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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这样充满温情的命名，在余华以前的小说创作中是没有的。余华最早的小说标题似乎都充满了某种玄妙或隐喻的意味，譬如《十八岁出门远行》、《四月三日事件》、《难逃劫数》，再到后来的中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简单、隐忍，明明浑身都是伤口，却沉默不语。十年之后，余华推出了《兄弟》，其中味道如何则有待我们慢慢体会。
小说以一个“无厘头”似的喜剧开头，但喜剧的落脚点却是小说主人公李光头的“辛酸落泪”。因为他意识到在这个地球上他已举目无亲，相依为命的兄弟宋钢已经在三年前去世了。短短的开头似乎就注定了小说悲喜交织的风格。故事发生在一个叫“刘镇”的地方，仍然是余华熟悉的江南小镇。在这个看似平凡的小镇里，身体和精神却在进行着流血或不流血的突围表演。
欲望
身体的欲望总是更能接近人的本质意识。身体的禁忌抑或是解放，热闹抑或是孤独，诉说的都是我们的内心生活。小说喜剧性的场景几乎都和性欲有关，而且都和李光头有关。按照小说的叙述，第一次喜剧性场景是快要十五岁的李光头在厕所偷看隔壁女人的屁股，结果被赵诗人给抓住了，接下来便是声讨、游街、审问。但很快，事情就沿着让李光头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开来。在漫长而隆重的游街之后，警察对李光头的询问首先透露了刘镇人闹剧背后的原始驱动力——性欲。警察们对“屁股”的关心似乎比办案热情更高。而刘镇上的男人们，无论是结过婚还是未结婚，或是将要结婚的，他们都像着了魔似地开始向李光头——这个刘镇上唯一见过林红屁股的人——打听刘镇最美丽姑娘的秘密。于是，讲一次换来一碗三鲜面，李光头用关于“屁股”的秘密换来了五十六碗三鲜面，由此度过了半年有三鲜面吃的幸福时光。而一碗又一碗的三鲜面的付出则换来了刘镇男人们的精神盛宴。李光头因一次偷窥得到“食”的满足，而刘镇的男人们则用三鲜面达到变相的“偷窥”，满足了自己对“色”的欲望。“食”与“色”就这样被奇怪地纠结在了一起。黑色幽默般的描写里，仍能看到余华前期那种对“人”的不信任和鄙视的态度。只是前期愤怒而决绝，此时则戏谑而荒诞。但透过这场戏剧的“食色”盛宴，却分明看到刘镇人压抑的欲望在蠢蠢欲动。世俗社会的道德体系因为一个孩子的“偷窥”而显出其虚伪脆弱的本质。不到十五岁的李光头因为“偷窥”知道了关于“屁股”的秘密，也无意中了解了刘镇男人们的秘密。李光头是这场闹剧的实际“胜利者”，这是身体本能的胜利，是欲望对道德意识无声颠覆的胜利。
而李光头的父亲——刘山峰就没有如此幸运了。当年这个倒霉的人在厕所偷窥时不慎一头栽进粪坑，一命呜呼。刘山峰在死后遭到刘镇人长达几年的嘲笑，并且还因此连累了他的妻子和儿子。因为这个“肮脏”的男人，李兰陷入深深的精神危机之中，儿子因此失去了到阳光下露面的自由。刘镇人难听的议论，鄙夷的眼神如同滚烫的油锅时时煎熬着李兰。她的自尊和生存的理由似乎都被这些流言蜚语撕扯得支离破碎。这个可怜的女人被排挤在刘镇人的生活圈子之外，她被刘镇人的道德体系所不容。精神的折磨终于转换成生理的顽疾，李兰开始了漫长的偏头痛。
几乎一模一样的两次偷窥，对于当事人——李光头和他的父亲——来说，结局是一喜一悲。但却正是这悲喜两重天的结局，钩沉出刘镇人生存体系的两面性。刘镇人游走在原始本能欲望与现实道德秩序之间，他们是世俗秩序的维护者——譬如对刘山峰的嘲笑，对李兰的鄙视；同时他们也是秩序之下的奴隶，本能欲望被深藏在严密的道德网络之下。但他们会寻找合适的机会来释放它，比如通过李光头来变相的“偷窥”，并乐在其中。对秩序是维护还是无意识的颠覆，取决于刘镇人是否能得到“集体狂欢”的快乐。道德维护的总是大多数人的利益，所惩戒的总是滑出集体的个体。当大多数人都越道德之轨，并从中得到快乐时，“道德”也就形同虚设。所以，当刘镇人能从李光头那里分享“快乐”时，他们听从了身体的欲望，而暂时和道德解约。而当他们不能得到集体的“快乐”时，他们则摆出义正词严的道德模样。
