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分析的交易费用理论认识与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费用论文,理论论文,组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70年代以来，组织理论发展异常迅速，各种学说纷纷涌现，目前比较成熟且十分活跃的有四大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制度理论、群体生态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它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组织的不同层面的问题。交易费用理论是从经济学领域中发展出来的，从交易费用的角度来解释经济组织的起源和运作。
“交易费用”这一概念最初是由科斯(R.H.Coasc)提出的，但使交易费用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还是基于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nson)的一系列论述。威廉姆森于1975年及1985年分别出版了《市场与科层》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两本名著，重新界定了交易费用分析方法，并用其分析经济组织，使交易费用理论成为组织分析的一支重要理论。因此，尽管科斯最先提出交易费用的概念，但交易费用理论却是与威廉姆森的名字连在一起。
一、交易与交易费用
“交易费用理论是一种以交易为基本分析单位，研究经济组织的比较制度理论。”而把交易作为基本分析单位则是制度经济学的早期代表康芒斯的贡献。
康芒斯(1862-1945)早在1934年出版的代表作《制度经济学》中就首次宣称：“我用‘交易’作为经济研究的基本单位。”康芒斯从“交易”与“交换”的区别来界定交易的，“交易，不是实际‘交货’那种意义的‘物品的交换’，它们是个人与个人之间对物质东西的未来所有权的让与和取得，……交易是所有权的转移。”康芒斯进而将“交易”分为三种基本类型：买卖的交易，即平等人之间的交换关系；管理的交易，即上下级之间的命令和服从的关系；限额的交易，主要指政府对个人的关系。这三种交易类型覆盖了所有人与人之间的经济活动，过去人们认为毫不相干的事务，如买卖活动、经理对人的指挥，以及国家对居民征税等等都通过康芒斯所界定的“交易”概念所联系和归纳在一起。
“交易”这个在正统经济学早已存在的概念，其应用范围一直相当狭窄，到了康芒斯那里，“交易”概念一般化了，康芒斯的这一切功绩是不可磨灭的。然而，他未能就此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相反，他所代表的制度经济学，由于“对经济学标准理论传统采取一种仇视态度，并且缺乏某种实证有研究纲领及方法”，而被视为“异端的见解”，长期受到正统经济学的非难。科斯的指责就更为尖锐，“他们（注：指制度学派理论家）没有一个理论：除了一堆需要理论来整理不然就只能一把火烧掉的描述性材料外，没有任何东西留传下来。”康芒斯的这一闪光思想也就长期受到理论界的冷落。
直到本世纪70年代，随着交易费用理论的兴起，“交易”才真正成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单位。不过，作为交易费用理论代表之一的威廉姆森赋予了它新的含义，他在《资本主义经济组织》一书的序言中写道：“当一项物品或劳务在技术上可分结合部(interface)发生转移时，交易就发生了。”技术上可分的结合部指的是技术上不可分的实体之间发生联系的区域。这一说法并不好理解，威廉姆森似乎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他紧接着写了下列颇似注脚之言：“活动的一个阶段终止后，另一个阶段就开始了。一个良好的结合部就如同一部性能良好的机器，转移能够顺利进行。”从这几句话中似乎可以这样理解威廉姆森所界定的交易：为了完成一项工作，如生产一种产品或执行一项服务等，该工作从技术上可分为一系列独立的活动，一个活动完成后就可以进行另一个活动；活动是通过一定的技术来完成的，技术上不能分开的就是一个独立的活动；每个活动都可看作完成该项工作的一个阶段；该工作在这一活动完成后就要向下一活动转移，也就是由上一阶段向下一阶段移交，这一过程就是一项交易的发生。这一新义大大拓展了“交易”的范围，交易不再仅限于所有权的转移，使组织内部或组织间发生的很多活动都可纳入交易的分析范围；另外，它使交易活动更为具体化，因而更具可分析性。威廉姆森不仅对“交易”重新界定，而且提出把交易涉及的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发生的频率作为描述交易的性质，以便把交易分为不同的类型，从而使交易分析方法真正成为组织现象的一种分析工具。
