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与教科书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科书论文,南京大屠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三次教科书攻击（注：所谓“教科书攻击”，指的是对那些叙述了日本侵略战争、殖民地统治的历史教科书进行的非难和攻击，旨在迫使教科书出版社或编写者对这部分内容进行修改。教科书攻击大的发生过三次。第一次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第2次发生在80年代前期。这两次教科书攻击主要来自于文部省和政府、自民党。本文作者探讨的第三次教科书攻击发生于90年代中期，双方的斗争一直延续到今天。第三次对教科书的攻击，除来自于政界以外还来自于教育界内部，并在一定程度上披上了国民性运动的外衣。——译者）的发端
（一）从“对侵略战争的反省、谢罪”到“对战死者的追悼、感谢”
在日本战后的历史上，起因于教科书攻击的教科书问题，大的发生过三次：第一次发生在1955年到50年代末第二次发生在1980年至80年代前期。1982年，由于受到了来自中国、韩国等周边亚洲各国的猛烈批判，教科书问题发展成为国际问题。
引发第三次教科书攻击的导火线是1995年的国会决议。这一年，日本政府、政界、财界中的一部分势力，认识到在日本战败50周年之际，有必要通过一项国会决议，对日本过去的侵略战争和殖民地统治进行反省、谢罪，在某种程度上解决战争责任及战后赔偿问题，以此消除来自于亚洲近邻各国的反感、警戒或不信任。当时的村山富市内阁（社民党、自民党、新党魁三党组成的联合政府）本来是以此为目标的，但是，作为执政党之一的自民党，其内部的鹰派人物却对自民党国会议员的多数派展开了工作，阻止旨在对侵略战争进行反省、谢罪的国会决议的通过，最终在抽去决议的主要内容、阉割原方案这一点上取得了成功。
从1993年开始每月召集一次研讨会的“自民党靖国关系三协议会”历史探讨委员会，在这一次对多数派的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这个研讨会的成果被总集成《大东亚战争的总括》一书（历史探讨会员会编，展转社1995年出版）。这个委员会的事务局长就是在东京审判中被认定为甲级战犯受到处决的板垣征四郎之子板垣正参议院议员，委员会的顾问奥野诚亮、前法务大臣永野茂门是战争中积极推进天皇法西斯体制的内务省精英官僚。1994年12月，在自民党内又组成了以奥野诚亮为会长、板垣正为事务局长的“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他们争取到了半数以上的自民党国会议员的支持，终于实现了阉割对侵略战争反省、谢罪的国会决议原案的心愿。
更有甚者，自民党总部为了阻止国会决议原案的通过，对自民党各县联合会下了指示，指使他们在各县的县议会中通过对战死者“追悼与感谢的决议”并上呈中央。自民党的县议会议员们与地方上的保守势力、右翼组织联合，展开了一系列的政治宣传活动，声称：“如果承认日本发起的战争是一场错误的侵略战争，并为此反省、谢罪的话，就是对战死者们的判罪，是对战死者们的亵渎。”在这种形势下，全国不少的县议会通过了“追悼与感谢的决议”（注：关于以上这一段事情经过，笠原十九司在《南京事件与三光政策》（大月书店1999年版）第一部分《与失去了的亚细亚“和解”——战后50年、国民的选择》中作了详细的论述。）。
笔者已撰文《战争肯定论的轨迹与现在——围绕日本人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问题》对此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注：《南京事件与三光政策》，大月书店1999年版。），与自民党结成同盟，展开阻止“对侵略战争反省、谢罪国会决议”运动的旧军人会、遗族会、右翼组织、鹰派媒体等保守势力，曾经在1995年举行过规模空前的“南京大屠杀的谎言”的宣传活动，他们之所以组织这样的宣传活动，是因为他们害怕一旦南京大屠杀的事实被广大的国民知道，日中战争的侵略性、残虐性就会大白于天下。
