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簇群式城市化发展路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路径论文,论簇群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3)04-0034-07
城市化在国外称之为“Urbanization”,是指城市人口为一个地区或一国总人口的相当比例而产生经济上的集聚效应与扩散效应,从而使城市发挥经济增长极与社会进步中心的作用。在中国的城市化进展过程中,路径选择一直是理论界和政策制定部门激烈争论的焦点。就经济自组织的系统观点而言,选择大城市还是偏重中小城镇都不失偏颇。长期以来,我们过于注意“大城市病”而把就地安置剩余劳动力,就地发展乡镇企业的小城镇模式当作中国城市化的推崇目标。近二十年实践的结果证明,小城镇模式虽然在江浙广一带取得成效(这种成效还是取决于这些地区大中城市数量比较集中的结果),但它无力提供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本的密集投入的空间,必定是粗放型的城市化发展模式,难以具备国土综合利用效率和产业的长期竞争力。所以,本文作者提出以中心城市为核心,中小城市为环绕集群,广大城镇为外延圈层的簇群式城市化发展路径,并主要借助于市场资源配置的核心力量,相应依靠产业化、移民化、国际化来提升城市化的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据此而制定的政策才有清晰的思路和事半功倍的成效。
一、福建省城市化的现状和存在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省凭借其地理优势和对外开放的先行机遇,大力引进外资,放手发展民营经济,增强了经济实力,同时也吸引了大批省外人口入闽,直接增加了第二与第三产业的人口比重。与此同时,福建省各地政府不失时机地推进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努力改善城市生活条件,并凭借地理优势、产业优势、制度优势促进了福州、厦门、泉州三大城市圈的发展,从而使福建省的城市化有了良好的势头。
但是,与福建省的经济发展水平相比较,城市化的现状显然还是差强人意。
特别福建省城市化发展战略曾经出过一些偏差。在改革开放之前,福建省由于海峡两岸的军事对峙而疏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福建省政府高层一直在农民可否进城、沿海城市是否优先发展、战略取向是城市化还是城镇化这些重大问题上摇摆不定。直到本世纪的2001年提出福建省发展的“三个战略通道”与“三个发展层面”的战略大计之后,人们对于福建省的城市化道路才有了明晰的认识。
然而,要扭转福建省城市化发展的不利局面恐怕不是短期能够奏效,主要问题有:
第一,各个城市的人口规模都够不上国内中型城市的规模(200万人口),离大城市的规模更是十分遥远。
第二,福、厦、泉三个城市的主导产业都不够规模,更难以成为区域经济的支柱。
第三,由于行政区域的历史沿袭与现实体制安排,福、厦、泉难以成为中心城市,并无法充分发挥幅射作用,山海通道既狭窄又薄弱。
第四,各地城市化发展战略有偏差,行政上一轰隆上项目、辟园区,争夺政策资源扩大地盘,地域上相互配套和协作水平较差,容易出现产业雷同与城市复制,而难以形成地域特色。
第五,由于人口迁徒政策(户籍制)、土地政策(农地转城市用地的土地使用权问题)、市政建设资金不足等瓶颈问题的束缚,使得城市扩容进程缓慢,尤其是城市的内部软件建设更是十分落后,制约了城市效能的发挥。
第六,由于对城市化的认识上的偏差和体制上的障碍,我省城市化存在着“城小市大”或“城大市小”两种倾向。
“城大市小”,即城市成长只重现“规模扩张”,但忽视城市的功能建设,许多城市满足于盖大楼、建新街,但对于城市建设的商业设施、物流网络、金融中心、信息传播渠道等功能方面的培育却重视不够,以致城市并不能发挥经济中心增长极的角色,无法起到带动区域经济竞争力上升的作用。
