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军红[1]2001年在《《案例》：康宁人工有限公司——调整发展战略，创造竞争优势》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分案例及案例分析两部分，在案例部分以康宁化工有限公司在中国医药化工市场的发展历程和遇到的问题为线索，展开介绍了世界以及中国医药化工市场头孢类产品的基本情况和近期发生的变化，并通过这些变化对康宁化工有限公司产生的影响，引出康宁公司现在面临的产品竞争能力偏低，急需调整发展战略和营销策略的问题。 在案例分析部分，首先对公司的市场营销环境进行分析，得出康宁公司所遇问题的外因。通过运用波特的行业结构分析模型和BCG理论对公司的行业竞争状况和公司的产品进行分析。针对公司的内部优劣势，运用SWOT分析方法提出在中国国内建立合资工厂，实施一体化发展战略的构想。并围绕该战略的实施，运用目标市场定位理论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分析了公司的市场营销策略和其他应注意的问题。
贾伟[2]2009年在《电子信息产业链中段核心企业差异化战略导向的技术创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取得了长足进步,催生出一批在规模上已经与国外同类企业不相上下的大型企业。然而,企业规模的扩大,并不等同于企业综合实力的整体提升,并不意味着业已摆脱“世界工厂”的定位,并不意味着业已跳出“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Zeno悖论”陷阱,也并不意味着业已擎起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成功转型的大旗。为此,本文选取电子信息产业链中段核心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差异化战略和技术创新理论来探索此类企业的竞争发展之路。本文在阐明研究背景、研究对象、研究基本思路和对相关文献进行回顾与评析的基础上,围绕本文所设计的关于电子信息产业链中段核心企业战略定位、差异化战略支撑体系和循环式技术创新体系叁个模型,重点开展了以下内容的研究:(一)电子信息产业链中段核心企业差异化战略的驱动因素。本部分运用“电子信息产业链中段核心企业战略定位的叁维分析模型”剖析了电子信息产业链中段核心企业面临的动态竞争环境及其特征,总结归纳了基于动态竞争环境的两种差异化战略驱动因素:产业驱动和市场驱动,并分析了其独特的上下游竞争态势及对电子信息产业链中段核心企业的驱动传导机制。(二)电子信息产业链中段核心企业差异化战略的支持系统。在这部分,本文从产业景气循环、产业生命周期、产业转移与升级方向分析了电子信息产业链中段核心企业差异化战略的环境影响因素。针对此类企业的特点,运用企业差异化战略的一般性来源理论,分析了此类企业差异化战略的独特性来源。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论述了电子信息产业链中段核心企业差异化战略的支持体系:技术创新、顾客响应、政府扶控、商业模式。(叁)电子信息产业链中段核心企业的技术创新系统。这部分是本文的核心内容,它围绕本文提出的“电子信息产业链中段核心企业技术创新循环体系”理论模型而展开,主要内容分布在本文的第五至第八章中。第五章在对电子信息产业链中段核心企业的技术创新特征、可供选择的创新模式和选取原则进行理论与实际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适合发展中国家电子信息产业链中段核心企业混合型技术创新模式。第六章通过对多个案例的剖析,提出了电子信息产业链中段核心企业的产品和工艺技术创新方向。第七章分析了电子信息产业链中段核心企业技术创新路径与障碍,具体探讨了我国此类企业技术创新的路径选择。第八章主要探讨了电子信息产业链中段核心企业技术创新平台的架构与整合,并研究设计了该类企业技术创新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为企业进入下一轮竞争提供参考和依据。(四)关于理论框架与研究成果的实证调查和检验。最后本文通过问卷调查与分析对本文的研究成果进行验证,并在结论与后续研究展望部分进一步总结全文的研究成果,提炼出政府对电子信息产业链中段核心企业技术创新支持的政策建议,并结合本文局限性,展望继本文后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上可进行的后续研究。
张隽[3]2005年在《外资并购我国企业的研究及案例分析》文中认为外国直接投资(FDI)主要包括两种形式:一种为新建投资,亦称绿地投资,另一种为跨国并购投资,即两国企业之间的兼并与收购。本文研究的是外资对我国企业的并购投资。主要内容包括:外资并购的理论基础、外资并购在中国的实践及相关案例的研究。 外资并购(M&A)是外资兼并(Merger)与外资收购(Acquisition)的统称,其基本含义是:外资公司出于某种目的,通过一定的渠道和支付手段将东道国企业的全部资产或一定比例的股份买下来,从而达到对其生产经营权的控制。外资并购中国企业的目的是为了控制国内企业,以获得更多的资本剩余价值,而我国引入外资并购则主要是为了利用外资实现国有经济的宏观布局调整,力促国有企业改制。然而由于现阶段我国相关政策、法律、监管制度还不完善、中介机构不够发达以及证券市场发展欠成熟、股票二级市场价格与企业实际价值偏离度较大、并购目标欠缺等原因,我国广泛开展外资并购还存在一定的难度,在具体实施时也有很多障碍。 