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贫困”多人谈
李小云，屈哨兵，赫 琳，党国英，袁 伟
语言和贫困也有关系吗？
李小云 （中国农业大学） 语言与贫困这样一个论题意味着语言与贫困存在着某种关系。这个题目本身可以从不同方面加以解读，首先是我们如何界定贫困这样一个概念，当我们把贫困界定为具有现代含义的，或者是具有发展含义的福利缺失的时候，那这就意味着把贫困更多的定义为一个主要以物质性福利为衡量标准的生活状态。比方说，按照现代社会的能量和营养摄取标准所界定的极端贫困，以及按照满足教育、健康和居住等现代性福利内容为标准衡量的相对福利缺失的状态。从这个角度上讲，由于获取这样一种绝对的和相对的福利标准是有条件的，除非一个人完全失去了劳动能力，或者一个社会完全无法为大众提供获取这些福利的机会，否则社会大众必须经过个人的努力来实现自身福利的改善。在现代化，或者在发展的语境下，改善福利的路径是具有条件性的，这种条件性就直接和语言产生了关系。
在脱贫攻坚战中，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都能有能力讲普通话也成为脱贫工作的重要内容，这恰恰说明了，我们正在展开的旨在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各种努力都或多或少的与语言产生了联系。无论是经济活动，还是教育等社会服务的供给，都是在现代化路径上展开的经济社会活动，标准化的语言则是在现代化路径上展开经济社会活动的基本条件，很难想象，不懂普通话，不会讲普通话，甚至不会讲汉语如何能够融入经济社会的主流中。因此，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下，很多批判发展的学者往往把语言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流失看作是由于现代化所造成的结果。举例来讲，印度之所以会在软件产业中取得长足的发展，其主要原因是因为印度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系，这与软件产业的标准语言比较一致，同时我们也能够注意到在欧美国家的印度移民中，优秀的律师、医生数量很多，这事实上也与印度语属于印欧语系有很大关系。
我在云南勐腊一个瑶族的山村搞扶贫，刚去的时候这里的人普通话讲不好，问他们为什么不到远的地方去打工，他们回答，话讲不好，这意思是说他们的普通话讲不好，而雇主们很多都是外来的老板，他们听不懂瑶语。因而，对于很多地处封闭、偏远的少数民族而言，能够从学前开始普及普通话，这对于他们之后进入学校，甚至以后进入社会都是非常重要的。语言的的确确在某种程度上是影响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重要问题。
语言与贫困的关系，也给我们提出另外一个视角的问题，就是文化的多样性与发展的关系。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单一的语言文化的确会极大地提升经济活动的效率，中国人一个最明显的感受就是计算机的使用，中国人使用计算机交流的人数比西方人要少得多，这主要的原因就是拼写录入的困难，其核心也是语言问题。所以从经济发展与语言关系的角度上来讲，我们曾出现推动汉语拼音化的呼吁，但是我们同时也发现，单一性的语言一方面会产生多元文化的流失，不过更重要的是，语言的单一化同时又与其他文化多样性的存在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张力，为适应经济活动的效率而推行的语言单一化并不会必然带来少数语言群体的福利改善，很多学者把这种强调通过标准化和单一的语言来促进发展的做法看作是一种发展的悲剧。事实上，与非语言的文化形态存在一样，多元语言的文化形态同样可以促进发展，核心的问题是社会如何看待多元语言的价值。与非语言形态的文化相匹配的语言文化形态，如少数民族的歌曲、演唱以及其他语言形态的文化表达，和少数民族的服饰、仪式等一起都会构成少数民族的文化的整体形态。由于这些文化形态相对稀缺，因此往往都具有很大的经济价值，也自然是发展和脱贫的重要资源。所以我们一方面需要了解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单一性的标准化的语言在推动现代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同时我们也需要从超越多元文化保护这一伦理上来审视多元语言文化的经济价值。
语言服务于脱贫补议
