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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和城市化
从逻辑上讲，工业化意味着经济结构的变化，体现在对农业的改造，体现在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集中，体现在相对于农业较先进的工业部门的产生和发展，体现在乡村城市化的过程；从实践上讲，这一命题已由许多国家的发展轨迹予以证实；从区位理论上讲，现代工业要以城市为依托，工业的发展为生产要素的流动和集中提供了动力，为城市的发展创造了契机，反过来，城市作为生产力的组织形式，优化生产要素的组合，放大生产要素的功效；然而中国走出了独具特色的工业化道路和城市化道路，即分散的乡村工业模式和小镇镇道路。
1.前苏联工业模式造就了中国严重的社会经济的二元结构
建国后，为巩固新生政权，取得经济上的独立，迅速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成为当时的必然选择，以国家调拨形式提供工业化和城市建设所需土地，并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加速资金的原始积累。同时，为了保证粮食的自给，农民每家分得一片土地，随后实行严格的人民公社体制，将农村人口死死地捆在有限的耕地上。这样，到1979年，工业发展特别是重工业发展速度极快，工业总产值达到1952年的15倍，其中重工业达31倍，基本上形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工业总产值占工农总产值的比重达60%以上。由于这种工业体系是在抛弃乡村，掠夺农业，控制农民的基础上实现的，所以，伴随农业总产值的份额下降，农业人口有增无减，城乡差别扩大，城市化进程迟缓，同期中国市镇人口比重仅由1950年的11%升至13.6%，形成了占85%的农村人口搞30%的农业，15%的城市人口搞60%的工业的局面。这种高度反差的二元结构在其它发展中国家中也是少见的。
2.农民办企业导致分散的工业化
70年代末，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农民获得了经营自主权，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节余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但城乡居民隔绝的户籍管理制度却仍限制着农民进城就业和定居。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巨大的就业压力和农民强烈的致富愿望，促使中国农村出现了极具特色的乡镇企业，到1997年，乡镇企业产值已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三分之二，这一奇迹被西方学者描绘成“样板”，西方国家学者对中国乡镇企业作了较高的评价，国际工业界也给予了普遍的认可，但我们不能让人家的评价固定乡镇企业发展的模式，认定这种格局就是今后工业的格局，我认为，这种分散的乡企格局对今后中国经济的贡献是有限的。实际上，乡镇企业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因为农民不能进城就业而日渐减少的耕地又无法容纳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农村劳力，于是农村能人就利用其家族积累的资产，在农村兴办二、三产业。农村这种形式的工业化完全是被城乡分割体制逼出来的，这种工业乡村化的发展模式，实际上是以牺牲城市应有的聚集效益为代价的一条工业化的弯路。它把城市化的乡村推力扭曲成一种非城市化的倒拉力，它对城市化的发展起到一定的延缓作用。
3.工业与城市的外部效益难以发挥
从理论上推导和先进地区的试点看，乡镇企业的聚集是工业本身的要求，但截止到1997年，全国5.6万个乡镇建成小区4万个，仅聚集和吸引不足100万家企业，仅占4%左右。乡村企业呈严重的分散格局，这种高度分散的局面，给社区发展和乡镇工业本身的发展带来了很多困难。如信息不畅，基础设施的成本太高，工业的同构化，企业间的协同及交易成本大，造成对农业及周围环境的污染，土地利用率及效率低下等问题，更重要的是失去带动第三产业发展的能力，反过来又影响乡镇企业向更高层次上的跃迁。a.农村工业的非城市化现象，使农村工业未形成规模效益，也未能分享城市的外部经济效益，造成了农村工业的更大的外部不经济，直接制约着农村工业技术水平的提高，生产条件的改善和经济效益的提高；b.这种现象还激化了农村工业化与农业发展的矛盾，非城市化的工业化模式已使我们付出了比城市化工业道路高出8倍的土地代价，乡镇企业职工人均用地比城市职工多出3倍以上；c.