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理论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现实的要求超出了旧哲学体系的阐释力的时候，人们便在焦虑中纷纷转向对哲学新形态的渴求；一时，哲学体系的解构、建构就成为时髦。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也经历着同样的过程。新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建构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理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渊源关系，而这首要的是对马克思哲学思想本身的性质进行定位。通过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整体考察，我们认为，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作为新形态的哲学理论是社会批判的。
哲学史上，原联邦德国学者马克斯·霍·海默也谈社会批判理论。他基本上认为，唯物主义哲学一直是批判的，似乎唯物主义哲学总是倾向于对幸福的渴望，并倾向于“变革那些造成不幸福的外部条件”[①]，只是这个目标在不同时期采取了不同形态而已。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
西方近代启蒙运动通过从理性中清除掉本质、灵魂、超验存在这些形而上学概念，为在物质文化方面取得辉煌成果的经验科学和技术开辟了道路；但是，人们没有想到，这条道路却是通向启蒙精神的反面的。面对这种可悲的结局，哲学开始重新反思自身，并展开了对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人关系的全面性批判。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正是诸多批判理论中一朵奇葩。由于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那种特有的接近现实、最少思辩的特色，使自己具有了不同一般的典范性质。本文就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作一粗浅探讨。
一 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前提的建构
马克思在他所关心的“自由”受到普鲁士国家书报检查令的“审查”、他的“为人类幸福而工作”的美好意愿受到“下流的唯物主义”的“亵渎”之后，开始考虑了自己的思想前提。经由“克罗茨纳赫”时期，马克思跳出了黑格尔的一般唯心主义，达到了对“理念”、“观念”与“现实”的真实关系的认识。进而达到了后来恩格斯加以概括的“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②]这一基始性唯物主义水平：即物质存在决定精神，而不是相反。
但是，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关于唯物主义，以上这种理解是远未完成的。因为唯物主义是“建立在对物质和精神关系的特定理解上的一般世界观”[③]。而“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④]恩格斯说，“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⑤]对此，恩格斯所阐述的正是科学反映论的内容。这样，既然是物质存在决定精神；既然对于现实世界存在，意识具有真实的反映功能；那么，我们在考察、理解现实世界的时候，就不能“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象来填补现实的空白。”不能“以哲学家头脑中臆造的联系来代替应当在事变中指出的现实的联系”。而应该是相反：“人们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决意按照它本身在每一个不以先入为主的唯心主义怪想来对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现的那样来理解；他们决意毫不怜惜地牺牲一切和事实（从事实本身的联系而不是从幻想的联系来把握的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恩格斯正是在这一层意思上才提“唯物主义世界观”的。[⑥]这里，唯物主义所指证的是一条正确的哲学路线，它的基本内容体现在它的一般原则要求上：从事实本身的联系来把握事实。
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说马克思、恩格斯已站到费尔巴哈的一般唯物主义水平上来了。但是，费尔巴哈仍然没有能够摆脱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唯心主义认识，“当他（费尔巴哈——引者）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⑦]这原因很简单，因为仅仅作出一种理论要求，要求我们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理解事物，这完全可能成为空谈。所以，问题在于，马克思、恩格斯是怎样在其现实性上贯彻这种唯物主义一般原则的。我们的答案是，由于他们的现实态度，特别是关于主体——人的价值性思考，使自己一步步超出费尔巴哈，跳出了整个旧哲学圈子，独创了一种历史的、具体的、现实的唯物主义分析方法。我们称之为方法论唯物主义。所谓“历史的”，就是在考察事物时要从其产生、发展的整个过程出发，而不能停留在某一现实的历史环节。“具体的”就是在考察一个对象时，要求从它与其它事物的相互关系之中，并把它当作一个诸多因素的系统来把握。“现实的”这一规定性是唯物主义一般原则的体现，它要求分析考察一个事物时要同时把握“历史的”、“具体的”这两个规定性。
方法论唯物主义的确立表明，马克思已“‘把哲学搁在一旁’……跳出哲学的圈子并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去研究现实”[⑧]了。“在思辩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⑨]正是基于方法论唯物主义这种分析方法的科学确立，马克思在现实性上“解剖”了人类社会历史之“一般”和自由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特殊”。
二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分析过程
在马克思提出“为政治上和社会上备受压迫的穷苦群众的利益”[⑩]而呐喊之后，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表明他已经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并“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哲学——引者）的物质武器”[(11)]。然而这一切，靠空喊口号是不行的，必须进行批判，在批判现实中寻找理性[(12)]。这首先得基于对现实的科学认识上；这种认识过程的真正开始是始于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的。
面对由诸多因素构成的复杂的人类社会历史现实，马克思并不是一开头就抓住理解人类社会历史的钥匙——生产实践（后来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把它表述为“劳动”）的。在《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中，马克思把市民社会生活的几大因素含糊地表述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人的道德、人的活动、人的快乐、人的实质”[(13)]。当时马克思没有对这几个因素之间的主次性关系作进一步思考。对物质生产的基础性地位的确认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完成的。在那里，马克思以“类”的实践特性超出了费尔巴哈的无声的“类”概念。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分析人的类本质时，展示了人的类本质三层含义。首先，马克思说，人的类本质与动物一样，是把自然界当作自己无机的身体。这是费尔巴哈的思想，这里不涉及实践活动这一中介。其次是人的有意识性，人把类作为思考对象，在意识中反映类本质。按费尔巴哈的意思，只有以类为存在方式的存在物才有意识，反之也就证明了人是类存在物。但是马克思没有停留在这二层意思上，而是以生产实践活动这一最基本的类特质超出了费尔巴哈。“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14)]
