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泰米斯托克利时代雅典海上力量的发展论文

前泰米斯托克利时代雅典海上力量的发展论文

前泰米斯托克利时代雅典海上力量的发展 *

周洪祥

〔摘 要〕 公元前6世纪是希腊世界进入古典世界的前夜,古典世界的强大城邦雅典在这一时期还只是二流城邦。在泰米斯托克利之前,雅典经过麦加拉战争的考验、庇西特拉图僭主政治时期海军的发展、埃吉那海战,逐渐摸索出适合雅典的海洋战略,认识到了制海权的重要性,同时三列桨战舰的海战优势也被雅典人所逐渐认识,这些为泰米斯托克利发展三列桨海军舰队及之后的雅典海上霸权建立了物质基础与思想基础。

〔关键词〕 雅典 海权 三列桨战舰

黑尔的《海上霸主:雅典海军的壮丽史诗级民主的诞生》是近年来国际学术界研究古代雅典海军及其海洋政策最权威的代表作。在前言中作者明确指出,从公元前480年阿提卡历三月第19天到322年阿提卡历第20天,雅典取得地中海制海权共158年又一天。雅典及当时众多城邦共同缔造了雅典海上帝国。黑尔的观点基本代表了学术界的主流看法,然而考查雅典海军的发展史,我们不能忽略在泰米斯托克利之前雅典海军发展的一系列努力,如果没有之前的积淀,雅典不可能到泰米斯托克利时发展出强大的海军。对于泰米斯托克利之前雅典海军的发展,最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是1985年克里斯托弗发表的《泰米斯托克利之前的雅典海权》(1) Christopher J. Haas,“Athenian Naval Power before Themistocles”,Historia :Zeitschrift f ür Alte Geschichte ,Vol.34,No.1,1st Qtr.,1985,pp.29-46.和尼古拉斯发表的《民主、海权和公共机构的改变:雅典海军法的经济分析》(2) Nicholas C.Kyriazis,“Democracy, Sea Power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An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Athenian Naval Law”,Europea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Vol.17,2004,pp.117-132. 。

公元前5世纪初,雅典伟大的政治家泰米斯托克利说服了雅典人,在公元前483年建造了三列桨战舰,成为雅典海洋战略的奠基人。然而,史学家没有能够充分说明,为什么雅典人没有在泰米斯托克利之前就具有良好的海军传统,以及为什么他们推迟到那么久才建立一支三列桨舰队。有学者认为,古代希腊人早在泰米斯托克利这代人之前就已经掌握了三列桨战舰。本文试图通过对雅典与麦加拉之间的战争、庇西特拉图的统治、与埃吉那的冲突,来研究公元前6世纪雅典海上力量的发展。这一时期的雅典海军历史失败多于成功。因此,雅典人并没有打算在公元前6世纪末建造一支三列桨占主导地位的舰队。事实上,雅典人也不想支持国家舰队的建立,这涉及到每个公民的经济利益。所以,泰米斯托克利不得不使用诡计来诱使雅典人转向使用新的海军武器——三列桨战舰。

一、三列桨战舰及其战术的早期发展

根据修昔底德说法,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前300年,即公元前704年,科林斯人是最早按照近代式样建造海军设备的。科林斯船匠阿美诺克利斯(Ameinocles)为萨摩斯人(Samians)修建了四艘三列桨战舰。(3) 修昔底德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徐松岩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0页。 对于这段话的理解学者之间存在很大的争议。因为在公元前8世纪晚期如果希腊世界已经开始建造三列桨战舰,虽然当时他们还没有成为最强大的海战力量,那么为何直到公元前6世纪晚期希腊人才开始从五十桨船转变为三列桨战舰?古典作家虽然没有留下三列桨战舰建造及费用等具体细节,但是通过文学、考古等各方面资料,我们可以推论出三列桨战舰的建造费用远远高于五十桨船。古代三列桨战舰的使用期如果自然原因损耗的话大约20年,战争中损耗就更快了。(4) M. Amit, Athens and the Sea —A Study in Athenian Sea -Power ,Brussels:Brussels and Berchem 1965, p.99.所以对于任何城邦来说,三列桨舰队都是一个不小的经济负担。根据希罗多德记载,这一新型战舰首先被萨摩斯人所使用,萨摩斯僭主波里克拉特斯(Polycrates)建造了由100艘五十桨船组成的强大海军,后来舰队组成又包括了40艘三列桨战舰。(5) 希罗多德著:《历史》,徐松岩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62页。 公元前525年,他派遣自己的三列桨战舰支援波斯征服埃及的战争。然而由于船员哗变返回萨摩斯,并且在海战中击败了波里克拉特斯的五十桨船舰队。希罗多德没有对可能是三列桨战舰第一次参与战争的细节有更多的描述,尽管希罗多德在描述佛凯亚人于公元前540年的阿拉里亚战争中使用了这一撞击策略(6) 希罗多德著:《历史》,徐松岩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3页。 ,我们也无法得知反叛者是否如同古典时代的三列桨战舰一样采取撞击策略,波里克拉特斯可能已经开始使用这一撞击策略,因为45吨重的三列桨战舰在撞击战术中比10吨重的五十桨船有明显优势。

