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主义论文,中国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曾经讲过要让“资本主义绝种”，但是他也论述过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而且在第一代中共领导人当中，他是比较系统地阐述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代表之一。毛泽东对发展资本主义的论述可分为两个时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发展资本主义是他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对它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即我国刚进入社会主义的初期，他提出了“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这可以看作是他探索走中国自己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进程中的一束思想火花。
一、新民主主义社会：“需要它的发展”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深知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只能建立在现代大工业和现代生产力基础之上，而现代大工业和现代生产力最先是伴随资本主义而发展起来的。但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既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又不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而是要经过新民主主义这个过渡阶段进入社会主义。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并不没收一般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资本主义发展。（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678页。）1944年，他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说：“我们坚信，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私人资本，在战后的中国都应给予充分发展的机会，因为中国需要发展工业”。（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6页。）1945 年他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社会的向前发展”。“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注：《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集和讲话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55—56、52—53、55、239、189—190、126、55、127、75、55、127页。）1948年9月， 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中再次提到“资本主义在我国太少了，需要它的发展”。（注：《毛泽东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5页。 ）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是无害有益的”。（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5页。）可见，在新民主主义条件下，毛泽东是积极主张大力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对其发展的要求，是它不能操纵国计民生，损害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而能有利于国计民生，这样的私人资本主义发展得越多越好。不能操纵国计民生而是有利于国计民生是他主张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始终坚持的两个前提。
毛泽东为什么主张在新民主主义社会要发展资本主义呢？首先，他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不仅使中国人民遭到残酷压迫，而且它也阻碍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压迫封建压迫残酷地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束缚着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破坏着广大人民的财产。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任务，则正是解除这些束缚和停止这种破坏，保证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能够自由发展那些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证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注：《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集和讲话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55—56、52—53、 55 、239、189—190、126、55、127、75、55、127页。）
其次，他认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比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进步。这种进步性表现在对中国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注：《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集和讲话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55—56、52—53、55、239、189—190、126、55、 127、75、55、127页。 ）私人资本主义这种进步性和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正是落后的中国所需要的，“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是应该发展的，中国应该发展成为近代化的国家、丰衣足食的国家、富强的国家。这就要解放生产力，破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注：《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集和讲话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55—56、52—53、55、239、189—190、126、55、127、75、55、127页。）
再次，毛泽东不是把资本主义看成铁板一块、没有差别的东西，而是对资本主义作了区分。就世界范围而言，资本主义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反动的法西斯资本主义”，一部分是“民主的资本主义”。民主的资本主义比法西斯资本主义进步些，但它仍然是压迫殖民地、压迫本国人民，仍然是帝国主义。它打击法西斯是好的，压迫人民是不好的。就国内而言，蒋介石搞的是半法西斯半封建的资本主义。我们提倡的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有它的生命力，还有革命性。从整个世界来说，资本主义是向下的，但一部分资本主义在反法西斯时还有用，另一部分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将来还有用，在中国及欧洲、南美的一些农业国家中还有用，它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注：《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集和讲话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55—56、52—53、55、239、189—190、126、55、127、75、55、127页。）因此，他认为发展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不仅有利于资产阶级，而且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注：《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集和讲话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55—56、52—53、55、239、189—190、126、55、127、75、55、127页。）“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注：《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集和讲话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55—56、52—53、55、239、189—190、126、55、127、75、55、127页。）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他把是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衡量中国一切政党好坏的标准，“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注：《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集和讲话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55—56、52—53、55、239、189—190、126、55、127、75 、55、127页。）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 他以嘲讽的口气批评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揭露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欺骗性。“说也奇怪，有些中国资产阶级代言人不敢正面地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而要转弯抹角地来说这个问题。另外有些人，则甚至一口否认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必要的发展，而说什么一下就可以到达社会主义社会，什么要将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毕其功于一役’。很明显地，这类现象，有些是反映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有些则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于民众的欺骗手段”。（注：《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集和讲话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55—56、52—53、55、239、 189 —190、126、55、127、75、55、127页。）同时他也批评党内急于消灭资本主义的急躁倾向：“我们的同志对于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人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还要经过新经济政策时期，又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集体农庄发展了，才提出消灭富农，我们的同志在这方面是太急了”。（注：《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集和讲话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55—56、52—53、55、239、 189 —190、126、55、127、75、55、127页。）