从时间上看，科斯提出“交易费用”概念与康芒斯将“交易”概念一般化工作几乎是同时，有趣的是两者之间却没有半点联系。1932年，年仅21岁的科斯作为伦敦经济学院一位三年级的学生，利用一笔卡赛尔旅行奖学金，去美国研究美国工业的纵向和横向联合问题。在考察中，科斯发现了“把价格系统作为一种协调机制的同时，为什么还存在着管理的协调功能？”一个令他在大为困惑之迷的迷底，按照科斯自己的叙述，“到1932年夏季我找到了答案。我觉察到利用价格机制是有费用的。必须去发现价格是什么。要进行谈判、起草合同、检查货物，作出安排解决争议等等。这些费用被称为交易费用”。也就是说，价格系统并不是无成本运作的；相反，其运作过程中，存在着科斯所称的“交易费用”，“交易费用的存在导致企业的出现”。这一发现成为科斯于1937年发表的革命性论文“企业的性质”的中心思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交易费用”概念的提出在经济领域中掀起一场革命。这也成为科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奖学金的主要原因，“因为他发现和澄清了交易费用和财产权对经济的制度结构和运行的意义。”
科斯发现并澄清了交易费用，但他并未就此深入下去，也没有给出交易费用的明确界定，结果这篇今天被誉为“新制度经济学开山之作”的经典论文，发表之后长期受到冷遇，直到三四十年后才受到经济学界的普遍重视。人们对发现了科斯的这一光辉思想后，重新检视并界定了交易费用。阿罗(Kenneth Arrow)从“交易活动是构成经济制度的基本单位”这一制度经济学的根本认识出发，把交易费用定义为“经济系统的运行费用”。威廉姆森则形象地将交易费用比喻为“经济世界中的摩擦力”。威廉姆森在接受阿罗的定义的同时，并用其来分析经济组织，他将交易费用分为事前交易费用和事后交易费用两个部分。事前的交易费用包括协议的起草、谈判的费用和保障协议执行所需要的费用。事后的交易费用包括四种形式：1.当交易偏离了与“契约转换曲线”相关联的序列时所引起的错误应变费用；2.当交易双方都作出努力来校正事后的错误序列时所引起的争吵费用；3.纠正发生需要诉诸某种规制结构时，这种规制结构的建立和运转的费用；4.为了使承诺完全兑现而引起的约束费用。至此，交易费用概念真正成为经济组织分析的一个重要工具。
二、组织失败框架与交易费用理论要点
“交易”与“交易费用”这两个概念在康芒斯与科斯那里是独立的，威廉姆森通过对交易的重新界定，使交易与交易费用在他那里统一起来了。威廉姆森利用这两个概念建立了“组织失败框架”，并进而构筑了交易费用理论，以之分析经济组织的产生与运作。
威廉姆森的分析是从人这个经济运行中最重要的角色入手的。他认为人的因素和环境的因素相互作用，而不是它们之中的任一个单独作用决定了交易的发生。
对于人的因素，威廉姆森秉承了西蒙的“有限理性”学说，认为人的认识是“意欲合理，但只能有限地做到”；同时，对于人的行为动机，威廉姆森修正了传统的经济人假设，认为人不仅是自私的，而且只要能够利己，就不惜去损人。威廉姆森把人的这种“本性”称之为机会主义，只要一有机会，人就不惜损人而利己。正是由于人的机会主义本性直接影响了市场的效率。市场上交易的双方不但要保护自己的利益，还要随时提防对方机会主义的行为。因而，威廉姆森认为机会主义的存在使交易费用增加。
对于环境因素的分析，威廉姆森主要分析了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小数目条件。不确定性或复杂性是现实经济中的一种常见现象，就是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不确定性从多方面干扰着经济生活，保险业赖以生存的基础就是不确定性。小数目条件指的是，市场上的角色数目越小，市场机制就越不灵。这两点是以往经济学中旧有的，威廉姆森在这里只是借用而已。
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人的机会主义，适当时考虑到人的理性的有限性导致了信息拥塞(Information impactedness)或称信息不对称的出现。这是一个派生的情况。“当与交易有关的内在真实信息为交易者之一或少部分人所知晓，而其他的交易者若不破费就不可能知情时，信息不对称就产生了。”信息不对称反过来又加重了小数目结果，它使得那些难以或者不愿破费去获得交易的真实信息者逐渐退出交易，结果使交易的参与者减少。
