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文化视角下大学生消费不平等的实证研究_消费文化论文

大学生消费不平等的实证研究：从消费文化的维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度论文,不平等论文,实证研究论文,大学生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804(2014)06-0049-10

      消费不平等，一般理解为人们在拥有和使用物质资源上的不平等，是测量生活机会和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现有研究集中在市场交换的维度，或通常所说的“消费水平”——不同社会经济群体在支出及其结构、耐用品拥有等方面的不平等。然而，更隐晦的消费不平等在于“消费文化”的维度，即不同社会经济群体在消费文化中所处地位不平等——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群体常常在消费文化中也处于优势或主导地位，而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常常在消费文化中处于劣势或从属地位。由于受到个人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限制，不同群体之间存在着消费文化上的差异，但是本文强调的“消费文化地位的不平等”更多地来自社会的建构。

      比如，围绕着“凤凰男”和“孔雀女”的话语①反映了农村和城市出身的青年如何在消费文化中被定位——前者的物质欲望是“畸形的”、消费观念是“精明的”：他们始终保持着节俭的习惯，但也希望通过奢侈品表现自己地位的改变；其成长积聚了全家人的希望和投资，当他们在城市立足之后开始全面回报父母和亲戚，让自己的小家庭承担了巨大的经济压力。类似的话语还有“贫困家庭出身的孩子物质欲望更强”、“寒门难出贵子”等。

      这种“消费文化”的不平等不仅存在于物质欲望和消费倾向的领域，也存在于文化品味的领域。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②，在中国观众中，“英剧迷”瞧不起“美剧迷”，“美剧迷”瞧不起“日韩剧迷”，而“港台剧迷”瞧不起“国产剧迷”。喜欢韩剧的人通常被贴上“没文化”、“没思想”的标签，喜欢欧美剧、尤其是英剧的人通常被贴上“高学历”、“名牌大学”的标签。一项由首尔大学媒体信息系教授姜明求(Kang Myung-koo)主持的研究③访问了近400名年龄在20～50岁的北京居民，发现学历与收入水平越高的中国观众越爱看美国和日本电视剧，而收入和学历越低，则越青睐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电视剧。研究解释为，高学历、高收入观众喜欢“理性而轻松”的电视剧，因此多选择观看美剧，而低学历、低收入观众之所以爱看韩剧，是因为部分韩剧逻辑性较差，观看时无需动脑子。无论研究发现是否准确地揭示了事实，该研究以及前文所述的围绕着“韩剧”、“美剧”的话语反映了消费文化背后的权力关系——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群所欣赏的文化品味往往占据了合法性的地位。

      这种对不同群体在文化品味、消费倾向和物质文化上的优劣对比和道德判断，对于理解社会不平等有着深刻的意义。一方面，消费文化上的差异和不平等受到个人所拥有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资本的局限；另一方面，这种消费文化地位的不平等强化了社会不平等和社会隔离，可能成为一种建构甚至加剧社会不平等的意识形态。“凤凰男”和“孔雀女”的对比实质反映了我国城乡和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寒门”或“豪门”的话语实质反映了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韩剧控”和“美剧控”的鸿沟主要反映了社会阶层的不平等。这些话语的影响力和权力在于，通过同辈压力、社会偏见和自我认同的建构，进一步影响着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的获得，这是研究“消费文化”不平等的重要意义。从外界来讲，学校和老师以及招聘单位和同事可能会被这些话语影响，对一个人的道德或性格、职业前景、晋升或前途做出有偏差的判断，比如认为“贫困家庭出身的学生可能更关心如何赚钱而不安心于学术”；从自我来讲，个人在这些话语的影响下，可能建构起极端的自我认同——比如“自己不适合做学术”，“工作上不能保证清廉”，“无法欣赏高雅文化”，对社会流动和社会融合产生负面的影响。

      全面地分析消费文化中所处的地位如何反映和影响社会不平等，是一个宏大的课题。基于现有的数据，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在校大学生，他们处于刚开始积累自己的资源但仍很大程度依赖家庭背景等先赋资源的转型期。实证分析主要关注家庭和高等教育两大结构性因素如何影响大学生在消费文化上的差异。简单来说，就是验证或者批判这样一个刻板印象：是否来自较弱势的成长出身和教育背景的大学生更认同从属地位的消费文化？具体的实证分析假设将在后文阐述。

