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智生[1]2002年在《商人与近代中国西南边疆社会》文中指出近代滇西北商人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在寻求自身的发展与壮大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对原有的社会体系形成了不同程度、不同范围、不同性质的冲击与突破,对近代滇西北地区的社会发展产生一系列深远的影响。本书就是以这些活跃于近代中国西南边疆商贸舞台上的各民族商人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这些土生土长的民族商人对近代滇西北这个多民族聚居区的社会变迁具体的互动关系,以及所产生的历史影响。近代云南,特别是滇西北这个多民族聚居区内,大量各民族商人的壮大与崛起,并不是近代历史发展的一个孤立现象,也不单纯是近代云南开关通商后社会经济发展的畸形结果,而是明清两代随着滇西北大部分地区封建地主经济的逐渐确立与发展,随着云南与周边地区商贸交流渠道的逐渐拓展,社会剩余产品的逐渐丰富,汉、藏文化等多元文化的传播并行等多重因素共同铸就的一个历史发展趋势。因循着这一思路,本书第一章主要就明至清前期的滇西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概况、多元文化的传播并行与地方商品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各地市场的发展兴起及商贸交流渠道的拓展等问题进行较细致的描述与研讨。在第二章的内容中,主要就近代滇西北各民族商人的发展状况作了一番较全面的考察。根据不同的历史阶段,商人不同的发展特征,本书紧紧抓住时代的发展脉络,把商人的成长壮大与社会发展背景的变化密切结合起来,力图较客观地展示近代滇西北商人这一特殊的商人群体由弱到强,由盛到衰的发展历程。作为近代中国西南边疆商贸舞台上一个重要的商人群体,商人们对近代滇西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有许多显着而又积极的推动作用。本书第叁章以商人与区域市场体系、商人与地方金融、商人与商品化农牧业、商人与地方工矿业为题,较为具体地介绍了商人依托于商业经营活动积累起来的经济力量,在特殊历史条件的促使下,也广泛投资于近代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公用事业和新式银行业等“实业”,并在滇西北各地经济生活的近代变迁历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和显着的影响。在第四章中,本书主要着力于表现商人的商贸活动和社会活动,对地方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在滇西北地区近代社会生活的发展历程中,商人扮演了多重角色,所造成的社会影响也由于商人群体构成的复杂性、商人群体自身的地域文化差异而呈现出错综复杂、参次不齐的发展特征。本书主要选取了生活习尚的变化、商人对公益事业热衷、商人塑神祀神的种种行为与地方民族文化间的内在关联等方面,来展示商人对近代滇西北地区社会生活变迁的各种影响。除了在经济生活、社会生活领域内近代商人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所起的历史作用与传
张媚玲[2]2012年在《中国西南边疆近代民族关系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力图站在“民族性”的原则立场之上,以“全球化”和“近代化”的史观,对近代中国西南边疆民族关系中的重中之重——政治关系进行梳理和探讨。近代西南边疆正处于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向世界殖民主义扩张,从而导致西南边疆近代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的背景之下。西南边疆民族的政治关系从古代向近代的延伸过程中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即随着西南边疆近代社会性质的变化,民族政治关系中随之也增加了西南边疆各民族与英、法帝国主义列强为主体的中外民族之间的关系内容,以及所激发出来的国家意识和与之相伴的中华民族意识。西南边疆近代民族政治关系具有层次多而内容复杂的特点,本文拟将以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列强的关系以及西南边疆民族地方势力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作为探讨近代西南边疆民族政治关系的框架,把中华民族认同意识和近代民族国家认同意识的觉醒与激活作为贯穿其中的主线,选择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关系领域问题呈现框架内的主体内容。