1995年“南京大屠杀的谎言”宣传活动的先锋就是上面提到的自民党历史探讨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的研讨会上，安排了田中正明、富士信夫、上杉千年等对南京大屠杀持否定态度的讲演者进行演讲。他们三位南京大屠杀否定论者在这个宣传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前面提到的《大东亚战争的总括》一书中，共收录了19名演讲者的讲演记录（注：他们招请的19名演讲者如下（头衔、职务据《大东亚战争的总结》所记）：中村灿（独协大学教授）、总山孝雄（东京医科齿科大学名誉教授）、松本健一（丽泽大学教授）、上杉千年（历史教科书研究家）、江藤淳（庆应大学教授）、西部迈（评论家）、名越二荒之助（高千穗商科大学讲师）、中岛慎三郎（ASEAN中心主任）、佐藤和男（青山学院大学教授）、西尾干二（电气通信大学教授）、田中正明（评论家）、富士信夫（原海军少佐）、高桥史郎（明星大学教授），小堀桂一郎（明星大学教授）、冈崎久彦（原驻泰国大使）、大原康男（国学院大学教授）、出云井晶（作家、日本画画家）、安村廉（产经新闻社论说委员）、长谷川三千子（埼玉大学教授）。）。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中的大部分，都直接地或间接地与1997年结成的“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以下简称“编撰会”）有瓜葛。其中，西尾干二是“编撰会”的会长、《新历史教科书》的代表、主笔，高桥史郎是“编撰会”的副会长、《新历史教科书》的主编，西部迈是《新公民教科书》的代表、主笔，安村廉是“编撰会”、《新历史教科书》、《新公民教科书》的赞助单位兼创办者《产经新闻》的评论员，小堀桂一郎、冈崎久彦、长谷川三千子等人也都积极地参与了“编撰会”的活动。从这一现象中可以看出，自民党历史探讨委员会的活动与后来结成的“编撰会”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从阻止国会决议到教科书攻击
1995年6月9日国会通过的决议，回避了对侵略战争的真诚反省和谢罪，让亚洲近邻各国人民深感失望。不过，在同年8月15日发表的村山富市首相的讲话中，还是明确表示了对日本发起的侵略战争和殖民地统治进行反省、谢罪的意思，以后历代的日本首相在对外发表意见时也都沿袭了村山首相的谈话精神。
另一方面，阉割“对侵略战争反省、谢罪的国会决议”取得成功，试图肯定、美化日本的侵略战争和殖民地统治的那股势力，企图修正过去的历史认识，将自己的历史认识灌输给下一代年轻人，于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组织活动，这就是1997年结成的“编撰会”。
战后的日本历史教育，从对战前的皇国史观教育的反省出发，认为用于历史教育的教材必须严格地立足于历史学的共同成果之上。这是主流思想。加上家永三郎在教科书审判（注：家永三郎教科书审判：1963年，历史教育家家永三郎编写的高中历史教科书《新日本史》送文部省审查，审查结果为不合格。家永认为文部省的审查不公，于是向司法部门提起诉讼。经过反复审议、上诉，历时三十余年，最终于1997年8月以文部省败诉告终。——译者）斗争中取得的胜利，以及第二次教科书问题以后，文部省对教科书审查做出的一定的改善，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的历史教科书中，虽然仍有各种各样的局限性，但与侵略战争、殖民地统治相关的内容，跟以前相比，历史事实真相部分有了较大的增加。南京大屠杀（以下或简称“南京事件”）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也被几乎所有的中学、高中的历史教科书收了进去。
经过历史学家和历史教育者们的不断努力，日本的侵略战争、殖民地统治的历史事实被写进了历史教科书。但是，这种努力和结果却遭到了来自于学术界、教育界以外的，并以国民运动为幌子的非难和攻击，非难和攻击旨在迫使教科书出版社或教科书的作者修改其关于侵略战争、殖民地统治的相关内容。这就是所谓的第三次教科书攻击。上面提到的积极参与阻止国会决议运动的组织和团体，又在攻击教科书的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三）教科书攻击的急先锋——藤冈信胜及其“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
第一、二次的对教科书的攻击，均来自于文部省和政府、自民党。但是，第三次对教科书的攻击，其最大的特征就是在社会科教育界（注：日本初、中等教育科目中，历史教育归入“社会科”。——译者）的内部出现了攻击教科书的急先锋。这在日本战后的教育史上还是首次。