      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组织实施的“当代大学生就业、生活和价值观追踪调查”。该调查采用了典型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办法。根据现行的国家教育体系的特点，选择具有典型代表性的12所高校作为调查样本点。为了确保高校具有典型代表性，样本点的选择考虑了高校等级(重点大学、普通大学和高职院校)、高校类型(综合类、理工类、文科类等)、高校地域分布(北上广、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华中、华东和华南)，最终选择了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四所重点大学、四所普通大学和四所高职院校。在选定了学校之后，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办法，先在全校范围内随机抽取八个院/系/专业，然后在选定的院/系/专业中每个年级随机选择一个班级，最后在班级中随机抽取相应数量的学生。2013年“当代大学生就业、生活和价值观追踪调查”共获得了7 875个有效样本，样本应答率73.9%。12所高校中应答率最高的为97.0%，应答率最低的为60.5%，大体上确保了样本的随机性、代表性和可信度问题。

      一、影响消费文化地位的结构性因素

      提到文化的自主性和文化统治的概念，绕不开布尔迪厄的经典理论。与以往强调经济资本在社会分层中作用的理论流派不同，布尔迪厄强调文化资本的作用，认为由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共同决定的“惯习”是社会区分的主要机制。据布尔迪厄解释[1]，惯习是一个“持续的、可转换的处置的体系，它是预先被结构化了的结构，起着组织社会结构的作用。”④作为“被结构化了的结构”，惯习被两种主要的资本形式所定义，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并帮助这两种资本形式的再生产。文化资本在交换的体系中扮演着社会关系的角色，包括一个人所积累的、赋予其权力和地位的文化知识，文化资本“在某种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可能以教育文凭的形式存在”[2]。作为“组织社会结构的结构”，惯习组织消费和生活方式，品味是惯习这个机制的主观实现[3]92。品味是一种“符号权力”；通过品味，“客观划分”得以和“主观划分”一致，从而使社会的和文化的秩序变得“自然化”(naturalization)[3]94。整个社会被区分为“合法性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惯习/品味”和“大众的、占被统治地位的文化/惯习/品味”。近些年的研究更进一步强调“消费文化”的力量——“消费文化”不能仅以市场权力为核心进行分析，也应当被看作话语的来源和地位的标志，它将社会群体置于品味和生活方式的社会等级中，从而掩盖了社会经济区分的权力关系[4]。

      在布尔迪厄看来，由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所定义的“惯习”是决定消费文化地位差异的最主要因素。对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来说，在校大学生还未能确立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很大程度上依赖父母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但是，高等教育奠定了他们未来阶级地位的重要基础，从而对消费文化的地位产生重要影响。国内外学术界对于消费文化地位不平等的实证研究比较少，针对青少年或者大学生的相关研究就更少。阿切尔等对工人阶级出身青少年的消费文化进行了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分析思路[5]。研究追踪访谈了53位14～16岁就读于伦敦的学生，他们全部来自工人阶级的家庭背景，也访谈了19位教职员工和5位父母。受到自身经济、文化资本的限制，工人阶级出身的学生买不起更贵、更“高雅”的品牌，通过给“Nike”等品牌赋予“质量好”、“酷”等含义来塑造自身时尚的独特价值，从而与中产阶级的品味区分开来。但事实上，这种消费文化的区分反而使得工人阶级出身的学生在文化和教育体系中继续处于边缘和弱势的地位[5]。首先，这种符号意义在合法性文化看来是不成立的，并且它的实践又在复制现行的社会经济区分体系；其次，这种消费文化强化了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阻碍了社会流动：这种反叛的消费文化使得学生与学校处于对立的关系，建立起了一种“坏学生”、“调皮学生”、“自己不适合读书”的自我认同，也强化了老师们的刻板印象——认同这种消费文化的学生是“危险的”、“差生”。文章强调，老师和政策制定者需要反思对工人阶级出身的学生的刻板印象和道德判断，高等教育也应当对于工人阶级出身的学生来说更加“可接受”，让他们感到在这个体系中也能忠于自我、实现价值。