本文通篇以外资对国内企业的并购为主线,结合外资并购国内企业的现状、发展趋势、法律政策环境及存在的阻碍因素,重点针对我国外资并购的主战场—上市公司的外资并购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旨在探讨外资并购与发展中国企业的结合点,以助探索出一条现阶段适合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发展之路,期望能对未来我国外资并购的健康发展有所帮助。 全文分为5章,从外资并购的基本概念入手,阐释了外资并购的理论依据和主要方式,为后面的分析奠定了充分的理论基础;然后结合外资并购在中国的实践,对外资并购的动因、现状、发展趋势、政策法律环境等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指出了阻碍外资并购发展的限制因素,并重点针对外资并购我国上市公司的模式选择问题作了详细的分析,最后指出:应积极推进我国外资并
范锦香[4]2007年在《外资并购我国国有企业的动因及经济绩效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入世以来中国作为新兴的全球制造业中心，必将成为外资优先选择的地区，而国有企业作为我国各行业中的佼佼者，自然是外资进入的重点领域。自2000年以来，一些全球知名跨国公司已成功收购了中国的大型名牌企业，如法国阿尔卡特收购上海贝尔、美国艾默生收购安圣电气等。尤其是2005年凯雷收购徐工事件被炒得沸沸扬扬。但是，面对由此可能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经济安全等问题，人们质疑国企改革要不要借助外资的呼声日益渐高，到底外资是否有助于国企改革呢?本文主要围绕外资并购我国国有企业的动因及经济绩效进行研究，首先阐述了跨国并购理论的内涵，通过对外资并购动因的相关理论和文献的梳理，并结合实际案例分析，论证了外资并购我国国有企业的根本动因。其次，在借鉴国内外现有并购绩效理论的基础上，用事件研究法和财务绩效法对2003年至2005年几个比较典型的外资并购国有上市企业的案例进行了实证研究，数据结果表明大多被外资并购后的国有企业都取得了较好的市场和财务绩效。最后，客观总结案例，同时穿插、罗列了前人的分析数据，通过综合、对比分析，得出了在当前国情下，外资并购无疑是一条加快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有效途径，也归纳出了因外资并购而产生的一些问题及成因，并针对产生的负面影响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张孝锋[5]2006年在《产业转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第一章是导言。论述了产业区域转移的概念。介绍了本文研究的背景与意义、主要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和预期价值等。 第二章主要对产业转移的理论来源进行了梳理。把国外对产业转移的研究归纳为古典区位理论与新经济地理理论、雁行模式理论及其相关研究、国际投资理论关于区位选择的部分等。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则按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分别描述。大陆对产业转移的研究分为国际产业转移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相关研究、产业转移中的技术转移、国际直接投资与产业转移的研究、对国内产业转移的研究四大类进行。从台湾企业转移动机与区位选择、台湾制造业企业进入大陆市场模式等角度对中国台湾地区博硕士论文中与产业转移相关的研究进行了综述。从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到雁行模式再到新经济地理理论，都是以产业转移实践的发展过程为背景而不断演化的。在对产业转移规律的探索过程中考虑的因素越来越复杂，生产要素由土地、资本和人力到科技；市场环境由完全竞争到不完全竞争以致垄断等，这些理论中，着重从产业转移输出方考虑，对承接方的条件、正负面影响研究的不多；随着经济活动外部环境的变化，金融和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过去的理论已经很难圆满地说明现在。从国内的研究看，以FDI的地域分布及其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多，结合国际，以实证研究为主，深刻阐述产业转移规律与理论的研究尚不多见。而中国台湾地区的研究，往往以微观视角、个案研究为特征，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两者结合，在西方理论的基础上增加了体制、机理、文化等因素的考虑，比较富有特色，但对承接方的条件进行研究的也不多见。为后续的研究开拓了广泛的空间。 第叁章主要研究了产业转移的动力机制。首先，从移出地和承接地两个方面对产业转移的动因进行一般分析。对产业移出地而言，产业转移是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重要途径，也是区域产业竞争优势转换升级的有效方式。产业从转出区转移的动因主要是充分利用承接地的资源，包括土地、人力、资金、环境容量、市场、营销渠道等，具体原因可以归结为市场扩张的需要、产业分工的需要、综合利用资源的需要、企业重组的需要和政策性的产业转移等。产业转移承接地的投资环境可从硬环境、软环境和竞争环境叁个方面考察。产业转移对承接地的积极影响包括：吸收先进技术、增加投资需求，促进GDP增长、增加就业、加速承接地工业化进程。产业转移对承接地区的消极影响包括：环境问题、本地工业问题、产业结构失衡等。其次，运用城市化框架对产业转移的宏观机理进行了理论