东京大学教育学部教授藤冈信胜在《社会科教育》（明治图书）1994年4月号至6月号中发表论文，对当时中学使用的历史教科书进行了批判。藤冈认为：当时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基于“东京审判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史观＝共产国际史观”，把日本的近代史描写得很黑暗。对教科书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内容，藤冈是这样进行批判的：(1)死难者的人数有10万、20万、30万以上等各种说法，引用这些数字，是教科书的执笔者们受到了“旨在将日本判定为犯罪国家的东京审判的咒语”的束缚，将中国方面或东京审判的结论拿来就用，是缺乏自主性的表现。(2)东京审判中提出来的死者20万人这一结论，出自于将日本判断为战争犯罪国家的的政治意图。在死者人数上，东京审判只是生吞了在数字上从来就没有信用度的中国人的证言，是一种“白发三千丈”式的数字拼凑。(3)因为日本在大陆犯下了罪行，因此受害者的陈述、辩解就都作为事实真相予以接受，这种卑躬屈膝的态度支配着历史教科书。
藤冈信胜在刚开始批判中学历史教科书上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内容时，采取的是支持秦郁彦主张死难者4万人的“死难者少数说”的立场。但在其后对教科书展开批判的过程中，变质成为全盘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否定论者”了。
1995年藤冈信胜组成了“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以明治图书的《社会科教育》编辑部为坚实的后盾，给当时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贴上了“黑暗史观”、“自虐史观”等标签展开了批判、攻击。藤冈对中学历史教科书批判的对象之一就是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叙述。据藤冈说，所谓“东京审判史观”，是指以东京审判为基点，通过“于日本战败之后，在美国占领军的绝对权力下对日本人展开彻底的‘洗脑’运动和思想改造计划”，“强迫日本人接受在‘那场战争’中责任全在犯罪国家日本一方”的日本近代史的认识观，作为其根据的最好的例证就是南京大屠杀。藤冈认为南京大屠杀就是以美国为中心的联合国在东京审判之际编造出来的谎话。（注：藤冈信胜：《“东京审判史观”——“南京事件”与东京审判》，载其著《近现代史教育的改革——超越好人、坏人的史观》，明治图书1996年版。最先对藤冈的论文进行批判的是笠原十九司的《战争责任与历史教育——批藤冈信胜的〈东京审判史规批判论〉》载其著《亚细亚中的日本军队——战争责任与历史学、历史教育》，大月书店1994年版。针对笔者的批判，藤冈在上述著作的后记中写道：“这个课题（南京事件）的展开，始于笠原十九司的批判。……‘南京事件’一直被作为将‘东京审判史观’灌输给日本人的最强大的武器在使用着，它的作用直至今日都无所改变。因此，就推进近现代史教育的改革而言，这个课题也是一个不得不争议的焦点，背负着重要的使命，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这段话表明了藤冈今后将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运动继续开展下去的决心。）
以后，藤冈信胜在批判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南京大屠杀内容的同时，还频频发表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言论。藤冈是南京大屠杀否定派的“新旗手”，而使他在各种媒体频繁登场的始作俑者是亚细亚大学的教授东中野修道。（注：藤冈《近现代史教育的改革——超越好人、坏人的史观》，明治图书1996年版，第1～2页。）
第三次教科书攻击与南京大屠杀
1997年1月结成的“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以保守、右翼势力的“国民运动”的形式对日本现行的历史教科书展开了猛烈的抨击，同时还以编写肯定、美化侵略战争的历史教科书为目标，大张旗鼓地活动。藤冈信胜就任“编撰会”的副会长（1999年7月因内部的矛盾对立被解任，但仍为该会理事。2001年10月西尾干二辞去会长职务后又重新担任副会长），与东中野修道一唱一和，在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出版、讲演活动中大打出手。他们在对现行教科书中南京大屠杀的记述展开批判、攻击的同时，还企图让否定南京大屠杀的“编撰会”编写的教科书顺利通过文部省的审查，并且为让教学现场能够采用这部教科书而大肆制造社会舆论。这是一场日本战后历史上空前的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运动。他们在全国各地纷纷举行了以否定南京大屠杀为目的的讲演会、集会，并利用媒体、网络等宣传手段进行了总动员，到处散播有关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情报。