      国内对于大学生消费文化的实证研究停留在描述分析的阶段。吕金城等根据调查数据对大学生的炫耀消费给出了概念总结：“这种消费的典型特征是消费的名牌化、品牌化、符号化，以及追求流行时尚性、独特性，表现在消费品上则是价格的相对昂贵性、风格的独特性与时尚性等特征，表现在消费手段方式上则具备后现代性特征，如信用卡消费与超前消费等”[6]。研究发现，大学生群体在炫耀消费的程度和倾向上存在着差异；在大学生看来，影响消费观念的主要是家境和同辈群体。梁前德对武汉地区14所高校的2662名大学生进行了调查，主要研究家庭经济状况和父母受教育程度如何影响大学生的消费[7-8]。研究发现，家庭月收入越高，大学生的月支出越高，旅游消费支出越高，但是对社会交往费用(校外就餐)的作用不显著；此外，大学生的消费观念大都倾向经济实用型，而家庭收入较高的大学生倾向新潮个性化、注重品牌的比例较高。研究也发现[8]，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大学生的消费支出也越高。杨盛菁选取了甘肃省16所本科和高职院校的4000名学生进行调查，发现来自农村的学生的生活支出显著低于来自城市的学生，平均分别为475元和790元[9]；大学生总体上的消费观念比较“谨慎”，更看重价格、质量和服务态度，而不太看重品牌。就韩国电视剧在大学生中的流行程度来讲，女生对韩剧不仅接触时间较早，而且对韩剧的关注和喜爱程度都远远高于男生，体现出显著的性别差异[10]。

      二、大学生消费文化的实证分析

      (一)分析模型

      从大众流行的话语和文献分析来看，结构性因素——主要是自身或者父母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消费文化地位的主要因素。针对大学生群体，本文将结构性因素分解为先赋因素和自致因素，如表1所示。先赋因素主要指成长出身，包括家庭背景和生源地背景，根据现有的数据，操作变量分别为父母的经济文化地位(父母当前月收入和父亲文化程度)和生源地的发展水平(来自农村还是城市)。自致因素主要指高等教育，包括高校及其所在城市的背景，根据现有的数据，操作变量分别为高校类型(重点大学、普通大学和高职院校)和所在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本文根据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GDP)⑤区分高校所在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分为三个等级：一类城市包括上海、广州和重庆(GDP在11409.60亿元至20 181.72亿元之间)，二类城市主要包括省会城市(除南宁、银川外)，即南京、济南、长春和长沙(GDP在4456.6亿元至7 201.6亿元之间)，三类城市主要包括南宁、银川、新乡、安庆和保定(GDP在1150.9至2503.2亿元之间⑥)。

      

      西莉亚·卢瑞对现代消费文化和物质文化的性质做过总结，包括大量和广泛的消费品和购物场所，普遍的市场交换和广告，消费者成立的和关于消费者的政治组织，借贷意义的变化，由消费选择和自我塑造带来的自主性和焦虑，以及对于格调、设计和物品外表的逐渐强调[11]。所以“消费文化”是一个比较广义的概念，涉及整个消费的过程——从物质的获得(acquisition)到物质的使用(appropriation)再到物质的欣赏(appreciation)[12]。根据现有数据，实证分析主要从三个维度测量消费文化：文化品味、物质文化和消费倾向，如表2所示。

      

      本文将消费文化的地位主要区分为主导地位和从属地位。消费文化的分析主要来源于影视剧欣赏和手机消费的数据，根据实证数据和前文有关社会建构和理论的讨论，本文对消费文化地位的操作化定义为：1)通过最喜欢的影视剧类型来分析文化品味，将最喜欢看美剧或英剧定义为高层次的文化品味、属于主导地位的消费文化，最喜欢看韩剧定义为低层次的文化品味、属于从属地位的消费文化；2)通过对手机的获得欲望和依赖程度来分析物质文化，将驾驭物质——适度的物质欲望和使用方式定义为主导地位的消费文化，将依赖物质——强烈的物质欲望和“上瘾”定义为从属地位的消费文化；3)通过选购手机的动机来分析消费倾向，将自我导向——如满足个体需求、追求审美等消费倾向定义为主导地位的消费文化，将“面子”消费——在意他人评价、强调地位显示的消费倾向定义为从属地位的消费文化。

