愿意也不可能找到根治这一顽症的良药。吏治的腐败是封建政治制度腐朽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导致封建社会走向灭亡的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