（一）对现行教科书的攻击
《国民的疏忽——历史教科书太危险了！》（PHP,1996年）是西尾干二、藤冈信胜两人分别担任“编撰会”正、副会长时编写的，也是他们对中学历史教科书发起攻击的开始。在该书的第六章，两人将教科书中有关日军慰安妇和南京大屠杀的记述拿出来作为靶子进行攻击。藤冈在他执笔的“‘南京大屠杀30万人’的谎言”一节中这样写道：“死难者的人数在各种教科书中大相径庭”，“大量杀人的是中国人自己”。最后作了这样的结论：“所说的20万也好，30万也好，这些数据是如何地缺乏根据，是如何地‘荒唐’……随便怎样颠倒，如果不把幽灵也杀尽的话，杀30万人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的。”（214页）
接受“编撰会”编写的《新历史教科书》出版事务的是属于产经新闻社系列的扶桑社。教科书的发行部门利用自己出版社系统的出版物或媒体对其他出版社现行的教科书大肆进行批判，这本来就有欠公平，是一种应禁止的不当行为。但是，产经新闻社却利用《产经新闻》、《正论》等新闻渠道公然对其他出版社的现行教科书展开攻击。
《产经新闻》1999年10月连载了“经文部省审查合格／中学社会科／教科书的通信簿”，对现行的教科书进行批判。在这二次的连载中，东中野修道担任了“南京事件”一节的执笔。在这一节中，东中野根据“记述的恰当程度”，将现行的教科书分成了“5个等级进行评价”。其中有7家出版社的教科书在南京大屠杀的记述方面被他评为一等，即不合格。称这些教科书的记述只是“将东京审判中单方面的主张作为结论收了进来”，并称“只要找不出能够证实南京大屠杀确实存在过的记录或者照片，那么，南京大屠杀就不应该被作为历史事实写进教科书中去。”重申了自己对南京大屠杀的否定立场。
《产经新闻》接着又让东中野修道以《“南京”的史实》为题，分五次连载了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文章。（注：针对东中野修道作为南京大屠杀否定派的思想、学术及其活动，笠原十九司在《南京大屠杀否定派的“新旗手”》载其著《南京事件与日本人》，柏书房2002年出版，文中作了详细的批判。）第一次连载的内容是：在日中战争期间，蒋介石也好，毛泽东也好，都没有提到过南京大屠杀一事。第二次的内容称据说当时有28万妇女被强奸，但是“有关因强奸而生下不幸婴儿的记录却没有”。第三次认为：国联没有留下当时对南京大屠杀的非难记录。第四次为：中国方面的埋葬记录不可信，有记录的尸体最多一万五千多，而且这还不是因大屠杀而造成的。第五次是：南京难民区写给日本军方的感谢信是没有发生大屠杀的最好证据。以上这五点，都是早已被我们驳倒了的论据。其中第二次连载中关于强奸、妊娠、生产一事，在这以后的南京大屠杀否定论者之间广泛流行，被宣传得煞有介事。这是对被强奸的中国妇女的再一次伤害，再一次侮辱，再一次“强奸”。
（二）南京大屠杀否定派的猖獗
“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编撰会”为了将否定派的势力和运动扩大到全国，采取了对现行的教科书进行攻击的行动，企图让在日本早已被驳倒了的南京大屠杀否定派重新复活，并组织大规模的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运动。这些活动都是在产经新闻、文艺春秋、小学馆等几家大出版社的援助下展开的。
Iris Chang,"The Rape of Nanking"（Basic Books,1997年）在美国出版后成为畅销书，发行量超过了60万部，为美国人民认识南京大屠杀提供了机会。对此，藤冈信胜、东中野修道等人将Iris Chang的著作视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以美国为舞台展开的反日谋略作战，是一场情报战争，因此叫嚣否定南京大屠杀就是战胜“情报战＝思想战”。Iris Chang的著作虽然在日本还没有翻译出版，但是对它的批判、纠正运动已在反复地展开。
以藤冈信胜、东中野修道《〈发生在南京的强奸〉研究——中国情报战的手段与战略》（祥传社1999年出版）的出版为开端，全国各地的“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编撰会”组织进行了总动员，展开了批判、攻击Iris Chang著作的行动，频繁举办“回击反日伪书大会”。这样，以“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编撰会”的成员为中心，以各个县为单位，集结组成了南京大屠杀否定派的地方组织，并频繁延请藤冈、东中野等人作为演讲者，举行盛大的讲演活动。