屈哨兵 （广州大学） 2018年暑假，因为工作关系，我带广州大学相关学院的同志和从事少数民族学生管理工作的几位老师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进行家访，十来天的时间从北疆到南疆，然后再由南疆回到北疆，先后在乌鲁木齐市、喀什市（喀什大学、疏附县）、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可克达拉、新源县）、石河子市等地，分别走访了十数家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学生的家庭，同时也走访了自治区的教育与宣传部门、市县的相关教育机构、下乡驻村的干部以及广东省援疆前线指挥部的干部等。因为接受国家语委的建议，给自己留了一个作业，就是从语言服务的角度看一看自治区在语言扶贫方面的一些实践表现（这个属于国家相关部委的“三区三州”语言扶贫的范围），调研的主要情况及基本结论已经形成了专门的报告，在《2018中国语言服务行业发展报告》中发表。但如果要从“语言与贫困”这个角度来梳理这次走访，在发展报告之外觉得还有几点可以补说如下：
从表10的“假设方差相等”行读取数值，t值是0.1646，Sig.(双侧)是双尾T检验的显著性概率0.8725，大于0.05。可以得出结论：上行与下行的裂缝率无显著差异，这表明路面裂缝率应该与行车方向没有必然的联系。
李先生的女儿是国内一家上市公司的老总，大多数时候，都是李先生独自生活在曼哈顿。按国内一般空巢老人的状况，他该是“蜗居”在一所空旷而孤独的大房子里，自怨自艾，每天要么守着电话，要么站在家门口，数星星盼月亮地盼着女儿回来。
以上3种情况的发生还可以再追溯深层次原因。一个高度集权的社会可能由少数人垄断各种经济资源，市场公平交易受到限制，社会分工难以扩张，普通老百姓不免受穷。市场不发达，凝固的社会等级秩序不容易受到冲击，穷人的境况也不易改善。社会流动性弱，地方性不良习惯会使一部分人难以摆脱病痛。
三是更多语言能力的获得是否能有助于摆脱贫困要有规模效应示范才能“成气候”， 让不同民族，包括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更多的生活在一起、融合在一起，你能说国家通用语言来交流，我也能用少数民族的语言来问候，长治久安，发展在一起，富裕在一起。这方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建设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通过语言能力如何表现这个角度来进行观察。我们在石河子附近的桃园去买桃子，种桃子的人来自全国各地，买桃子的人有好些也是新疆少数民族，彼此都能讲国家通用语言，国家通用语言使用有氛围，都能沟通无障碍，把桃子卖出去，发财致富。
数据计算显示，超声造影检查对比超声弹性成像检查乳腺癌患者的特异性、灵敏性、准确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P＞0.05，数据之间不存在统计学意义。对较60例乳腺癌患者的70个病灶，恶性病灶占据比例为52.85%，良性病灶占据比例即为47.14%。虽然超声弹性成像检查可为治疗提供病灶软组织发生的软硬程度，超声造影检查能够显示正确的病灶血供信息，但两种诊断方式具有一定互补功效。且超声造影检查乳腺癌疾病实施增强之后，病灶范围＞二维显示的结果，存在不清晰的边界，部分周边存在蟹爪样增强现象，也有不少病灶存在灌注缺损区。
我们另外在新疆有一个30户小样本的入户调查，问了他们一些相关问题，有9户家庭回答说因为学习普通话而家里有人找到了工作，有9户家庭说家里有人因为学习了普通话而考上了大学，有10户家庭说因为学习普通话而学到了技术，有16户家庭说因为学习了普通话可以在网上买卖东西。这个也可以从一个角度说明更多的语言能力的获得（在新疆就体现为掌握国家通用语言）确实有助于摆脱贫困过上更好的生活。
语言扶贫的根本保障是教育
赫 琳（ 武汉大学/中国语情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语言素质是人的基本素质，语言能力是人的一切智能发展的基础和手段，要促进人的发展，离不开强有力的语言能力的支持，而实现人的语言能力的提升最重要的要靠教育。教育在全球知识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是发展所依赖的轴心。语言扶贫要通过教育提升贫困人口包括语言能力在内的各方面的素质和能力，从根本上保障和促进贫困地区和个人的发展。
1. 教育可消除语言碎片化，建立起沟通和发展的桥梁。在当代这个移动的时代，语言的交流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凸显。国家通用语在信息的交流移动上作用要比区域性的地方语言作用大很多。中国政府在全国推广普通话，很多地方享受到了普通话所带来的移动便利。而贫困地区往往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就是普通话普及率低下，语言碎片化，整个地区以及地区与外界之间缺乏一种比较有效的重要的交际工具，造成交流的隔离，信息的隔离，最终成为地区和个人发展的阻碍。教育是消除语言碎片化的重要途径。教育可以提供通用语的学习机会，在维护当地语言多样性的同时建立整个地区的通用语背景，搭建贫困地区沟通和发展的桥梁。
