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档案学核心期刊影响力分析——以2000-2009年所载论文为研究对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所载论文,研究对象论文,影响力论文,核心期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G270.9
期刊所刊载论文质量的高低决定着期刊影响力的大小，而论文质量并非一个抽象的概念，可以通过一定的方法与手段来进行衡量与评估。加菲尔德博士于1955年提出通过论文的被引证频次来测度期刊的影响[1]，并把引证分析作为期刊影响力评价的有效手段[2]，即可以通过分析论文成果被同行所引用或被相关期刊转摘或全文转载来评估其价值的大小，这是一种比较有效的定量评价方法。在此基础之上，再辅以其他的相关方法。基于这样的思路，本文将以《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0版、2004版、2008年版)三个版本都认定的十种档案学核心期刊所刊载的论文为对象，通过中国知网的引文数据库、《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数据库及相关资料为数据来源进行分析，以此来评价中国档案学核心期刊的影响力情况。
1 刊载论文总体情况分析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由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北京高校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共同主持)中连续三个版本都录选的十种档案学核心期刊刊载论文的总体情况如表1所示,十种档案学核心期刊在2000-2009年间，总共发文数达到37648篇，总被引用篇数达到8785篇，总被引比例为23.33％，总被引频次为25231次，总平均被引频次为2.87次。
通过表1我们能看到，虽然《档案学研究》、《档案学通讯》这两种期刊各自的总发文量排在倒数第一与第二，但被引比例与篇均被引频次却是最高，说明《档案学通讯》与《档案学研究》的学术影响力远远超出其他档案学核心期刊，特别是《档案学通讯》总被引篇数、被引比例、总被引频次、篇均被引频次几个指标更是远远高于其他期刊，说明这两种期刊在《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排名前两位的地位是名符其实的。这也与我国另外一种成果评价标准，即《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相印证，因为《档案学研究》、《档案学通讯》是档案学核心期刊中唯一两种期刊连续被CSSCI多个版本收录。而其它的八种档案学核心期刊，发文的被引比例都不是太高，大多数都是在20％左右，篇均被引频次也偏低，当然与这八种期刊的定位有关系，这八种期刊主要是以业务指导为主，而以学术探讨为辅。它们在宣传国家政策、行业规范与经验交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类文章的引用率一般都偏低，所以造成了总体引用偏低的态势，而《档案学通讯》、《档案学研究》则主要是发表学术论文，进行学术探讨，所以发表的文章被引的频次比较高。
2 高频被引论文的期刊分布
论文的被引频次是衡量论文质量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指标，被引频次越多说明该论文的影响力越大。一般情况下，被高频引用的论文可能是富有创新性与前瞻性，或有可能是提出了本领域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具有非常大的实践价值[3]。通过分析高频被引论文的期刊分布情况,可看出哪些档案学核心期刊对高质量论文成果更具吸引力，以及哪些档案学核心期刊在用稿时更具有前瞻性。本文运用普赖斯定律(N=0.749×nmax1/2)[4]确定核心作者的方法来确定高频被引论文[5]。公式中N为高频被引论文被引频次的最小值，nmax为被引频次最高论文的被引频次。2000-2009年间档案学核心期刊所刊载论文被引频次最高的是张晓霞等人撰写的发表于《兰台世界》2000年第1期的《数字档案馆：21世纪档案馆的新发展》一文，其被引频次为45，即nmax=45，那么N≈5。因此，确定被引频次≥5的论文为高被引论文。具体情况如表2所示。
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出《档案学通讯》、《中国档案》、《档案学研究》在各个层次都是排在前面，尤其是《档案学通讯》，可以说这三种期刊对于高质量的论文成果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而被引频次最高的论文是发表在《兰台世界》上，根据笔者调查，该文是我国研究数字档案馆领域的最早公开发表的成果，因此，其前瞻性与创新性是比较突出，被引次数最多这个指标充分反映了这一点。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档案学论文被引用频次相对于其他学科来讲是非常低的，如我们的“近临”图书馆学领域被引频次最高的论文：张晓林于2000年发表于《中国图书馆学报》上的《走向知识服务：寻找新世纪图书情报工作的生长点》一文，被引频次达到了542次。两者一比较可以看出，差距不是一点点，而是非常大，说明我们论文的价值不是很高，没有特别富有创新性与前瞻性的成果，这也可以说明我国档案学相对于图书馆学来讲为什么理论匮乏的原因。
3 《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分析