王彦[6]2005年在《中国光纤光缆产业的技术学习过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产业技术学习是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研究的中心问题之一,本文以中国光纤光缆产业为对象研究该产业的技术学习过程。主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中国光纤光缆产业的技术学习过程和特点是什么;第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技术学习过程。在研读大量关于技术学习的文献,并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揭示了中国光纤光缆产业技术学习过程,建构了分析模型,并用“学习成本”理论对该产业技术学习过程机制进行了分析;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得到如下主要结论:(1)中国光纤光缆产业的技术学习过程是逆向的,而且该产业同时存在“逆技术链学习”和“逆产业链学习”两类逆向学习过程。(2)影响中国光纤光缆产业技术学习的主要因素分别是技术体制、制度环境、学习动力和学习基础。这4类因素在分产业(制棒、拉丝、成缆)的非均匀分布是中国光纤光缆产业逆向技术学习的主要原因。(3)引入技术学习成本的概念,来探讨中国光纤光缆产业的逆向技术学习过程,并总结出技术含量最高的产业链环节的学习风险最大、学习成本最高的结论。
张喜民[7]2007年在《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营销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在来华投资的外商中，跨国公司逐渐成为投资的主角。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股更大的跨国公司投资浪潮涌入中国。目前，全球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中已有近450家在华投资，其中30多家设立了地区总部，外商投资设立的研发机构超过600家。与此同时，随着国际竞争压力的增大，跨国公司开始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掘其价值链的竞争优势。相关研究显示，开拓和占领中国市场已成为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战略调整的主导趋势。面对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的深度市场推进与日趋激烈的竞争，中国政府、企业界和消费者已深切感受到跨国公司给中国经济发展和市场变化带来的重大影响。在此背景之下，有关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营销战略的研究，便成为学术界和企业界共同关注的重点。相对于跨国公司研究的其他领域，有关跨国公司子公司的研究，尤其是跨国公司子公司在华营销战略研究还是一个比较新的问题：首先，国内外多数关于跨国公司在华营销战略的研究，是在模糊母子公司界限的基础上进行的，研究者往往将其研究名之为“跨国公司”在华营销战略或策略，而没有考虑营销战略的制定者到底是跨国公司母公司还是在华子公司、母子公司之间在营销战略选择上的角色和地位，以及不同选择对营销战略执行可能带来的后果差异。可见，现有相关研究还存在薄弱环节。其次，现有的跨国公司营销战略模式研究，如国际战略、多国战略、全球战略和跨国战略等，依据的主要变量是跨国公司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差异，而没有更多地考虑子公司所在东道国内部，由于区域经济技术发展差距、收入差距以及区域消费习惯不同所形成的差异，而这些差异往往是影响子公司在东道国营销战略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再次，现有跨国公司子公司战略的研究，主要考虑的是子公司作为母公司战略体系中的一个单元或承担的战略角色，即把子公司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进行研究，而没有更多地考虑跨国公司子公司之间的价值链整合问题，即一个子公司的营销战略会受到其他子公司的影响，各个子公司之间是相互连结而发生作用的。因此，将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营销行为放到价值创造网络中综合研究，也是跨国公司子公司营销战略研究的一个新领域。针对以上问题，本研究综合运用理论研究、实证分析与典型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影响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营销战略演进的主要动因，探讨了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营销战略的演进机制，归纳出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营销战略演进的阶段模式和演进路径，构建出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营销战略的基本模式。