“城小市大”,即城市成长是依托交通位置、主导产业、文化底蕴发展起来,虽然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竞争力,其人均产值、财政税收、居民收入各项指标也在区域内名列前茅,但是,这类城市并没有相应扩大人口聚集,城市规模上升迟缓,除了户籍制等制度方面的阻碍因素以外,主导产业向辅助产业的衍化过程缓慢、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等等原因也抑制了城市规模的扩大。福建省的部分工业城镇、交通枢纽、旅游胜地、文化教育中心都存在着城市配套设施薄弱、人气不旺的问题。除了城市聚集与成长过程缓慢的自身因素以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对城市建设存在着一些误区。比如,工业区旁的生活区只是单纯地起“宿舍区”的作用,无法扩展为一个市区;又比如,大学城旁的人流十分可观,但基础设施薄弱,形成商机旺盛但街市陈旧的“学生街”特色;还比如,我省的一些风景胜地“可游而不可住”,同样制约了旅游景点的人气增长。所以,“城”小人寡是制约城市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福建省城市化应确立簇群化发展战略
福建城市化应走“簇群化”的发展道路。什么叫做“簇群化”的城市化发展道路?简单地说,就是确立中心城市为簇群核心,各个中小城市和乡镇按照产业化与市场化的资源配置规律结成簇群的外围圈层,从而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并提升簇群整体竞争力。根据这个簇群化的定义内涵,其基本特征的设定我认为应包括:簇群化的外部特征是各个大中小城市按照经济自组织系统地结成圈层形状的簇群,冲破原有的行政区域藩篱,从而凸显区域优势;其内部动力机制是各个簇群按照市场力量对资源配置的最终决定作用,形成相互兼容和交叉的产业集群和城市集群,最终获得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对各个簇群的子系统圈层的拉动与推动作用,从而发挥其聚集作用和扩散作用,推动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其运作目标是通过簇群内部有效的人口、产业、资本、市场的重组和整合,以产业集聚为龙头,带动工业化、移民化、市场化、城市化这些进程,在产业集聚基础上形成城市的集聚,从而提升区域竞争优势和资源优化配置的优势,更快地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选择“簇群化”的城市化发展道路,主要是从福建省生产力布局的实际情况出发。其依据是:
第一,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沿海与内陆地区的经济条件与社会发展程度差异甚大,不可能齐头并进地达到同等城市化水平,而应该选择沿海区域的中心城市为簇群核心,内联外引,山海协作,带动内陆中小型城市非均衡、有倾斜力度地推进城市化。
第二,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要重点培植沿海中心城市为簇群核心,以发挥其拉动与推动作用,特别要注意扶持那些经济发展迅速的重点城镇,以释放其对内陆山区的经济辐射与扩散作用,从而拓展市场化的山海通道,带动一大片城镇成网络状、圈带状地迈向城市化。
第三,区域经济发展的梯度推进。福建沿海地带,特别是福、泉、厦一线将成为城市化优先启动的区域,同时这些点、线、片也将优先成为交通中心、物流中心乃至包括产品市场、要素市场、资本市场都将成为省域经济增长的引力与张力并重的最活跃区域,并因此而逐步向福建中部、福建西部成梯度推进,形成全省波浪式的城市化浪潮。
三、“簇群式”城市化道路的创新之处
根据以上城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所推崇的非均衡路径、增长极路径和梯度推进路径,我省推进城市化的战略取向就不应该停留在计划与行政推动的崇拜上面,即以往按照传统的行政区域(简称“政域”)自上而下、由大到小的平头推进,而应该更多地倚靠市场对资源配置的根本决定作用,凭借市场区域(简称“市域”)对生产要素的重新整合与引导,由东向西、由点成片、由大变强地有序推进,最终形成“簇群式”的福建省城市化格局。