五十桨船与三列桨战舰相比,唯一的优势就是它可以运输更多人和物资,所以波里克拉特斯在海战中一定会尽力用撞击战术先击沉敌舰,以防止对方登陆作战。萨摩斯叛乱分子使用三列桨战舰击败了五十桨船,证明一艘三列桨战舰比几艘五十桨船更有优势。波里克拉特斯的舰队被击败,他也同时丧失了海权。 然而,海上获胜的萨摩斯叛乱分子遭遇了陆战的失利,他们只能从萨摩斯撤离,之后控制了爱琴海大约十年左右。他们成为熟练的三列桨战舰桨手,最终被雅典舰队击败。萨摩斯叛乱分子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使希腊世界认识到了三列桨战舰的威力,它的威力远远超过希腊人原来使用的五十桨船。

爱奥尼亚人和他们的波斯对手,也对战争进行反思,并在接下来的二十五年里将他们的舰队从五十桨船转变为三列桨战舰,并制定了适合三列桨战舰的战术。(7) A.J. Papalas,“Polycrates of Samos and the First Greek Trireme Fleet”,The Mariner 's Mirror ,Vol.83 No.1,1999,pp.3-19.公元前496年,爱奥尼亚希腊人在小亚细亚海岸附近的拉德(Lade)集结了363艘三列桨战舰,以对抗波斯人及其盟友的600艘类似战舰。根据希罗多德的说法,虽然爱奥尼亚人最终战败,但是他们在海战中采取的一系列作战方法,尤其是作为主力使用的三列桨战舰逐渐成了公元前5世纪的主导舰队,(8) 希罗多德著:《历史》,徐松岩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05页。 而原来作为既能运输人力又能兼顾作战的五十浆战舰开始退出历史舞台。(9) H.T.Wallinga,Ships and Sea -Power Before the Great Persian War -The Ancestry of the Ancient Trireme ,Leiden,1993,pp.73-74.三列桨战船的使用标志着古典希腊的顶峰,但是在公元前4世纪以后,随着城邦文明的衰落,三列桨战船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在很大程度上,三列桨战船的发展演变是古希腊兴衰的集中体现。(10) 郭涛:《古希腊“三列桨战船”的产生及特征》, 载《历史教学问题》2018年第3期,第72页。

雅典立法旨在遏制被驱逐来到雅典的萨拉米斯人诉诸战争的请求,以及那些遭受麦加拉袭击的沿海地区的人。居住在雅典东海岸的大土地所有者们,他们生产粮食并出口,拥有船只并从粮食短缺中获利,他们主要使用普拉西厄(Prasiae),即现代的代波尔图拉菲蒂(Porto Rafti)。从迈锡尼时期到公元前6世纪,它是阿提卡最重要的港口之一。来自东海岸的商人可能已经从阿提卡西南部的港口中受益。西海岸的法勒伦(Phalerum)湾暴露于麦加拉的袭击范围内,只有在雅典人获得萨拉米斯之后才开始变得重要,并且在梭伦的立法要求下,停止出口粮食并开始向国外出售大量橄榄油。(17) A. French,“Solon and the Megarian Question”,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 Vol.77 (1957),p.239.

二、一艘战舰打天下:雅典与麦加拉之间的战争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在公元前6世纪之前雅典拥有三列桨战舰,雅典很快就为自己没有先见之明而付出了代价。因此在与麦加拉的冲突中,雅典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虽然考古挖掘资料显示,公元前850年雅典已经有单层甲板大帆船使用冲击装备。如在迪普利翁门(Dipylon)墓地的巨大花瓶上的战争场景,可能代表了公元前8世纪中叶的实际场景,虽然一些学者认为船只、海战、战车和陆地作战都是为了说明适合这一时期丧葬艺术的史诗设置。受空间限制的艺术家无法描绘出全面的划桨手,尽管有一些二十桨船有两层划桨手,但是它更可能是五十桨船。公元前750年以后,对于海战的描述有所下降。这种转变代表的不仅仅是艺术潮流,更可能是军事发展上的突破。这一时期的雅典人热衷于改善阿提卡内部问题而不关心海岸地区。与许多其他城邦不同,他们不是大量建造船只,而是在他们自己的农村腹地发展。(11) Fibula Casson, Ships and Seamanship in the Ancient World ,Princeton,1971, p.51.雅典海军不发达的程度,可以从一个世纪后雅典与麦加拉争夺萨拉米斯的战争中看到。雅典显然开始的时候控制着萨罗尼克海湾的小岛,但在战争的第一阶段就失去了它。围绕萨拉米斯的冲突是一场时断时续的长期冲突,持续时间从公元前7世纪中期到公元前6世纪中期。 雅典在第一阶段做得很糟糕,失去了岛屿和一些船只,但仍然试图恢复对岛屿的控制权。保桑尼阿斯认为,在与麦加拉争夺萨拉米斯的战役中,雅典采取了三列桨战舰的撞击战术。(12) Pausanias,Description of Greece ,Loeb Classical Library,1918,pp.143-146.一些学者怀疑这是否是一艘三列桨战舰,甚至是不是来自于公元前7世纪或6世纪的一艘船。保安尼阿斯不可能把五十桨船误认为是三列桨战舰,同样麦加拉人也不可能在他们不再是一个海军强国的时候还故意抬高身价。因此,可以合理地假设雅典人在冲突的早期阶段就失去了一艘三列桨战舰,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损失。虽然早期的三列桨战舰主要用于外交或仪式目的,但有一艘三列桨战舰同样是一种强大的威慑武器。(13) Stewart Oost,“The Megara of Theagenes and Theognis”,Classical Philology ,Vol.68,1973,p.189.