国内外相关研究认为，作为跨国公司子公司战略体系的一个单元，跨国公司子公司营销战略的选择，不仅受制于其在公司体系中的战略角色，受制于跨国公司的组织模式、管理模式，受制于子公司的存续时间、自治状况和所处的产业类型，还要受制于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和子公司的营销绩效等多种因素。但是，相关实证研究却表明，缘于母国文化的跨国公司管理模式，对于海外子公司营销战略的制定并无显着的相关关系。本文实证研究发现，营销绩效对于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营销战略的制定并无明显关联。同时，跨国公司母公司管理模式对于在华子公司营销战略的制定起着明显的作用。关于第一个问题，本研究认为，其主要原因一是因为中国对外开放时间尚短，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历史不长，其在华子公司往往只处于在华经营的早期阶段，营销绩效还不能得到充分体现，尤其是子公司的营销绩效往往不是取决于子公司自身的经营能力，而取决于母公司的战略决策和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还不具备作为营销战略决策的主要参考依据的条件。第二个原因是，中国市场是一个处于快速成长、而环境和体制尚不成熟和稳定的市场。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往往具有长期战略思维，注重的是未来收益，而不是短期得失，因此，并不会完全依据子公司的短期营销绩效改变公司的战略选择。关于第二个问题，本研究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主要来自发达国家，而且进入中国时间尚短，还没有积累丰富的在华经营信息和知识。因此，在其进入中国市场的初期阶段，往往会把来自于母国文化的母公司管理模式直接运用于在华子公司的经营，尽管跨国公司母国与中国存在较大的文化差异，而且这种管理模式不一定适合于中国市场环境，并且往往带来母子公司管理沟通的巨大成本。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营销战略的演进历程受到母公司因素、子公司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的共同制约。而这些因素总是处于变动之中的。外部环境会影响母公司及子公司战略的变化，母公司战略的变化则影响子公司战略的演进，子公司自身因素(如子公司的资源和能力、自主权的变化、创新精神等)的变化也会驱使子公司进行营销战略的调整，从而推动着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营销战略的形成和演进。本文分别从母公司战略／子公司自治权、东道国内部差异／子公司自治权、跨国差异／东道国内部差异和产业部门／子公司自治权等四个角度，构建了跨国公司子公司的营销战略模式，即一体化战略、母公司主导的调适性战略、子公司主导的调适性战略和双差异化战略。本研究发现，影响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营销战略演进的一个关键变量在于中国营销环境的特殊性，即区域的广泛性和区域的不平衡性。中国营销环境的内在差异性，迫使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寻求一体化战略和调适性战略的平衡，并最终引入双差异化营销策略。依据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本研究将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的营销战略演进划分为一体化营销战略、调适性营销战略和双差异化营销战略叁个阶段。一体化营销战略是早期进入中国市场的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的主流战略。在华子公司一般将母公司的战略直接移植到中国市场，完全依靠来自母公司的知识和资源，成为母公司在华战略的执行者，缺乏营销决策自主权。调适性营销战略是1990年代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的主流战略。在华子公司有权力依据东道国市场与母国市场的差异，适当调整母公司战略，成为不完全职能的营销决策者，但是主要知识和资源仍依赖于母公司。双差异化营销战略则是2002年以后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的战略发展趋势。在华子公司有权依据东道国环境内部的差异化自主制定营销战略，成为完全职能的营销决策者，重视东道国一体化绩效和差异化反应能力的整合。但是，本研究也注意到并不是所有进入这一阶段的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都会实施双差异化战略。因为该战略的实施，一般需要叁个前提：一是跨国公司子公司只需关注满足差异化需求；二是东道国该产业部门市场需求规模和潜在市场空间大；叁是跨国公司内部保有足够的多国化经营或跨国化经营的知识和经验积累，并且可以在公司内部自由流动。本研究发现，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营销战略的演进表现为两种基本模式，即渐进性模式和变革性模式。渐进性模式是指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营销战略的演进循序渐进，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不发生跳跃式战略调整。