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喆[1]2014年在《文学的启蒙与艺术的批判》文中研究说明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现代小说的奠基者。《呐喊》《彷徨》的批评与研究体现了五四新文学启蒙批判与艺术审美的最高追求。一百年来,鲁迅研究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最充分的领域,而《呐喊》《彷徨》又是鲁迅研究中开始最早、研究历史最长、成果最多、积累最丰富最深厚的作品文本。不论是彭定安、张梦阳,还是林非、袁良骏,都对鲁迅研究做过专门的学术考察。尤其是张梦阳先生叁巨册的《中国鲁迅学通史》全面梳理过鲁迅研究的丰硕成果和史的变迁,王吉鹏教授也从各个方面撰写了鲁迅研究的“个案”史。但就《呐喊》《彷徨》研究之于鲁迅研究,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史价值和意义,学术界还未能进行深入细致地探究和考察。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从宏观上把百年来的《呐喊》《彷徨》研究作为一个整体,从百年《呐喊》《彷徨》的批评文本层面、“文学启蒙”与“艺术批判”的辩证关系层面,百年《呐喊》《彷徨》研究的学术发展层面对其进行综合考察。本文主要通过文本与资料细读、文学研究与思想文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将研究对象分为叁个阶段：一“激越时代”,这是《呐喊》《彷徨》研究最自觉、自由的时期。这个时期对鲁迅小说作品的评价是知识分子与鲁迅对启蒙的共同追求和对艺术的自觉批判。它在学术研究范式上为以后各个时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二“尊崇时代”,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鲁迅受到整个民族尊崇的情况下,研究由短暂的活跃而逐渐受到左倾政治思想的规约,曲折发展的时期。叁“重读时代”,这是新时期开始后,在全国范围掀起的鲁迅作品重读中,研究开始回归“五四”和鲁迅文学启蒙传统,回归文学独立和文学研究学理性的时期。通过对上述叁个时期研究状况的细致分析与论证。笔者认为：百年来《呐喊》《彷徨》研究的曲折发展证明：鲁迅小说的思想启蒙与艺术价值在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具有永恒的意义和价值。一百年来的《呐喊》《彷徨》研究不仅是知识分子借文学研究继承鲁迅文学启蒙事业的一个过程,同时它还反映着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文学观念、文学创作的嬗变,体现着鲁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不断突破与创新。学术史的考察与研究是20世纪学术研究中最具挑战性的选题,“《呐喊》《彷徨》研究之综论”是鲁迅研究立足当下最核心的历史反思和专业建构。其意义与价值自然呈现于曲折的百年鲁迅研究和《呐喊》《彷徨》的细读、注解及重读之中。同时,《呐喊》《彷徨》研究还是“鲁迅学”形成的坚实基础,它对当代鲁迅研究和学术发展带来的借鉴意义更是不言而喻的。
洪亮[2]2013年在《1984—2012年中国现代文学博士论文题名一览表》文中研究说明说明:一、本表借鉴了赵献涛于2007年整理的《中国现代文学博士论文题名一览表》,该表共收入1984—2007年间论文778篇,经笔者校订,删除了重复篇目以及误收入的其他专业论文篇目共53篇,并补遗374篇;笔者另辑录了2008年以来的博士论文664篇,最终本表共收入1984年至2012年的论文1763篇。