确立“簇群式”的福建省城市化发展战略是对以往福建省城市化路径反思和批判的结果,是摒弃传统计划经济的行政意志与封闭思维而作出的战略创新。这种批判与创新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对传统的“扶小抑大”的城市化战略的超越。多年来,我国的许多学者和政府官员都对城市化的消极面看得比较多,而对城市化的积极意义却视而不见,长期奉行所谓“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大力发展小城镇”的战略,实践证明这是一种“逆城市化”的政策取向,它直接抑制了我国城市化的发展速度,导致了产业矮丛化和城市散小化,其损失是不可估量的。因此,我们主张反其道而行之,就是要充分发挥大城市的聚集与扩散功能,加快发展中小城市,才能达到事半功倍之成效,而这正是“簇群式”城市化所倡导的理念。
第二,是对传统计划经济以地级市为中心的城市化增长极的否定。在上个世纪的八十至九十年代,由于市场意义的资源配置尚未占据主导地位,由各级政府部门自上而下的要素整合与公共资源分配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政府推动”往往被作为城市化的先决条件。而就省域范围而言,各个经济与社会发展条件相互差异的城市化就有赖于地级市的“政府推动”。然而,随着产业集聚与城市集聚的兴起,并且随着我国加入WTO之后市场化对资源配置占据了主导地位,人们发现,原有的地级市的存在,极大地妨碍了区域内部的专业化程度和区域之间的分工协作,妨碍了产业配套与产业扩散的市场化路径的延伸,妨碍了中心城市的确立及对周围相关城市的辐射与吸引,一句话,地级市的行政区划限制了土地、资本、劳动、管理等要素的市场化流动与配置,同时还抑制了人口流动与产业、市场的自由延伸。因此,应逐步取消地级市这一级政府机构,而不是纷起升级为副省级,最终在行政上只保留“省管县”,并逐步从“市管县”转变为“省管县”,发挥中心城市(大城市或中等城市)通过市场聚集要素的吸力与引力作用,让小城市(县城)通过市场路径依附于大中城市,因此而形成省域内不同地区大小不等的“城市簇群”,最终提高区域竞争力。
第三,同时也是对“城镇化”战略的一种修正。中国是走“城市化”还是“城镇化”的发展道路?这个问题已经争论了二十年,仍然是见智见仁,各持已见,我的看法是不应该把“城市化”与“城镇化”对立起来,而应该以“城市化”统领小城镇的发展,以小城镇的发展促进城市化的升级,关键是形成以大中城市为中心,以众多小城市为拱围,以大量小城镇为网络依靠的“簇群式”城市化模式,这样才能使小城镇既能安置人口又能有经济活力,成为中国城市化的基本依托。因此,从大中城市、小城市到乡镇一级,中国城市化的空间排列不是“金字塔式”的众多小城镇拱托少量大中城市,也不是“倒金字塔式”的人口大部分集中大中城市,使得乡镇凋蔽并衰落,而是“簇群式”的城市圈层空间有机组织,其中心为大中城市,然后发挥其产业与市场的聚集和扩散效应,最终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框架内使小城镇获得生命力。
四、簇群式的福建省城市化发展战略的规划目标
簇群式城市化发展路径的首要条件是选择“簇群核心”,即确立某些中心城市的核心拉动与推动作用,从而对整个经济区域起到舞龙头动龙身的作用。毫无疑问,这种中心城市的发现与确立是通过市场竞争而实现的,而不是政府拔苗助长的结果,这是簇群式城市化发展的关键。据此原则,我认为福建省城市化应形成福州、泉州、厦门三大簇群,并以这三个中心城市为“簇群核心”,来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并提升竞争力。
第一,以福、泉、厦三个城市为中心,形成对全省网状的辐射带动作用,从而确立三大簇群为核心的城市化结构。具体分工为:
——福州簇群应覆盖南平、宁德两个地级市,发挥省会城市的优势,将南平、宁德两市的产业与市场纳入区域分工与协作范围,形成南控泉、厦,北接长三角,西邻内陆省份,东连海外的中心城市簇群。
——泉州簇群应囊括莆田、三明两个地级市,对这三个原有地级市的人口、交通、城市、产业、市场等结构进行重新规划与整合,清除原本三个地级市之间人为阻碍要素聚集与扩散的藩篱,以充分发挥泉州这个中心城市对莆田、三明的引导与推动作用,并把莆田与三明的第二、第三产业与泉州相应产业群对接,避免原来三地“小而全”或“大而全”的重复建设,有利于区域资源配置的优化。