具体而言,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第一,在世界近代化的历史背景下,探讨和研究在英、法殖民主义者侵略包围下,西南边疆危机和民族危机的形成过程。由边疆危机、民族危机所激发的西南边疆中华民族凝聚力如何形成与发展。第二,探讨近代中国在面临边疆危机和民族危机之际,传统民族观、地理观转型过程中,西南边疆各民族与帝国主义列强这一对矛盾对立关系中,中华民族凝聚力在外在压力的作用下,中华民族认同的激活和觉醒。另一方面,选择从联动着西南边疆上下各阶层、各民族的教案入手,从几者之间的综合关系作用于各民族有关中华民族意识的自觉和国家意识的形成,呈现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列强及封建政府叁者之间又一视角下的关系。第叁,从近代中央政府对西南边疆实施的一系列民族政策探讨二者之间的政治关系及政治关系中所激发的西南边疆各民族的国家认同意识。当西南边疆在近代凸现出其日益重要的战略地位与关乎民族国家命运的危急时刻,清中央政府及其之后的民国中央政府对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均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以治边保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清末对川滇藏边区的改流及其一系列的新政措施对于当地以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意识为核心的民族关系的考察。第四,探讨和研究近代化条件下西南边疆民族与国家权力的关系。清末和辛亥革命以后,中央政府衰败,中央政府的权威和权力都日渐削弱,使西南边疆民族上层有了扩张的空间,在部分地方民族上层中出现了自立倾向。一方面,考察西藏地方、中央政府与英帝国主义分裂者叁者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以云南、广西两个产生了以少数民族为核心的地方势力集团作为重点,考察西南边疆民族地方势力集团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其中,又以辛亥革命以后包括西南边疆各省在内兴起的“联省自治”主张与根源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式的民族国家构建道路的博弈之争作为关注的要点,探讨两种民族国家观在不同的话语权下的出路。
何林龙[3]2017年在《近代中国云南与英属印度关系史研究》文中提出随着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扩充势力范围、争夺世界霸权,对亚洲地区的国家、地方在近代以前所形成的关系影响深刻。作为英国在亚洲争夺霸权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英属印度,与中国西南边疆地区的云南,在英国势力在云南不断渗透的情况下,两地关系在近代的变化值得深入具体的研究。第一章,近代中国云南与英属印度关系的背景。在回顾近代以前云南与南亚印度关系的基础上,分析近代英国政府对英属印度、清政府和民国政府对云南所进行的边疆开发与治理,充分认识两地在近代中英两国边疆治理下的地位。第叁、四两节,主要对英法等国在云南地区的博弈与竞争,以及引起的中国边疆危机的发生与深化进行分析,理解关系发展的整体环境变化;最后,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战争因素对两地关系发展的影响。第二、叁、四章是论文的主体部分,分别从政治关系、经济关系、交通关系叁个方面,探究近代中国云南与英属印度的关系。具体来说,第二章主要介绍中国云南与英属印度的缅甸边界勘定,以及云南人民的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第叁章以传统云南与印度交通为基础,讨论两地之间具体交通线的发展,以及对云南近代交通发展的意义;第四章,通过对商人、商帮和商贸交流的分析,讨论近代中国云南与英属印度的经济关系。第五章,讨论近代中国云南与英属印度关系的影响及特征,先后探究两者关系对近代中印关系的发展、中国西南边疆的稳定、近代云南社会发展和南亚印度地区及英国的影响。在此基础上,结合对论文的第二、叁、四章对近代中国云南与英属印度的政治关系、交通关系、经济关系的具体分析,认为近代中国云南与英属印度关系具有动因国际性、主体双重性、内容多样性、结果全局性、影响深远性的五大特征。综上所论,在国内外史学工作者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采用多种历史研究方法,讨论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中国云南与英属印度关系发展情况,为研究云南与周边国家及地区近代关系发展奠定一定基础。