      根据前文的讨论，文化品味上的差异主要与受教育水平有关系，物质文化和消费倾向上的差异主要与家庭背景有关系。因此，在上述分析模型的基础上，本文将研究假设操作化为三个实证分析假设：

      假设1：教育背景较弱势的大学生更喜欢看韩剧。1.1就读于高职院校的大学生更喜欢看韩剧；1.2就读于三类城市的大学生更喜欢看韩剧。

      假设2：成长出身较弱势的大学生更依赖物质。2.1来自农村的大学生更依赖物质；2.2家庭经济文化水平较低的大学生更依赖物质。

      假设3：成长出身较弱势的大学生更倾向面子消费。3.1来自农村的大学生更倾向面子消费；3.2家庭经济文化水平较低的大学生更倾向面子消费。

      (二)消费文化的差异

      将生源地定义为考大学那一年的家庭居住地，12所高校大学生有54%来自农村(包括乡镇)，46%来自城市(包括县城)。大学生的父母当前月收入集中在3000元以下和3 001～7 000元，分别占总体的46%和36%，而父母月收入在7001～10 000元和10000元以上的比例都比较低，分别占总体的10%和8%。通常来讲，父亲文化程度对于家庭的文化资本有主要影响。12所高校大学生的父亲文化程度集中在中等教育水平及以下(占总体的75%)，其中未上学或小学的占16%，初中文化程度的占32%，高中、职高和技校的占27%；父亲文化程度为高职专科和本科的样本分别占10%和12%，而父亲文化程度为研究生或博士的比例仅占3%。

      调查数据中，重点大学的样本占38%，普通大学的样本占40%，高职院校的样本占22%。12所高校中，在一类城市的占34%，在二类城市的占35%，在三类城市的占31%，而且较好的高校分布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样本中，重点大学全部位于一类和二类城市，普通大学分别有59%分布于一类城市、41%分布于三类城市，高职院校则全部位于二类和三类城市。所以，在讨论不同类型高校大学生的消费文化时，也必须考虑所在城市的效应。

      关于大学生平时最喜欢看哪个地区的影视作品，数据显示，前三位分别是美剧、国产剧和港剧，分别占38%、27%和12%。韩剧的影响力明显较弱，远远落后于美剧和国产剧，最喜欢韩剧的大学生仅占7%。如果说哪类影视剧更能反映大学生在文化品味上的“鸿沟”，应该是美剧，而非韩剧——教育背景较优越(就读于本科院校或者一二类城市)的大学生更喜欢美剧，而教育背景较弱势(就读于高职院校或者三类城市)的大学生更喜欢国产剧。

      12所高校大学生几乎全都拥有手机，拥有智能手机的比例高达80%。目前经常使用的手机品牌中，三星和诺基亚的比例最高，分别为15%和14%，其次是苹果(iphone)，占12%；经常使用的手机购买价格集中在501～2 000元，占样本的59%。就手机的消费水平来说，不同成长背景的大学生存在一定差异：农村出身或者父母月收入不高的学生拥有智能手机的比例较低，手机的购买价格也较低。

      本文对物质文化的实证分析主要通过对新手机的欲望和对手机的依赖两个方面，但是对手机使用影响的分析也丰富了研究发现。根据获得新手机的方式“如果您没有足够的钱，又想买一个新手机，打算如何支付这笔费用”，本文测量了物质欲望的程度和性质——是想要新手机还是可以放弃，是依靠个人努力还是外界资助。分析发现，农村和城市出身的大学生都各有一半比例放弃购买，不管农村还是城市出身的学生都不太倾向借钱、贷款或分期付款等透支的消费方式。父母月收入和父亲文化程度对大学生获得新手机欲望的影响类似，都有半数的大学生放弃购买，选择借贷消费的比例都很低。说明总体上大学生的物质欲望适度，那种无论如何都要得到的物质欲望并不占主流。差异在于，农村出身、家庭背景相对弱势的大学生倾向依靠自己的努力——奖学金、兼职等增加收入的方式，而城市出身、家庭背景较优越的大学生更倾向“攒钱”或者向父母、配偶/男女朋友或其他人“要钱”。