——厦门簇群应涵盖漳州、龙岩两个地级市,以实现其海湾型城市中心的发展战略。关键是厦门市既要立足海岛,以其地理与人文优势吸引海外投资及其它资源;同时厦门市又要跳出海岛,先把周边本来属于漳州市的一些县区纳入其产业链与市场圈中,然后再向漳州其它县区及龙岩市发挥其辐射与吸附作用,同时以漳州、龙岩的丰富自然资源及工业基础成为厦门中心城市发展后劲的源源不断动力,进而形成综合的比较优势及区位优势。那么,厦门市就不仅以美丽为著称而且将以富强为全国一流城市。
概而言之,确立福、泉、厦这三大中心城市成“簇群式”的福建省城市化格局,有利于打破传统行政割据的资源配置框架,形成全省统一同时又有分工协作的大市场,产业聚集将以更大的空间来实现,当然也就能够促进全省人流、物流、商品流、资本流、信息流的活跃流动,从而迅速提高我省经济增长的实力。
五、簇群式的福建省城市化发展战略的推进途径
要实现上述的“簇群式”城市化发展目标,至少需要二十年的时间完成,要想加快这个进程,必须从“点”、“线”、“片”、“边”这四个方面加以促进:
第一,以“点”带“面”,形成“簇群”核心点。福建三大产业分别有“农业高科技园区”、“老工业基地”、“新兴旅游点”等具有增长示范效应和要素聚集效应的城市增长点,如福州马尾的琅岐生态农业、泉州的晋江鞋城、厦门的集美学村,都具有迅速膨胀的城市化机遇,只要我们适当地给予政策、技术和投资方面的扶持,就会成为新兴城市,同时它们自身极具活力和扩张力,能够带动周边县镇迅速加入城市化进程,因而是“簇群”城市化的一个子系统或“次核心”。
第二,以“线”扩“带”,扩大“簇群”分布面。福建出省的鹰厦铁路、梅坎铁路、温福铁路和京福高速公路、同三线福建境内高速公路、漳龙高速公路,以及闽江流域的两岸县镇、九龙江流域、赛江流域这些交通便利的沿线城镇,将依靠发达的交通网络而吸引人口与投资,从而加速发展当地的三大产业,提升市场的规模,并且它们的城市化进程完全可能依靠沿交通线而形成“带”状的发展模式,即循着铁路、公路或水路扩展带状化的城市化格局,这将在原来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闽北、闽西、闽东地区表现得最为显著,所谓“要致富,先修路”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它将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外转移而获得收入增加,又将促进城市吸纳外来人口而获得城市化的聚集与扩散效应,其意义自不待而言。
第三,以“片”结区,增强“簇群”圈层环。在福建实现初级工业化的进程中,已初步形成种类繁多的工业区、科技园区,如泉港的石化基地、福清的耀华玻璃、闽侯青口的东南汽车、莆田涵江城区的加工工业区等等。历史上我们对工业城区的建设往往是“重生产,轻生活”,城市基础设施跟不上,导致人口留不住、进不去、住不下,一旦产品周期变动乃至产业变动,工业城区的人口就会随之增加或大规模减少,工业周期与城市发展周期过于拟似,极易构成产业规模对城市规模的冲击,不利于主导产业部门扩展其产品链和服务链,也不利于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因此,要在我省的各个工业区、科技园区、开发新区、大中型港口、机场、大学城等等经济新增长点发展新兴城市,尤其要通过政策倾斜加大对新兴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造就一大批环境优美、配套齐全、人文景观俱佳的新城,以吸引外地移民和本省移民入住,坚决克服以往那种“生产与生活分家”并且每天靠大巴运送职工上下班的普遍做法,通过“新城市、新移民”运动造就一大批贴近中心城市的功能齐全的卫星小城,以增强城市“簇群”内部的有机联系,从而提高“簇群”圈层的密度与活力。
第四,沿“边”造市,营造开放式“簇群”。福建地处东南海疆,既有与内陆省份相邻的众多“边”远县镇,又有与我国港澳台及日本琉球毗邻的众多海岛。本来这些边远地区由于交通不便,远离行政中心而难以获得政策性的资源配置,所以一般都比较贫穷落后。然而,在国内市场乃至国际市场开放的格局下,这些县镇就可能“风水轮流转”而一跃成为优势区位。最近,由于同三线高速公路的南北贯通,我省东北面的福鼎、柘荣、福安等工业与商贸基础较好的县镇就获得了与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相对接的机会;而我省东南面的诏安、东山、云霄等地也就获得了与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对接的机遇;即使是西部的龙岩、三明、南平这些区域也将由于漳龙出省高速公路以及京福高速公路而带来莫大的城市化良机。因此,现在应抓住这些机遇,加快在周边县镇修建辅助公路,加快交通网络的形成,以便适时推进沿边省际物流中心的建设,引进外省的资金、技术和项目,形成人口集聚与产业集聚的效应,从而在我省边沿建设一批开放式的城市簇群。