物质生产活动的基础性在《神圣家族》中被归结为：历史发源地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15)]看得清楚，《神圣家族》整个批判就是在这一立论上展开的，也就是说，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作为人类社会历史自我诞生的本质的认识已基本完成。但是，这是在批判中确立起来的，并没有正面的确证；其主要原因是：历史的动力机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的历时性机制（其本质上是交往形式与个人的行动或活动的关系）——还未能得到揭示，这一任务的完成是与马克思对生产关系的科学抽象同步的。
把人类社会历史的基础物质生产活动作为一个总体对理解某一具体的社会历史形态仍然是无效的。因为，物质生产活动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的基本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于人类社会历史来说，人与自然之间的对象性关系（体现为生产力）具有人类学意义。而人与人之间在物质生产活动，从而在社会中的关系则不同，它对某一特殊社会形态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正因为此，马克思才称赞费尔巴哈“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现实的科学，因为费尔巴哈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成了理论的基本原则。”[(16)]
不管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阶段上提及的“真正的社会联系”[(17)]，还是《神圣家族》阶段的人的“实物”本质关系[(18)]，都是一种人本主义的价值悬设，它与现实中不合理的现状相对置。通过这种对置，我们得到的不是对历史现实的解释，而仅仅是对现实的反面描述。问题在于马克思的思路能否下降到现实的水平，把生产关系作为历时的、表征某一个社会历史阶段特质的关系。
《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这一手稿表明，马克思已做到了这一点。马克思在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割裂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的形而上学理论的激发下，初步抽象了生产关系。并以资本主义社会工业所带来的生产力与“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为例，表明：随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将被人类历史所抛弃的正是这种工业“环境”，它将被更新的条件所替代。[(19)]
正是在以上分析的理论基础上，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对物质生产实践（还有革命实践，这里不再作阐述）作了理论上的提升，对社会关系（其核心正是生产关系）作了历时性的强调。由此才有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理论总结：“由此可见，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的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20)]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作的更为明确的阐述。[(21)]
到这里，作为对人类社会历史一般的现实性分析，在马克思那里已基本完成了。
但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这一人类社会历史特殊阶段的批判来说，马克思的以上分析是不够的，资本主义社会（本文未作特别说明的地方，资本主义特指马克思时代的自由资本主义阶段）有其特殊的运作规律。我们看到，马克思在把生产关系看作某一人类社会历史阶段特质的基础上，逐步分析得出：资本关系（本质上即雇佣劳动关系）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生产关系这一结论。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一文中说：“……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22)]
随着进入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性分析，马克思紧紧握住雇佣劳动关系（资本关系），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现实地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对剩余价值规律的发现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性分析的关键：对剩余价值的理解，“这实质上是关于资本和雇佣劳动的概念的问题，因而是在现代社会制度的入口处出现的基本问题。”[(23)]
至此，马克思已基本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的批判——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揭示——的充分准备。
三 马克思的社会批判
我们认为用不着回避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两个批判性前提假设：一，人类趋向于变革自己的生存条件，以实现自己的进一步发展；二，人类社会生活趋向于普遍的丰富性、多样化。
人类趋向于变革自己的生存条件，以实现自己的进一步发展，这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假设。即使是这样，在马克思的诸多著作中也不乏对其展开的阐述。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马克思、恩格斯就说：“已成为桎梏的旧的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更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类型的新的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变成桎梏并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24)]即是说，生产关系（“交往形式”）的变更主体是个人的自主活动，而不是生产关系这一“实体”本身。后来，马克思更彻底地解释说，“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25)]一句话，“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是一致的，历史是对环境的不断的实践创造，同时也是人的不断创造和自我更新。
第二个批判性前提假设，也是同样的不言而喻：随人类实践活动的不断深入，人类生活的各方面都在不断地丰富、趋于多样化。当然，就这里当作批判性前提假设而言，我们更强调这种丰富性、多样化的普遍性趋势。