正巧碰上出版业不景气的时候，出版界也抱着“只要卖得掉就出版”的态度，竞相出版发行否定南京大屠杀的书刊杂志，一时间，日本大小书店的书架上，否定南京大屠杀的书籍在数量上大大超过我们这一些“南京大屠杀派”（注：所谓“南京大屠杀派”，是与“南京大屠杀否定派”相对，指承认南京大屠杀确实发生过，并因此必须将之作为历史事实写入教科书中的一派意见。——译者）的著作。
遗憾的是，Iris Chang的著作中确实存在着一些图片以及基本事实等方面的错误，作为历史书来说有很多缺陷。南京大屠杀否定派们刻意地夸大Iris Chang著作中的错误部分，通过这种宣传给日本社会造成一种印象，这就是：像我们这样的“南京大屠杀派”也与Iris Chang一样，不顾历史事实，故意歪曲历史。在日本国内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有关“南京大屠杀争论”中，从学术上来说是以否定派的败退为终结的（注：针对藤冈等人“如果没有屠杀30万人，那就不是南京大屠杀”的谬论，笠原十九司在《玩弄数字式的无聊争论只能背离大屠杀的事实真相》（载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编《南京大屠杀否定论的13个谎言》，柏书房1999年出版）一文中展开了批判。），而Iris Chang的著作出版以后，成了否定派策动复活的绝好材料。
有关“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编撰会”、“日本会议”等右翼组织、团体举办的旨在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讲演会以及其他集会活动，我在其他文章中已经作了介绍。（注：《产经新闻》1999年10月26日。）其中之一就是2000年1月23日在大阪国际和平中心（和平大阪）举行的“20世纪最大的谎言——‘南京大屠杀’——彻底验证大会”，讲演者就是东中野修道。这次集会受到了以中国为首的国内外舆论的强烈批判。
（三）“编撰会”所编教科书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述与文部科学省的审查（注：从2000年度开始，日本中央省厅进行了重新整合，将原来的文部省和科学技术厅合并，称文部科学省。——译者）
2000年4月，“编撰会”编写了中学历史教科书，并送文部省审查。2001年4月，经文部科学省审查合格。《新历史教科书》的主要执笔为西尾干二，主编为伊藤隆、高桥史郎，执笔者为小林yoshinori、藤冈信胜、坂本多加雄等，这一批人几乎都是“南京大屠杀否定派”，他们否定的将南京大屠杀意见写入教科书，是预料之中的。问题是，文部科学省是通过怎样的审查使其合格的呢？
“编撰会”提出的白皮教科书（供审查用）中，在日中战争的章节中对南京大屠杀是这样记述的：
A.“日军认为，如果攻陷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蒋介石就会投降，因此在12月占领了南京。”（白皮教科书，274页）
与这一内容相关，在战后“远东国际军事审判”一节中，特别标出“南京事件”一项，作了如下的说明：
B.“东京审判法庭认定了日本军队在1937年（昭和十二年）攻陷南京时杀害了中国民众20万人以上。但是，据当时的资料，南京当时的人口为20万，并且在日本军队攻陷南京一个月后增加到了25万。除此以外，关于这一事件，疑点很多，至今尚在争论之中。因为是在战争期间，即使有因事杀人现象的存在，也不应属于大屠杀之类的虐杀。”（同前，301页）
以上这样的记述，给人们造成了南京大屠杀是东京审判时编造出来的印象，明显是藤冈信胜等人的所谓“东京审判史观”的作品。资料表明南京攻守战之前人口在40万至50万，而《新历史教科书》却无视这一事实，将南京大屠杀中免遭杀戳躲进难民区的20万人作为日军占领南京前的总人口数。（注：《产经新闻》1999年12月6日～12月10日。）
对上述A处内容，文部科学省的审查意见是：“301页上有关于南京事件的记述，但在文章结构上不够贴切。”对明显属于否定南京大屠杀的B处，文部省的审查意见只是“对照南京事件的有否及死难者人数等研究状况，此处的记述可能会引起误解”一句。
接到文部科学省的审查意见后，《新历史教科书》的编者们对A处的修正仅仅是在末尾附加了“（此时，因日军的占领，普通百姓的死伤也较多。南京事件）”这一句。在其后召开的说明会上，西尾干二不无得意地夸示道：“我们的成功就在于在附加的那句话前后加上了括号。要知道，括号这个符号，在表示括号内的叙述并不是那么重要。”（注：笠原十九司在《南京大屠杀与历史教育》（载其著《亚细亚中的日本军队》，大月书店1994年出版）一书中，对南京大屠杀争论中否定派的彻底崩溃作了详细的论述。）
对于B处，他们是这样修正的：
