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治理视野下的认同整合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边疆论文,视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3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227（2011）04－0007－05
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都面临着如何正确处理好民族与国家的关系，解决一个国家的认同问题，以及协调民族之间的关系等现实难题。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国家，且这种国家的“多民族”性质，在我国边疆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我国广大的边疆地区，生活着众多的少数民族，他们各自都有着与生俱来的民族认同，同时又形成并保持着对国家的认同。这两种认同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其相互关系的格局，尤其是国家认同的程度以及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相互格局中所处的地位，对我国边疆社会的和谐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国家意义。所以，“如何处理好边疆多民族地区的认同问题，尤其是维护国家认同的地位，既是边疆治理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边疆治理的重要任务。”[1]
一、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
从一般意义上说，认同主要表示个体对自己与特定的群体、组织或政治单位之间同一性或一致性的确认。“民族认同”——有时被一些学者称之为族群认同，是一种在民族研究领域内衍生出来的概念，意指某一民族共同体的成员将自己和他人认同为同一民族，对这一民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持接近态度。[2]国家认同则是各个民族对自己归属哪个国家的认知以及在心理上认为自己归属于某一国家政治共同体，意识到自己具有该国成员的身份资格等的评价和情感。在多民族国家中，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其相互关系的格局既表现出一定的一致性，也常会伴有一定的冲突性。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共存于现代多民族国家之中，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往往兼容着共处于民族国家中的各个民族的民族认同，甚至各个民族的民族认同是国家认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们的相互联系贯穿在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之中——“族群的形成涉及一系列的过程，这些过程使人们在一国家内意识到一个共同想象的社群。创制族群和国家认同的过程实际上构成了同一历史过程的重要部分。”[3]
同时，共处于多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范围内的各个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也存在相互依赖的紧密关系，是多民族国家共同体得以持续和发展的心理基础。尤其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为寻求现实的利益保障，民族认同往往需要通过国家认同进行巩固，而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又必须依赖生活在国家共同体中的各个民族的民族认同的支持。
不过，在多民族国家中，为了巩固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的整体性利益，国家通常会对其民众实行强有力的国家整合，并要求其民众放弃民族特性，弱化民族意识。而对于每一个具体的民族来说，他们都有自己独特的权利要求，实现这些权利要求往往需要国家推行差异政策，对相对于主体民族而言的少数民族实行制度上和法律上的倾斜。
不仅如此，生活在多民族国家中的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都希望在有限资源的分配中能够享有更大的份额。但这种民族利益所指向的更多的是那些具有拥挤性或排他性的准公共物品，其不可避免地会引发族际纷争，而一旦这种族际纷争打破了均衡，一些民族就会在心理上产生相对剥夺感，民族矛盾也就难以避免，这极有可能导致民族中心主义的产生和民族认同的强化，甚至可能诱发国家认同危机，导致国家的分裂与解体。
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国家，如何正视普遍存在于各个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差异性与矛盾性，并正确处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使国内少数民族成员在其原有民族认同的基础上形成并维持其对民族国家的认同，从而形成一种有利于多民族中国统一和稳定的社会心理氛围，就成为我国认同整合的核心问题。
在我国，“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问题，主要存在和体现于边疆地区。边疆地区也是认同问题、认同关系最为复杂的地区。”[4]作为一种心理状态，我国边疆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总是处于动态的变迁之中。但在现实中常常呈现出两种形态：一是在边疆民族的认同关系中，呈现出国家认同增强而民族认同弱化的趋势和现象；二是出现边疆的民族认同增强而国家认同弱化的征兆和趋势，即出现国家认同的危机。前一种情况为进一步巩固边疆稳定和国家统一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心理基础；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即在边疆地区民族认同高于国家认同的少数民族中，当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不一致或发生直接冲突的时候，民族利益就可能被少数民族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如果少数民族的民族利益不能得到及时回应或满足，就会引发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不仅会影响国家法律和政策在边疆地区的贯彻执行，妨碍边疆各民族之间的融合，甚至会危及国家的社会秩序与政治统一。