另外，威廉姆森还认识到交易并不是孤立发生的，它是在一定的氛围中进行的。传统经济理论假定人是“理性的经济人”，因而认为，人在交易时仅仅基于净利润的思考，按照一种严格的中性，或者说是机械的方式来作决策。威廉姆森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实现的；相反，人们在进行交易时是有着一定的价值取向的。“把交易过程本身当作一个价值目标似乎是更确切，甚至是最根本的看法。”因此，威廉姆森特别强调：“交易是技术上可分的，并不意味着它在态度上也是可分的。”相反，交易者的态度是互动的，彼此之间的价值取向是密切相关的。威廉姆森用“氛围”一词，来描述交易者态度的互动与之相联的系统结果。
这一切构成了“组织失败框架”的主要内容，威廉姆森将其形象地表示为图一所示。
组织失败框架认为，市场组织作为一种交易的协调机制，在有限理性、机会主义行为、不确定性和小数目条件的综合作用下就会失灵，这时企业组织就会应运而生。与市场相反，企业组织影响了组织失败框架中的每一个因素：1.企业组织通过决策的专业化和沟通费用的节约拓展了理性的有限性，即减少了有限理性的限度。2.企业组织采用更具选择性的方式，提供了附加的激励和控制技术，从而可用来应付小数目的机会主义。3.企业组织用一种协调的方式使相互依赖的单位之间具有可预测性，从而减少彼此之间交易的不确定性。4.企业组织通过命令来解决小数目者讨价还价的不确定性。5.企业组织通过审计等手段促进了内部信息的沟通，从而缩小了自主单位获得信息的差异。6.与市场相反，企业组织之间的交易不仅仅是基于算计，它们之间有着更多的目的，因而，往往更能获得令人满意的氛围。这使得企业组织与市场不同，在某些交易更具优势，它能节约某些交易费用。
在此基础上，威廉姆森构筑了完整的交易费用理论体系。威廉姆森认为，交易费用理论既不同于传统的经济理论也不同于组织的行为理论，它是这两者的联合；交易费用理论不仅承认组织是重要的，而且认为组织是可分析的。交易费用理论将经济组织问题作为一个契约问题而提出，认为企业组织是一种规制结构，而不是一种生产函数。其要点如下：
1.交易是其分析的基本单位；
2.比较制度分析方法是其最根本也是最常用的分析方法，其目的是说明什么样的交易在哪种规制结构中完成会带来交易费用的较大节约，即交易与规制结构的匹配问题；
3.企业组织与市场是两种不同的规制结构，两者在某些方面具有可替代性；
4.企业组织替代市场实现交易有可能减少交易费用，因此，市场交易费用的存在决定了企业组织的存在；
5.由于交易特性的差异，决定了存在不同的组织类型，只有那些与特定的交易相匹配的规制结构才是有效的组织。
总之，交易费用理论的本质在于，“它通过把性质不同的交易以一种有区别的方式与不同的规制结构的匹配而实现交易费用的节约。”
三、交易费用理论的评析
交易费用理论是一支与以往的组织理论不同的理论学派，它“将经济学与组织理论结合起来，并与契约法大量交错”，而形成的一种跨学科的分析经济组织的新方法。威廉姆森在这里与以往理论家不同的地方是，他不考虑产品而是关注于交易费用，他把一个新的因素引入了经济学和组织理论中。正如斯柯特(W.R.Scott)所指出的：典型的新古典经济模式把企业看作一个管理生产功能的系统，其最主要的决策集中于生产因素如资源、劳动力和资本的最优化。在这种模式中，组织结构的变化大多数是不相关的。相反，交易费用观点假定不是产品而是产品和服务的交易才是关键，它强调规制这种交易的结构的重要性。
交易费用理论为组织分析提供了一个全新角度，在分析企业组织的产生、差异性和一体化等方面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因而，引起了组织理论家们的高度重视，并试着把其纳入自己的组织分析之中。然而，交易费用理论并不能解释新组织何时出现以及怎样出现；也不能解释组织如何随着环境的变化而采用不同的形式等。因此，交易费用理论只能用来作组织的静态比较，而不能用作对动态的组织进化现象的描述。另外，交易费用理论过份强调企业组织的交易功能，而忽视其生产功能，把交易费用夸大为企业组织形成的唯一决定因素。这一点也常常受到一些理论家的攻击。
不过，威廉姆森从未宣称，交易费用方法可以对所有的组织现象作出完整的解答。实际上，1985年他就指出：“考虑到所研究现象的复杂性，交易费用理论应该作为补充的，而不是排除其他方法的唯一方法。”因此，无论其费用是经济的或社会的，交易费用模式无疑最好与组织现象的其他解释联合使用。这一点为乐彼士(J.A.Robins)在它的交易费用方法分析中所强调。乐彼士的结论是，交易费用理论必须置于更为一般的组织理论框架中，交易费用理论有过误解的历史。他认为，交易费用理论可以与群体生态理论、资源依赖理论和权变理论联合作用。
总之，交易费用理论是其他理论的必要补充。不考虑交易是为社会还是经济的原因而发生，也不考虑是同事关系还是市场或企业组织作为交易发生的场所，交易费用方法在它告诉我们经济组织的起源方面是重要的。不过，交易费用方法要与其他理论共同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