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公新学的创立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荆公新学是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也是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中的主要学派。它是因北宋中期社会实践的需要而产生，并随着当时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王安石在世期间，荆公新学经历了创立与发展两个时期。
一、荆公新学的创立期
荆公新学创立于嘉祐（1056～1063年）、治平（1064～1067年）年间，其主要标志是《上皇帝万言书》《淮南杂说》《洪范传》《易解》等著作的刊行。这些著作集中体现了王安石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和教育思想的基本理论和观点，是荆公新学创立时期的代表作。
《上皇帝万言书》：清蔡上翔《王安石年谱考略》将其系于嘉祐三年（1058年），时王安石自常州移提点江东荆狱。
《淮南杂说》：邓广铭先生《王安石在北宋儒家学派中的地位》将其系于庆历二年（1042年）至庆历六年（1046年），时王安石进士及第被派往扬州任“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漆侠先生《荆公学派与辩证法哲学》将其系于皇祐三年（1051年）至皇祐五年（1053年），时王安石任舒州通判。
《洪范传》：清蔡上翔《王安石年谱考略》将其系于熙宁末年、元丰初年。漆侠先生《荆公新学与辩证法哲学》将其系于嘉祐六、七年间（1061～1062年）。
《易解》：乃王安石早年所作，所谓“自谓少作”可证，但具体作年不详；漆侠先生在《王安石张载哲学比较研究》一文中认为“约与《淮南杂说》相先后”。
王安石上述著作的刊行，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据王安石的弟子陆佃记载：
[嘉祐、治平间]淮之南，学士大夫宗安定先生之学，予独疑焉。及得荆公《淮南杂说》与其《洪范传》，心独谓然，于是愿扫临川先生之门。后余见公，亦骤见称奖，语器言道，朝虚而往，暮实而归。觉平日就师十年，不如从公之一日也。（注：陆佃《陶山集》卷15《傅府君墓志》。）
既是王安石的女婿又是其弟子的蔡卞论及荆公学术，作如是说：
自先王泽竭，国异家殊。由汉迄唐，源流浸深。宋兴，文物盛矣，然不知道德性命之理。安石奋乎百世之下，追尧舜三代，通乎昼夜阴阳所不能测而入于神。初著《杂说》数万言，世谓其言与孟轲相上下。于是天下之士，始原道德之意，窥性命之端云。（注：《郡斋读书志》卷4下。）
全祖望评价道：
荆公《淮南杂说》初出，见者以为《孟子》。（注：《宋元学案》卷98《荆公新学略》，中华书局1986年版。）
虽然王安石自己对《易解》并不满意，“自谓少作未善”（注：《郡斋读书志》卷1。），并“追思之未尝不愧”，（注：《王文公文集》卷7《答韩求仁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但此书在开拓“义理之学”方面的影响较大。即便是荆公新学的反对者程颐对之也颇为推崇，他说：
若欲治《易》，先寻绎令熟，只看王弼、胡先生、王介甫三家文字，令通贯，余人《易》说，无取枉费功。（注：《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9，中华书局1981年版。）
《易》有百余家，难为遍观。如素未读，不晓文义，且须看王弼、胡先生、荆公三家。理会得文义，且要熟读，然后却有用心处。（注：《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19。）
在宋代许多思想家利用《周易》来阐发其哲学思想，注《易》者达数十家。其中，周敦颐是程颐之师，张载为程颐的表叔，邵雍与程家是世交，但程颐指导门人读《易》，不取周、张、邵三家，独取王弼、胡瑗、王安石三家，足见程颐对王安石《易解》的重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王安石《易解》的学术贡献。程颐认为王安石的《易解》学术价值并不亚于王弼的《周易略例》、《周易注》与胡瑗的《周易口义》，关键在于王安石的《易解》能上承王弼“扫象阐理”的方法对易理做了创造性的阐释，与胡瑗、程颐“以义理阐易”的精神相吻合。