在评价期刊所载论文价值时，除了被高频引用这个指标外，《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这一专门用于评价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工具也是我们不得不借用的手段[6]。正如有研究者认为的：“虽然《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上全文转载的文章并不一定都是优秀文章，但无可否认《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在学术界的影响。许多作者把所写文章被转载情况作为自己学术水平的衡量标准之一。”[7]因此，我们可讲如果某种期刊载的论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得越多，那么该种期刊的影响力就越大。我国档案学核心期刊所载论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情况如表3所示。
从表3我们可以看出，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的论文，不管是从绝对数量上还是相对比率上，《档案学通讯》、《档案学研究》、《中国档案》这三种期刊都远远高于其他七种，这三种期刊作为我国档案学领域的全国性期刊的影响力远远高于其他地方性档案期刊。《档案学研究》刊载的论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率最高，其次是《档案学通讯》，两者相差不大，这说明《档案学研究》、《档案学通讯》上发表的论文质量相对来讲比较高，得到了社会评价体系的认可，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与《中国图书馆学报》24.4％的全文转载率相比，还有不少的差距。如果对于《北京档案》、《档案与建设》的偏低，是因为它们走的是业务指导类办刊方针，我们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对于《兰台世界》就应该值得进一步思考，因为最近几年它走的是一种学术办刊理念，每年用稿量也是远远高于其他同类期刊，但其被转载方面却是远远低于同类期刊，与《档案学研究》、《档案学通讯》相比，更是相差甚远，因此，其未来的发展方向值得进一步考量。
4 档案学核心期刊论文附加资料的比较分析
期刊论文的附加资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该期刊的规范性、期刊的质量、期刊的编辑人员的水平，其完善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期刊的影响力的进一步提升与扩展。在最新版的CSSCI来源期刊目录(2010-2011)中，档案学领域的只有2种，即《档案学通讯》、《档案学研究》，而“近临”图书与情报领域却有18种之多。究其缘由，就是因为档案学领域的期刊在论文的附加资料上极不规范，而图书与情报领域的却是做得相当完善，并已走上了良性循环的发展道路，各期刊的影响力随之不断地扩大，而档案学期刊却还存在诸多问题，笔者对《中文核心要目总览》(2008版)所列的10种档案学核心期刊的附加资料[8](提要、关键词、参考文献、分类号、英文文摘、英文关键词、收稿日期、作者简介及联系方式等)进行分析，具体见表4(见下页)。
从表4可以看到我国10种档案学核心刊在附加资料上没有一种期刊是完整的，缺得最多的项是收稿日期、作者简介与分类号。收稿日期这项指标对于作者而言是最为有用的一个指标，因为它能够准确地反映编辑部办事效率与用稿周期，能为作者在投稿时提供有益的参考，也能确定所刊文章的首发时间，判断同一时间内同类文章是否存在抄袭等信息以及为一稿多投现象在责任的追究方面提供有用的信息。而作者简介中所传达的信息，不但能为数据库对期刊论文作者的统计分析之素材，也可为编辑根据作者简介的信息，了解学科专业的发展动态、人才情况，最重要的是根据作者简介的信息，建设所需要的审稿专家信息库，对提高论文审稿的准确率提供保证[9]。在10种档案学核心期刊中最为完整的项目是作者单位与参考文献或注释，但是标识的格式不统一或不详细，规范性上还有待提高。我们应该看到，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为了进一步扩大期刊的影响力，档案学核心期刊在附加资料上都应该不断地完善与规范。相比之下在这一点上，档案学的姊妹学科——图书馆学和情报学做的就好得多[10]。CSSCI来源期刊中图情的有18种而档案学的只有2种，并不是CSSCI中心对图情的期刊有偏爱，而对档案学的期刊有偏见，统计数据说明了一切，原因在自己。
5 期刊自身评价指标分析
有的学者指出：“期刊论文被引频次等是评价期刊最重要的标准，但期刊发文量各不相同，因此仅采用绝对被引量来评价期刊是有失公平的”[11]，但如果期刊的权威都是由专家来进行定性评价，没有量的指标来刻画它又往往带有主观性，也是不科学的。因此，引入期刊影响因子、即年指标来进行评价很有必要，以便能从其自身的角度反映学术影响力。影响因子概念是加菲尔德于1972年提出，用它来计算期刊在一个学科领域的影响力12]。一般情况认为，期刊的影响因子越大，说明该期刊在本学科发展和文献交流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力也越大，学术水平与学术贡献也较高。而即年指标则是从另一个侧面反映期刊论文被利用的速度，那些被先睹为快(当年发表的论文当年就被引用)的学术论文，间接说明刊载该论文的期刊质量比较高。
从表5我们可以看到《档案学通讯》、《档案学研究》、《中国档案》三种期刊的影响因子与即年指标数两项指标都远远高于其他七种，尤其是大大高于《档案》与《浙江档案》这两种期刊，它们的影响因子与即年指标分列倒数第一，与其他档案学核心期刊相比，有着不小的差距，虽然说这两个指标不能反映一种期刊的全部情况，但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对其的评价，这些问题应该值得办刊单位的思考。