三列桨战舰上的船员表面上是参加一个庄严的仪式,但却带来了一场政变,并使叙洛松成为僭主。一艘三列桨战舰和一个宗教节日是埃吉那人和萨摩斯人故事中共同的元素。雅典人参加宗教仪式庆典活动,但实际上是为了帮助当地派系。然而政变失败,雅典船员被屠杀,增援部队也被击垮。在雅典人的叙述中强调由于背叛神圣的仪式而失败,反映了雅典人的内疚心理。(32) A.J. Papalas,“Polycrates of Samos and the First Greek Trireme Fleet”,The Mariner ’s Mirror ,Vol.83 No.1,1999,p.4.这一事件很可能发生在庇西特拉图时代。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使自己的一个盟友吕戈达米斯成为纳克索斯的僭主。他后来在提洛同盟中恢复了雅典的影响力,并在赫勒斯滂的西格昂重新恢复了雅典的控制权。庇西特拉图是否有可能在没有建造船只的情况下发展自己在爱琴海的力量以及控制它的邻居埃吉那呢?我认为在庇西特拉图统治的早些时候,可能只有一艘三列桨战舰的他试图与埃吉那结盟。雅典人对公元前5世纪的庇西特拉图的统治只有模糊的认识,因此在政变失败后,他们编造了阿尔戈斯和埃吉那人处死雅典海军士兵的故事,为自己进行无罪辩护。

在先前探讨其他大地震,如1999年集集(中国台湾)、2007年托科皮亚(智利)和2008年汶川(中国)地震的研究中(Wu and Wu,2007;Wang et al,2011),固定台站的高速GPS数据不能得到,但根据临时GPS台网或InSAR观测记录,很好估计出了强震台站的静态同震位移。因此,将已知的同震位移作为参考,研究经验基线校正是否能够得到改进是令人感兴趣的。我们建议对选择时间参数的判据做修定,以便最终的位移与GPS参考值最接近。我们的结果表明,使用GPS参考值可明显改善由强震记录恢复位移过程(图8),为研究地震破裂过程提供更精确的有用低频波形数据。

训练8周后,2组患者BBS评分及单腿平衡时间均较训练前明显提高(P<0.05),且观察组更高于对照组(P<0.05);2组TUG计时时间较训练前明显缩短(P<0.05),且观察组更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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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塔克记录了两个关于收复萨拉米斯的版本。第一个,依靠麦加拉的难民,雅典人引诱一艘麦加拉船到科里亚斯海角(Cape Colias),在那里年轻人伪装成女性庆祝德墨特尔(Demeter)节,伏击了麦加拉水手。雅典人乘坐捕获的船只最终收复了萨拉米斯。保桑尼阿斯似乎对这个说法负有责任,并补充说,雅典人通过一些麦加拉流亡者的背叛获得萨拉米斯。在普鲁塔克的第二个版本中,雅典人是在黑暗的掩护下,用渔船和一个三十桨船运送了500名士兵到萨拉米斯,从而占领了该岛。学者们常常对这支原始海军的存在持怀疑态度并否认了渔船远征的可能,但是特别提到兼具侦察和巡逻功能的三十桨船,使这一说法更加可信。显然,雅典海军的力量包括进行沿海巡逻的三十桨船和五十桨船。 麦加拉人凭借其优越的船只,将大部分雅典三十桨船从海上驱逐出去。

然而,她的蛮横霸道、争强要胜,随着年龄的增大并没有减轻,反而越来越严重,很多时候让他觉得不可理喻。他也不是个软弱的人,有时被逼急了,他们会发生激烈地争吵,甚至大打出手,并最终以女孩的全面胜出宣布结束。他并非打不过她,只不过,年龄上大了一岁半,他的心理上,却似乎比她成熟得多。

根据普鲁塔克的说法,梭伦通过假装疯狂来说服雅典人重新开战,他在集市中背诵长诗,破除了禁止讨论与麦加拉战争有关的法律限制。梭伦向广场中的支持者发起呼吁,让那些来自萨拉米斯的雅典人和遭受麦加拉袭击破坏的沿海地区的人武装起来。(18) V. Gouschin,“Pisistratus’ Leadership in A.P.134”,Classical Quarterly ,Vol.49, No.1,1999,p.16.梭伦把雅典与两个没有任何海军传统的微不足道的岛屿做对比,激起了雅典人作为一个强大城邦的自尊心。“我希望我来自Pholegandros,或Sporades的Scinos,而不是来自雅典。 因为当我和陌生人在一起时,他们会这样嘲笑我,看这是来自投降的萨拉米斯的雅典人!”(19) C. Hignett,A History of 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 to the end of the Fifth Century B .C . ,Oxford,1962,p.113.