      就对手机的依赖来讲，大学生总体上呈现出较高的依赖程度，但是来自农村或者家庭经济文化水平较低的大学生表现出相对较低的依赖程度，在手机的使用上更有自主性。在测量手机依赖的维度上——“出门忘带手机很不习惯”、“手机无法接入互联网感到焦虑”、“上课、开会也常常看手机”、“尝试过没事的时候不看手机但很难”、“日程安排、学习娱乐都离不开手机”，城市出身、父母月收入较高、父亲文化程度较高的学生认同的比例都较高。

      虽然成长背景较弱势的大学生没有表现出更强烈的物质欲望、而且更不依赖物质，但是评估使用物质的影响时负面感受较强。衡量家庭文化资本的父亲文化程度的影响比较明显。父亲文化程度越低，认为“影响听课”、“耽误学习”和“开销造成负担”的大学生比例越高，而认为“丰富了知识和资讯”的大学生比例越低。可能的原因是，文化资本越低的家庭对数码产品这种新生事物可能更有抵触情绪，同时“望子成龙”的期望更高，所以对手机的使用更为担忧，这种情绪也波及了来自这类家庭的大学生。综合上述分析，来自农村和文化资本较低的家庭的大学生更加感受到了手机使用的负面影响，反映了一种对物质难以驾驭、稍显恐慌的状态，这种对待物质的态度是否会影响步入社会以后的物质文化，有待进一步分析。

      消费倾向即人们在使用物质产品或服务时的主要原因或者动机，通常可以归结为他人导向和自我导向两个主要维度。“自我导向”的消费倾向通常强调对个人身体和精神需求的满足，包括满足感、愉悦感、自我奖励、自我实现等。而“他人导向”的消费倾向以他人或者社会的评价作为参照，既包括社会区分也包括社会认同。“面子消费”指在意他人的评价与赞赏、通过物质的使用来显示自己的地位或者与众不同，属于强调社会区分的消费动机。数据显示，大学生在购买手机时，“质量功能实用”和“性价比适合我”是比较普遍性的动机，差异主要存在于“他人导向”的消费动机。就强调社会区分的“拿出来用比较有面子”和“周围用的人不太多，很有个性”的消费动机来讲，农村出身的大学生认同的比例明显较低，差异尤其体现在“有面子”这一典型的炫耀消费动机，认同此项的有29%的农村大学生和41%的城市大学生。父母月收入较低的大学生也更不认同“有面子”这一消费动机，父母月收入3000元以下的大学生中仅有27%认同此项，而父母月收入10000元以上的大学生中有47%认同此项。

      父亲文化程度对这种“社会区分”的消费动机的影响趋势类似，当家庭文化资本达到较高水平，大学生又趋于不太认同面子消费和个性消费。父亲文化程度为“研究生或博士”的大学生中认同面子消费的比例占39%，稍低于父亲文化程度为高职专科或本科的大学生的该比例；父亲文化程度为“研究生或博士”的大学生中认同个性消费的比例为18%，低于父亲文化程度为高职专科或本科的大学生的该比例。来自农村或者家庭经济文化水平不高的大学生认同面子消费和个性消费的比例较低，可能受到自身经济条件的限制；但是父亲文化程度达到“研究生或博士”，大学生认同面子消费和个性消费的比例也较低，则可能归因于家庭的教育和熏陶，高学历的父母更可能不认同片面追求面子和个性，也会将这种消费倾向传递给子女。