王智慧[3]2002年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革命文学”综论》文中提出本文运用历史学、接受美学、叙事学、类型研究、比较文学、政治文化等多种理论与方法，对20年代“革命文学”进行了多角度、多方位的系统研究。并本着历史意义与现实考察相统一的原则，将理论与作品，创作主体与接受客体，宏观与微观，历时性纵向考察与共时性横向研究结合并重，以尽可能逼近“革命文学”丰富、复杂的面貌。论文共分五部分进行论述： 一、“革命文学”概说 “革命文学”绝非1928午间突然产生的文学现象，它有一个长时间的酝酿、发展过程，20年代的特定社会历史动因使不同时期的“革命文学”呈现出不同的面貌。“革命文学”的代表性社团有太阳社、后期创造社等，其作家、作品与主要刊物共同催动了“革命文学”的兴盛。 二、“革命文学”的流行特质 在鲜明的政治倾向性与“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背后，“革命文学”蕴涵着得以风靡当时文坛的一些流行性特质。首先，坎坷多难的20年代使革命成为那一时代的生存常态，革命成了那代人不可逃脱的宿命。文学反映革命成为必然。其次，“革命+恋爱”的题材优势促进了“革命文学”的流行。革命和恋爱的融合，满足了青年人偏好幻想、渴望激情与浪漫的文化心态，作家抓住了这一题材，也就抓住厂青年读者的心。而且“革命+恋爱”所流溢出的近乎武侠、言情等通俗文学的因子气息，也迎合了文化素质不太高的读者的阅读口味。最后，“革命文学”在叙事方式、“故事类型”、人物描写、语言及美学风格等方面，也合乎大多数读者的审美水准，促进了其流行性。 叁、“革命文学’实践对理论的悖离与超越 “革命文学”目标在为工农大众写作，但作为知识分子的写作者，只是在假托工农大众的口吻进行叙述。他们所预期的读者——工农群众，却无法阅读，接受主体因此而置换成同样也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青年学生。“革命文学”究其实还只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自说自话，自言自语，是革命知识分子假托大众之口的一场文学虚拟。其次，“革命文学”理论上追求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英雄主义及浪漫主义，但他们的创作却往往表现出鲜明的个人英雄倾向。理论上要求描写群像，以集体为主人公，但好的作品却是对这一理论主张的突破与超越。再次，“革命文学”重内容轻形式，重思想轻艺术，但许多作家都体现了对艺术性的孜孜追求，从而形成了独特的美学风范，激越昂扬，热情奔放。 四、理论资源与创作实绩 20年代“革命文学”是世界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中的重要一支，它深受苏联、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影响。其理论资源主要来自这两国，理论及创作上的得失也都可以从这两国的文艺运动中找到痕迹。本文择取“革命文学”的优秀之作《田野的风》，将它作为重要个案与苏联的经典无产阶级文学作品《毁灭》、《铁流》进行比较研究，以蠢测中国20年代“革命文学”在世界无产阶级文学史卜的水准与地位。 五、“革命文学”所提示的理论问题 “革命文学”提示了一些至今依然还有重要意义的理论命题。如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政治是社会生活的重要一部分，文学作为社会生活的反映，应当具有政治关怀，但也不可－因此而过度夸大文学的政治功能，以致忽视文学自身的独特艺术规律，甚至用行政手段来十涉文学创作与论争。这方面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最大。冉就足1刁人团体一宗派卞义的问题、聚卜l结社利于促进文学的发展，但也会带未副面作用。尤其介丈学沦争时期，同人团体地穴易wj入宗派上义的泥淖：他们“一致对外”，剥夺他人的话讲权利，穴示出宁前的偏狄、独一‘。不容异己，而这却是违背文学现代性的。
王海燕[4]2015年在《鲁迅的黑暗体验与书写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黑暗”是晚清民初的启蒙知识分子参照西方文艺复兴运动建构起来的一个概念。在晚清民国的历史语境中,鲁迅以其尖锐深刻而又丰富多元的黑暗书写而成为表达黑暗体验的代表性人物。无论由鲁迅自身的创作还是鲁迅研究历程来看,“黑暗”都是一个关系到如何理解鲁迅精神世界与文学世界的关键词。本文首先致力于概念的清理,将“黑暗”作为一个能集中揭示鲁迅人生、思想、审美观念与艺术个性的核心概念,从外在历史语境与作家内在主体精神两方面追溯黑暗体验的发生过程,厘清鲁迅的黑暗体验与时代共名既保持一致又有重要区别的多重内涵,深化对于鲁迅精神结构的认识。