这种现象不能带动本应与工业化相关联的第三产业的发展，不利于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优化，因此，乡企在布局上的分散性，客观上造成了农村第三产业没能随着农村工业的快速发展而得到相应的发展，也就等于在相同的工业规模下，白白损失了通过集聚本来可以获得的大量的第三产业的就业岗位，因为第三产业发展的最必要条件之一是工业企业和人口的集聚，越不过一定的“人口门槛”，就不可能使服务业获得合理的利润；d.这种现象还严重阻碍了现代城市文明的普及，使非农化后的乡企职工和家属仍然生活在农村，享受不到现代城市文明；e.农民在农村建房的支出占很大比重，土地利用率仅及城市的1/10，农民盖房占地已成为农村耕地减少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旦农村较高标准（郑州所属村镇住宅不完全成本价为每平方160元）的住宅建成，又会进一步影响工业的集中和人口的迁移，这也是分散的农村工业化模式付出的沉重代价之一。
4.在目前的经济格局和管理体制下，乡镇企业未迁住城镇，是社区经过比较后的理性选择
a.乡镇企业是一定社区各要素的组合，既然地是自己村的，钱是自己村的，人是自己社区的，为什么非要搬到市镇上去？农民的这种传统习惯不愿将企业办在外地；b.企业的创办人或领导一般是当地的权威，本地办事比较容易，若搬迁到镇里，各种人际关系及与各主管业务部门的关系不太好处理，在很多方面如电、水、地、税、道路、治安等均会受到集镇当地权威的控制，丧失了本社区所具有的行政保护和方便条件，所以，企业主办人不愿将企业办到镇上去；c.在一定的时间内，乡企的工人仍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在村里住在村里上班，非常方便，若搬迁至镇上，会增加乡企职工的交通成本；d.在政企不分时，社区领导对社区内的乡镇企业有很强的支配权，在用人、用地甚至管理和财务方面具有硬性指挥权，所以，当地领导不愿放弃这些能产生一定好处的权利；e.有些乡镇企业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其固定资产和设施达到一定规模，若搬至城镇，必须支付一笔迁移费用，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
二、小城镇大问题
1.中国城镇化的特点
突出特点有：a.城镇化是由政府发动的，城镇化的基础——工业也是政府发动的。b.城镇的数量和发展受政府支配，形成了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两位一体的城镇网络，在某个阶段，城市发展的政治指向优先于经济指向。中央政府以四个直辖市为依托，省政府重点发展省会城市和省辖城市，县政府主要发展县城，镇政府把镇属企业集中于镇，乡政府把乡级企业集中于乡政府所在地，村办企业主要集中在村委所在地。可以说，每级政权都将非农产业集中于自己的周围。这种城镇网络的主要优点是让各级政权可以集中有限的生产要素重点发展政权所在地的非农产业，其缺陷就在于易造成政府利用权力对企业直行过多的干预和经济掠夺。c.城镇化的主体是各级政府，政府能通过各种强有力的措施来限制农村人口向城镇的盲目转移，如可以通过户口、就业、商品粮、住房等管制，使城市人口没有过度膨胀，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没有象其它发展中国家那样，出现大规模的破烂不堪的城市贫民区、大量的失业人口。d.这种政府发动的城市化可以使政府采取强有力的方式从农业中通过多种方式积累城市化和工业化所需要的建设资金。发达国家可以通过殖民和发动战争的方式积累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而我国城镇化的初始资金主要来自农业，但这种积累方式不是通过个人储蓄，不是通过税收，而主要是通过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来进行隐性的积累，在这一点上类似于前苏联。e.政府发动的城市化，可以使政府根据某种目的和需要进行数字游戏式的城市化，如通过调节城市及镇的设制标准等。我国于1955年、1963年、1984年、1992年多次修订小城镇的建制标准，城市化的数字有很大的变化。
在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职业转换先于地域转移，也就是国内外学者常用的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道路。虽然有数以千万计的乡村－城市的流动人口，但不稳定，呈准城市状态。世界上出现过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方式主要有英国圈地运动方式、德国容克赎买方式、美国农民自由迁移方式、前苏联指令性迁移方式等。所有的这些方式，都是先地域转移而后进行的职业转移。