      本文也想整体上考察大学生的消费倾向和物质欲望：如何受到成长出身的影响，消费倾向和物质欲望之间有怎样的关系？这样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对大学生的消费文化区隔获得更全面的认识。本文使用多元对应分析和消费文化地图来呈现这一分析。根据上文的分析，本文选择了代表不同类型购买动机的四个变量⑦、代表不同类型手机获取方式的四个变量⑧。每个变量各有“认同”和“不认同”两个值，这样共有16种消费文化的模态进入分析。同时将生源地、父母当前月收入和父亲文化程度作为补充变量添加入模型。结果显示，共有6176个样本⑨进入分析，得到两个主要的轴，轴1是主轴，能够解释60%的变异，轴2能够解释12%的变异，保留这两个轴能够解释72%的大学生消费文化的差异。由此得到图1所示的大学生消费文化地图。

      

      图1 大学生消费文化地图⑩

      沿着主轴——轴1分布的大都为测量消费倾向的变量，说明这些变量能更好地解释大学生消费文化的变异。分布于轴1右端的是“有个性”、“有面子”和“时尚”三种消费倾向，至于是否“实用”的倾向则分布于地图的原点，说明这一变量对于大学生消费文化差异的解释力非常弱。图1各个点之间的距离反映了各种模态之间的相似程度。可以看出，轴1从左向右，一种使用物质产品进行社会认同或者社会区分的消费倾向逐渐增强，大体可以认为轴1区分的是“消费主义”的倾向。轴2大体上区分的是一种是否依靠个人努力的物质获得方式，从轴2上端往下，依靠个人努力的模态越来越增强。

      再联系结构因素的变量，我们可以更清晰地考察大学生消费文化的结构性差异。与“消费主义”倾向接近的结构性特征是生源地为“县城城市海外”，父母月收入“7001～10000元”、“3001～7000元”和“10000元以上”，父亲文化程度为“高职专科”、“研究生或博士”和“本科”，这些点集中分布于第一象限，该区域大致体现的是一种城市中产家庭出身大学生的消费文化，暗示了家庭背景较优越的大学生更认同“消费主义”的倾向。这些模态也与“要钱”(向父母、配偶/男女朋友或其他人要钱)这种物质获得方式最接近，说明处于这种消费文化中的大学生更可能依靠外界资助而非个人努力获得物质。仅就轴1右端的“消费主义”的模态来讲，它也靠近“还是要买”、“攒钱”这两类物质欲望的模态，暗示了大学生的消费倾向越接近消费主义，物质欲望也相对越强——节衣缩食也要得到想要的物质产品。

      远离“消费主义”倾向的第三象限分布的是生源地“农村乡镇”、“父母月收入3000元以下”以及父亲文化程度“未上学或小学”和“初中”，大致体现的是一种农村低收入家庭出身大学生的消费文化，这些模态也更靠近“赚钱”，说明处于这种消费文化的大学生更可能依靠个人努力获得物质。

      (三)结构性因素模型

      为了验证三个实证假设，参照上文的讨论，我们需要建立三类模型：1)有关文化品味的模型(M1)，以是否最喜欢看韩剧作为因变量；2)有关物质文化的模型(M2)，因变量分别是“是否可以放弃购买新手机”(M2.1)、“是否向父母或其他人要钱购买新手机”(M2.2)、“是否依赖手机”(M2.3)；3)有关消费倾向的模型(M3)，以是否认同“拿出来用比较有面子”为因变量。模型解释变量为影响消费文化的结构性因素，如表1所示。由于样本中大学生的年龄很接近，已有文献显示性别是影响是否喜欢看韩剧的重要因素，因此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了性别。为了更准确地测量结构性因素的作用，本文删掉了有关物质文化和消费倾向的变量中一些逻辑校验错误的样本和自变量的缺失样本，经过数据清理，进入模型的样本共有6 253个。表3列出了自变量的主要特征值。

      

      数据中有一个关于手机依赖的量表，由五个正向的维度——“出门忘带手机很不习惯”、“手机无法接入互联网感到焦虑”、“上课、开会也常常看手机”、“尝试过没事的时候不看手机但很难”、“日程安排、学习娱乐都离不开手机”，和四个反向的维度——“学习的时候我不看手机”、“休息时间我关掉手机或设置静音”、“跟同学和朋友在一起我不看手机”、“用智能手机和普通手机对我来说无所谓”构成。量表的标签值为“非常像”、“有一点像”、“不太像”、“完全不像”。本文将五个正向变量的标签值分别赋值为5、4、3、2和1，将四个负向变量的标签值分别赋值为1、2、3、4，然后将这九个变量相加，得到一个测量手机依赖的连续变量，得分越高表示手机依赖程度越高，越低表示手机依赖程度越低。