由上述可见，《淮南杂说》、《洪范传》、《易解》的刊行，奠定了王安石在北宋经学界的地位，扩大了王安石在当时学术界的影响，以至于不少读书人仰慕王安石的学问，“愿扫临川先生之门”。
嘉祐八年（1063年）八月，王安石回金陵居母丧三年。后又因病未赴阙，直至熙宁元年（1068年）才应召入朝。这期间，王安石在江宁聚徒讲学，从者甚众。据陆佃回忆：
治平三年，今大丞相王公守金陵，以绪余成学者，而某也实并群英之游。（注：陆佃《陶山集》卷16《沈君墓志》。）
这里，陆佃自称“并群英之游”，表明师从王安石的人数不少，而是有一批志同道合的仁人志士。如王矻、蔡卞、龚原等，这些人后来均成为熙丰新法的骨干力量，这标志着荆公学派至此形成。
二、荆公新学的发展期
随着王安石任相和熙丰新法的开始，荆公新学遂成为当时居统治地位的学术思想。自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到元祐元年（1086年）王安石去世为止，是荆公新学的发展期。这一时期，荆公新学的发展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自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到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第二次罢相，这一阶段的标志为《三经新义》的颁行及官学地位的确立；第二阶段为自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到元祐元年（1086年）王安石去世，其标志为《字说》的颁行和新学后学的逐渐成熟。
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推行新法。为了寻觅变法的理论依据，熙宁六年三月，王安石亲自提举经义局，进行学术探讨和理论创新。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并组织王雱、吕惠卿等编撰《尚书义》和《诗经义》，合称《三经新义》。《三经新义》的刊行，标志着荆公新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南宋学者王应麟如是评价《三经新义》，他说：
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训诂而不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经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土梗。（注：《困学纪闻》卷8《经说》，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全祖望谢山先生在《荆公周礼新义题词》中说：
《三经新义》，尽出于荆公子元泽所述，而荆公门人辈皆分纂之。独《周礼》则亲出于荆公之笔，盖荆公生平用功此书最深，所自负以为致君尧、舜者俱出于此，是固熙、丰新法之渊源也，故郑重而为之。蔡絛以为政和秘阁所藏，其书法如斜风细雨，定为荆公手迹。其后国学颁行之板，为国子司业莆田黄隐所毁，世间流传遂少，仅见王氏《订义》所引而已。荆公解经，最有孔、郑诸公家法，言简意赅，惟其牵缠于《字说》者，不无穿凿，是固荆公一生学术之秘，不自知其为累也。盖尝统荆公之经学而言之，《易传》不在《三经》之内，说者谓荆公不惬意而置之，然伊川独令学者习其书。容斋记《毛诗》“八月剥枣”，荆公一闻野老之言辄改其说，则亦非任情难挽者。朱子于《尚书》推四家，荆公与焉，且谓其不强作解事。而《礼记》之方、马数家、亦禀荆公之意而为之者，至今《礼记》注中不能废。《尔雅》成于陆氏，而以其余为《埤雅》，既博且精，彼其门人所著尚有不可掩者如此。至若《春秋》之不立学官，则公亦以其难解而置之，而并无断烂朝报之说，见于和靖《语录》中所辩。予观《宋志》，荆公尝作《左氏解》一卷，则非不欲立，明矣。荆公又尝与陈用之、许允成解《论》《孟》，然则去其《字说》之支离而存其精华，所谓《六艺》不朽之妙，良不可雷同而诋也，而况是书又荆公所最属意者乎！（注：《宋元学案》卷98《荆公新学略》，中华书局1986年版。）