其次,从鲁迅相关创作的代表性主题、形象建构、反讽表达等方面建构一个鲁迅黑暗书写的专题研究系统,在民国的政治、文化、文学生态中,通过对代表作品的细读、对具体而又典型的文学现象的分析,探讨鲁迅的黑暗体验经由怎样的审美机制而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一个常谈常新的重要内容,揭示鲁迅独特的精神气质、多维的精神走向与兼容并蓄的审美趣味。古代汉语中虽然己先后出现了单音词“暗”与双音词“黑暗”,但二者在词义上并不具有完全的通约性,“黑暗”仅指光线不足的自然现象。清末民初知识分子以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对“黑暗中世纪”的命名与批判为参照,发现并赋予了“黑暗”社会学层面的批判内涵,并通过报刊的传播使之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流行词语之一,“从黑暗走向光明”凝聚着以西方启蒙运动为参照的民族想象。鲁迅既在与时代共名的社会学层面接受并频频使用着“黑暗”,但关注人的整体性这一出发点也使他更进一步探索了个体生命的内在黑暗体验,包括人内在的非理性世界与民俗文化中的鬼神与死亡想象。从社会学、心理学、民俗学叁个层面凝练而成的“黑暗”对于鲁迅来说也因此成为一个比“启蒙”更具包容性的概念。不同时间观的难以兼容使鲁迅的黑暗体验呈现出难以克服的悖论。主题作为意义的沉淀,是体现在整个作品中对生活的深刻而又融贯统一的观点。“纪念”“复仇”“鬼神”是鲁迅黑暗书写中最具代表性的叁个主题。当革命被逐渐建构为一种与自由、解放、新生等内涵相关联的主流政治文化时,鲁迅通过对逝去的革命者纪念的方式,揭示了革命进步与暴政的二重性,映照出不同政治场域中叁类革命知识分子的民国命运,其深沉的历史情怀与“隐心而结文”的纪念艺术具备了挑战权力场域的特殊功能。“复仇”主题寄寓着鲁迅对自身与传统之间无法摆脱的文化同质性的焦虑与克服,《铸剑》在熔铸中外复仇文学精神的基础上,象征性地书写了鲁迅心理人格中自我、本我、超我的内在隐秘与他对传统文化之创造机制与压抑机制的洞悉。“鬼神”崇拜作为中国最重要的民间信仰,在现代启蒙史观的线性叙述结构中遭到了压制与否定,鲁迅在他一生的各种文体创作中始终不忘鬼神的存在,不仅仅是出于一种文学上的审美趣味,也关涉着他对晚清以降思想文化观念转换变迁以及对启蒙史观的别样思考。鲁迅黑暗书写的形象建构借助于意象、隐喻、象征等符号系统,将现实生活中的现象予以艺术地提炼与变形,重新组合成一套具有多重意旨的话语,让读者在陌生的形象与体验中重新领悟自己的生存境遇。针对二十年代中期知识分子阵营第二次分化中出现的无数碎片化的黑暗,隐喻化的杂文书写成了鲁迅最得心应手的批判武器。“叭儿狗”“羊”“恶鸟”等动物性隐喻充分体现了其黑暗书写见微知着而又活泼锋利的特点。通过对厨川白村象征艺术理论的接受,在《野草》中鲁迅终于找到了与内在黑暗体验相匹配的艺术手段,使早期尝试过的“死火”等象征意象由单薄变得丰盈多义。“夜”作为黑暗体验形象化的特定意象,投射出鲁迅不同阶段思想变化的历程。反讽是鲁迅黑暗体验书写的主要修辞方式。现代反讽的基础是那些明显不能解决的根本性矛盾,展现出的是叙事深层意义上两个命题的对话或对抗,并与修辞技术的关系日趋密切。鲁迅的第一篇创作自序《呐喊·自序》集中了构成其反讽的多种“元矛盾”：记忆与忘却、寂寞与呐喊、小说与文章以及由此生发出的过去和现在、传统与维新、正路与异路、为人与为己、隐藏与显现等一系列冲突。鲁迅杂文中的戏拟反讽与小说中由不可靠叙述制造的反讽既是极富开创性的现代修辞策略,也是他对黑暗体验的机智表达。鲁迅的黑暗书写在社会批评与自我解剖两方面都抵达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其强健的精神立场与极富创造性的艺术形式是他留给当代文学的丰厚遗产。这个大智大勇的写作者以他的“黑暗”照亮了无数渴望并追求光明的后来者。