      大学生消费文化结构性差异的回归模型如表4所示，模型的结果都是显著的。就影视剧欣赏品味来讲，性别的区分作用最重要，女性更显著喜欢看韩剧。控制性别和家庭背景的因素，就读于高职院校对喜欢韩剧的影响不显著，但是就读于三类城市(包括南宁、银川、新乡、安庆和保定)比一类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和重庆)更显著喜欢韩剧。因此，假设1.1“就读于高职院校的大学生更喜欢看韩剧”不成立，而假设1.2“就读于三类城市的大学生更喜欢看韩剧”成立。

      由物质文化的三个模型(M2.1、M2.2、M2.3)可以看出，成长出身对物质欲望的程度影响不显著，并且成长出身较优越的大学生更依赖物质。具体来讲，生源地和家庭背景对是否放弃购买新手机的影响不显著。此外，来自县城和城市的大学生更可能向父母要钱买新手机，父母月收入10000元以上的大学生比父母月收入7000元以下的大学生更可能向父母要钱买新手机，来自县城和城市或者父母月收入10000元以上的大学生也更可能依赖手机，这些差异都显著。而且，父母月收入是影响大学生是否向父母要钱买新手机和是否依赖手机的最重要的结构性因素。控制了性别、生源地、父母月收入和高等教育背景，父亲文化程度对大学生的物质欲望和物质依赖的影响不显著。因此，假设2“来自农村或者家庭经济文化水平较低的大学生更依赖物质”是不成立的。

      模型3显示，成长出身对是否倾向面子消费的影响显著。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来自县城和城市的大学生更倾向面子消费，父母月收入10000元以上的大学生比父母月收入7000元以下的大学生更倾向面子消费。控制了性别、生源地、父母月收入和高等教育背景，父亲文化程度对大学生是否倾向面子消费的影响不显著。因此，假设3“来自农村或者家庭经济文化水平较低的大学生更倾向面子消费”不成立。

      物质文化(M2.1、M2.2和M2.3)和消费倾向(M3)的四个模型也显示了高校所在城市对大学生物质欲望的影响。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一类城市相比，就读于三类城市的大学生更可能放弃购买新手机、更不可能向父母要钱买新手机、更不可能倾向面子消费，显示了相对较低的物质欲望和较弱的社会区分动机。

      三、结果和讨论

      通过分析12所高校大学生的数据，本文推翻了一些不平等的消费文化设定，“喜欢韩剧的人文化水平低”和“凤凰男”等刻板印象缺乏实证基础。研究揭示，1)是否最喜欢看韩剧同高等教育水平——就读于重点大学、普通大学还是高职院校之间的关系不显著，但是就读于三类城市(中小城市)的大学生更显著喜欢韩剧；2)以手机的购买和使用为例，不同成长和家庭背景的大学生在物质欲望的程度上差异不显著，物质文化上的差异在于：背景较优越的大学生总体上更依赖外界资助获取物质、对物质的依赖程度更高、更感受到物质使用的正面影响；而成长和家庭背景较弱势的大学生总体上更依靠自己的努力获取物质、对物质的依赖程度更低，但是更感受到物质使用的负面影响；3)以手机的消费倾向为例，同成长和家庭背景较弱势的大学生相比，背景较优越的大学生总体上更倾向面子消费和追求“社会区分”的消费动机。从文化品味、物质欲望和消费倾向的维度，实证分析基本推翻了“来自较弱势的成长出身和教育背景的大学生更认同从属地位的消费文化”的假设，本文的主要研究发现可以简单总结为表5。

      