从上述建立的优化数学模型来看,它是一个非线性的约束优化问题。调用Matlab优化工具箱中的fmincon函数求解所建立的悬杯式移栽机栽植系统优化设计数学模型,其最优解如表1所示。

由于来自阿提卡东部的船主对战争感到厌倦,因此在危机期间五十桨船对国家的帮助有限。 普鲁塔克的两个说法可能并不矛盾,而是反映了这场持续多年的战争的变迁,说明了一个破烂的雅典舰队如何面对优越的海军力量。(20) Morrison and Williams,Greek oared ships , 900-322 B .C .,Oxford:Oxbow Books Ltd,1999,p.246.萨拉米斯战争显然与雅典和麦加拉对于赫勒斯榜之间的竞争有关。也说明了为什么雅典人在自己水域缺乏船只。我们可以假设原来雅典商人在这个区域使用了“圆形船”,其中包含大型货舱,货物重达150吨,船员人数极少。但是由于激烈的贸易竞争和冲突,商人不得不转向使用五十桨船,即有能力携带货物又有能力保护自己。在公元前600年左右,雅典安置在赫勒斯滂海峡(Hellespont)入口的西格昂(Sigeum),而当时麦加拉殖民了柏林苏斯(Perinsus)。雅典可能帮助萨摩斯28艘五十桨船,以获得在柏林苏斯对麦加拉的海军胜利。 萨摩斯俘获了600名囚犯。 由于五十桨船有50到70名船员,麦加拉可能损失了多达12艘船。麦加拉在柏林苏斯总共约有25艘船只,大约失去了一半的舰队力量,可能还有另外25艘返回家园。一支由50艘五十桨船组成的麦加拉舰队,估计战舰是私人拥有但可供国家使用。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雅典人无法与麦加拉舰队相匹敌。麦加拉被认为是曾经拥有制海权的城邦国家。在公元前7世纪上半叶麦加拉处于其海上力量发展的最高峰,虽然关于其制海权的基本真实性仍然存在问题,但这一时期麦加拉在爱琴海的海军活动证明其拥有制海权应该是没有疑问的。而直到公元前7世纪,雅典城邦最繁华的地方是其内陆地区,沿海地区则相对萧条。(21) D.F. Frost,“The Athenian Military Before Cleisthens”,Historia ,Vol.33,1984, pp.288-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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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麦加拉从早期发展阶段就依赖海洋。因此,在大部分战争期间,麦加拉作为最小的大陆国家之一,实际上没有多少可耕地,但拥有比雅典更强大的海军资源。在麦加拉国内,富人和穷人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超越国内政治的海洋政策以及尼赛亚的发展,以及对阿提卡沿岸的袭击、占领萨拉米斯都使大多数麦加拉人受益。他们在这场长期战争中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超越萨拉米斯的领土,而是为了掠夺阿提卡的农业财富,这一政策显然是在麦加拉人在西方的市场被科林斯人消灭之后发展起来的。因此,麦加拉城邦将她的海军资源从科林斯海湾转移到萨罗尼克湾海湾的尼赛亚。虽然大多数麦加拉人可能支持占领萨拉米斯,但麦加拉人并没有就萨拉米斯的重要性或统一的海事政策达成普遍协议。从阿提卡东海岸出发航行的商人,尤其是通过普拉西厄港口航行,他们并不关心萨拉米斯,也不愿支持一场没有任何收益的边境地区冲突。(22) A.R. Burn,“Greek Sea Power, 776-540 B.C.”,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 Vol. 47,Part 2,1927,p.146.