2.对发展小城镇观点和实践的国际扫描
当前，回顾世界范围内关于小城镇发展所得出的经验教训是很有益处的，从这些经验教训中，中国可以考虑自己的小城镇发展政策和战略目标，以取得更好的结果。
中国并不是唯一鼓励发展小城镇限制大城市的国家，这一全球性的政策是基于这样一个规范化的思路，即乡村生活好而城市生活不好。但事实证明：限制大城市，发展小城镇的政策不是很成功，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
经验和数据分析告诉我们，要使农村达到都市的生活水平，需要巨大的投资，农村的主业是农业，农业的特点是分散，由于乡村和小城镇没有规模经济和集约经济，它们的市场太小，不足以支持商业化和工业化生产。从另一方面讲，要使之实现商业化和工业化生产，需要近乎天文数字的资金用于社会和基础设施投资。这种以小城镇来平衡经济布局的实践，正面作用不如预期的好，负面效果却比预期的大。
回顾全球在城市化事务上的观点和经验，以下几点是很明显的，即自然科学规划者和具体操作者对大城市均持反对态度，他们把大城市与环境污染、拥挤、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环境学家不喜欢城市，认为由于过度地消耗和对各种物品的迷恋，明显地降低了都市的环境水平；从意识上看，道家和儒学家们都反对城市化；政治家们也认为都市生活过于依靠机器和单纯的物质化，使得都市生活非人性化。
但多数经济学家们认为，大城市要比中小城市好，其主要的观点是由于集约化经济、大规模经济和大都市之间的交往，人力物质资源和市场，使大城市成为经济发展的发动机，有些社会科学家也喜欢城市，认为大城市可以促进个人和社会的自治，发挥更大的创造性，理智而不是死板地坚持旧的传统和习惯，大城市是大事发生的地方，在工程、建筑、交通和艺术等方面，人类最伟大的成就都可以在大城市中找到。
小城镇建设初衷是良好的，遗憾的是它在许多国家均失败了。
3.中国的小城镇方案也是不得已而为的
出于不同的角度考虑，中国政府采取了鼓励小城镇发展的政策，这是中国政府为了避免出现城市病而选择的道路，但这条道路却产生了比城市病更为严重的村镇病。突出表现在占用耕地多、基础设施差、第三产业无从发展、生活污染和工业污染严重等。
中国小城镇发展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现在生活在小城市里的人口是继续在那里生活居住下去还是迁移到大城市里去，这个被中国称之为“流动人口”的问题，城市的各个部门都很关心，如计划生育、房管部门、公安局、劳动部门、运输部门、环保部门等。国家某些管理机构竟然出台近乎不人道的规定，只允许40%的民工返回家园过春节，春节前后两个月内禁止大规模的招工行动。
由于上述各种原因，中国各级政府希望流动人口能有部分被阻滞在小城镇而不是一窝蜂地拥向城市，象蓄水池一样，调剂城市劳动力的供给。但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里都有很大一部分的流动人口，据估计，大城市里这一比例约占20%左右，某些城市达50%以上，郑州1998年春节前后的调查，给人一个惊奇的数字，132万人口的郑州市，其暂住及流动人口达135万，但郑州市的生活依然正常。这种现象一方面说明，小城镇的蓄水池作用有限，另一方面也说明，大城市的吸收容纳力是很惊人的。
控制人口向大城市迁移并同时引导这部分人向小城镇迁移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一种发展小城镇的政策，从根本上讲，就是当局实行鼓励的政策来努力防止人口向大城市移动。中国是这一政策系统的主要支持者。
绝大多数国家防止人口向大城市流动并鼓励他们流向小城镇的努力都失败了。在50年代中期，印度尼西亚政府企图防止人口流向该国首都雅加达，他们采用身份证体系来确认在该城市出生的人，凡没有身份证的人，就用车把这些人运回他们出生的省份，但后来当局发现该体系不可操作，因为要控制所有人迁移太困难了，同时，由于地方官员和执行这些政策人员的腐败，也使得这一体系难以实施。
用来控制人口迁移的居住登记系统，曾被前苏联、中国、越南、北朝鲜、古巴以及许多东欧国家采用。许多年以来，这些国家居民的迁移得到了很好的控制，随着这些国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原有的居民登记系统正在被打破。
4.中国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形势是很有意义的