      由于本文的结论建立于在校大学生的调查数据基础上，而大学生的消费文化很大程度上受到生活来源和父母家庭经济水平的影响，因此结论的推广有一定局限性。如果想将结论推广到全社会的人群，还需要补充更多的数据。需要追踪样本中的大学生毕业、步入社会之后的数据，考察当生活压力增加或者收入提高之后消费倾向和物质欲望是否改变；也需要补充未接受过高等教育人群的样本，考察是否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比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更显著喜欢韩剧。此外，实证分析来源于影视欣赏和手机消费的数据，结论是否能够推广到其他消费的领域也需要更多数据的支持。

      

      实证发现建立在表2的分析模型的基础上，推翻了研究假设，但也需要反思，这种消费文化的模型应用在大学生群体是否合适？大学生在经济和文化上还处于不稳定、甚至叛逆的状态，消费文化地位的建构可能区别于“成年人”的世界。比如在消费动机上，追求社会区分——“面子消费”、“个性消费”很可能是具有合法性的消费倾向，虽然在“成年人”的世界是处于从属地位的消费文化。因此，大学生群体对消费文化地位的建构可能与表2相反，或者倾向“杂食的品味”[13]，又或者是不同于任何现存的理论。未来也可以详细研究大学生群体如何建构消费文化的地位。

      如上文所述，大学生属于未完全“社会化”的人群，尚未能够依靠自己的收入、工作和文化品味等获得社会经济地位，因而实证发现也不能够推翻布尔迪厄的文化统治理论。本文的意义主要是与现实中有关消费文化地位的刻板印象对话，而非与经典理论对话。

      不平等的消费文化话语既片面反映了事实，也强化了社会不平等。政策制定者需要反思不平等的消费文化地位被建构的机制和因素——反映了家庭背景、成长出身、受教育水平等结构性因素对一个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地位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应当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缩小贫富差距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推进社会公平、促进社会流动，使得“凤凰男”、“寒门难出贵子”等话语不再深入人心。公众也应努力消除偏见和歧视，不以家庭出身、教育背景等做出有偏差的判断，促进社会融合。

      作者按：本文曾在2014年中国社会学会学术年会上宣读，并获得优秀论文二等奖。感谢王宁、吕大乐、叶华、田丰等师友的指导和建议，文责自负。

      ①“凤凰男”从“山沟里飞出个金凤凰”演绎而来，指出身贫寒(特指出身农村，也包括出身于经济不发达的小城镇)，历经辛苦考上大学，毕业后留在城市工作生活的男性。“孔雀女”指的是出身于经济较发达的城市的女性，生活和成长环境都比较优越(资料来源：http://www.asiafinance.cn/zs/凤凰男.shtml)。

      ②资料来源：http://www.scmp.com/news/china/article/1289188/korean-tv-dramas-attract-less-educated-chinese-fans。本文的引用并不代表赞成资料的观点，只是作为文化品味等级区分的一个例子。

      ③资料来源：http://ent.ifeng.com/tv/news/jpkr/detail_2013_07/20/27718135_0.shtml和http://www.scmp.com/news/china/article/1289188/korean-tv-dramas-attract-less-educated-chinese-fans，但是本文作者未能搜到资料所提及论文的中文或英文版。

      ④英文原文为"system of durable,transposable dispositions,structured structures predisposed to function as structuring structures"。

      ⑤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http://data.stats.gov.cn/workspace/index?m=csnd。

      ⑥国家统计局网站只列出了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的GDP，但是新乡、安庆和保定的GDP应该在本文区分的“三线城市”的水平。

      ⑦这四个变量分别为：拿出用比较有面子，符合年轻人的品味，代表着时尚、潮流，质量和功能实用。

      ⑧这四个变量分别为：省吃俭用攒钱，通过兼职、奖学金等增加收入，向父母、配偶/男女朋友或其他人要钱，也可能就不买了。

      ⑨删掉了有关物质文化和消费倾向的变量中一些逻辑校验错误的样本，多元对应分析也自动删去了相关变量的缺失样本。

      ⑩注：1)总样本：6176个；2)补充变量：生源地(农村乡镇和县城城市海外)、父母当前月收入(3000元以下、3001～7000元、7001～10000元和10000元以上)和父亲文化程度(未上学或小学、初中、高中职高技校、高职专科、本科、研究生或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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