纵观全氏所言，给我们提供了如下三方面的信息：
（一）荆公新学的代表作不仅限于《三经新义》《字说》《易解》《论语解》《孟子解》等也是其代表作。
（二）荆公新学在当时的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并对后世也有着深刻的影响，就是新学的反对派如程颐、朱熹也不得不承认荆公新学的学术成就与学术价值。程颐之后学朱熹亦甚是推崇王安石的《书义》，据记载：
朱子于《尚书》推四家，荆公与焉，且谓其不强作解事。（注：《宋元学案》卷98《荆公新学略》，中华书局1986年版。）
这说明，随着荆公新学的发展，即便是荆公新学的反对派也不得不承认荆公新学有其合理的一面，有其超出同时代其他学者的地方，这便是荆公新学重义理和重性命道德之理。荆公新学的这一长处也被作为理学家的程朱所继承。
（三）熙宁年间不立《春秋》于学官，是因为《春秋》“难解”，王安石并没有说过《春秋》是“断烂朝报”。不惟如此，王安石还著有《左氏解》一卷，表明王安石不是“不欲立”《春秋》于学官，而是因其“难解”，不便立于学官。据林竹溪《鬳斋学记》记载：
和靖曰：“介甫未尝废《春秋》。废《春秋》以为断烂朝报，皆后来无忌惮者托介甫之言也。韩玉汝之子宗文，字求仁，尝上介甫书，请六经之旨，介甫皆答之。独于《春秋》曰：‘此经比他经尤难。’盖《三传》皆不足信也……”和靖去介甫未远，其言如此，甚公。今人皆以断烂朝报为荆公罪，冤矣！”（注：《宋元学案》卷98《荆公新学略》，中华书局1986年版。）
由于《春秋》“难解”，所以熙宁年间王安石执政，不立《春秋》于学官，太学也不设《春秋》博士。元祐更化，太学始设《春秋》博士。哲宗绍圣年间，章惇专政，又取消《春秋》博士。元符年间，哲宗病死，向太后执政，又复设《春秋》博士。徽宗崇宁年间，蔡京擅权，再次取消《春秋》博士。《春秋》博士的废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荆公新学与反新学派的斗争及其反复。
王安石之所以在诸多儒家经典中，选择训释《诗》《书》《礼》，编撰《三经新义》，是为了为熙丰变法提供理论依据，培养变法人才，并用以统一人们的思想，为变法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他说：
今人材乏少，且其学术不一，一人一义，十人十义，朝廷欲有所为，异论纷然，莫肯承听，此盖朝廷不能一道德故也。（注：《文献通考·选举考四》，中华书局1986年版。）
他在写给王深甫和丁元珍的信里，对当时人们的思想分歧状况作了如下描述：
古者一道德以同天下之俗，士之有为于世也，人无异论。今家异道，人殊德，又以爱憎喜怒变事实而传之。（注：《王文公文集》卷7《答王深甫书》。）
面对“家异道，人殊德”的状况，最高统治者宋神宗也希望通过统一经术，来统一人们的思想认识。
熙宁六年（1073年）三月，宋廷设置经义局，训释《诗》、《书》、《周官》，任命王安石提举经义局，吕惠卿兼修撰，王雱兼同修撰。
熙宁七年（1074年）四月，王安石首次罢相，知江宁府，移居金陵，仍提举经义局。王雱随迁金陵，修撰经义。
熙宁八年（1075年）二月，王安石复相。同年六月，《诗义》《书义》《周礼义》修成奏御。
既成，颁之学官，天下号曰“新义”……且以经试于有司，必宗其说，少异，辄不中程。（注：《宋元学案》卷98《荆公新学略》，中华书局1986年版。）
《三经新义》作为教科书颁行于太学及地方学校，用以统一经术，统一士大夫的思想，标志着荆公新学已成为北宋社会居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成为官方哲学。
王安石为什么选择训释《诗》《书》《礼》作为教科书，来统一人们的思想呢？
关于《诗》。孔子说：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不学诗，无以言。（注：《论语·阳货篇》。）
王安石正是看到了《诗》要人们端正思想，近可以用来侍奉父母，远可以用来侍奉君王的功能，上通道德、下通礼义的教化作用，以及《诗》“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通俗性，和《诗》有韵、便于讽诵记忆的可读性，所以王安石首选《诗》来训释，用以统一人们的思想。他在《诗义序》中说：