董建辉[5]2007年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主流小说创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文革小说是文革时期公开出版发行、为当时政治意识形态所认可和推动的主流小说创作(以下简称文革小说)。长期以来,文革文学乃至文革小说被排斥在文学研究和文学史写作的范围之外。近年来,文革文学逐渐为学界所关注,研究状况有所转变,样板戏和文革诗歌的研究出现了一批成果,但文革小说的研究相对薄弱,至今没有专着、博士论文等系统研究成果。我选择文革小说研究作为博士论文,力图填补这一空缺。本论文分为六个有机组成部分:绪论,第一章文革文学的生产及文革小说的基本分布,第二章无限改造与乌托邦理想的虚妄建构,第叁章革命话语的延展与盛大仪式的铺陈,第四章性禁锢与巫术化文学表达,第五章结束语:酷夏的果实。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文革小说的概念界定、研究范围,描述了当前文革小说的研究状况,指出了论文选题的价值意义:一是作为20世纪中国小说发展链条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史”的意义。二是文革小说作为特殊年代的文学叙事包蕴着独特的文学资源和信息,需进一步研究。叁是文革小说还是“空白”领地,对其的研究具有拓荒意义。论文力争实现作品资料占有、宏观论述和深入阐述的叁方面突破。第一章介绍了文革文学的生产及文革小说的基本分布。论文从40—70年代影响巨大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等6篇典型文论出发,揭示文革文学产生的严酷环境和文学形态演变的必然逻辑脉络。文革期间没有一套完整有序的文艺体制,政治体制的军事化趋向使文学体制在总体倾向上呈现出准军事化特征。文革中涌现出的工农兵业余作者以渴望战斗、投身革命的创作心态炮制出数量繁多的应时性作品。文革文学以1971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以样板戏为代表,后期小说占主导,诗歌贯彻始终。从题材上看,文革小说分农村、工业和革命斗争题材叁种类型。第二章研究文革小说内蕴表达的无限改造与乌托邦理想的虚妄建构。以打倒党内“走资派”为核心的阶级斗争泛化、进行思想无限改造实现“革命化”和建立带乌托邦理想色彩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文革小说所要表达的主要思想内涵。哲学上矛盾冲突的客观性、普遍性、永恒性、有益性反映在文革小说中即为阶级斗争主题的强化笼罩和强制接管,阶级斗争叙事的假设性、主观虚构特征以及人物情节设置的等级对应关系。思想改造被赋予强大的政治意义,主要对象指向党内走资派。“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极大地扩展了思想改造的对象广度和剖析深度。小说人物思想呈普遍焦虑状态,走资派是内在裂变式焦虑,英雄人物为自我苛求式焦虑,阶级敌人是革命迫压式焦虑,积极分子呈现渴望革命式焦虑。平均主义观念及实践、军事化生产生活方式和革命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围造起绚丽的乌托邦社会图景。理想与现实、目的与手段、政治强化与主体缺失之间的严重偏离和忤逆使悬空的乌托邦构建轰然倒塌。第叁章研究文革小说革命话语的延展与盛大仪式的铺陈。革命话语外延得到拓展,包含了武装斗争为主要内容的原义性话语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造为主要内容的转义性话语;革命话语内涵因政治性的绝对控制而呈现出单一化和纯粹化等特征,表现为对日常生活形态的自觉拒绝和有意遮蔽。强势革命话语在对文本的绝对统治、广泛分布中被日常化叙事,阶级斗争、思想改造、社会主义建设沦为日常生活。文革的思想道德价值取向与马克斯·韦伯所称的“新教”伦理所信奉的以禁欲主义、虔诚崇拜为核心的“苦行主义价值观”具有一致之处,显现为政治化苦行主义价值倾向,神化拔高主要英雄人物。主流意识形态的过度苛求和畸形利用,使伦理道德呈现出泛化、纯洁化和绝对化的极端倾向,走上了“非道德、反道德的歧路”。英雄人物的革命崇高感建立在信仰和参与革命斗争的基础上,具有鲜明的道德标识和理想主义色彩。文革仪式是带有荒谬色彩的政治表达形式,众多仪式场景的并列铺陈构成了文本的叙事表达,文革小说是大量仪式的盛大铺陈集合。文革小说有忆苦、斗争大会、学习教育等8个公共场景,具有革命化、纯洁化等特征,体现着政治话语对思想价值倾向的控制和规训;有家庭生活、恋爱、交谈、阶级敌人密谋作恶4个私人场景,完全被主流政治所挤压、填充,呈现出意识形态性和透明化。主流话语全面压制文革小说的形象表现和艺术叙事,削减杜绝复杂多义的意义表达,同时小说中的革命语言犹如暴风骤雨和工具武器灌输充斥于文本,形成压抑叙事与语言暴力的叙事纠缠。