庇西特拉图在麦加拉战争的最后阶段赢得了他的名声和民众对他的信心。他来自阿提卡东部农业地区,靠近普拉西厄,那里的商人与东北爱琴海的联系更加密切。事实上,庇西特拉图在阿提卡东海岸拥有大量土地。庇西特拉图能够从未曾致力于冲突的地区为这场麦加拉战争提供支持。(23) 希罗多德著:《历史》,徐松岩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1页。 他在埃琉西斯节日期间伏击了一支麦加拉海军,杀死了一些人,将其他人俘虏,并利用他们的船只入侵了麦加拉。

庇西特拉图捕获麦加拉船只的说法不是梭伦在萨拉米斯故事的重复,而只是这场长期战争的另一个发展阶段。奇怪的是,在庇西特拉图与麦加拉进行战争期间,他并不是雅典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在节日庆祝期间,他可能是海岸警卫队指挥官的官员之一,保护埃琉西斯免受麦加拉的海上袭击。在庇西特拉图自己的指挥下,他捕获了麦加拉的船只,使麦加拉舰队只能呆在萨罗尼克湾(saronic),切断了麦加拉与爱琴海的联系。最后双方同意斯巴达对这一事件进行仲裁,雅典最终收回了萨拉米斯,麦加拉重新获得了尼赛亚。(24) 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47-248页。

没有萨拉米斯,雅典不可能发展成为希腊世界重要的海军力量,雅典西海岸的一些港口,如埃琉西斯(Eleusis),苏尼昂角(Sounion)和最重要的法勒伦也不会发展起来。麦加拉人通过萨拉米斯,不仅控制了法勒伦,远至科里亚斯海角也成为其势力范围。虽然封锁在古代世界并不完全有效,但萨拉米斯的敌对势力却可以对阿提卡西海岸造成混乱,并扰乱该地区的交通。梭伦的商业计划,基于橄榄油交换谷物的贸易,如果没有雅典人控制萨拉米斯,缓慢移动的商船对于驻扎在萨拉米斯的麦加拉人来说是太易被击中的目标了。(25) J. Hicks,A 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 .,Oxford,1969,p.102.这将使雅典的所有对外贸易都处于危险境地。因此雅典收复萨拉米斯岛对于雅典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雅典也终于拥有了发展海军的有力条件,雅典经济也开始逐渐取代科林斯成为希腊世界最强大的商业城邦。

三、舰区制的确立:庇西特拉图的海上政策

梭伦改革后,雅典实力开始逐渐得到提升,尤其是经济实力,特别是在庇西特拉图僭主政治时期,更是不遗余力地保护雅典商业的发展。同时,希腊殖民统治以及公元前6世纪中期雅典和爱琴海的经济和政治局势,也鼓励了雅典人对色雷斯的兴趣,主要是在斯特里蒙和赫尔索尼斯(Chersonese)地区,雅典人对色雷斯的关注主要是经济上的,并且与城邦对原材料,特别是粮食和木材的控制需求有关。公元前6世纪晚期的时候,雅典已经取代科林斯成为希腊世界最强大的商业国家。海军的保护是雅典商业发展顺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庇西特拉图取得僭主地位也主要依靠色雷斯地区的银矿,因此,庇西特拉图非常重视发展海军,实行积极的海上政策。(26) A. Momigliano,“Sea Power in Greek Thought”, Classical Review , Vol.58,1944,pp. 1-7.雅典橄榄油和陶器贸易路线甚至西部已经到达了意大利和法国,东部的爱奥尼亚和黑海地区也是重要的对外贸易区。尤其是斯特鲁马河(Strymon)山谷可以从色雷斯和马其顿的内陆地区获取丰富的木材供应。木材和焦油对于希腊海军的建立和维护至关重要,因此控制这一地区的物质资源对于希腊海军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

庇西特拉图在麦加拉战争中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他已经两次被雅典放逐,在卡尔基狄克半岛他度过了自己的最后一次流亡,为期十年。庇西特拉图利用色雷斯地区斯特里梦(Strymon)附近的银矿,显然建造了一支私人海军。根据希罗多德的说法,庇西特拉图在埃雷特里亚(Eretria)建立了一个海军基地,并在公元前546航行到马拉松。 雅典人缺乏足够的海军力量阻止其登陆,使庇西特拉图前进至帕列涅(Pallene)。通过一场激战,庇西特拉图击败了雅典人,并建立了相对仁慈的僭主政治,实行农产品的十一税来获得财政支持。凭借这些收入,他投资于公共工程,并且可能建造了一支海军,因为他重新建立了雅典在爱琴海的影响力。他重新夺回了西格昂,通过移除圣所附近的所有坟墓来净化提洛,从而宣称雅典在爱奥尼亚人中占据首要地位,并帮助吕戈达米斯(Lygdamis)成为纳克索斯的僭主。阿提卡的红色花瓶与爱琴海的科林斯式陶器一样盛行,显示了雅典作为海上力量的复兴。(27) H.T. Wade-Gery,“Miltiades”,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 Vol.71 ,1951,pp.218-219.