凌文锋[4]2012年在《茶马古道与“牵牛花”网络》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的研究旨在回答何以滇藏川地区虽然有着多样的自然环境和族群类型,但却一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最终还在我国西南边疆地区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共同体的问题。为此,笔者选取了这一地区曾经非常活跃的物资交易通道茶马古道同滇藏川地区的文脉化这一课题,在梳理茶叶为主的物的生产、消费、规制过程中,分析讨论茶叶等物交流带来的表征和认同,考察在滇藏川地脉中形成的茶马古道“如何造成现在”研究中,笔者将把源于自然的茶叶视为滇藏川边疆的“人工制品”之一,将茶叶放在了滇藏川地区的地脉、商脉的拓展及文脉的贯通中,分析茶叶等物的流动对区域内不同地区和族群的民众之间的相互依赖、交流带来的影响,或者说滇藏川地区商脉贯通带来的多元经济与政治的文脉化过程。为此,笔者不仅要考察这一人工制品的贸易与流动情况,而且要分析这个过程中茶叶是如何被人们发现、生产与大量消费的；在茶叶的生产、消费活动背后,体现的是人们的何种心理；茶叶对产地和消费地的民众有何表征及其具体表现形式等等与生产实践、贸易规制、文化象征相关的问题。虽然茶叶只是地球上众多植物中看似非常普通的一种,但它历史上却被国人赋予了众多的内涵,不只是待人接客时的饮料,也不只是人与人交往中的媒介,它还是全国范围内好客、素朴、高雅、健康、文明等一系列文化特质的象征。就地脉而言,对茶叶重要起源地的澜沧江中下游地区的民众而言,茶叶生产还是他们的先民在曾经严酷的生境中获得一定免疫力和提高生产效率的有效手段。茶叶的大规模种植也促进了滇川两地山区农业的发展,为滇藏川地区商脉的连通奠定了基础。就商脉而言,茶叶的生产与贸易是滇藏川地区在物产上的专业性与互补性的结果之一,茶叶的消费和贸易也促进了叁地区的商品往来和商脉的长途贯通。在茶叶的大规模流动过程中,以商人为载体的各地区人员及其文化在滇藏川地区开始大规模地交流,不仅改变了这一区域原有的市场布局,而且加速了区域性集散城镇的出现和扩大,推动了滇藏川地区多元经济和政治朝着文脉化的方向发展。在唐宋之前上千年的民间已有基础上,唐宋以后的政府主导的商贸往来活动,既是国家控制与管理包括滇藏川在内的边疆的“行之有效”的手段之一,也是茶叶在滇藏川和更广泛地区形成的文脉化效应的初显。对滇川藏和更广泛地区而言,茶叶的消费还为城市饮水的清洁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障,保障了成都等城镇的持续、健康发展。茶馆等场所在城镇、集市和社区中的出现,还为社区民众创造了信息、思想和文化交流的公共空间,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人的性格特征,最终在西方世界中塑造了一个“温和”的东方民族形象。就文脉而言,滇藏川地区儒家和藏传佛教文脉的交汇同地脉的拓展一起,使得来自不同地区和族群之中的商人得以跨越语言和地域的障碍,为他们将茶叶等货物运销到更远的地区铺平了道路,推动着商脉的延伸。茶叶流通中产生的文脉化效应突出地体现在藏区民众对茶叶起源的集体记忆上,茶叶已经成为了他们表达认同的符号之一。而且这一看似如牵牛花般柔弱的力量在藏区等茶叶消费区同滇川等茶叶产区内部自发的、强大的凝聚力,不仅使商脉网络结成了一个类似牵牛花藤蔓网络版的彼此互惠、相互依赖相对稳定的整体,而且还使之更为稳定、更加牢固,得以对抗外力的干扰与破坏。总体上来看,历史上的茶马古道就像滇藏川地区的牵牛花一样,根植于滇藏川地区的地脉、商脉、文脉土壤并穿行在这一叁维一体空间之中,同时也对滇藏川地区的地脉、商脉、文脉引发了一系列反应,使这一区域的多元经济和政治均呈现出了强烈的文脉化趋势并凝结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整体。今天这一交通运输网络虽然因为现代交通的发展已被弃用在了高山深谷中,但它并没有彻底消亡,而是在旅游业迅猛发展的背景下成为了滇藏川地区众多游客争相凝视的旅游标志符号。对这一游客凝视符号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虽然它作为旅游景观的特性是旅游者争相凝视的重要动力,但大多数游客在茶马古道旅游中追求的都是茶马古道的“符号”,或者说滇藏川地区的文脉、地脉、商脉交织中由茶叶、古道等有形之物形成的一套符号体系。本文的研究将把茶马古道这株牵牛花重新放回了包括茶叶产区和消费区的滇藏川地区的地脉、商脉、文脉的“土壤”之中,通过对茶叶等物资的表征、生产与贸易的关联、认同的产生和相关规制等问题的“解构”,梳理出茶马古道于历史和今日滇藏川地区多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中的关联效应。以期通过对茶马古道延伸和这一区域文脉化过程的梳理,说明作为中介物的茶叶在滇藏川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推动作用,同时以茶马古道旅游为例说明今日旅游消费的若干特征。