这种渐进式演进主要通过叁条路径加以实现：(1)从一体化营销战略走向母公司主导的调适性营销战略；(2)从一体化营销战略走向子公司主导的调适性营销战略；(3)从调适性营销战略走向双差异化营销战略。变革性模式是指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营销战略的演进跳跃某些阶段，从一体化战略直接调整为双差异化战略。需要注意的是，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营销战略的演进，不仅存在时间上的继起性和阶段性特征，而且存在空间上的并存性特征。从营销战略时间的继起性和阶段性来看，不同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的表现特征并不一致，某些跨国公司子公司的阶段特征甚至非常模糊。在战略的空间并存性方面，不同跨国公司子公司的表现也有差异。某些子公司营销战略的同质性特征十分明显，另一些子公司的营销战略则带有明显的异质性色彩。本研究关于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营销战略演进的动因、战略演进机制、战略演进阶段以及战略模式特征的探讨，既是对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战略研究体系的延伸，也是对国际营销战略研究体系的补充。同时，也为中国企业借鉴跨国公司的跨国营销管理经验提供了学习和创新的平台，有助于中国企业制定有效的市场营销战略和策略体系，塑造中国企业国际市场营销的竞争优势和核心能力，以抵御跨国公司带来的冲击和压力，并最终走向全球市场，确立全球竞争者的地位。
孙毅[8]2012年在《资源型区域绿色转型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全球气候变暖、资源生态环境压力，各国政府都在积极探索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方式，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包容性增长、可持续发展等，成为国际共识和国家战略。我国是最早提出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国家之一，进入21世纪以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绿色发展相继进入国家发展战略与规划。以资源开发及其初级加工为主导的资源型区域，存在产业结构单一、科技创新与人力资本挤出、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等发展难题，资源损耗与生态环境破坏现象严重。如何破解资源型区域发展难题，跳出资源优势陷阱，实现区域转型发展，是其面临的重大难题，而如何推进低碳经济、绿色发展，也是其重要任务之一。将资源型经济转型和绿色发展结合起来，实行绿色转型，推进传统的、资源依赖的“黑色”发展模式向理想的、创新驱动的“绿色”发展模式转变，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对完善资源型区域可持续发展理论、指导资源型区域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研究运用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理论，比较分析、实证分析、案例分析以及数量经济分析方法，在对资源型区域绿色转型及其研究进展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初步探讨并尝试构建资源型区域绿色转型的基本理论框架，进而对资源型区域产业绿色转型、经济增长方式绿色转变、科技创新绿色融合、制度创新绿色引领等进行了理论与实证分析。在实证分析中，重点以典型的资源型经济省份——山西省为例，从省域层面或是案例层面进行剖析。主要观点如下：一是尝试构建了资源型区域绿色转型的基本理论框架。以产业转型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核心内容，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制度创新为保障，通过数理模型界定了绿色转型的内涵及其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双重目标。绿色转型模式是从传统的“黑色”发展模式向理想的“绿色”发展模式逐步趋近的过程模式，采取“寻优”而非“择优”的演化路径。初步建立了包括产业转型、生态修复与资源利用方式转变、科技创新融合、制度体系建设在内的评价指标体系，划分出绿色转型的起步期、深化期、成熟期等叁个发展阶段，揭示了从“黑色”到“深褐色”、“褐绿色”、“浅绿色”，最终再到“深绿色”的资源型区域绿色发展轨迹。二是运用路径依赖理论阐释了资源型产业的锁定与突破机制。基于新制度经济学，引入路径依赖的分析框架，从资源型区域的初始条件、自强机制、锁定效应叁个方面揭示了路径依赖的存在，探讨了资源型产业从路径依赖向路径创造转变的模式与路径，提出了产业升级、产业延伸、产业融合、产业配套、产业植入等产业多元化路径。以山西为例，分析了“黑色”产业路径的形成条件、资源依赖的强化效应及其路径锁定表现。同时，指出资源型产业的路径依赖实质上是资源依赖的产物，并通过构建“资源依赖状况指数”度量山西资源型产业路径依赖程度。叁是探讨了资源型区域生态环境修复与资源集约利用的难点及其破解思路。运用制度经济学、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理论，从利益驱动与技术挤出效应、价格粘性与产业惯性、外部性与环境累积效应、功能替代与经济发展效应，系统阐释了资源生态环境难题的成因。