庇西特拉图的海军政策与忒修斯神话的演变之间可能存在某种联系。庇西特拉图和忒修斯之间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 他们都是反对贵族斗争的统治者,并且都支持海洋政策。克雷德姆斯(Cleidemus)是一位公元前4世纪的作家,他谈到了忒修斯的海军政策。佩尔森警告说,克雷德姆斯叙述中以公元前6世纪作为背景可能太过了,他认为克雷德姆斯是以公元前4世纪为背景把特修斯作为一个冒险的英雄或政治家来进行宣传。克雷德姆斯对忒修斯的描述似可追溯到庇西特拉图时代。忒修斯的米诺斯战役和庇西特拉图的麦加拉战役策略之间的相似之处显而易见。(28) L.Pearson,The Local Historians of Attica ,Lancaster,1942,pp.55-56.克雷德姆斯指出,忒修斯从克里特岛招募了流亡者,并以突然袭击方式夺取了该岛屿。 此外,克雷德姆斯提到禁止建立三列桨战舰,当然这不是历史事实,而是暗示在庇西特拉图统治的最后几年海上竞争已经开始了。(29) M.P.Nilsson, “Political Propaganda in Sixth Century Athens”,in G.E.Mylonas and Doris Raymond,eds,Studies Presented to David Moore Robinson , Vol.2,1953,p.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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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庇西特拉图解决了麦加拉问题,但他似乎已开启了与埃吉那的长期冲突。战争始于埃皮达鲁斯。根据希罗多德的说法,埃皮达里人患有农业缺乏症。在咨询了德尔菲神谕之后,他们被建议竖立两个由雅典橄榄树制成的女神雕像。 他们遵守神谕,结束了这次灾难,每年向雅典人缴纳贡金。然而,埃吉那人建造了一支舰队,袭击了埃皮达鲁斯并带走了雕像。 雅典不再接受贡金,所以雅典试图通过向埃伊纳岛派遣三列桨舰队来恢复贡金。据说当雅典船员拖走雕像时遭遇雷击,随后又发生地震,引发水手疯狂。他们互相杀戮,只有一个人回到了法勒伦。埃吉那人和他们的阿尔戈斯盟友有另一个不同说法。(30) 希罗多德著:《历史》,徐松岩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27页。

他们声称雅典人带着许多船只前来。他们没有受到阻挡,下船拖走了雕像。阿尔戈斯人这时候出现了,他们切断了雅典人的撤退路线,夺走了所有船只并杀死了所有人,除了允许一个雅典人返回,但是雅典士兵的寡妇用他们的刀刺死了幸存者。此后,埃吉那停止进口雅典制品。什么时候开始战争及其开始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已经很难清楚了,考古学家也未能发现任何有关埃吉那进出口变化的证据。(31) A. Andrewes,“Athens and Aegina, 510-480 B.C.”, British School at Athens ,Vol.37 ,1936,p.37.

希罗多德的叙述中最引人注目的元素是一个雅典三列桨战舰的出现, 三列桨战舰而不是区社船只的具体提法使其更加可信。 第一个雅典三列桨战舰出现在公元前600年与麦加拉的战争中。 在公元前6世纪,雅典人很少有这样的船只,他们一般派遣三列桨战舰运送外交使臣或者参加一些重要的仪式任务, 这与萨摩斯发生的事件有相似之处。在公元前575年,叙洛松(Sylosson),萨摩斯僭主波里克拉特斯的父亲,派出三列桨战舰参加赫拉(Hera)的节日庆典。

保桑尼阿斯所提到的船只也许是这一时期雅典人唯一的三列桨战舰。在这个时期,各城邦几乎都买不起这样的船只,因此它的损失对于雅典人士气的损害,可以与二战时期德国俾斯麦号的沉没相提并论,这可能也是导致萨拉米斯投降到麦加拉的因素之一。(14) Stewart Oost,“The Megara of Theagenes and Theognis”, Classical Philology ,Vol.68,1973,p.189.根据雅典说法,梭伦就是从萨拉米斯被驱逐的人之一。这不仅解释了他可能是从事商业的一个没落贵族,而且也是恢复岛屿方面的领导角色。根据普鲁塔克的说法,雅典人对任何提出重申战争的人都判处死刑。(15) 普鲁塔克著:《希腊罗马名人传》,席代岳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第153页。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也记载了该法律,即要求居住在边境地区附近的公民不得参与有关与邻国发生战争的辩论,因为私人利益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判断(16) 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74页。 。

庇西特拉图之前的雅典海军无法保护阿提卡海岸对抗麦加拉。庇西特拉图执行他的爱琴海政策,就不得不加强雅典海军的力量。庇西特拉图通过一个新的小土地所有者做到了这一点,他们通过区社来为雅典提供船只和骑兵。这个机构公元前7世纪就已经存在了。在公元前630年,一位雅典贵族库隆(Cylon)在麦加拉雇佣兵的帮助下占领了雅典卫城。根据希罗多德的说法,纳乌克拉诺斯(区社长)当时统治雅典,他们召集起来商议解决起义问题。(33) 希罗多德著:《历史》,徐松岩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83页。 关于纳乌克拉诺斯(区社)的作用并没有达成学术上的共识,因为当库隆试图发动政变时,雅典显然还没有海军力量。纳乌克拉诺斯可能管理着由一艘船只和骑兵组成的海岸防御部队,并且在库隆起义期间,骑兵们被召集起来与偷偷占领雅典卫城的麦加拉雇佣兵对抗。当敌人入侵雅典时,纳戈克拉诺斯(区社)确实控制着国家。庇西特拉图可能已经扩大了纳乌克拉诺斯(区社)的作用。(34) J.K.Anderson,Ancient Greek Horsemanship ,Berkeley,1961,p.130.很多学者认为纳乌克拉诺斯(区社)和船只之间有密切联系,每个旧部落分为三个三一区和12个区社。每一个区社提供一艘船和两匹战马,因此雅典总共拥有48艘船和98匹战马。(35) Anthony Papalas,“Athenian Naval Power in the Sixth Century”,The Mariner ’s Mirror ,Vol.86,No.4,2000,p.287.