第四章研究文革小说性禁锢倾向与巫术化文学表达。文革中群众崇拜和普遍压抑的畸形形态,促使群众心理结构发生改变,形成了“法西斯主义”心理倾向,表现为既受精神奴役又渴望权威、造反的“小人”精神,生命倍受压抑。文革小说性压制、性禁锢的基本策略是对家庭、爱情生活的政治化过滤和拒绝清除。性压制替代性地转化为残酷的破坏性和对“病态”荣誉、义务的追逐,进而转变为狂热的宗教激动和宗教神秘主义。文革小说的价值认定和表现手段具有远古巫术的特点,呈现为人物塑造的神圣化和妖魔化手法运用,表现为“神性崇拜”和“公众驱邪”等巫术仪式的当代显现,进一步演化为图腾和禁忌,使文革小说具有了神话性。第五章介绍了结束语:酷夏的果实。力图厘清文革历史与小说存在、意识形态与文学表达、小说狂欢叙事、审美评估等方面问题。文革是一段错误的历史,文革小说附属于主流政治话语,并起到推波助澜的鼓噪作用。文学政治化与政治文学化互为借重交融。文革小说营造的盛大节日,展现的是失去秩序价值规约后带狂欢色彩的政治欢呼,是与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不同的虚假狂欢。文革小说是对主流政治本身进行的审美观照,即为“政治美学”。文革小说是对错误历史同步同构的文学表现,是文学审美表达上的一座“贫矿”,自觉蜕变为文学发展史上失去主体性的政治附庸的典型代表,表现为文学价值、艺术价值、形而上表达的全面塌陷。但是,文革小说是构成文学史发展的客观历史存在,本身蕴涵着文学发展的过程、新质和可能性,包含了新时期文学发展的萌芽。同时,文革小说在强大的政治控制背后顽强地呈现或无意识流露着文学性表达的微曦。
胡帆[6]2010年在《从个体精英向革命大众的转变》文中提出五四后期,随着文学革命启蒙论调的落潮,新文学作家群体的内部开始出现了思想危机,“为艺术”还是“为人生”,成为最大的理论分歧。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在20世纪的20年代中后期发生了重大的变革。这一转变,以发生在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为标志。从表面上看来,革命文学论争的发生是对于五四文学的反叛和否定,是一种争夺文学话语权的行动。但是,这种矛盾对立的文学现象背后其实潜藏着相同的历史动因,即文学始终是归附于中国文学中的“文以载道”传统,而并没有实现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初的现代个性启蒙主义的理想。
于海燕[7]2016年在《京派小说乌托邦书写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乌托邦书写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与文学表现,受到了许多文化与文学研究者的关注。"乌托邦"作为一个同时指向"不存在"与"完美"这二重意义的特殊概念,包含了人们对于与生存密切相关的物质、情感、意义等多方面的现实体认与理想憧憬,不可不谓生结于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枚奇珍。诚然,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下,不同作者的乌托邦书写呈现出了各异其趣的叙事方式与价值取向,但其对于人之生存的关注,对于理想生境的追求,却是贯穿于乌托邦书写始终的一道精神宗旨。反之,也正是在不同时代语境与不同作者的共同建构之下,乌托邦书写方得以展现出其丰富面貌。笔者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与叁十年代京派小说的乌托邦书写作为考察对象,分别从文化学、生态学、美学、心理学、生命哲学等多重视角对其展开探索,并借鉴具有前沿性与针对性的西方理论,对京派小说的乌托邦书写展开研究。本论文在整体上依循由表及里、由结构到意义的论述逻辑,试图从京派小说中挖掘乌托邦意识,解析京派作家对独特的乌托邦形象的建构过程、建构方式,及其价值蕴藉,并意图通过此番解析,论证京派作家笔下乌托邦独特的"人间"属性。具体包括从时代语境与心境、艺术构想与探索、文化活动等方面,对作为一种"情结"的乌托邦在特定文化、心理层面的映射与表现进行探讨;以此为引,围绕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这叁组关系,展开对京派小说乌托邦书写的整体生态秩序的析理;继而以一种"演化互动"的理念,观照京派小说在时、空、人叁重维度上所呈现出的乌托邦结构形态的丰富变化,及其以"多异"的审美感受为特征的艺术表现;最后,则在生命关怀的层面,对京派小说的乌托邦书写进行存在意义上的开掘。