第五,疏村并乡,强镇扩城,加大“簇群”单位密度。福建省城市化绝不能遍地开花、平均使力,否则,不仅将违背城市化的客观经济规律,而且也将浪费资源、破坏生态,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因此,“簇群式”城市化战略的出发点是注重效率兼顾公平,注重生态保护与环境改善,注重人口形成与产业集聚以提升“簇群”的竞争力。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相应推行下列举措:
——“疏村”,就是将自然资源贫乏、交通条件恶劣、经济落后并且人均收入长期低下的村落撤消,将其人口移到经济条件较好的城镇或市郊,可以一次性到位解决扶贫问题,并且有助于城市人口的经济性增长。
——“并乡”,就是将经济条件恶化、人口分散贫穷的乡级单位撤消,通过几个乡的合并,或将相邻的几个乡合并到一个镇中,以便留出大片土地作为大农场、大牧场乃至国家级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这样既可以节省土地资源,改善农业生产结构,又可以减轻农村财政支出,减轻农民负担。
——“强镇”,并不仅仅是将上述乡村中的人口接纳下来就完事了,而且还应该通过镇内基础设施的加强建设,创造良好的人居条件与发展基础,把镇一级城市化事业做大做强。这里,我们必须明确,一方面,“镇”是中国城市化的最基础性的单位,镇的数量多少直接关系到一个地区城市化的“簇群”内部密度与竞争力,因此必须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大力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换身份为“镇民”;另一方面,“镇”又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最为薄弱的一个基层组织,镇的质量高低直接关系到能否引得进、留得住、住得下农村剩余劳动力。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众多“镇”的生活质量与经济条件都不高,以致于理论界不少学者曾经都把小城镇当作中国城市化的主要出路,但至今仍难以实现这个目标。今后的出路在于我们对“镇”在城市化中位置重新审定,赋予其使命的同时给予其“城市待遇”,要通过制度设计使国家、企业、居民都将投资引向镇的基础设施建设,做大做强“镇”级经济,以发挥镇在“簇群”中的地位。
——“扩城”,这是对每个县城的共同要求,但视经济发展条件,有些县城发展快些,可以成为小城市、卫星城市、乃至中等城市,另一些县城可能发展慢些,仍然保留作为县域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心。无论如何,县城或小城市都将是城市化的一级重要支撑组织,其产业集聚、人口吸纳、基础设施建设都值得我们重视。
六、加快福建城市化“簇群”发展的主要举措
基于以上分析的思路,福建省城市化应立足于人口、产业、资本、项目的聚集效应与扩散效应,其核心是市场力量为主导的城市化进程。但是,这并不排除政府的作用,尤其在市场失效时候和城市化的初期,更需要政府大力推进制度创新,构建良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秩序,从而优化“簇群式”城市化的组织架构。政府可行的主要举措如下:
1.行政人口性聚集向市场性人口聚集的过渡
以往城市人口的增长主要取决于政府在某些方面对人力资源的需求,并相应颁布一些行政措施放宽国内移民或乡村农民进城的限制,如“专家与技术人才引进”、“蓝印人口发放”、“购房给居民身份”等等,基本上属于行政推动而扩大城市规模。然而,今后我国资源配置将主要取决于市场推动,自谋职业和人力资源市场属下的事业单位也将通过人事制度改革而面向市场招聘职员。为此,今后应着力促使政府取消各种人口聚集城市的限制,特别是户籍制更为灵活松动,为人口移向城市提供更多便利的交通、居住、文化、教育等基础设施,加快人口聚集的速度。