周智生, 吴映梅[5]2007年在《近代中国西南边疆民族乡村的农业商品化浪潮——以滇西北为中心的考察》文中提出本文以近代地方民族商人发展崛起过程中对滇西北多民族地区农业的商品化渗透为研究基点,探讨并梳理了滇西北民族乡村农业商品化浪潮下的发展表征和具体变迁内容。研究表明,在以滇西北为缩影的近代西南边疆民族乡村地区的农牧业商品化发展的过程中,本土民族商人扮演着重要的推动者角色,而且其实际的发展状况也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区域特色,这是这个特殊的边疆多民族地区近代乡村社会发展变迁的一个重要景象。
罗群, 杨浩波[6]2015年在《近代云南商业发展与边疆社会民俗变迁——以大理鹤庆为中心》文中提出商业活动的一大特性是流通性,在商业活动中成长起来的商人阶层一直是推动边疆社会民俗变迁的重要力量。而近代鹤庆商业贸易的繁荣和鹤庆商帮的形成与发展,深刻影响了边疆地区民众的生产与生活,导致了民风民俗的改易变迁,促使民俗日益丰富多样,民风也逐步开化和文明,促进了边地民众生产生活水平提高和思想观念的转变。而商业推动民俗变迁的过程更是一个边疆各民族交流与融合发展的过程。
詹妍[7]2016年在《近代大理白族对外贸易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大理,自古以来就有“文献名邦”之称。大理地处西南交通的枢纽位置,不仅仅是“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一站,也是多条重要古代商道的交汇点,因此又有“亚洲文化的十字路口”之称。白族是主要分布于云南洱海周边地区的一个民族,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有着悠久的对外贸易历史。以白族为代表的民族商号,登上了近代对外贸易的巅峰,并且形成了两大着名的白族商帮——“鹤庆商帮”、“喜洲商帮”。本文通过全面搜集、整理与近代大理白族对外贸易相关的档案、文史资料,用以探究大理白族对外贸易的基本历程与发展规律,解读大理白族的民族性与独特性,以求对大理地区乃至国家边疆民族地区的对外贸易有所启示?一、大理白族是少数民族之中,为数不多的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族群,这在少数民族历史上,是富有开拓性的,同时也说明了这个民族的先进性。大理白族商人是近代云南乃至整个西南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力量,也是近代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群体之一。二、近代大理白族对外贸易的发展,离不开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和历史人文环境,更离不开历史与传统积淀下文化根基与民族特点。近代大理白族对外贸易的成就,是其应对国际形势、社会环境、政治制度的集体产物,从而也展现了白族的民族性。叁、大理白族外贸的兴起,离不开当时的时局,离不开社会、国家的大环境,没有这些,大理白族商人可能创造不了如此的辉煌,但也正是凭借良好的自身条件,民族素质、民族文化、商业根基,只要为他们提供一定的机会和平台,这种辉煌又是必然的。对近代大理白族对外贸易的这一研究,对于近代大理白族的民族特征、外贸文化做了整体的梳理,同时,有助于国家边疆民族地区对外贸易、经济发展、民族共同繁荣的深入思考与探析。
张云培[8]2013年在《清末民初云南藏区寺院与乡村社会》文中研究表明云南藏区主要是指今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所辖的行政区域，它地处滇西北，与我国四川和西藏两省区接壤，自古就是“通藏要路”，地理位置特殊而优越。清末民初的云南藏区社会，存在着多个民族或阶层共同构成的藏区社会体系，其中不同的社会群体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在藏区集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诸功能于一身的寺院，既是宗教机构，也是权力中枢，对藏文化圈内的乡村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寺院与藏区各方势力联合起来，通过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手段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为藏区社会的变革以及近代化转型提供了可能性。在宗教体制下，寺院对乡村社会进行有效的控制，并对乡村社会提供宗教、政治、经济等服务。而乡村社会一方面乐于接受这种配套式的援助，并对寺院进行反哺，如对寺院提供宗教和经济的供养，担负寺院正常运转的职责，这种互惠的关系维系着藏区寺院和乡村社会之间的稳定发展。另一方面，乡村社会在寺院过于强势的控制下，每当与寺院发生矛盾纠纷时，乡村社会就会通过特殊的途径表达不满，如向当地政府对寺院进行控诉，或发起武装反抗，但乡村社会始终不放弃宗教上的虔诚和割裂对寺院的供养联系。寺院与乡村社会的互惠聚生关系，将宗教“福荫”下的宗教和民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为藏区社会的发展变革创造了条件。