《诗》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礼义。考其言之文，君子以兴焉。循其道之序，圣人以成焉。（注：《王文公文集》卷36。）
此外，王安石还认为“《诗》《礼》足以相解”，在《答吴孝宗书》中，他说：
乃如某之学，则惟《诗》《礼》足以相解，以其理同故也。（注：《临川先生文集》卷7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关于《书》。
《尚书》之主旨有二：一是阐明仁君治民之道，二是阐明贤臣侍君之道。其作用在于教君御臣，教臣侍君。王安石认为《诗》、《书》是可以相通的。在《虔州学记》中，他说：
先王之道德，出于性命之理，而性命之理，出于人心。《诗》、《书》能循而达之，非能夺其所有而予之以其所无也。（注：《王文公文集》卷34。）
《礼》是周朝的典章制度，是人们立足于社会的行为依据。那么，王安石为何如此重视《周礼》呢？
首先，王安石变法的中心任务是理财，而“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注：《王文公文集》卷8《答曾公立书》。）。
其次，王安石认为《周礼》之中，礼乐刑政样样俱全，“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注：《王文公文集》卷1《上皇帝万言书》。）。因此，《周礼》就是新法的理论依据。所以，他在《周礼义序》中说：
惟道之在政事，其贵贱有位，其先后有序，其多寡有数，其迟数有时。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时；其法可施于后世，其文有见于载籍，莫具乎《周官》之书。（注：《宋史》本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
由此可见，王安石希望以《周礼》为变法依据，并用以培养人才，推行新政，实现三代的理想政治，使宋王朝“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
再次，王安石解经并非为了解经而解经，而是为了托古改制，并为变法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复次，王安石认为，“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注：《王文公文集》卷36。）而《周礼》是一部关于周朝礼法的书。《周礼》不但要求人们言行符合礼，同时《周礼》也并不否定法治。王安石正是看到了《周礼》礼法并重这一点，所以才在熙宁六年，亲自训释《周礼》，写了十余万字的《周礼义》。作为新法的理论依据，用以指导变法实践。
荆公新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熙宁九年（1076年）十月王安石再次罢相至元祐元年（1086年）四月王安石去世。其标志是《字说》的刊行及新学后学的逐渐成熟。
《字说》凡二十四卷，是王安石晚年居江宁时删定。它与《三经新义》互相补充、并行不悖，是一部为推行新法制造舆论的文字学著作。
王安石撰此书，尝自谓教学必自文学始。并自序曰：
文者，奇偶刚柔，杂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故谓之文。字者，始于一，一而生于无穷，如母之字子，故谓之字。其声之抑扬开塞，合散出入，其形之衡从曲直，邪正上下，内外左右，皆有义，皆出于自然，非人私智所能为也。与伏羲八卦，文王六十四，异用而同制，相待而成《易》。先王以为不可忽，而患天下后世失其法，故三岁一同。同者，所以一道德也。秦烧《诗》、《书》，杀学士，而于是时始变古为隶。盖天之丧斯文也，不然，则秦何力之能为？
而许慎《说文》，于书之意，时有所悟，因序录其说为二十卷，以与门人所推经义附之。惜乎先王之文缺已久，慎所记不具，又多舛，而以予之浅陋考之，宜有所不合。虽然，庸讵非天之将兴斯文也，而以予赞其始，故其教学必自此始。能知此者，则于道德之意，已十九矣。（注：《王文公文集》卷36《字说序》。）
由上述引文可见，王安石撰《字说》，以自己和门人所推演的经义，附在《字说》里面。自以为，人们若能熟知《字说》，则对于道德之意就掌握大半了。所以，王安石认为教学应当自《字说》始。其撰《字说》的动机在于以《字说》作为学校的教科书，用以统一人们的思想，为变法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王安石又上《进字说表》云：