就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来说，其任务正是以这两个现实性的理论假设为依托，建立在对社会现实所进行的分析基础上的，对某一具体事物向人类普遍进步方向发展的现实可能性进行揭示。前南斯拉夫学者米哈依洛·马尔科维奇所言，至少在表述上是完全适用于我们的：“哲学的根本任务在于发现现实世界的根本局限并进一步发现克服这些局限的历史可能性。”[(26)]具体地说，马克思所创立的社会批判理论就是：从某一事物本身发展的特殊规律出发，考察并揭示这一事物在以上两个批判性前提假设意义方面纳入事物一般运作规律的可能性。就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批判来说，就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运行规律——剩余价值规律——出发，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在以上两个批判性前提假设意义方面被纳入到人类社会历史运行规律——即生产关系适应于生产力的规律——一般的现实可能性。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正是紧紧抓住剩余价值规律，揭示了资本关系促进了科技、生产力发展，促进生产的社会化、市场一体化，从而导致人们生活交往的世界性趋向等等。同时，马克思又揭示了资本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从而导致生产危机、无产阶级绝对贫困的不可避免性趋势。进而在综合的意义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现实可能性。
这里必须加以说明的是，马克思在这一主线批判之外，还有大量的“题外”批判。这就是马克思直接从两个批判性前提假设出发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如关于科学对人的异化的批判、社会关系等外化于人的异化现象的批判等等。我们认为，把这种相对于主线批判而言的“题外”批判作为主要方面提高到主线批判之上是对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误解。
四 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基本模式
从以上的阐述看，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基本模式（见图Ⅰ—1）可以分为四个基本阶段。首先是社会批判理论哲学前提的确立（即“A”阶段）。这一阶段上，有一个基本的理论假设：物质存在决定精神意识（a）。关于这个假设，只有对科学不闻不问的人才会表示怀疑。其次是唯物主义分析方法的锻造阶段（即“B”阶段）。在马克思那儿是一个从基始性唯物主义到方法论唯物主义的思想发展过程。这里有两个基本的理论假设，（b）事物处于不断生成与灭亡的过程中；（c）事物处于系统联系之中。这两个理论假设是方法论唯物主义作为分析方法得以成立的一般性理论假设，它们分别是“历史的”与“具体的”这两个规定性的理论依据。再次是具体的现实性分析阶段（即“C”阶段）。这同时包括对事物“S”本身特殊规律的分析，和对事物“S”所属的一般过程的规律性分析。这一环节是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得以进行的关键性环节。缺少这一环节的社会批判将会下降为纯粹人道主义的见物批物、见人批人的道德谴责。最后是批判阶段（即“D”阶段），这一阶段是哲学批判的历时性、暂时性完成。它也隐含有两个理论假设（d）和（e），即本文第三部分所谈到的两个批判性前提假设。
A、基始性唯物主义
B、方法论唯物主义
（分析）
C、事物S特殊规律……S所属一般过程的一般规律
（批判）
D、揭示事物S纳入一般规律的现实可能性
（图Ⅰ—1）
我们看到，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四个阶段（“A”→“B”→“C”→“D”）、五个假设（a，b，c，d，e）是最少思辩、又最接近现实的。我们认为，作为现实的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不需要更多的思辩性理论假设与环节，这正是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魅力之所在。由此，我们可以简单地把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归纳为“四阶段五假设批判模式”。
由此反观西方马克思主义针对社会现实的理论批判，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以下基本不足。
首先，是分析方法抽象不够。我们认为方法论唯物主义是恰到好处的，那种用本身是方法论唯物主义从具体事物（现象）中引导出来的带一般性的结论来补充、扩展方法论唯物主义是不足取的，它会在无形中缩小我们的理论视界。例如前南斯拉夫学者米哈依洛·马尔科维奇在“实践唯物主义”讨论中提出的辩证方法的五个基本原则（总体性原则、历史性原则、自决原则、矛盾原则、超越原则）[(27)]，实际上是自我封锁的原则；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它是最开放的，因为它几乎囊括了我们迄今所了解的所有这方面的原则。
其次，是现实的分析与批判的浑沌结合形式。本来从严格意义上讲，批判是在现实性分析的基础上展开的，但由于旧批判理论在分析方法规定上的思辩混杂性质，使得现实的分析偏离方向，迁移到哲学的思辩考证或无现实性的假想或理论阐述。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具有这方面缺点的明显症状。更有甚者则索性放弃了现实性分析，回到直接从批判性前提假设出发的人道主义谴责。
注释：
[①][联邦德国]马克斯·霍克海默著：《批判理论》，李小兵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22页。
[②][③][④][⑤][⑥]《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页、18页、14页、16页、33页。
[⑦][⑨][(20)]《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页、22页、17页、36页、70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62页。
[⑩][(11)][(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41页、467页、487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
[(14)][(16)][(17)][(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7页、158页、36页、257～259页。
[(15)][(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91页、52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9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487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290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9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1页。
[(26)][(27)][南]马尔科维奇、彼德洛维奇著：《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郑一明等译，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导论”第14页、正文第38～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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