“东京审判认定日本军队1937年（昭和十二年）占领南京之际，杀害了众多的中国民众（南京事件）。不过，关于这一事件的真实性，资料上露有疑点，众说纷纭，至今尚在争论之中。”
关于教科书中南京大屠杀的记述问题，家永三郎教科书审查第三次诉讼的上诉审议时，笔者本人也作为原告一方的证人在东京最高法院的法庭上作了证言，对家永教科书中关于“南京大屠杀”和“南京攻陷战中日军对妇女的暴行”的记述，东京法院于1993年10月做出了“文部省的审查意见不合格”的判决。接到判决后文部省没有上诉，于是，东京最高法院于1997年8月对家永教科书审查第三次上诉做出最终审议，确认了文部省败诉。这表明文部省对家永三郎编写的日本史教科书和日本历史学界对南京大屠杀这一事实在法律上的确认。因此，文部科学省应该站在南京大屠杀为历史事实这一认识立场上，对“编撰会”编写的历史教科书毫不含糊地盖上不合格的印。但是，文部科学省的审查意见中，“南京事件的有否及死难者人数等研究状况”一句，等于承认了在南京大屠杀问题的研究上既存在着肯定的意见，也存在着否定的意见，事实上对在学术上早就被驳倒了的否定意见也给予了评价。并且，即使在修正以后，为了给人们留下南京大屠杀是东京审判编造出来的谎言这一印象，故意在叙述战后东京审判问题时加上一笔，称南京事件的“真实情况不明，目前仍在争论之中”。这些做法，事实上是许可了南京大屠杀否定派们的“虚构”意见。
日本的文部科学省之所以容许中学教科书中出现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意见，其背景在前面已经阐述过，主要是因为有众多的支持南京大屠杀否定意见的国会议员的存在。其中，与“编撰会”几乎同时，在1997年2月结成的“思考日本的前途与历史教育年青议员之会”（代表为中川昭一，共有众、参两院议员107人参加）中，直接、间接地支持“编撰会”教科书的议员有一大串。（注：参见笠原十九司《南京事件与日本人》，柏书房2002年出版。）据日本大学教授秦郁彦的介绍，当时的文部科学省大臣町村，为了使“编撰会”的历史教科书能够顺利通过文部省的审查，竟“亲自捉笔，代为修改”（注：针对“编撰会”教科书中对南京大屠杀的错误叙述，藤原彰的《“东京审判制造的虚妄”之说才是真正的虚妄》、笠原十九司的《玩弄数字式的无聊争论只能背离大屠杀的事实真相》两文作了揭露，两文均收入《南京大屠杀否定论的13个谎言》一书，柏书房1999年出版。）。
针对日本文部科学省让“编撰会”的历史教科书通过审查一事，中国外交部基于中国历史学界的研究成果，于2001年5月15日向日本政府就南京大屠杀的记述提出了修正要求，（注：西尾干二：《新编历史教科书中“编撰会”的主张》，2001年德间书店出版，第56、82页。）主要内容如下：
(1)这样的做法是企图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作轻描淡写，隐瞒日军占领南京后有计划地对手无寸铁的中国民众和已经缴械的俘虏进行长达六个星期的大规模杀戮这一历史事实。
(2)强调“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在资料上露有疑点，众说纷纭，至今尚在争论之中”，其意图在于将极少数的不同意见夸张为普遍性的议论，错误地诱导读者对“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以及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关于这一事件的结论产生怀疑。
对中国方面提出来的修正要求，日本文部科学省于同年7月9日声称，经该学科专家们对中方提出的修正要求的探讨，上述教科书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记述，“对照学术界的研究状况，不能说有明显的错误”。并通过外务省拒绝了中方提出的修正要求。（注：据NHK特别节目“历史教科书是这样被采用的”，2001年8月25日播放。）
就目前日本学术界的研究状况而言，国内发行的历史学辞典类的书籍中，无一例外地均有南京大屠杀的叙述。这就表明，在学术的层面上，南京大屠杀否定派的“虚构说”已经被完全驳倒。遗留至今的争论课题已不再是“有”还是“没有”的问题，而是南京大屠杀的规模、定义、受害者人数等问题而已。
文部科学省支持、拥护南京大屠杀否定派的“虚构说”的做法，与德国当局毅然决然地与“奥斯威辛的谎言”进行对垒的姿态相比，真有天壤之别，这只能使日本政府的国际评价更加低落。
第三次教科书攻击的结果
由于广大日本国民的坚决反对，2002年4月开始的新学年在中学教育现场预定采用“编撰会”历史教科书的共计521册，在八家出版社的历史教科书中所占的比例只有0.039%。（注：“思考日本的前途与历史教育年青议员之会”编的《对历史教科书的疑问》（1997年辗转社出版）是诚会招请举行的学习会的记录，高桥史郎、坂本多加雄、藤冈信胜等“编撰会”历史教科书的执笔者均在招请的演讲者之列。）暂时避开了因较多采用“编撰会”的历史教科书，错误诱导中学生历史认识的危险。