1984年以前的迁移主要是由于政府和政策制约，进入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以来，中国的内部流动比以前有较大的自由了，过去户口体系在中国很有效，因为只有拥有正式的当地居住特许，才能得到如粮食供给、住房、教育和各种其它福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市场经济占了主要地位，因此人们可以从市场上得到各种必需的生活资料，而不必依靠过去的户口系统。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那种严格的控制措施不可能再发生良好的作用，民工用货币可以买到他及家人生活所需要的粮、油、肉、蛋、菜、房等，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迁移控制在目前和今后的进程中不一定会显示出良好的效果。
5.小城镇也不是铁板一块
观察各地的小城镇，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不同地区的小城镇，其社会和经济指标有很大的差别，给人迥然不同的感觉。经济发达地区，由于道路、通讯及经济中心的强力辐射作用，小城镇作为中心的专业协作点而得到健康有序的发展，呈现出勃勃生机，如广东、福建、浙江、上海、江苏、山东、辽宁等的小城镇；而在中西部地区，大多数小镇兼具了城市的喧闹和农村的土气，如河南、山西、湖南、甘肃等地的小镇。
三、理智选择
1.城市是生产要素高度集聚的社会经济实体，是现代化工业集中的场所
工业生产的高效率要求再生产过程的其它环节和部门，如交通运输、信息传递、能源供应、商业服务、物质流通以及城市基础设施等，密切协作，相互配合；空间环境更要适应其生产生活活动的要求。只有这样，这种高度协调的集聚才能形成较高的社会经济效益。正如恩格斯在描述当时的全世界商业首都伦敦时写道：“这种大规模的集聚，250万人这样集聚在一个地方，使这250万人的力量增加了100倍。”
2.我国城镇总数达7800多个，在670座设市城市中，规模大小不等，效益高低也不相同，一般来说，集聚程度愈高，城市效益愈高
研究表明：a.首位、次位级规模城市（100万人口以上大城市、特大城市）的全部经济效益指标均在全国城市平均之上：b.未位级规模城市（20万人口以下小城市）的全部经济效益指标，均在全国城市平均值之下；c.中位级规模城市（50-100万人口的大中城市）的经济效益指标基本上（除用地效益指标外）处于全国城市平均值的水平上下；d.建制镇（1万人口）的经济效益指标，在城市统计体系中居于最低层；一般集镇的指标就更低了。
大城市经济效益高具有世界普遍性。日本三大都市的人均国民收入和工业产值分别比全国平均高16%与20%。苏联70年代100人口以上城市的工业劳动生产率比10到20万人口城市高38%，单位产值投资低50%。西德50万人口以上城市的人均产值比5万人口城市高40%。在法国和英国，巴黎和伦敦是人均国民收入最高的地方。
我国耕地紧缺，节约耕地是我国建设事业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统计和实证材料均证明，城市规模与用地定额成反比，规模越大，每人平均用地越少，大中城市比20万人口以下城镇节约耕地的效益不可低估。
社会效益比较复杂且抽象。在人们心目中，对大城市都有一个客观的评价，否则人们为什么留恋大城市呢？大城市在政治、文化、艺术、体育等方面的影响远在中小城市之上。如果说我国大城市的社会效益不如中小城市，有点背离常识。
城市规模越大，污染物的自然净化就越困难，这是大城市环境效益较差的客观原因。然而，环境问题与污染源、经济技术水平有关。有污染源的城市，规模不大，环境也不佳。经济技术较高的国家，城市规模虽然较大，环境质量也可以达到较高的水平，新加坡就是一个两百多万人口的花园城市。
在此，可以引用恩格斯对伦敦的评述来说明大城市的效益。“城市越大，搬到里面来就愈有利，因为这里有铁路，有运河，有公路；有可供挑选的熟练工人；由于建筑业中和机械制造业中的竞争，在这种一切都方便的地方开办新的企业，比起不仅建筑材料和机器要预先从其它地方运来，而且建筑工人和工厂工人也要预先从其它地方运来的比较遥远的地方，花费比较少的钱就行了；这里有顾客云集的市场和交易所，这里与原料市场和成品销售市场有直接的联系。这就决定了大工业城市迅速的成长”。以上海为例，它的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只有全国二十分之一，工业总产值却占全国九分之一，财政收入占全国六分之一。在自身发展的同时，还带动江苏、浙江相邻地区高速成长，对国家作出重大贡献。如果每一个大行政区，或者每一个大省，都有一个象上海这样高效率的城市，我国的经济实力可以成倍增长。当然这里只能是一些假设，因为如果有这样的城市存在，上海的作用就会因此而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大城市在组织生产，提高生活水平方面具有村镇无可比拟的优势。城市是作为生产力的综合体系来发挥作用的，它的经济效益尽管主要从工业产值上表现出来，但实质是城市各组成部分（包括生活部分）协同作用形成的综合生产力。