WO组合就是劣势与机会的组合。江苏省高等院校正努力利用环境所提供的发展机会，弥补自身的弱点。实践证明，高等院校在获取资源时，存在严重的“马太效应”：一流的高校能获得更多的政府支持和社会资源，它们不仅组建了一流的师资团队，还垄断了一流的生源。这使得一般的高校在发展上出现了瓶颈，比如资金不足、师资力量匮乏、办学水平不高等。因此，一般的高等院校应该认清自身在发展上存在的一些问题，积极抓住外部环境所提供的机遇，才能在以后的高等教育发展上化被动变主动，处于优势地位。
2. 语言扶贫要通过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实现永久脱贫。良好的教育可以帮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获得更强的语言能力、生存能力和发展能力，消除下一代再陷入贫困的人文诱因，从根本上杜绝贫困，实现永久脱贫。习近平主席在第23个国际消除贫困日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开幕会上指出：“让贫困地区每一个孩子都能接受良好教育，让他们和其他孩子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向着美好生活奋力奔跑。”语言扶贫要依赖教育让贫困地区的孩子提高包括语言能力在内的基本素养，学好本领、改变命运，从而从根本上造福贫困家庭。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最根本的手段，在语言扶贫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内部网络中的打印机和多功能一体机上收集工作日志，然后生成对管理员和管理层有用的报告。能保存所有用户的打印、复印、扫描、传真记录，并可以随时搜索，可以追踪及监视用户用量，可以生成各种报表（列表，图形）制作及分析。包括以下：服务类型、色彩模式、纸张尺寸、单/双面选择、什么时间、输出设备型号等信息。
3. 教育扶贫有几个维度。（1）重点是抓基础教育和教师。中国贫困地区的教育发展严重滞后，存在很多问题，教育扶贫的重点是抓基础教育和教师。要在当地中小学强化语言素质教育和语言能力的提升，下功夫培养学生以普通话为基础的多语能力，要教给他们知识、文化，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使贫苦地区的孩子也能够发挥自己的潜力和创造性。基础教育是提高民族素质的奠基工程，只有狠抓基础教育，才能真正地提高贫困地区的整体素质，实现真正脱贫。而抓好基础教育的前提是教师。要加强贫困地区中小学教师的培训，提高他们的语言素养和教学能力。（2）注重包括语言能力在内的多种能力的培养。教育是全方位的，不仅仅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也培养以语言能力为基础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整体素质和发展潜能。（3）注重各种人群和各种层次的需求，开展多种形式的业余语言文化和职业技能培训。除了中小学生以外，贫困地区还有贫困人口成年人和扶贫干部等需要进行培训。要根据不同人群的不同需求，开展多种形式多项内容的业余语言文化和职业技能培训。贫困人口中的成年人一般都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要想办法给他们提供资源，提升他们的语言能力和脱贫致富的本领，助其早日摆脱贫困。要对扶贫干部进行当地语言（汉语方言或民族语言）文化培训，提高他们对当地语言文化的认识，更好地融入当地生活，努力把贫困地区的普通话推广和扶贫干部学说当地话结合起来，搭建扶贫的语言桥梁。
要从根本上脱贫，就必须解决人的观念、素质和能力问题，也就是“扶志”“扶智”，归根结底还是要依赖教育。教育是打破与语言相关的贫困障碍的最根本最有效的途径，是经济发展的促进因素，是发展脱贫所必需的最关键的投入，是语言扶贫的根本保障。
从进化论的观点看，我们的世界里不会有那种把好吃懒做当作价值追求的人。假设有过这种人，但他们会面对很多生存难题，他们的基因有效扩散的概率很小，所以，在生命的严酷竞争中，这种人口就被消灭了。当然，基因有变异，但淘汰机制会使变异人群限制在很小的范围。还所谓十个指头不一般高，人与人不一样；人里面确实有终生贫困潦倒的，但这都与所谓劣根性无关。
面对穷人的语言尴尬