通过对区域可持续发展数理解析的改造，加入耗竭性资源与环境因素，得出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能力与环境资源再生率、可耗竭资源损耗及转化率、环境资源利用率和环境资源消费水平密切相关的结论。通过构建绿色开采与资源开发的预防性机制、资源集约利用机制、生态环境补偿与生态修复机制，以实现区域资源生态环境可持续。四是基于供、求两个角度，探讨了资源型区域科技创新的挤出效应及融合机制。从供给、需求两方面分析了资源型经济对科技创新的挤出效应，资源产业部门的高收益引发科技创新预期收益下降，进而导致科技创新供给不足，“资源诅咒”、“反工业化”现象造成科技创新需求不足，制约了科技创新的开展。科技创新的绿色融合机制，需要政府、企业等加大科技投入供给，更重要的是在产业转型、资源利用方式转变、生态环境治理中坚持绿色技术创新导向，培育现代企业，扩大对绿色技术创新的需求，促进供、求两方面的相互融合，从而增进资源型区域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最后，分析了推动资源型区域绿色转型的制度与对策，建议重点建设绿色产业制度、环境保护与生态修复制度、绿色技术制度、绿色金融制度、绿色财政制度和绿色考核制度。
谢运[9]2012年在《跨国并购与知识扩散》文中研究表明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企业最具有战略价值的核心资源,成为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和保持竞争优势的最关键因素。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土地等自然资源的日益稀缺,跨国公司倾向于采用跨国并购的对外投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跨国并购成为企业获取外部知识、积累知识资本的重要途径。越来越多的中国跨国公司也顺应着中国加入WTO和进一步融入国际经济的历史潮流,利用跨国并购“走出去”发展壮大。在此背景下,将跨国并购和知识、知识资本结合起来研究具有很强的理论和实际意义。本文就是将知识经济的核心理论嫁接到跨国并购行为研究当中,从知识资本和创新等视角去深度剖析跨国并购中的知识转移、知识扩散及知识溢出的内在逻辑和方式以及它们对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知识资本的影响。本文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以及理论研究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有关跨国并购对宏、微观层面知识资本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本文共分为四部分七章。第一、二章是第一部分,它是本文研究的基础部分。第一章导论,介绍研究的背景、目的、研究方法、研究的主要思路、内容结构和论文创新点。第二章先结合前期研究将知识、知识资本、知识转移、知识扩散等概念进行了界定,本论文的知识资本包括微观层面的即企业知识资本和宏观层面的知识资本；然后系统回顾了知识转移和整合、知识扩散和溢出、FDI和OFDI的技术溢出、跨国并购中的知识扩散等方面的前期研究。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指出本文将针对正逆向跨国并购分别对东道国和母国的知识扩散进行研究,不仅从微观层面上研究跨国并购对企业知识资本的影响,而且从宏观层面上研究跨国并购对知识资本的影响。这两章为论文的后续研究打下基础。第叁、四章是第二部分,它研究了跨国并购对微观层面知识资本即企业知识资本的影响及其效果。第叁章分析了跨国并购中的企业知识资本转移的机制和路径、知识转移的方式、影响跨国并购中的知识转移的因素以及企业知识资本整合的模式、机制等相关问题。第四章实证分析了跨国并购中的知识转移的效应即跨国并购对企业知识资本的影响。本章在综合分析企业知识资本衡量的前期研究基础上,慎重而又有创新性的遴选了资产周转率等叁项指标,采用数项财务比率指标并结合持续跟踪的模糊综合评价法,对1995-2010年外资并购的70多家中国上市公司、2000-2010年进行了海外并购的40多家中国上市公司跨国并购前后5年的情况进行了对比分析和回归分析,证实了跨国并购整体上无论对东道国被并购企业还是母国并购企业的知识资本均有提升作用,但是强度和效应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第五章是论文的第叁部分,本章描述并剖析了基于产业和区域视角下的跨国知识扩散的内在机制,研究了跨国并购对宏观层面知识资本的影响,从而为跨国公司在并购过程中的知识资本管理提供了洞察。本章首先构建了一个关于跨国知识扩散机制的数理模型,跨国知识扩散能够通过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来实现生产力的增加,知识扩散存在着一定的成本,其决策将主要取决于利益的权衡取舍。然后,通过对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全要素生产率TFP影响因素的分析,我们发现我国的跨国并购知识溢出效应存在并处于稳定的增长渠道。