李灿松[9]2008年在《白族商人与“藏彝走廊”地区经济发展研究》文中指出“藏彝走廊”地区是历史上古代氐羌民族迁徙的主要通道和民族分化的核心区,在该区域内居住着众多的少数民族,是我国多民族经济文化交流较为频繁的区域。该区域民族之间依存度高,族际经济互动频繁,由于“藏彝走廊”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复杂的地形地貌,这种族际经济互动成了维系当地居民基本生活的重要形式。本文运用区域经济学、人文地理学、民族经济学、历史学的有关理论,以族际经济互动中较为成功的白族商人作为研究对象,在对其不同历史时期经商的空间分布、经商的主要途径、主要产品、特征、原因等进行梳理的基础上,试图探明白族商人能够在“藏彝走廊”地区长期立足的根植性所在。最后提出壮大“藏彝走廊”地区族际经济互动的基本对策及若干启示与思考、指出文中需要进一步完善的方面。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着重于本文选题的背景与意义,指出选择白族商人作为研究对象的缘由,梳理国内外学者对“藏彝走廊”地区多民族经济互动研究的基本状况,阐明该文研究的理论基础,并对研究的方法做了具体的介绍。第二部分,在梳理有关“藏彝走廊”地区范围的论证的文献中确定研究的主要区域,并对该区域的区域特征和区域功能做具体的介绍。第叁部分,在对现有历史资料分析的基础上,系统的论述了近代白族商人在“藏彝走廊”地区商贸活动蓬勃发展的背景和发展的基本状况,分析了近代白族商人商贸活动的主要区域、经营的商道、内容以及其特征,在探析形成这一空间局面原因的同时简要的分析了白族商人商贸活动对“藏彝走廊”地区经济的影响。第四部分,对白族商人在“藏彝走廊”地区商贸活动现状进行了梳理,分析其空间分布的主要区域、活动的内容和基本特征。运用空间网络分析法探讨了白族商人商贸活动空间拓展的基本状况,探析形成完整网络结构的原因以及对区域经济的影响。第五部分,结合不同的时空特征和白族、纳西族不同时期商贸活动的差异,得出白族商人能够在“藏彝走廊”地区长期活跃的根植性所在。第六部分,提出壮大“藏彝走廊”地区族际经济互动的基本对策,以及白族商人长期在该区域立足对我们的启示和思考,指出文中不足。
周智生, 王玉惠[10]2018年在《边疆与民族之间:近代边疆社会转型中民族商人政治参与的地方性轨迹——以滇西北为例》文中研究表明文章以滇西北地区白、纳西、藏、回等民族商人在近代西南边疆社会转型重构过程中的活动为研究主线,对近代民族商人参与地方政治生活的演进关系进行了梳理和提炼。民族商人群体作为近代边疆社会重构过程中的重要参与群体,无论是以抗争求存还是以商谋权为表征,在地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过程中,对近代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变迁转型都产生了特殊的冲击和影响,充分折射出他们身上具有边疆性与民族性融合交错的时代风貌。
参考文献：
[1]. 商人与近代中国西南边疆社会[D]. 周智生. 云南大学. 2002
[2]. 中国西南边疆近代民族关系史研究[D]. 张媚玲. 云南大学. 2012
[3]. 近代中国云南与英属印度关系史研究[D]. 何林龙. 云南师范大学. 2017
[4]. 茶马古道与“牵牛花”网络[D]. 凌文锋. 云南大学. 2012
[5]. 近代中国西南边疆民族乡村的农业商品化浪潮——以滇西北为中心的考察[J]. 周智生, 吴映梅.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7
[6]. 近代云南商业发展与边疆社会民俗变迁——以大理鹤庆为中心[J]. 罗群, 杨浩波. 中国边疆学. 2015
[7]. 近代大理白族对外贸易研究[D]. 詹妍. 大理大学. 2016
[8]. 清末民初云南藏区寺院与乡村社会[D]. 张云培. 云南师范大学. 2013
[9]. 白族商人与“藏彝走廊”地区经济发展研究[D]. 李灿松. 云南师范大学. 2008
[10]. 边疆与民族之间:近代边疆社会转型中民族商人政治参与的地方性轨迹——以滇西北为例[J]. 周智生, 王玉惠.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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