党国英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人们一张嘴，维特根斯坦就发笑。按他的说法，人们其实没有能力表达他们欲表达的事实。但是，大部分情况下，人们说出一件事情，尽管不那么准确，却可以达到交流目的。在一般生活中这就够了。说错话的风险发生在人们想用推理对事物做出判断的时候。
推普脱贫与产业脱贫、资本脱贫、技术脱贫等其他脱贫工程一样，都是国家整体脱贫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脱贫形式相比，推普脱贫有其独特的特点，主要表现在推普与脱贫之间的关系上。
孩童般的敏感，一贯的“弱者”姿态以及灵魂的最终无解——这种精神上的矛盾和痛苦挣扎，形成了卡夫卡极具悖谬性的文学风格，他以此为我们提供一个“城堡”式的文学世界。卡夫卡精神上的“未成年”出神地诠释了我们现代人类的精神生存困境，直至如今，他的小说非但没有过时，反而表现出更为惊人的艺术魅力和价值长盛不衰。
人们对穷人事务的误解太多了。最荒诞的判断就是把穷人与懒惰、劣根性等似是而非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关于穷人的概念，以及用那些概念连缀而成的判断，最接近维特根斯坦所揭示的关于语言使用的窘境。
数据结果采用SPSS 19.0进行统计分析，所得结果以“平均值±标准差”表示。运用LSD和Duncan's法检验进行多重比较。P＜0.05认为有显著差异。
贫穷主要是一个相对概念。在中国目前所说的绝对贫困，在世界的不同气候区域就很不相同；至于相对贫困现象则比比皆是。
一是越是尝到语言可以帮助其摆脱贫困甜头的人就越容易对更多语言能力的掌握抱有热情积极投入，并且容易形成一种良性的代际传承。这次走访过程中的好几户家庭，有的是学生的父母一般在他们年轻时都学会了国家通用语言，以这个为依托，他们都能够获得一个比较体面的工作，于是他们对自己的孩子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积极支持。其中有一个孩子的母亲（维吾尔族）说她之所以能说“国语”（这是他们对国家通用语言的简称），是因为她的父亲当年是和进疆的部队在一起，那支部队山西人多，所以她的父亲（孩子的外公）学的是一口山西腔的“国语”，很受用，还当上了劳动模范，如果这样算起来，意识到语言能够有助于改善家庭生活、提升家庭社会地位已经在这个家庭延续了两代。在我们走访的家庭中这不是孤例。
普通美国人比墨西哥人总体上要富裕，是因为他们二者完全不在一个生产系统中。美国人处在一个高度专业化的社会分工系统中，能低成本地生产大量商品，实物工资水平也就上升了。墨西哥则完全相反。这是贫穷发生的一种情形。
贫穷发生的第二种情形与人群间的歧视有关。印度私营企业就不大愿意雇用低种姓人群，政府部门按法律必须雇用低种姓人口，但通常将他们安排在低收入岗位上。这种情形在新兴部门有所变化，但总体上还很严重。被歧视的人群往往不容易摆脱贫困。
第三种情形则与人的健康状况有关，只可惜人们过去对这一点了解得很不够。最新的一项研究文献说，穷人较之富人，他们的身体疼痛指数更高，他们的睡眠不好，晚上睡觉中醒来的次数很多。此外，穷人还易于吸食麻醉类物质。这大概与他们身体状况不好有关。人们常常误认为这类穷人很懒惰。
二是多学一门语言以有助于摆脱贫困有时候需要坚持，坚持才能胜利。越是有点见识的父母就越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双语学校去学习，并且要坚持。新疆一段时间一些地方通常把学校分成民语学校和双语学校，双语学校要用国家通用语言教学，送得越及时可能对孩子就越有帮助。我们走访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新源县土尔根乡的一个哈萨克族家庭，这位同学的父母本来都是小学老师，曾经都在本乡的民语学校任教，但是他们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了双语学校学习，一直读完高中考上大学，进大学后成绩不错，学的还是比较难学的物理学。这个同学的父亲早年曾经学过一些汉语，年纪大了用得少，现在基本不能讲了，家庭经济状况不太好，要接受政府帮助，但他们认识到学习“国语”对孩子进步有帮助，希望孩子有出息。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语言学习可能会出现反复，只有坚持学才有可能获得更加稳固的摆脱贫困能力。
为分析内陆不稳定对流系统的存在,对Ⅱ类海风锋090604过程进行江苏地区对流有效位能CAPE(convective available potential energy)和水汽通量辐合分析。CAPE代表大气层结中潜在的对流不稳定能量,CAPE值越大,则强对流天气过程越不稳定,并且可释放的不稳定能量越大。CAPE分布与水汽通量散度分布(图略)显示,在苏南海岸地区,CAPE自内陆向沿岸增加,并与海风锋移向对应。在沿海还有水汽通量辐合中心,这些环境条件表明内陆有强对流系统存在,海风锋在苏南沿岸与内陆系统相遇,有利于触发强风与降水等对流过程。