再次,文章分析了跨国并购等外商直接投资(FDI)对跨国知识溢出的正向及逆向效应,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正向溢出主要通过行业内的水平溢出(示范效应、竞争效应和劳动力市场)和行业间的垂直溢出(后向溢出和前向溢出)两种途径,其中垂直溢出的效应较大；而从外商直接投资知识溢出的来源来看,与绿地投资相比,跨国并购的知识溢出对于东道国本地的创新和增长效应更大一些、更快一些。最后,文章研究跨国并购的逆向知识溢出；逆向知识溢出主要通过对外直接投资(OFDI)逆向的知识溢出来实现。通过对15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模型分析,验证了OFDI逆向知识溢出效应的存在,同时发现跨国并购的逆向溢出没有绿地投资的逆向溢出显着。第六章是论文的第四部分,利用文章前面分析的结论和工具,以知识资本的视角对两家装备制造业企业、两家金融企业以及笔者参与的英飞拓、平安银行等数单跨国并购案例进行总结和分析；本章通过案例的分析,说明了在实践中应将跨国并购知识扩散的内外部效应结合起来综合衡量,提出如下建议：在跨国并购实践中,除详细的尽职调查外,要全面衡量跨国并购对知识资本的影响,仔细分析跨国并购的内外部效应,综合协调好各方利益,发现、促成和整合好能使多方共赢的跨国并购行为。最后,第七章归纳全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提出对跨国并购实践的启示,指明研究存在的局限性以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方向。论文的主要创新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通过构建数理模型,描述并剖析了基于产业和区域视角下的跨国知识扩散的内在机制,为跨国公司在并购过程中的知识资本管理提供了洞察。提出了跨国知识的扩散能够通过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来实现生产力的增加,知识扩散存在着一定的成本,其决策将主要取决于利益的权衡取舍。跨国知识扩散一般通过叁个渠道发生：内涵技术知识的中间投入产品,跨国公司内部纯粹的知识转移和扩散以及外商直接投资所形成的外部性(正向和逆向的溢出),而具体通过那种渠道由中间内涵产品的复杂程度、母公司与附属子公司的技术知识扩散成本(沟通成本)、中间产品的运输成本、母公司与附属子公司之间的距离等决定。这些新的视角、创新性的研究和发现将跨国知识扩散理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2、论文首次区分跨国并购和绿地投资研究对外直接投资(OFDI)逆向的知识溢出效应,通过构建15个国家的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回归分析,验证了跨国并购逆向溢出效应的存在,同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显着地促进了母国的知识溢出,并且绿地投资的逆向溢出较跨国并购更为显着。这从侧面反映了设立跨国R&D机构所带来的逆向溢出效应更加显着,深化了对外直接投资知识溢出理论的研究。3、论文在综合前期研究基础上,慎重而又有创新性的遴选了资产周转率等叁项指标,采用数项财务比率指标并结合持续跟踪的模糊综合评价法,对1995-2010年外资并购的70多家中国上市公司、2000-2010年进行了海外并购的40多家中国上市公司跨国并购前后5年的情况进行了对比分析和回归分析,证实了跨国并购整体上无论对东道国被并购企业还是母国并购企业的知识资本均有提升作用。以大样本案例数据,通过对比和回归分析的方法研究知识转移的效应,这在前期理论研究上非常少见。4、以知识资本的视角,系统研究了跨国并购对知识资本的影响,并通过具体案例的剖析,提出了“综合协调各方在跨国并购中的知识资本收益,发现、促成和整合好多方共赢的跨国并购行为。”这一具有重要实践意义的政策建议。
卢杰[10]2008年在《家具产业集群竞争力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家具行业是我国轻工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乎国计民生的一个重要行业。近十年来,家具行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从1985年开始,家具行业总产值每年以10%或20%的速度递增,排除国家产业政策重点扶持这一因素,在现在的市场上没有哪一个行业的发展速度比家具行业更快。我国家具业为满足国内消费需求、扩大就业、平衡外汇收支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我国家具业在国际市场上有着强大的比较优势,也是加入WTO后有竞争优势的行业之一。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市场竞争已从企业发展战略向产业集群战略演化。产业集群令人嘱目的发展来源于其突出的竞争优势,而优势的确立必然以其拥有的竞争力为内在依据。家具产业集群是我国家具业的一个重要产业组织形式,也是我国家具业在国际上取得竞争优势的源泉之一。近年来,我国家具产业集群的发展遇到了一些问题,如生产起点不高,职工以农村劳动力为主,技术素质普遍不高,开发设计创新能力弱,技术和人才严重短缺,缺乏品牌文化等;从集群内部来看,集群内企业创新能力增长缓慢,同类生产的外延发展快,产品雷同与同质化突出,大路货产品过剩,缺乏对市场变化的灵活反应能力;另外,也缺乏行之有效的政策支持体系,有些已出现了萎缩现象,值得引起关注。因此从家具产业集群的实际出发,构筑一个全新的家具产业集群竞争力基本理论框架、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就显得十分重要。