因此，对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进行有效整合，使少数民族在原有的民族认同的基础之上，形成国家认同，强化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实现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的转变，就成为当前我国边疆治理的一项重要目标。
二、边疆治理中影响认同问题的因素
进入新的时期，我国国内外各种影响因素正在急剧变化，边疆部分地区的民族意识也呈现出日益强化的趋势，而国家认同也在部分地区渐渐相对弱化。边疆地区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相互关系在协调性、一致性增长的同时，部分矛盾与冲突性因素也或隐或现地存在且在局部地区还表现得相对突出，这对我国的边疆治理提出了比较严峻的挑战。
（一）现行民族政策对民族意识的影响与作用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的民族政策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国家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包括民族识别政策、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民族平等政策、民族发展政策、民族语言政策等；二是针对少数民族的特殊情况制定的特殊政策；三是为了解决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历史差距，保证合理地社会参与而给予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从总体来看，我国的民族政策在调整国内民族关系，形成平等的民族关系，促进边疆稳定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是，对于民族政策中的一些可能导致民族意识增长的因素也需要进行反思和调整。
马戎教授曾经指出，在全体国民的身份中正式地明确每个人的“民族成分”，而且使之固定化，这种制度性安排可能会唤醒以及强化人们的“民族意识”。而一些针对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及教育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在保障少数族群政治权利的同时，一方面，有可能强化了人们的民族意识与民族群体的边界；另一方面，可能在实际上加速了民族内部的社会分化，强化了少数民族精英分子的民族意识，使人们对于群体内部个体之间差异的认识集中在国家提供机会的差异上。从一般意义上说，随着民族间的这种分界意识的不断强化，民族利益意识的日趋强化，不可避免地会在我国边疆的部分地区引发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局部性冲突与矛盾。
（二）我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及其影响
区域发展差距是一个具有国际性的普遍问题。由于受制于区位、资源、劳动力、科技、制度、历史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区域发展不可能齐头并进。因此，区域发展不平衡是一国（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经济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甚至适度的区域发展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区域间的良性竞争和合作。但倘使发展差距过大，尤其是在区域发展的差距存在人为干预的情况下，则容易使落后区域产生“相对剥离感”，诱发区域间的矛盾与冲突。
从目前我国发展的现状来看，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基础相当薄弱，贫困覆盖面相对还比较广，甚至“在国际公认的社会稳定线这一城乡差距指标中，全国超过这一警戒线的有11个省区，边疆民族8省区就占了7个”。[5]对于这一现实，有学者称，“中国是一个国家四个世界，北京、上海、广东代表第一世界；沿海发达地区为第二世界；中部城市为第三世界；西部边疆地区为第四世界”。[6]这样的边疆发展局面在一定程度上会使生活在边疆的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干部群众产生很大的心理落差，影响边疆地区国家认同的培养与强化。
（三）边疆地区现代化进程的加剧及其冲击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边疆地区已经进入了现代化进程的“深水区”——因为“现代性意味着稳定，而现代化意味着不稳定。”[7]事实上，现代化既是一个消解多元化、实现同质化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时常制造异质和多元的过程。因为在边疆生活着的一些民族在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地感受到社会结构和传统文化解体的危机，从而产生了对外来文化一体化的抗拒情绪。为了保持民族文化传统的纯洁性、连续性和优越感，边疆少数民族往往形成对民族认同的强烈诉求。“尽管多民族国家的中央政府力图把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在尽可能广泛的意义上传输给全体国民，但这种理想在中央政府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外的一些边缘地区总是难以实现……日后的外来因素即使在构成对边缘文化自下而上的危险的同时，也作为一种刺激，促进边缘地区民族集团采取相应的集团行动来保卫传统文化和地方惯例。”[8]