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会对穷人形成刻板印象，把他们归为特殊的类别，甚至会编出很多模式化的故事，以讹传讹，把穷人格式化、类别化。
在我的家乡陕北，也就是作家路遥的家乡，曾经对乡下农民有个统称，叫“受苦人”。农民通常自称“受苦的”。他们的确有很高的识别度，大多表现得低眉顺眼，少言寡语。这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事情。那时，他们把进城之路看作天堑，以为不可逾越。这种情况对城市居民的语言也发生了影响，城里人看谁不顺眼，会指称他是“乡里人”。
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实就是给老百姓扩大了自由空间，特别是给了农民一个进城做事的自由，结果便大不相同。“劣根性”就看不见了。如今中国城市居民多半是20世纪80年代前的乡里人或他们的子孙。
总之，传统舆论构建模式的式微为公共舆论向权威的反弹提供了机会结构加以利用，并在心理层面上定下了逆反的基调，传统媒介的市场化过程则进一步导致公共舆论的分裂，政府蹩脚的应对技巧则加速了公共舆论的集体不信任感。
谭铁牛院士在第十九次中科院院士大会上作的《人工智能：天使还是魔鬼》主题报告中指出，人工智能技术本身没有天使和魔鬼之分，是天使还是魔鬼取决于人类自身，应该未雨绸缪，确保人工智能的正面效应。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要整合多学科力量，加强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社会问题研究，建立健全保障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伦理道德。
现在的关于农民的语言又有了很大变化，“乡愁”这个词便是。农村被看作承载乡愁的地方。我家乡的人早已丢了“受苦人”这个词，老根子城里人对进城后富起来的农民颇有些羡慕嫉妒恨情绪。现在家乡人也会使用类别化的词语称谓他人，但多用职业和乡村地名来作某人代称。这个大变化，拜市场经济发展所赐。
在新形势下，城里的文化人又发生了另一种讲错理、用错词的问题。他们说，中国乡村是中华文明的根基，乡村文化是华夏种群传承的护佑力量，宝贵得不得了。有人看见小农撂荒土地，年轻村里人进了城，就比较着急，说农民的镰刀、石磨和毛驴满满地承载着文化，万万丢不得。可是，农民不这样想。去年我去了华北平原一个村庄，农民平平淡淡地跟我说，他们村里几百户人家中有锄头的没有几家了。他们喜欢除草剂。他们知道靠人畜之力干农业，自己就注定是受穷人。他们要富裕，他们不认为那些锄头和石磨能有多大的文化力量，会确保他们富裕。我就建议，也可以让农民使用那些旧物件，表演给城里的文化人看，但城里人必须付费观赏。这也算一种扶贫的办法。
对于穷人的认识，我们这些读了很多书又住在城里的文化人有点自以为是。穷人之受穷，其实与老根子文化没有关系。文化是个框，难题往里装。知识人给文化下了数不清的定义，很方便收纳七零八碎知识谜题。这该称作知识人的一种“劣根性”。我阅读发现，政治学家亨廷顿、社会学家帕特南、经济学家诺斯，都犯过这种雅错。甚至连罗斯巴德这种批判力很强的知识人，也在这个坎儿面前犯踌躇。
我看穷国、穷地方和穷人都没有被拴上解不开的绳索。人类几百万年的历史若折合成几百年，穷的和富的在前行的路上就差了一顿饭的工夫，实在算不上什么。穷国、穷地方和穷人面临的真正难题是被禁锢、被歧视、被误解。
精准推普脱贫中的几个关键议题
袁 伟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 “推普脱贫攻坚计划”是人类历史上政府组织的规模最大的语言脱贫计划。自2018年1月实施以来，已有近1年时间。一年来该计划在摸清底数、开展资源建设、实施培训等多个方面均取得了很大成绩。但跟实践上所取得的成就相比，这项复杂艰巨的工程却存在着理论供给不足问题，尤其是在精准推普脱贫方面。精准推普脱贫作为习近平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独特的特点和规律，需要我们结合工作实际加以深入研究。本文将就精准推普脱贫中几个关键议题谈一下看法。
一、精准处理好推普与脱贫的关系
“那里有一个人”，这个判断出错的可能性比较小。“那里有一帮某某地方的来人，那里的文化传统有问题，所以他们很穷”，这样的说法就不靠谱，但却常常被人挂在嘴上。说这类话的人，可能还是受过比较多教育的人；他们以为自己见多识广，能看透人生奥秘。
