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精神讨论之我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见论文,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读书》杂志1994年举行的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已经暂告一个段落。应该说，这是一次相当严肃的学术活动，其严肃性是近年来少见的。正因为严肃，所以才吸引了众多的读者。即使一些持不同见解的论者，对这场讨论也不得不认真地加以研究，然后发表自认为负责任的意见，而不是漠然无视，或简单骂倒。
能够在短时间内引出如此广泛的注意和回响，说明人们对于严肃的学术探讨仍然怀有可贵的兴趣，也说明这样的探讨在今天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一旦出现，就能引起不同方面的一致关切。
历史上大多数学术讨论，往往都不是旨在解决问题，给出结论，而是为了调整一时代的学术兴趣，梳理一时代的学术面临的问题结构，即回避那些一直纠缠不清的伪问题和亚问题，从而使真正成问题的问题特别是某些根本性的问题，能够有力地提出来，“人文精神”的讨论亦复如此。
这次的讨论，由于时间太短，准备不足，没有一个较长的酝酿期，所以许多问题的提出仍然显得含糊无力。但是，我们上面说过，这毕竟是相当长时间内大陆学者少有的一次严肃的思想表露，一些提问的形式尽管还不够清楚，不够深透，但提出这些问题，比起麻木地回避乃至遗忘这些问题，显然大不一样。比如，文化的解构与建构问题，什么是真正的虚无主义的问题，学术规范问题，当代学术的价值定位问题，学者的学术责任和社会责任的关系问题，学术价值与道德操守的关系问题，凡此种种，其实从七十年代末的文化复苏以来，就一直潜隐在人文学者的意识深处。对这些问题的思考，直接显示出具体学术研究的取向和品味。但是，象这样全盘地、系统地、有意识地将这些问题摊开来，无可回避地摆在学人面前，还是第一次。不这样正面迎接这些问题的挑战，近二十年来国人的一切学术努力，都不可能结出正果。所以，此次讨论，可以说是二十年来人文学术渐渐形成的小传统本身自然而然生发出来的一种自省和自我总结的愿望。
而且，讨论以这样一种远远不能令人满意的形式展开，又以这种同样远远不能令人满意的形式结束，本身不就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吗？对讨论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反思，不也是关乎“人文精神”吗？
另一方面，这次讨论所引发的种种回应，有的甚至是大大地出人意料的回应，更是一些和人文精神密切有关的问题的暴露。
两方面问题的汇聚，便是人文精神讨论的效果和意义。
我们可以从彼此相关的以下几点，来省察此次人文精神讨论的效果和意义，或者说，省察讨论中提出的以及由讨论所引发的问题网络。
一、此次讨论充分展现了当代中国人文学术的处境和学者们的心态。
有论者认为，之所以要提出人文精神问题来讨论，是因为人文学者在当今世俗化社会越来越强烈地感到自身价值的失落，怀疑自己正在从事的学术研究到底有没有意义，于是想从根本上追问“学者何为？”的问题，也就是追问什么是人文精神，我们有没有人文精神，要不要有人文精神，诸如此类的问题。
这是合乎实际的理解，也是出于公心的解释。实际上，人文精神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并非我们特殊的国情，西方学者也一再讨论过人文学术的价值问题，处境问题，以及对策问题。世界历史演化到这一步，传统的人文学术要求一种相应的调整与自省，应该不难理解。
相比之下，另一批论者就显得偏狭了。在他们看来，一部分文化人，尤其是一部分高校教师和研究者，由于不适应商业社会的生活节奏，不理解甚至不赞同市场经济模式，不满意那些在文化上处于较低层次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且为富不仁，于是阿Q式地搬出玄虚的人文精神，贬低他人，抬高自己，以此寻找一种可怜的心理平衡。这种看法，不免以自己之心度他人之腹了。怀疑正常学术活动的心理动机，这件事情本身就颇成问题，它说明即使在文化人圈子里面，文化追求和文化关怀，也不是完全没有困难的。
二、这次讨论无疑具有相当宽广的社会辐射面，人们从不同立场出发，积极参与讨论，本来是很自然的事。只要不拿大棒子整人，再离奇的“接受美学”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有必要强调指出，这次讨论从根本上来讲，乃是知识分子的一种学术自省。提出来的一些问题，大多数是知识分子身受的，其他社会成员未必感兴趣。讨论者并不想超出知识分子的问题以外，作无限制的伸展。
但是，不知为何，那些明显属于专业性很强的问题，还是可怕地触及了一些异常敏感的神经，问题的性质在这些神经的感应中，往往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使问题的持有者瞠目结舌。
这里也许只有两种可能的解释。要么，知识分子的问题确实不能和那些崇高的问题须臾相离，也就是说，所谓知识分子的问题，所谓人文精神的问题，客观上并不存在。要么，我们中间有些人士天生就不能容忍有所谓知识分子问题存在。一发现这类问题，就以为大事不好了，就“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了。
三、和现代文化史上几次大的学术讨论相比，这次意在显示当代学人学术品格和学术水平的讨论，无疑太逊色了。
我们知道，象“五四”时期文言白话的讨论，中西文化异同的讨论，二十年代的人生观问题的讨论，科学玄学的讨论，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民族文化民族形式的讨论，都吸引了许多智慧的头脑，对社会文化产生过巨大冲击影响至今不歇。试问“人文精神”的讨论也将受到史家类似的重视吗？不言而喻，可能性是小之又小的。
在这个意义上，也许可以说，94年一部分学者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不是厚积而发的一次学术成果的展示，而是当代学术在不断下滑的过程中一次诚实的自责与坦白。
四、从几篇先后发表的讨论和对话纪录来看，不同的人对问题的把握是很不相同的，往往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彼此互不沾边。这里面有知识背景的不同，学术取径的不同，特别还有兴趣焦点的不同，使讨论很难形成一个鲜亮的思想中心。许多地方甚至流于玄谈或清谈，从而不同程度地削弱了讨论本来具有的严肃性。同一个题目下的对话最后南辕北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当代人文学术存在着一种可怕的内在分裂。知识分子之间在根本精神方面，似乎缺乏一种有效的生产性的“公共空间”，所有的追问和探索，都处在分崩离析的痪散状态。真正具有凝聚力的东西还未曾映入眼帘。
在这种情况下面，很难出现思想的相互激发和彼此促进的好事情，倒是很容易引起种种煞有介事的对话，很容易造成种种令人啼笑皆非的误解，以及种种无谓的纷争（等而下之的，是目前颇使一班无聊之辈兴奋的文坛对骂与捉对厮杀）。比起学问和道德的增长，这些都只能说是在浪费生命。
缺乏一个真正有利于对话的“公共空间”，任何看似有内容的思想交锋，也将会无例外地自动取消其意义。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许可以说，如何培养这样的“公共空间”，就是摆在中国知识分子面前的一个绝大的人文命题。
这些都是人文精神讨论应有的启示。一、二两点是社会反应，或者说是外界的一些误解。这些反应和误解，可以帮助我们从反面理解什么是人文精神，以及提出人文精神的现实条件。三、四两点是讨论本身暴露出来的问题。
当然另外一定还有许多问题，不能备述。我觉得，这些问题，和讨论中陆续提出的一系列学理问题，具有同等重要性。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其它一切学理问题的提出都将白费力气。
现在只想到这些，随手写下来，也算是一种“我见”。
1995年4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