汪洁[8]2005年在《七月派与中国现代革命文学思潮》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现代革命文学思潮以文学的形式表达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潜在要求,正是它这种对于新生历史内容的主动承担,使其在审美表现方面获得了崭新的品质,这就是富于阳刚之气,对底层生活充满热情的关注,因而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文学形态。但因此而产生的与革命实践的紧密联系使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获得了截然相反的命运。新中国成立后的共和国文学史将其置于惟一合法的地位,并以此排斥了其它范式的文学创造。而作为对这种文学史叙事的矫枉,20世纪八、九十年代,革命文学又被列入清算的队列,否定革命文学一时成为一种“学术时尚”,革命文学中是否还有值得继承的文化传统被忽视。 本文认为这种整体上的肯定与否定都不是学理的立场,都没有走出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在这种认识基础上,本文试图以七月派——这一同中国现代革命文学既紧密联系又有所疏离的革命文学中的“异端”者——为视角,将其置于20世纪文学史的整体架构中,尊重其在特殊年代对历史的选择及因此而体现出的个性价值,力争对其得失作出学理性的梳理。因此本文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七月派专论,而是透过七月派与中国现代革命文学既联系又疏离的立场,及革命文学对其内部这群“异端”者的拒斥来探讨中国革命文学的价值意义及教训。与此同时,力争立体地展示七月派这一丰富、复杂的创作群体在文学史上的贡献。他们的理论与创作对革命文学过于强调文学的政治功能、忽视文学自身的审美特性的缺陷在客观上起到了一种抑制作用。在与主流革命文学的对立冲突中,共同丰富了革命文学的内涵。 本文共分四章: 由于本文是探讨七月派与中国现代革命文学思潮,因此对于中国现代革命文学思潮的梳理是必要的。本文的第一章便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五四”文学革命中已经包含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只是当时没有占据主流地位。由于救亡的时代需求,“五四”倡导的个性解放中已经包含了集体主义的目标,这使得后来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得以顺利进行。而在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的转化过程中,革命文学对文学革命的态度几度发生变化,说明革命文学所要达到的“全新”并非他们想
孙绪敏[9]2011年在《论新诗体式之演变》文中提出新诗的体式是一种具有稳定构造、能体现新诗审美特质的特殊的符号系统。这种符号系统能突显新诗文本的符号结构和编码方式,集中反映新诗的外部形态特征和内在审美本质,并具有一定的规范性、公用性和稳定性。新诗体式之演变是以晚清到建国前的诗歌文类为研究对象,梳理了白话语境下新诗体式演变的轨迹、探讨了新诗体式演变的原因,分析了叁种代表性体式的审美特征,总结了新诗体式演变的规律、存在的经验教训以及对未来新诗体式构建的借鉴意义。新诗体式的演变在整体上呈现出自由体—格律体—自由体—格律体这样矛盾着而又发展着的消长与起伏。通过探寻新诗体式的演变轨迹,清晰地描画出新诗体式发展的总体性线索和阶段性脉络,在纵向上展现了新诗体式的发展格局,在横向上发掘出新诗体式的演变同语言的变迁、社会的时代诉求、外国文学的影响、读者的接受、以及规范与反规范的规律运动之间的关系。影响新诗体式演变的因素很多。但关键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文学语言的变迁,二是社会时代的影响。