首先，表现在间接助力上。推普与产业、资本、技术不同，它是通过发挥语言在人际交流和获取信息中的作用，帮助贫困群众外出就业和获取农业技能知识等，间接助力脱贫。对于脱贫而言，其标志是收入增加，推普无法直接作用于老百姓收入增长，与其他脱贫方式相比直接性较弱，见效速度慢，具有较强的隐性色彩。
其次，表现在二者步调无法完全一致。普通话学习有其自身的规律和过程，这决定了推普的过程和阶段性目标与国家的脱贫工作过程，只能在总体目标上保持统一，无法在步调上保持完全一致。一般而言，普通话习得有其过程性和相对滞后性，在脱贫过程中，会出现贫困县通过行政资源、产业扶持等方式较快完成了摘帽，却有部分贫困群众未能掌握普通话的现象。
总的来说，2000年后扬州市水环境总体生态安全预警状态逐年好转，警情有所缓解，从评价结果来看，扬州市水环境生态安全的状态评价值有下降趋势，经济社会发展以及自然水环境条件的下降是扬州市水环境生态安全的主要警源。虽然扬州市采取了积极的措施，但是目前还不能完全恢复水环境的生态功能，受外界干扰后容易恶化。
第三，表现在长久助力上。当前推普脱贫工作多注重普通话的工具属性，容易忽略文化属性。普通话的文化属性是当前巩固脱贫成果、助力长久脱贫最重要的抓手。普通话是中国优秀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贫困群众通过学习普通话了解掌握更多的中华优秀文化，从而逐步提升自己的语言文化素养，这对其融入主流社会文化，融入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都有很大帮助。特别是在深度贫困地区，主流文化的习得可以帮助贫困群众彻底打破系统贫困所带来的精神桎梏，使其摆脱“脱贫、返贫”的循环怪圈以及精准脱贫中的“中等收入陷阱”。
二、精准聚焦需求
精准聚焦需求是推普脱贫的基本出发点。当前，推普脱贫对象类型复杂、致贫原因多样，待脱贫群体包括残疾人、孤寡老人、长期患病者等无业可扶、无力脱贫的贫困人口以及部分教育文化水平低、缺乏技能的贫困群众。本次推普脱贫的重点人群主要聚焦在教育水平低、缺乏技能具有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众。
精准聚焦需求首先要求掌握这部分贫困群众的语言状况，特别是普通话掌握状况；其次，要了解贫困群众对推普脱贫的认识，包括对学习普通话的态度和学习普通话目的的认识；最后，要了解贫困群众对普通话学习资源建设、学习平台构建、学习方式方法等方面的诉求，要摸清当前普通话学习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以更好地精准施策。
大数据最典型的特征是多源异构。原始数据中会包含一些“脏数据”，比如离群点，值缺失等状况。因此首先需要进行数据的预处理和集成，为将来的数据分析和挖掘提供方便处理的数据集。目前市面上常见的方法大体可分为4类：基于物化或ETL引擎方法、基于联邦数据库或中间件方法、基于数据流引擎方法以及基于搜索引擎方法。
三、精准聚焦供给
“精准供给”是精准推普脱贫中的另一个重要议题。
首先要聚焦“谁来供给”。政府、企业、社会都应是推普脱贫的重要力量，要有效聚合三方资源，发挥各自优势，形成推普合力。
其次要聚焦“供给内容”。要培养和遴选既懂普通话又懂少数民族语言或当地方言的教师或者扶贫志愿者，精准服务于当地群众；要有针对性开发符合当地产业发展特点的普通话学习资源，包括网络普通话学习APP等；要借助当地农民夜校、乡村文化站以及县委党校等平台开展有针对性的普通话培训。
第三要聚焦“如何供给”。要求推普与当地脱贫举措紧密衔接，围绕发展生产、易地搬迁、产业发展等具体举措开展“精准供给”。
四、精准聚焦退出
“精准退出”是推普脱贫的最后一环，也是保质保量完成推普脱贫目标的关键。
“精准退出”要求坚持以“可持续”为核心的退出标准，这样可以保证在脱贫结束后，相关工作回到常态，不会出现群众普通话集中“返贫”现象。“可持续标准”要解决3个问题：是否创设了稳定的普通话交流环境；是否提升了群众对推普脱贫的认识；是否帮助群众掌握了继续学习普通话的方法。
“精准退出”还要求构建“推普脱贫”自评估、第三方评估有效衔接的退出评价机制。自评估主要可以以县为主体组织开展退出评估。第三方评估可以在县自评结束后，由上级政府通过竞争机制等手段遴选第三方机构核查自评估结果，以提高评估的真实性、可靠性。
最后，要求建立退出考核问责机制，对推普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未按期完成的，以及完成过程中弄虚作假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予以问责。
责任编辑：姜 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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