但是，“编撰会”教科书问题，是从迫使现行教科书中对有关侵略、加害的叙述进行修正的第三次教科书攻击开始的。从1995年前后到2001年，以“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编撰会”、“日本会议”以及其他右翼组织为中心，对《产经新闻》、《读卖新闻》及其同系列的电视台、《正论》、《诸君！》、《SAPIO》、产经新闻社、文艺春秋、小学馆、新潮社等保守媒体进行总动员，将现行教科书中关于侵略、加害的叙述视为“自虐史观”、“黑暗史观”、“反日教科书”、“偏向教科书”，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批判运动。其结果，使得2002年度开始使用的历史教科书中有关侵略、加害的叙述内容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后退。就南京大屠杀而言，对藤冈信胜等攻击得最为激烈的死难者人数避而不谈的倾向非常明显。例如，教育出版社的教科书取消了“这次事件中的死难者据称有20万人，而中国方面则主张与战死者加起来达到30万人”这一条脚注；大阪书籍出版的教科书中原来有“日军在各地遭到了激烈的抵抗，在占领南京后据称虐杀了20万民众，受到了各国的非难。……（脚注）这个事件被称为南京大屠杀，中国方面主张在这次虐杀中死难者超过了30万人”的部分，新版中将20万人、30万人的数据删除了；日本文教出版的教科书中，不仅删除了原有脚注中“这一事件中的死难者，俘虏及一般市民加起来推测有10万人，远东国际裁判中认定的人数为20万，而中国则主张在30万人以上”这些内容，还在图版说明中将之更改为“这次事件的死难者人数目前没有定论”。
不过，虽然历史教科书中有关侵略、加害的叙述内容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后退，但是，只有扶桑社出版的“编撰会”教科书一家采用了南京大屠杀否定论，其他7家出版社都还是将南京大屠杀作为历史事实来加以叙述的，这一点是应该得到肯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编撰会”的教科书能够通过文部科学省的审查是不正常的。
与上述现象相比，日本书籍和清水书院这两家出版社出版的教科书中，不仅没有减少南京大屠杀的记述，而且连日军慰安妇的记述也没有删除。不过遗憾的是，这两家出版社的教科书征订数却大大减少了，毫无疑问是受到了教科书攻击的影响。在八家出版社的教科书中，被认为是对侵略、加害的历史作了最恰当记述的日本书籍出版的教科书，采用率从原来的13.7%降到了这一次的5.9%，竟下降了一半多。与日本书籍和清水书院这两家相比，东京书籍教科书的采用率由上一年度的40.4%增长到了今年度的51.2%。采用率居第二的是大阪书籍，占14.0%。最后，将以上这四家出版社的教科书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叙述介绍如下。
“东京书籍”：战火从华北扩大到华中，同年12月，日军占领了首都南京。在这个过程中，杀害了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大量的中国人（南京事件）。（脚注）这个事件被称为“南京大屠杀”，遭到了国际社会的非难，但是，在国内却没有让国民知晓。
“大阪书籍”：日军在各地虽然遭到了激烈的抵抗，但战线仍然在不断地扩大。在占领首都南京之际，杀害了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大量的中国人。这一事件被各国媒体报道以后，遭到了非难（南京事件）。（脚注）南京事件发生后，遭到了国际舆论的强烈指责，但日本国民却没有被告知，因此，一直到了战后的远东国际军事审判之时，这一事件的规模、死难者人数等事实真相才大白于天下。
“清水书院”：物资的掠夺、放火、虐杀等行为屡屡发生。特别是在占领南京之际，对俘虏、放弃武器的军人以及老人、妇女、儿童等一般民众进行了无差别的杀戮。包括战死的士兵在内，当时的死难者人数相当惊人。世界各国对南京大屠杀事件进行了强烈的非难，但当时几乎所有的日本国民却对这一事件毫无所知。（脚注）关于死难者人数，有数万、10数万、30万以上等各种推算。
“日本书籍”：年底，日军占领了首都南京。据称有20万的俘虏及一般民众被杀害，强暴、掠夺行为亦频频发生，因此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非难（南京事件）。（脚注）这一事件，大多数日本人一直到战争结束都全然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