语言决定体式。新诗的体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白话语言的听觉与视觉的冲击和震撼。影响新诗体式演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诗体外部的社会时代因素。另外,新诗体式的演变还受到了外国文学的影响,读者接受的影响和诗体内部规范与反规范的矛盾运动等因素的影响。新诗体式的演变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虽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呈现出阶段性特征,但总体上表现出多种体式交汇并进的发展态势。新诗的体式有很多种类,但代表性体式有叁种：自由体、现代格律体、民歌体。自由诗体式自由多变,丰富多彩；注重自然的音节、自由的节奏和内在的韵律；在特殊的时代还表现出战斗的美。现代格律诗是自觉拯救新诗的弊端而彰显规律体式和语言要求的新派诗,在审美特征上具有节制的美,建筑的美和中国式的传统美。民歌体诗歌表现农村生活,关注农民命运,在处理诗与生活关系上主张面向生活,把握现实；在诗的表达上注重明白晓畅；在诗的语言形式上主张面向大众的白话,采用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民族形式,有韵(能诵易记)和非律(没有形式上的束缚)是民歌体新诗在体式上最突出的审美特质。世间一切事物的发生、发展都有自身的规律性,新诗体式的演变也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自由体与格律体的演变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演变形态；呈现出多对抗少和解的特点；呈现出大众化、民间化的趋向；但泛化诗体“自由”极易造成诗意的缺失。新诗产生于中国社会要求结束封建统治走向现代文明的大背景下,促成这一划时代创造的灵感,主要来自改造社会的激情。新诗从体式破坏到体式重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具体表现在：新诗体式的构建一定要处理好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一定要处理好自由体与格律体的对抗问题；一定要分清诗歌与散文的文体区别；重自由体轻格律体易导致新诗体式的难以定型。新诗的体式构建要继承和发扬古典格律体的优秀传统,同时要吸收自由体的灵动素质和借鉴外国格律体的某些长处,要增多诗体,丰富诗歌的表现手段。让诗体整齐的美与错综的美结合在一起,既自由活泼又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同时在兼顾民众欣赏习惯的基础上,在诗艺上有所提高。
唐海东[10]2010年在《异域情调·故国想像·原乡记忆》文中研究表明最近一个多世纪,美国在西方的中国形象史中扮演了特殊而重要的角色。美国文学中的中国题材作品一直层出不穷,成为中国形象的主要来源之一。本文即以这些用英语写作的中国题材作品为主要论述对象,探讨其中国形象的流变史、形成机制和传播效用。由于中国题材创作者包括了白人作家、华裔作家和中国移民作家这些具有不同文化身份的主体,而这些不同文化身份对其作品中的中国形象具有十分明显的制约作用,因而,本文将与塑造中国形象有关的美国英语文学分为“异域情调”、“故国想像”和“原乡记忆”叁个组成部分,分别指代由白人作家、华裔作家和中国移民作家创作的相关中国题材作品,以及这些作品中传达的中国形象。全文分为上、中、下叁编,分别论述异域情调、故国想像和原乡记忆。《导论》对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美国的中国形象研究和美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研究这叁个由外到内的不同层面上的中国形象研究进行了全面的课题史回顾,并列出了本文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和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第一、六、十章是各编的“概述”,主要分析这叁种不同类型的中国形象的演变轨迹。