窃以书用于世久矣，先王立学以教之，设官以达之，置使以谕之，禁诛乱名，岂苟然哉！凡以同道德之归，一名分之守而已。道衰以隐，官失学废，循而发之，实在圣时，岂臣愚憧，敢逮斯事？（注：《王文公文集》卷20。）
这里，王安石认为，先王是重视文字训诂的，“立学以教之，设官以达之，置使以谕之”。其目的在于“禁诛乱名”，“同道德之归，一名分之守”。而现在，“道衰以隐，官失学废”，有必要通过训释文字，来达到通经义的目的。正是出于此种考虑，王安石在训释了《三经义》后，再撰著《字说》，以与《三经义》相辅并行，以达到“同道德之归，一名分之守”的目的。
《字说》刊行后，在当时乃至以后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元丰五年（1082年），《字说》成，并以进献朝廷，后即颁于学官，主司用以取士。元丰八年（1085年）五月，司马光复用事，遂罢除王安石所行新法。王安石去世后，《字说》时崇时黜，因最高统治者的政治需要而异。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正月，禁科举用王安石的《三经义》和《字说》。绍圣元年（1094年）六月，又下诏解除其禁。《宋史·选举制》云：
帝既亲政，群臣多言元祐所更学校、科举制度非是，帝念宣仁保佑之功，不许改。绍圣初，议者益多，乃诏进士罢诗赋，专习经义，廷对仍试策。初，神宗念字学废缺，诏儒臣探讨，而王安石乃进其说，学者习焉。元祐禁勿用。至是，除其禁。
历徽宗一代，蔡京打着绍述新学的旗号，为所欲为，祸国殃民；至钦宗时，《字说》又被禁止。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二云：
《字说》盛行时，有唐博士耜、韩博士兼，皆作《字说解》数十卷，太学诸生作《字说音训》十卷，又有刘全美者，作《字说偏旁音释》一卷，《字说备检》一卷，又以类相从为《字会》二十卷。故相吴元中试辟雍程文，尽用《字说》，特免省。门下侍郎薛肇明作诗奏御，亦用《字说》中语。予少时见族伯父彦远《和霄字韵诗》云：“虽贫未肯气如霄。”人莫能晓。或叩之，答曰：“此出《字说》霄字，云：凡气升此而消焉。”其奥如此。乡中前辈胡浚明尤酷好《字说》，尝因浴出，大喜曰：“吾适在浴室中有所悟，《字说》直字云：在隐可使十目视者直。吾力学三十年，今乃能造此地。”近时此学既废，予平生惟见王瞻叔参政笃好不衰。每相见，必谈《字说》，至暮不杂他语；虽病，亦拥被指画诵说，不少辍。其次晁子止侍郎亦好之。
这说明在陆游年少时，《字说》还很受重视。大约淳熙末年（1190年），《字说》才被禁止。此时，陆游约65岁。其所著《老学庵笔记》当是这一时期的作品。陆游的幼子陆子遹也曾说：“《老学庵笔记》，先太史淳熙绍熙间所著也。”（注：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16，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此说大抵可靠。由上文所引“近时此学既废”，可知《字说》当废于淳熙末年。这就是说，钦宗下诏禁用《字说》，但《字说》废而不止，延宕60余年，直至淳熙末年方才废弃。
绍圣之后，不但王安石的著作风行于世，就连王安石的弟子也成熟起来，且有著作行世。
荆公学派的师友传承，现在大都难于考见。《宋元学案·荆公新学略》所列诸人，也并非全是荆公师友，如郑侠后来背叛了王安石。兹将荆公新学师友，有著述可考者列下：王雱、蔡卞、陆佃、陈祥道、龚原、耿南仲、郑宗颜、许允成、刘仲平、王昭禹、唐耜、林之奇、方悫、马希孟（注：参见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4卷上，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纵观荆公与其门生，发现荆公学派有三个共同点：(1)重《周礼》。荆公与其门生，注《周礼》者达七家：王安石、陆佃、陈祥道、王昭禹、林之奇、方悫、马希孟等。(2)重《孟子》。荆公与其门生，注《孟子》者达四家：王安石、王雱、龚原、许允成等。(3)重《老子》。荆公与其门生，注《老子》者也有四家：王安石、王雱、陆佃、刘仲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