将区社与船只连接起来的一个强有力的论据是,在公元前5世纪初,约有50艘五十桨船的雅典海军。它可能是荷马史诗在特洛伊中所提到的50艘雅典船只的映像。在特洛伊的50艘雅典船只可能反映了庇西特拉图的50艘区社船只。(36) B.Jordan,The Athenian Navy in the Classical Period :a Study of Athenian Naval Administration and Military Organizatzon in the Fifth and Fourth Centurzes B .C . ,Berkeley,1975,pp.21-36.庇西特拉图在公元前527年去世,他的儿子希皮亚斯取代了他的位置。希皮亚斯显然试图跟上爱奥尼亚三列桨舰队的发展速度,他派米太亚德(Miltiades)率领一艘三列桨战舰前往色雷斯切索尼斯(Chersonese),并最终获得了5艘三列桨战舰。(37) C.J.Haas,“Athenian Naval Power before Themistocles”, Historia ,Vol.34,1985,p.43.假设希皮亚斯在雅典有更多的海军舰船,但是到了公元前515年,希皮亚斯退出了三列桨战舰的军备竞赛。

庇西特拉图同所有希腊僭主一样,打击贵族,发展经济,而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城邦提供强大的海军以维护商路的畅通,虽然我们没有太多的古代文献资料去证明庇西特拉图的海军战略。但是僭主政治时期,雅典商业影响范围已经几乎遍及地中海世界的各个地区,很难想像没有强大的海军支持,雅典能够达到如此地步。而之后与埃吉那的长期冲突使雅典公民对于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开始有所期待。

四、借船打仗:雅典与埃吉那之间的战争

据说埃吉那人屠杀了199名入侵者(三列桨舰队船员包括170名桨手和30名海军陆战队员),唯一的幸存者后来也被雅典人处死。当波里克拉特斯的人组成的40艘三列桨舰队掠夺爱琴海的时候,最终被埃吉那所击败,而不是雅典。这证明雅典海军力量在僭主政治时期虽然有所发展,但是还不足以对抗希腊世界的海上强国。当然如果没有三列桨战舰,埃吉那永远无法获得这次海军的胜利。公元前514年,希皮亚斯将西格昂交给自己的波斯盟友,意味着希皮亚斯开始采用与其父亲不同的海洋战略。他开始削减海军预算,转而雇用了一千名特萨利亚(Thessalian)骑兵。希皮亚斯将雅典骑兵数量增加了十倍,因为国家财政预算中已经不可能有足够的钱来建造三列桨战舰了。(38) J.G. Barlow,Revolt of the Admirals -The Fight for Naval Aviation ,1945-1950 ,Washington:Washington University Press,1994,p.130.在希皮亚斯统治的最后几年,雅典海军活动几乎全部停止。公元前511年,希皮亚斯甚至无力阻止斯巴达海军登陆法勒伦,并且从法勒伦撤回了他的海军到东海岸。他的雇佣骑兵部队击败了斯巴达人,但是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斯巴达的重型步兵在雅典城墙前击溃了特萨利亚人。这次失败导致了公元前510年的希皮亚斯被驱逐,以及公元前508年雅典民主的建立。(39) 希罗多德著:《历史》,徐松岩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73页。

公元前506年,埃吉那利用雅典软弱的海岸防御与雅典开始了持续大约三十年的战争。(40) N.G.Hammond,“Studies in Greek Chronology of the Sixth and Fifth Centuries B.C.”,Historia ,Vol.4,1955,p.406.在公元前499年爱奥尼亚战争期间,年轻的雅典民主新生政权只派出20艘五十桨船来援助爱奥尼亚人的叛乱,而埃雷特里亚同时派遣5艘三列桨战舰。显然,雅典人将他们的大部分舰队保留在本国水域,以保护他们的海岸免受埃吉那人的袭击。然而,雅典海军不足以完成这项任务,在冲突期间的某些时候,雅典人被迫向科林斯人寻求20艘三列桨战舰的支持。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这些战船无疑是三列桨战舰。(41) 希罗多德著:《历史》,徐松岩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30页。 然而,科林斯人受法律限制不能捐赠船只。因此,他们以5德拉克玛一艘三列桨战舰的低价卖给雅典使用。(42) G.E.M de Ste Croix, 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Ithaca, 1972,p.7.公元前491年,雅典人从埃吉那获得了人质,而埃吉那人也通过捕获重要的雅典人进行报复。雅典人试图通过他们的70艘船只、50艘五十桨船和20艘三列桨战舰来救回他们的同胞。在取得初步成功之后,他们遭遇了决定性的失败并失去了4艘船。埃吉那在公元前490年的波斯入侵期间被迫成为雅典的一个不情愿的盟友,并以赎金的方式释放了雅典人质。公元前489年,双方保持和平,当时米太亚德率领雅典舰队的70艘船从帕罗斯勒索钱财。然而,埃吉那在马拉松战役后重新捕获雅典人质,并恢复了对阿提卡海岸的袭击。(43) A.J. Papalas,“Miltiades and the Parian Expedition”,Ancient History Bulletin ,2001,p.67.