这些研究不仅帮助我们客观分析和认识家具产业集群竞争力的现状,科学揭示集群之间的经济发展不衡的差异,把握地区经济增长的前景,深入剖析家具产业集群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寻求出解决集群经济差距的有效途径,提升家具产业集群竞争力,还对确立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有利于国家从宏观上为增强国家竞争力提供科学的依据。目前,我国有许多学者致力于国际竞争力理论和应用的研究,虽有不少学者借鉴国际竞争力的有关理论对产业集群竞争力进行研究,但是他们仅局限于某些方面,一直没有系统的、可用于指导实际工作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建立什么样的指标体系、如何进行统计描述和综合评价,这对于开展不同行业集群之间的竞争力比较分析、更好地服务于政府领导决策尚显不足。因此从家具行业的实际出发,构筑一个全新的家具产业集群竞争力基本理论框架、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就显得十分重要。因此本论文借鉴国际竞争力评价的有益经验和方法,把家具产业集群竞争力分解为:集群经济竞争力;集群集聚竞争力;集群基础环境竞争力,同时还运用系统科学理论,对如何评价家具产业集群竞争力的有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在对江西南康、四川新都和广东顺德家具产业集群竞争力进行实际的评价和相互间的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尝试着建立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家具产业集群竞争力评价系统,并提出提升家具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对策选择。其主要内容为:第1章::绪论。讨论本论文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对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和评价;提出研究目标、内容和方法;本论文的逻辑框架、可能的创新点。第2章:相关理论基础。首先对国内外产业集群理论及产业集群竞争力研究进行回顾;其次,对国内外产业集群竞争力的评价及模型研究进行探讨和评述;最后分析产业集群与竞争力之间的关系,并提出竞争力研究的理论基础,为后面几章的研究作一个铺垫。第3章:家具产业集群发展现状。主要讨论我国家具产业集群形成的原因,现状及我国家具产业集群持续发展的障碍;同时,介绍了国外家具产业集群发展的现状,针对现状以意大利家具产业集群发展的案例来说明我国家具产业集群在发展过程中可以借鉴之处。第4章:我国家具产业及竞争环境分析。主要讨论我国家具产业持续发展的动力,特点,发展趋势,对我国家具产业的国际地位和比较优势进行分析,同时也分析其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并利用SWOT分析法分析我国家具产业发展所面临的机遇和威胁,自身所具有的优势和劣势,重点探讨了家具产业在竞争中所面临的威胁和风险。第5章:家具产业集群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与模型构建。首先在借鉴国内外产业集群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提出基于集群经济竞争力;集群集聚竞争力;集群基础环境竞争力的家具产业集群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并构建相应的综合评价模型。评价方法采用量化值加权函数法,针对家具产业集群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设计了一套“规范权重、模糊量化、加权合成、统一排序”的综合评价方法。为此,本研究对家具产业集群竞争力综合评价方法采用如下叁个步骤:确定各个评价指标在整个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权重;对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消除指标量纲影响;建立综合评价模型,计算综合评价结果。第6章:家具产业集群竞争力评价与比较分析。在分别介绍江西南康、四川新都和广东顺德家具产业集群发展概况和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按自下而上的原则以具体的评价指标为基础,先计算叁地各个构成要素的竞争力指数,在此基础上再分别合成综合竞争力指数,在评价结果的基础上进行比较。第7章:提升家具产业集群总体竞争力对策分析。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充分结合产业集群竞争力的理论来源,提出提升我国家具产业集群竞争力的战略选择。第8章:结论与展望。笔者对论文主要成果进行了总结,并对未来的深化研究方向提出了一些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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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家具产业集群竞争力比较研究[D]. 卢杰. 南昌大学.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