6 档案学期刊刊载基金成果分析
通过分析期刊刊载基金论文及基金论文被引频次的情况，可看出各档案学核心期刊对基金成果的吸引力。一般情况下，研究者愿意把研究成果发表在影响力大的期刊上，因为有基金赞助的研究成果一般都是具有比较高的理论水平。从表6中我们可以看出，《档案学通讯》与《档案学研究》基金论文占总发表论文比例达到10.5％与7.42％，而其他八种档案学核心期刊基金成果的却是非常低，基金成果在各核心期刊发表数极为不平衡，这说明《档案学通讯》与《档案学研究》对于研究者来讲具有更大的吸引力。通过表6我们也可以看到基金论文被引数占基金论文比例总体上来讲是比较高，尤其是《档案学通讯》、《档案学研究》、《山西档案》上发表的基金论文被引率将近70％，说明基金论文的质量是毋庸置疑的。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10种档案学核心期刊基金论文占其总发表论文比率只有1.77％，应该说这是非常低的比例，通过这个数据我们可以发现另外一个问题，即档案学研究所得到的各种基金项目赞助的比例很低，进一步说明档案学作为一门冷门学科没有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比如历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档案学作为一级学科(“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中的一个二级学科，每年获得资助的项目比例大概只占到“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获得资助总数的8％～10％左右。这也是为什么档案学期刊成果基金论文占总发表论文比例低的重要原因，当然这种原因是档案学期刊本身所无法解决的。
7 档案学核心期刊应该加强的领域与发展方向
7.1 鼓励研究者多创作出创造性的成果
正如前文所提到富有创新性与前瞻性,或具有非常大实践价值的成果往往会被同主题或同领域的其他成果所引用，也会引起各种社会科学评价工具的关注，他们或全文转载或转摘或对该成果进行评论。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档案学研究成果在2000-2009年间最高引用频次只有45次，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不理想的数字，而图书馆学的却有542次，说明档案学研究成果的创新性、前瞻性及实践价值等方面还有待提升。这也充分反映了我国档案学界的现状，虽然我国档案学高等教育培养人才时强调成果应属本学科前沿领域具有重要理论和学术价值的课题，并具有明显的创新性，但实际情况是我国档案学研究成果不仅理论水平不高，而且还有理论与实践脱离的倾向[13][14]，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我国档案学研究成果的低水平重复,雷同标题、内容的论文比比皆是，档案学的理性与档案学研究的理性彼此博弈，”[15]致使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在国际上基本没有话语权，完全陷于西方语境[16]。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到，我国虽已是论文大国，但不是创新大国[17][18]，要想让我国的档案学理论取得实质性的发展，鼓励研究者多创作出具有创造性的成果是目前的不二之选。
7.2 促进档案学核心期刊学术化
从上面的数据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我国档案学核心期刊不管是发文数量，还是发文质量方面都存在比较大的差异。虽然档案学期刊由于其功能定位有所差异，有的偏向于理论研究，如《档案学通讯》、《档案学研究》，而有的偏向于业务指导，如《中国档案》、《档案与建设》等。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理论研究是一门科学的基石，其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项学科的发展水平与学科走向，而档案期刊作为理论的传播与宣传载体，对于档案学理论的推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因此，笔者认为档案学核心期刊应该肩负起推进档案学理论发展的任务，而对于业务指导等功能应该适当地弱化，或更多地交与非核心档案期刊去承担。
7.3 促进档案学核心期刊规范化
从表4中，我们可以看到，我国档案学核心期刊在办刊方面还有不少地方需要规范。其积极意义是非常明显的，首先，它能提升一种期刊的品质，规范的期刊传递给人一种正规的信号；其次，它是提高期刊自身知名度的一种手段，因为只有规范了,各种评价工具才会注意到它，如上面所提到的《档案学通讯》、《档案学研究》正是因为相对来讲比较规范，所以能够成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的来源期刊，同时其发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转载的比例也相对比较高；最后，规范的期刊更容易吸引到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而高质量的成果又会反过来促进期刊的知名度，从而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发展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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