在如何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上，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受新民主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制约的，是由它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的从属地位所决定的。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到《共同纲领》的制定，新民主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地位和作用被清晰地确定了下来。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对资本主义的制约，就是它的发展不能操纵国民生计。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中的从属地位，是指私人资本主义必须接受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因此，对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方针是利用和限制。所谓利用和限制就是要有利于国民生计，才可以自由发展。“凡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其经济发展政策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公私兼顾，不能偏顾，偏顾的结果就是不顾，不顾的结果就是垮台”。“如果劳资双方不是两利，那就是不利。为什么呢？只有劳利而资不利，工厂就要关门；如果资利而劳不利，就不能发展生产”。（注：陶鲁笳：《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28页。 ）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新民主主义社会也为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一定的大工业基础和国民经济基础。它的发展方向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不同形式，经过改造过渡到社会主义。
毛泽东不仅从理论上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重要性，而且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并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和之后认真地贯彻执行。1949年5月， 针对进城后出现的实际上主张立即消灭资本主义的倾向，刘少奇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对民族资本家政策问题给东北局的电报。毛泽东在修改这份电报时加写了这样一段话：“我们在批判与反对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的路线时，又必须坚决地严密地防止任何急性的‘左’倾冒险主义的倾向，即是过早地和过多地在国民经济中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1950年4月， 毛泽东在全国统战会议工商组讨论会的一份发言记录稿上作了如下批语：
在发言记录稿谈到“今天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处，毛泽东批：“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团结它共同发展经济之目的。”在发言记录稿谈到对私营工商业的“限制和排挤”处，毛泽东批：“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它们困难时应给予扶助使之发展。”在发言记录稿谈到私营工商业“要求划分阵地，要河水不犯井水，我们不允许”处，毛泽东批：“应当划分阵地，即划分经营范围。讲得很幼稚。”在发言记录稿谈到“国营经济是无限制地发展”处，毛泽东批：“这是长远的事，在目前阶段不可能无限制地发展，必须同时利用私人资本。”在发言记录稿谈到“我们的政策，是要‘与民争利’。但他们所谓的‘民’，是资产阶级。我们则要争于人民有利的事情。我们说，我们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但这里的‘州官’是人民，我们放火可以，你们点灯就违反群众利益”处，毛泽东批：“完全错误的说法。”在发言记录稿谈到“‘与民争利’，表现在粮食、花纱布、火柴、百货、盐的控制”处，毛泽东批：“除盐外，应当规定范围，不要垄断一切。”“只要控制几种主要商品（粮布油煤）的一定数量，例如粮食的三分之一等。”
在发言的记录稿谈到“百货公司必须建立，不然即不能稳定物价”处，毛泽东批：“建立百货公司，并不是代替全部的商业。”在发言记录稿谈到“大资本家要停工，我们就让它停工。我们有钱就接受过来”处，毛泽东批：“这是不对的。”（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293—294页。）1950年6 月，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的书面报告中指出：“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54页。）毛泽东上述的指示和报告都说明， 他对新民主主义条件下的资本主义发展是十分重视的，对有关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也是非常认真的。
应当说在建国初期，私人资本主义在党的方针指导下，在国家的支持和扶助下，确实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当私人资本遇到很大困难时，为了不让它垮台，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如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私人资本主义的一定发展也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了一定条件。“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 （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2页。 ）但在改造过程中出现了“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的问题。（注：《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50页。）其原因复杂，需要具体分析，兹不赘述。
二、社会主义时期：“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
1956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也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生机勃勃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并取得丰硕成果的一年。正是在这一年冬季，毛泽东提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1956年我国基本上完成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如何对待资本家问题；一是如何看待和处理有些地方又出现了少数地下工厂和地下商店问题。
关于前一个问题，毛泽东1956年12月5日与陈叔通谈话时指出， 现在看起来苏联消灭阶级，消灭太早了，不能够使用资本家的能力。让资本家多拿几年定息，安心工作，安心学习，对工人阶级是有利的。我们把资本家当成真正的财富，重视工商界，他有进步的文化。地主只有古代文化，工人阶级有这个财富是好事情，工人没有文化，资本家有现代文化。（注：参见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387页。）后一个问题， 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又出现“地下工厂”、“地下商店”，这说明公有制还不能包揽社会所需。因为社会上有资本、有劳动力，有社会需要。因此，它的出现是一种客观的需要。对这一问题先是黄炎培在1956年11月30日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到，自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大部分工商业者的表现是好的，少数人消极，“白天社会主义，夜里资本主义”，还出现了地下工厂、地下商店等。12月7日，毛泽东约民建、 工商联负责人黄炎培、陈叔通等人谈话说：“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上海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要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一长一短，扣子没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的早了，只搞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足。我们保留了私营工商业职工二百五十万人（工厂一百六十万，商业九十万），俄国只保留了八九万人，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要看条件，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厂。这样定息也有出路。重庆的低质产品，旺季不合规格，淡季合规格了，是因为旺季需要太大，供应不足。供应不足是长期的，是好现象，是因为购买力增长。要想办法，定息时间要相当长，急于国有化，不利于生产。公私合营有优越性，比不合营好，工人的积极性提高了，资方的态度也改变了（注：《共和国走过的路》（1953—195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08—309页。）。
1957年3月8日，毛泽东在和文艺界人士的谈话中说：苏联的革命准备没有像我们这样长。再一层我们没有对资产阶级一律没收，经济没有他们那么大的破坏。后头他们搞新经济政策，三年两年就宣布结束，何必这样忙呢？……我们已经搞了3年，再搞7年、13年，不行再延长它三二年。苏联就是太短了，直到现在还影响他物品——消费资料的不足，市场也不热闹。他们40年了，我们现在天天叫不足，他们更不足。（注：参见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396页。）
从毛泽东的上述谈话或讲话中，可以看出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出现的问题，不是采取简单处理的办法，而是给予高度重视，并进行了认真的探索与思考。特别是毛泽东提出的“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使人耳目一新。在他看来，允许一部分私人资本主义再搞，让它存在和发展，仍有积极的和进步的作用。它可以满足人民的部分生活需要；可以把资本家的闲散资金和定息利用起来，用于社会主义生产建设，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还可以吸引华侨回国投资，既可以解决资金短缺和外汇短缺，又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同时，由于少数私人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还可以对社会主义工商业起一个促进和竞争的作用，以利于社会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当然，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时期允许又搞资本主义，已不同于新民主主义时期提倡的发展资本主义，而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让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经济起一种补充作用。遗憾的是，随着1957年反右运动的扩大化，阶级斗争作为主要矛盾被重新提出来，这一思想火花不久就消失了。尽管如此，它仍具有重大意义，毕竟是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中思考过的问题。
综上所述，毛泽东无论在新民主主义时期主张发展资本主义，还是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主张“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其共同点和根本点就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认真总结以往在所有制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先是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存的方针，到中共十五大提出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并且这一提法补充到了宪法条文中去，以国家大法的形式把它固定下来。这说明毛泽东有关发展资本主义的论述至今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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