第二至五章讨论异域情调。第二章对中国形象制作史上一首划时代的诗歌、美国作家布勒特·哈特(Bret Harte)的《异教徒中国佬》("The Heathen Chinee")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解读,分析了这首艺术水准差强人意的诙谐短诗风靡全美并影响后世的深层社会根源。第叁章分析了萨克斯·罗默的“傅满洲”系列小说,剖析了“黄祸”套话的生成原因、演变过程和主要内涵。第四章对赛珍珠的小说《大地》进行了重新解读,分析了小说展现的中国形象之特殊性和历史地位。第五章对约翰·赫塞的小说《孤石》和《召唤》进行了详细的文本分析,从科技殖民者和美国来华传教士的角度剖析他们的中国经验之于其制作的中国形象的关键作用。这四章中探讨的美国作家观察中国时所采取的角度各不相同,在写作时代上也大致构成了一种延续关系,他们的作品分别展示了异域情调中鄙视、恐惧、同情、沟通这四种对待中国的心理与行为模式。第七、八、九叁章探讨故国想像。第七章以华裔文学中常见的唐人街叙事为切入点,探讨了水仙花和雷庭招两位与异国情调化的唐人街叙事进行对抗写作的现实主义作家的唐人街叙事作品。第八章以刘裔昌、黄玉雪、汤亭亭和赵健秀四位华裔作家的自传性作品为例,呈现了族裔自传中的中国形象,探究了族裔自传的创作机制及演变发展的文化历史动因。第九章分析了中国文化在华裔文学中的种种表现方式,追溯华美作家利用中国文化的个体和社会动机。第十一至十六章以历时的方式罗列了不同时期的原乡记忆。第十一章以李恩富、容闳、林语堂叁位文化传播者的作品为例,分析早期西游学者作品中的中国形象。第十二章以德龄公主和黎锦扬两位作家为例,探究了商业化和娱乐化写作中体现的异国情调化的中国形象。第十叁章介绍了一位以往被忽略的移民作家蒋希曾,并对他在海外进行的革命文学创作进行了文本内部和外部相结合的研究,厘清其作品中中国形象的来源和机制。第十四、十五两章分析了新移民中非常流行的英语文革写作,对其发展历程、主题、重点作品以及写作中的程式化倾向进行了分析,并将其与国内新时期的“伤痕文学”进行了比照研究。第十六章则专章介绍新移民作家中最有成就的哈金的创作,研究其作品中展现的几个不同时期的中国形象。通过对大量中国题材作品的讨论、分析和归纳,本文在第十七章《综论》中指出,写作语言及其蕴含的目标读者的期待视野、作品创作时的社会历史语境以及作者身份这叁点是决定某个特定中国形象的最主要的原因。在美国文化语境中,制作者身份是指种族、族裔以及性别这叁种主要的身份标志,当然,作者的社会阶层、政治倾向、职业特征、采用的文类的特点、作者在中国的境遇等等因素,也对他塑造中国形象有直接的影响。本文认为,某一时期的中国形象既主要反映了美国文化内部的动力结构,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某些真实信息,而中国形象的演变既不能仅仅归因于中国自身事实上存在的历史性变化,也不能仅仅归因于作为形象制作者的“美国”自身文化结构的变化,而是这两者之间错综复杂、变动不居的联合作用和互动关系。中国形象是一面镜子,一面并不光滑的镜子,从中可以照见美国社会、文化和具体创作者自身的面相；但中国形象也是一块毛玻璃,透过它可以隐隐约约照见许多中国的真相。形象学既不是纯粹的社会科学,也不是纯粹的人文科学。对中国评论者而言,如何对待中国形象,是一个不小的考验：他既要坚守人文学科固有的价值关怀,又要遵守社会科学不可或缺的实证性和客观性。从某种程度而言,批评者是形象传播路程的最后一环,也是关键一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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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京派小说乌托邦书写研究[D]. 于海燕. 浙江大学. 2016
[8]. 七月派与中国现代革命文学思潮[D]. 汪洁. 山东大学. 2005
[9]. 论新诗体式之演变[D]. 孙绪敏. 南京师范大学. 2011
[10]. 异域情调·故国想像·原乡记忆[D]. 唐海东. 复旦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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