雅典对爱奥尼亚和帕罗斯的远征,以及增加20艘科林斯三列桨战舰,这与希皮亚斯的海军政策形成鲜明对比:他不愿挑战萨摩斯海盗或斯巴达海军。然而,雅典失败的外部冒险代价是昂贵的,并且成为国家海军核心的20艘科林斯三列桨战舰的加入也非常昂贵。(44) 希罗多德著:《历史》,徐松岩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30页。 这些三列桨战舰是国家财产,不是由个人维护的区社的五十桨船。 三列桨战舰必须每隔二十年更换一次,这些科林斯战舰从其赠品价格来看,抵达时一定是破旧的,并且维修费用很高,很快就会被淘汰,因为雅典人在公元前483年比雷艾夫斯港口完工之前,没有港口设施可以停泊三列桨战舰。此外,事实证明这些三列桨战舰也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因为埃吉那三列桨战舰在这场战争中明显表现得更好一些。

在公元前6世纪雅典与麦加拉和埃吉那之间代价高昂的海上冲突中,雅典最终都没有取得胜利,这是公元前483年泰米斯托克利提议建造100艘三列桨战舰的背景。最终这个数字达到了200艘,虽然远未达到公元前4世纪晚期,尤其是公元前323年将近400艘三列桨战舰的地步,但是已经使希腊拥有世界唯一的超级海军舰队了。然而关于泰米斯托克利海军法的具体内容,古代消息来源呈现出自相矛盾之处。希罗多德与普鲁塔克等古代文献记载的细节各不相同,但都认为是泰米斯托克利说服公民大会建立一支三列桨舰队。(45) H.T. Wallinga, Ships and Sea -Power Before the Great Persian War -The Ancestry of the Ancient Trireme ,Leiden, 1993,p.148.根据亚里士多德记载,泰米斯托克利提出国家借给最富有的雅典人100塔兰特白银,如果富人没有合理地花这些钱,那么富人就会偿还给国家,可能仅留下保留船只的权力。(46) 亚里士多德著:《雅典政制》,日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0页。 毫无疑问,雅典人知道钱的真正去向。(47) A.J. Podlecki,The Life of Themistocles A Critical Survey of the Literary and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London: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75,p.202.他们根本没有准备好接受一个庞大的国有三列桨舰队。如果雅典没有一个僭主政治时期对三列桨战舰桨手的训练与使用的传统,他们就不会考虑建造这样一支舰队。泰米斯托克利的海军法案为雅典民众提供了使用船只对抗埃吉那的机会,随着危机结束,这些舰队的桨手也成为雅典富有阶层中的一员。在公元前483之后,雅典人意识到一个大型的三列桨舰队对于城邦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一直以来,我国的相关技术和部分设备都依靠国外引进,企业每年在设备技术方面额外花费大量的资金。要想成为一个工业强国,技术的创新是必不可少的。面对在科研方面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我们要奋起直追,加快工业现代化的步伐,将先进的计算机控制技术引进到轧钢加热炉的生产过程中,计算机可以实时处理复杂结构的加热炉温控设备,从而使钢坯在最为适宜的温度出炉,有效控制轧钢生产中加热炉的温度。因此在实际生产过程中,需要积极引入加热炉供坯节奏、热平衡、数字模型等模块,打破传统的标准加热方式,采取实时计算方法,从而确保加热炉设备温度的系统性控制,满足具体加热限制的条件,降低热能消耗。

Abstract : In the 6th century BC just before the Classical Period started, Athens was only a second-rate city-state which later became a great power in Classical Greece. Having undergone the Battle of Megara, the development of navy during the Peisistratus Period, and the Battle of Aegina, Athens gradually realized the importance of thalassocracy and finally established its own maritime strategy before Themistocles’ reign. Meanwhile, Athenians also found out the advantages of Triremes. All these laid a solid material and ideological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riremes during the Themistocles Period as well as Athens’ rise as a sea power.

Keywords : Athens; Thalassocracy; Trireme

*本文系2013年广东省社科项目《制海权与古希腊海军发展史》(GD13XLS06)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周洪祥:韩山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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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泰米斯托克利时代雅典海上力量的发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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