不仅如此，现代化对不同民族的影响也是不同的，且不同民族适应现代化的能力也不一样，而这种适应能力的差异会带来现实利益的不同，这些不同的影响又往往会激起某些民族因其利益获取能力的不足从而在利益的博弈中处于被动，如果没有政策优惠的及时补给，他们往往会产生一种相对剥夺的感觉——并非是客观的不平等造成了民族心理失衡，而是人们认为其应该拥有的物质生活条件，与他们实际上所能得到或维持的物质生活条件有着心里感觉上的相对差异——而这种感觉又因为现代传媒技术及人际间良好的沟通手段而扩大，族际的隔阂随之加大，最后有可能引发边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矛盾与冲突。
（四）边疆地区民族分裂主义的渗透与破坏
民族分裂主义是以制造民族分裂、破坏祖国统一为目的的一种反动政治主张、反动社会思潮和反动现实行为。它的本质就是反对和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人民政权，分裂祖国，破坏各族人民的团结、安定和幸福生活。民族分裂主义者是一小撮顽固的反共势力，他们迎合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千方百计地搞所谓“西藏国”、“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妄图把西藏和新疆从中国版图上分裂出去，制造分裂主义舆论，挑起民族仇恨，有预谋地进行爆炸、暗杀、投毒等恐怖活动，破坏生产、生活设施和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残害维护祖国统一的爱国宗教人士、基层干部和各族群众。
现阶段的宗教极端势力就是西方列强利用民族和宗教问题实施“西化”、“分化”中国的政治图谋，是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当代伊斯兰复兴的疯狂推行者，是民族分裂主义的帮凶，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反人类、反社会、反国家、开历史倒车的反动逆流，它与民族分裂主义相结合，具有很大的煽动性、欺骗性和危险性。
不可否认的是，在我国边疆地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协调性与一致性仍然是主流，但对于部分区域存在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冲突性问题也应值得警惕。一般而言，除了国家制度设计与政策安排及境外势力的影响之外，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各个民族产生的利益诉求及其回应，传统民族文化及其规范意识与国家共同文化的融合度等因素都可能会对我国边疆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相互关系产生影响。在认同问题已经存在并有可能继续发展的情况下，不失时机地对我国边疆地区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进行有效整合，并在边疆少数民族中维持和巩固国家认同，就成为我国边疆治理中的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三、边疆治理中的认同整合路径
世界上绝大部分多民族国家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方面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冲突与矛盾，也采取了各具特色的方式来对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进行调适与整合。其主要模式可以概括为三种基本类型：第一类为推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以加拿大、澳大利亚为代表。其核心是：承认其他民族文化的存在，承认其他民族的贡献，反对民族、种族、宗教歧视，实现民族平等；第二类是把国家认同高度政治化、制度化，以苏联、前南斯拉夫为代表。苏联创建了把各族间相互关系联邦化、人口边界固定化、民族自治疆域化、民族整体优惠制度化等一系列制度和政策；第三类则强调政治信条的政治国家认同策略，以美国为代表。美国作为移民国家，其政策导向从整体上讲，采取的是一种把族群问题淡化、积极强化国民认同的做法，特别强调所有公民之间具有“美国公民”的共同政治身份。
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为探索我国边疆治理中的认同整合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从既有的世界各国的经验和教训来看，美国、加拿大、新加坡等国之所以能够很好地整合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就在于其协调好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使国家认同保持较高的水平，并在认同序列上保持优先的地位（当然，它们仍旧不同程度地面临着国家认同的问题，比如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9]）。而苏联在很大程度上因其认同整合驱使民族认同保持了较高的水平，甚至在认同序列上处于优先于国家认同的位置，以致在国民经济发生危机的时候，国家认同让位于民族认同，促成了国家的分裂与解体。
显然，多民族国家对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整合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模式，我国必须根据所处的具体情况来探索当前边疆治理中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整合的有效路径。具体而言，我国边疆治理中的认同整合必须协调好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维持和巩固国家认同优先于民族认同的认同结构，在实践中走出一条“文化多元”与“政治一体”的道路。
（一）调整我国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妥善协调好民族间尤其是少数民族与国家间的利益关系，有意识地强化少数民族对国家的利益依存关系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的民族政策都是以对少数民族“还债”、“赎罪”的心理制定并实施的。我国持续推行的民族政策都对少数民族给予了一定的照顾，其在现实中表现出明显的“民族主义”倾向。这样的政策取向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推动了少数民族的发展。但是，随着这种民族政策逻辑的不断延伸，一系列问题也逐步暴露出来。这种状况必须要加以改变。在实行民族政策的过程中，需要有新的思路和新的价值取向，要把在民族间、民族与国家间建立合理的利益关系，以及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作为民族政策的重要基点。具体来说，一是必须调整民族政策的价值导向，将原有的“民族主义”的价值导向转变为“国家主义”的价值导向；二是在现实对边疆地区的帮扶政策中改变单纯的以民族作为扶助对象，确立起民族身份与区域发展协同并重的政策倾斜帮扶机制。