2.外延性城市扩展向内涵性城市拓展的转变
福建城市发展在过去二十多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我们不能不看到,许多城市在发展规划方面虽然有雄心勃勃的街道、广场、花园、城区建设目标,但却缺乏要素市场功能方面拓展的大力举措,往往忽视了对人才、资金、技术、信息等各类要素的聚集能力的挖掘,以致外延扩张下功夫多,内涵拓展练内功少,从而抑制了城市经营效率与城市竞争力的发挥。今后福建省应该走内涵为主、外延为辅的城市化发展道路,特别是中心城市更要注重在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培育要素聚集功能,以延伸资金链、技术链、信息链等要素联结链条,从而在造市的同时获得“强市”效应。
3.从政府造市向产业扩市的转变
中国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市同时是重要政府行政机关的所在地,因此,传统思维方式往往把城市等同于政府机关,城市内涵提高与外延扩大都取决于政府机关是否“升级”或“编制扩大”,即使在现今的城市化的浪潮中,相当部分的“市长”仍然期待政府造市来获得短期的成果,这实在是一种过时的城市化认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应充分认识到,城市化的主要主体是企业和居民,而不是政府。企业是通过产业的空间聚集而发挥资源配置和财富创造的作用,而居民则是通过要素贡献而获得收入与财富的积累,而这二者作用都离不开城市这个载体。所以,城市发展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还是有赖于企业与居民这两个主体,通过经济增长过程中居民要素聚集和企业资源配置,通过产业扩充与产业聚集,从高度和深度上开拓城市发展的空间。
4.适应新型工业化而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在几个世纪前,当工业革命兴起时,也就预示着城市化的发端。但那时的城市并没有居住质量和经济发展质量可言,城市中到处充斥着交通事故、环境污染、犯罪帮派、道德堕落,城市在一些经典作家的笔下简直就是罪恶的深渊。而今,这种状况在城市中有了很大的改观。但是,作为工业化的产物,城市中仍然存在人口增长与资源供应、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尖锐矛盾。要避免城市化过程的这些负面影响,并不是取消或停止工业化进程,而是应该通过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改进技术,减少资源浪费,以化解人与自然的矛盾,造就生态型、共享型、可持续的新型城市发展模式。
5.从贫弱城市向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转变
城市化并不直接等同于“小康化”。虽然现今城市居民人均收入、社会福利水平、享受社会保障的程度都要高于农村,但仍然有不少城市存在着基础设施贫乏、人均收入低下以及人数不少的“城市贫困阶层”这些问题,归结起来是一个“贫市”而不是“富市”的挑战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要通过工业化、移民化、城市化来增加城市人口的聚集程度,更要花大力气清理城乡结合部贫民区、破旧街区贫民窟,以及解决下岗职工、失业者、孤寡病残人士组成的低收入阶层的各种问题,这是今后政府各部门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即扶持弱势群体、创造就业机会、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所得水平、提供他们所急需的廉租房或解困房应是政府倾力要做的事情。只有这样,城市化才能真正担当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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