大城市中由于人才、科技文化和各种设施的高度集中，就能更好地为城市生产提供优越的条件。比如：便于按照国家建设和市场需要，不断进行工业结构、产品结构、布局结构的调整；便于统一安排和建设必需的供电、供水、供热、通讯、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便于开展工厂和工厂之间生产协作，使资源、能源得到合理利用，节约能耗，降低成本，便于提供市场内外贸易活动的基础；便于举办文教事业，开展技术交流，促进科技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协调安排好生活，为扩大职工与居民提供必需的居住条件、生活环境与方便的服务设施。
由于我国城市所具有的基础条件以及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它有着比小城镇较为优越的建设条件，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在实现资产优化组合，要素流动自由化的改革过程中，必然要求城市充分地发挥它们组织经济的中心作用，成为振兴当地经济的主要基地。由此可见，小城镇很难充当中国城市化的主力。
控制大城市的观点，不是一种构造严密的理论体系。不分城市的地位、职能、资源状态，不管城市的地理位置，仅以人口多少决定城市发展与否，在方法上显然是不严密的。完全否定小城镇同样是错误的，小城镇也不是不能发展，因为没有小城镇的配合，大城市的专业化生产也难以进行，如上海许多工业的零配件的生产加工都下放到江浙皖地带，带动了当地专业镇的发展和繁荣。
3.通过对中国分区研究，我们认为，我国城市化建设的道路应是多元的，是分地域和分时段的
小城镇建设在东部地区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晋江模式等有较强的示范效应；西部地区应首先进行要素的变化，发展有潜力的大中型城市，然后才有可能发挥对小城镇的带动和辐射作用。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效益成为城市发展的主要目标。以控制大城市发展小城镇的政策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同经济增长产生矛盾。针对经济、环境、社会三种效益的评价，提出这三种效益不是同时起作用的，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三者的重要性不同。在目前的发展阶段，经济增长是压倒一切的主题。从国内外的统计看出，工业化阶段，城市规模越大，其经济效益就越好。
我国分散发展的实践证明，无视经济规模，平均使用力量，必然谁也达不到经济发展的下限需要，城市间、地区间如果没有合理的分工和发展序列，必然导致地区间经济运行的紊乱和无序。
大城市超前发展的事实基础是：a.城市越大，经济规模效益就越好，这一指标也是目前衡量城市优劣的主要标准；b.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依靠现有手段，城市人口规模已难以控制，流动人口和常住人口规划指标在许多城市仅仅是在墙上的饰物；c.城市越大用地效率就越高；d.统计证明，首位城市发达与否，反映了该城市所在地区的发达与否。e.凡是首位城市发达的地区，其农村生活和小城镇就比较繁荣，这其间的关系是先有大城市的聚集极化作用，待发展到一定时间后，它便承担起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任，而不是相反。
4.两利相衡趋其重，两害相权就其轻
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对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所有的正向作用我们都给予充分的认同，但比较起来，小城镇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弊端要大于益处，特别是从长远和全局来看更是如此。虽然小城镇在中国农村脱贫和致富路上出尽了风头，但却不能把大力发展小城镇确定为中国城市化唯一正确的道路。
总之，我们认为：小城镇问题是在现有体制下的一种无奈的选择；理论构想与实际运行有很大的差别；不同地区的城市化，其道路不会一样，不同时点的城市化，其重点也不会一样；小城镇在合适的东部地区发挥了较好的作用，产生了较好的效果；大力发展小城镇的政策和观点是出于保障城市居民福利思路，而非发展的道路；小城镇的副作用日益显示出来，把小城镇作为我国城市化的唯一道路是一条非常危险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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