（二）逐步转变原有的边疆治理思路，把边疆经济社会发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长期以来，我国的边疆经济发展水平与中东部发生了明显反差，使得边疆部分民族的国家认同存在一定程度的流失问题。客观的边疆现实迫切需要我国转变边疆治理的基本思路，需要把推动边疆发展作为维护我国边疆稳定的根本途径。这就需要：一方面，国家在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部署中加大对西部边疆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对边疆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加大投入；另一方面，国家急需通过各项政策措施的拟定（主要是户籍制度改革），推进自发移民问题的解决，从而推进各个民族交流、融合；同时，因边疆地区对资源的优先开发权受到产业政策、项目审批和资金等方面的制约而难以充分实现，中央有关职能部门应在民族自治地方开发当地资源的立项和贷款安排等方面给予优先照顾，更多关注边疆的权益，进一步调整国家对民族地区的补偿性政策。当然，这绝不意味着可以忽略边疆维稳工作的重要性，在国家极力推动边疆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必须严厉打击境外敌对分裂势力的渗透破坏，旗帜鲜明地反对民族分裂和非法宗教活动。只有这样，才能培育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群众的国家认同意识，从而实现边疆社会的长治久安。
（三）不断拓宽边疆民众尤其是少数民族利益表达的制度化渠道，及时回应少数民族的政治诉求，进而妥善保障其正当利益
近年来，边疆地区的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多。导致这些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少数民族的利益和意见表达没有畅通的渠道，甚至当部分少数民族的利益诉求十分突出时，政府又没有建立及时的回应机制，导致边疆少数民族群体陷入被迫性“集体失语”的困境之中。这使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就会随着对政府的失望而消退，群体性事件便不可避免地发生。所以，必须建立起边疆少数民族利益表达和政府及时回应的制度化机制。具体来说，一是不断完善法律、法规层面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现少数民族政治诉求的基本制度保证与制度框架；二是要完善民意代表体制，健全人大选举制度，保证少数民族人大代表要经常深入选民之中，反映选民要求，并接受选民监督；三是完善民意表达体制，减少参政渠道的中间环节，努力开辟一些政治参与渠道，如协商讨论制度、专家咨询制度、网络问政制度、民众关注问题的听证会制度及民意测验制度等。
（四）在边疆治理中进行认同整合的关键是要加强中华民族建设
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民族国家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而支撑这个“想象共同体”的正是民族国家的国族。基于此，当前我国边疆治理中的认同整合必须强化我国的国族建设，从而实现边疆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提升。而“国族建设的过程，就是增强国族的同质性进而提高国族成员的相互认同及国族认同的过程——这是一个‘求同’的过程。”[10]具体而言，首先，构建和发展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有了共同文化的基础，民族国家才能从“想象的共同体”变成现实的共同体。其中，同质化的国民教育显得十分关键。事实上，国民教育的本质也是同质化的（主要体现在价值层面上）；其次，进一步强化中华民族的意识。中华民族意识的增强，集中体现在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之中。实际上，“中国人的团结力，只能及于宗族而止，还没有扩张到国族”，所以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才特别倡导民族主义，其实，孙中山先生所倡议的“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11]再次，构建基础性的社会身份（即国民身份），强化“公民意识”，淡化“民族意识”。具体表现为民主政治赖以生长和发育的公民文化在少数民族政治生活中的逐步提高和确立。这就需要我国在边疆治理中培育普适性公民文化，强化国民文化在边疆各个民族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
总之，伴随着我国边疆地区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在国内外多重因素的影响下，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在边疆地区的矛盾和冲突也正在部分地区不断加剧，民族作为一种“原生性”的文化群体，它的族群性质在不断强化的同时，被赋予了一定的“工具性”内涵——民族身份成为了一部分群体获取“特殊利益”的工具，这也是我国少数民族族体规模不断扩大的根本原因——如果这种“工具理性”不断增长，被不怀好意的敌对分裂势力引诱，那么边疆的稳定将会受到严重的威胁。现实的形势促使我们必须重构我国在边疆治理中的认同整合模式，这不仅涉及我国民族政策导向、边疆治理方略、少数民族正当利益保障机制等现实问题，还涉及中华民族建设这一关系我国民族国家长治久安的伟大事业。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和同仁对其不断加以关注和研究，只有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我们才能够逐步探索出一条促成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和谐共处和并存一致的切实可行之路，才能为我国边疆稳定和国家统一奠定更加坚实稳固的合法性基础。
收稿日期：2011－0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