小说还有一处浓墨重彩地写到了“性”。李光头似乎总与这样的事有关。在李光头不到八岁的时候，偶然发现了成人“性”的秘密。小说反复渲染着这个孩子的发现，并且让他在看似传统保守的刘镇上四处宣扬。这个“小流氓”以其赤裸裸的无知挑衅着刘镇人的神经，也搅动着刘镇人潜藏的欲望。于是几乎所有的刘镇人都在纵容着这个“小流氓”，任他肆意在欲望中游走，除了那个厚道的苏妈。刘镇人在放纵李光头的时候也在放纵着自己暗藏的欲望。不正常的放纵总是与不正常的压抑相关。看似凝滞保守的刘镇，原来就是一个欲望潜滋暗长，四处流溢的城镇。刘镇的道德平日里总是一副孔武有力的样子，但捅破也在瞬间。“飞短流长”是刘镇平日里压抑欲望变形的发泄方式。当历史进入非常状态时，刘镇人终于因“革命”而进入了癫狂状态，以革命之名而宣泄着蠢蠢欲动的原始欲望。童铁匠、张裁缝、关剪刀，余牙医一夜之间变成了革命铁匠、革命裁缝、革命剪刀、革命牙医。他们斗志昂扬地干起了“革命工作”。阶级的怨恨，个人的私仇嫉妒，甚至借革命作投机生意……一时泛滥成灾。“革命”成为推翻旧道德旧秩序最极端的方式。人类道德和欲望的对弈从未停止。
有趣的是，正当刘镇所有人都处在革命的异端亢奋状态时，李光头的“性欲”却戛然而止了。此前李光头因为自己的一句话而“出卖”了宋凡平，并亲眼目睹了宋凡平因此被拳打脚踢的全过程。此后宋凡平被打的情景总会出现在李光头的梦境里。某天，当他再次游荡在刘镇的街头时，李光头发现自己没有“性欲”了。声势浩大的全民暴力表演击垮了李光头夸张的生理欲望。一场非理性的暴力冲动无意间遏制了一个懵懂男孩近于荒诞的生理萌动。刘镇人总是在有意无意之间用集体的意识力量摧毁着个人的身体乃至精神。然而，在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情节之中，却又分明能看到人性在历史流程中做着怎样的变异和挣扎。
苦难
“苦难”似乎已经成为余华小说的永恒主题。在余华的前期小说里，人性之“恶”往往是人走向崩溃和灭亡的根本缘由。非理性，暴力，杀戮……看不到一点希望的微光。《现实一种》里兄弟间循环的杀人游戏，《难逃劫数》中情人、父女间的残酷杀戮……而余华则对此保持着足够的冷静乃至冷漠。所以有人说余华的血管里流的不是血，而是冰渣子。剑走偏锋的余华总是让人侧目。我们禁不住要问，余华，凭什么来对抗无边的黑暗，余华究竟还能走多久？
《活着》里垂垂老矣的福贵宣告了余华剑走偏锋时代的结束，和敦厚温柔的中庸时代的开始。福贵在一次又一次爱与死亡的撕扯中，渐趋通脱平静了。许三观（《许三观卖血记》）则把他绵薄却又深厚的爱融到了一次又一次的卖血历程之中。余华在黑暗中呼喊、寻找着某种柔软温馨的东西。
时隔十年，余华推出了《兄弟》。没有了剑拔弩张，没有了诘屈聱牙，没有了隐讳神秘，有的就是足够的柔软和平和。当然仍然有“苦难”。只是这次余华将“苦难”背后的历史和现实原因推到了前台，用余华自己的话来说这是对历史和现实的“正面强攻”。他要以“强度叙述”来做一次“笨拙”的创作实践。“正面强攻”的首先还是余华熟悉的“苦难”。
若从情境来说，《兄弟》给我们展示了常态和非常态两种时期中的“苦难”形态。
常态的生活似乎总是波澜不兴。人们按照既定的轨道一路向前。但有时不免会生出些意外来，变成死水微澜。譬如李兰的丈夫——刘山峰的突然死亡。新婚不久的丈夫因为在厕所偷看女人的屁股而一头栽倒在粪坑里，一命呜呼。但刘山峰的死却让李兰瞬间垮掉了。
刘镇人的流言蜚语像支支利剑直刺李兰的心脏，似乎作为偷窥者的妻子，李兰也是不洁的。而李兰似乎也默认了刘镇人对她的鄙夷。她蜷缩在角落里，战栗，头痛，扶之欲倒。因为丈夫极不光彩的死亡让李兰感到了作为妻子的失败，她的内心没有“爱”。她就像过了花期的玫瑰被丈夫扔在了家里，而丈夫自己却在外面猎奇。“爱”总能给人以勇气和力量，而“爱”的背叛、遗忘和消失却会让人的内心分崩离析。与其说李兰是因刘山峰的死而备受打击，不如说是丈夫不像一个“人”的死法剥夺了她作为一个人的自尊。“尊严”的获得来自两方面：个体自身的认同和社会秩序的认可。而此时的刘镇人非但没有安慰这个丧夫又才做母亲的女人，反而以各种方式刁难和侮辱李兰。社会道德系统的非难和排斥加剧了李兰的羞耻感，甚至解构了她对自身的体认。“爱”的空缺和“尊严”的丧失，使李兰在刘镇举步维艰。于是，她只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抱着还是婴儿的李光头在月光下踽踽独行。小说对月夜刘镇的描写是纯净优美的。月夜下的刘镇虽没有灿烂阳光，但也没有了嘲笑和歧视。这是一个和白日里浑浊刘镇迥然相异的世界。如果不是碰见了宋凡平，深陷精神危机中的李兰不知还要在漫长的深夜中行走多久。“死水”中的“微澜”轻轻拨动了刘镇每个人的神经，刘镇人是非善恶的潜在标准在流言蜚语中四处播散，李兰恰好处在了这个“微澜”的中心。相对于某种突发或者人力不可抗拒的灾难，这种人性骨子里的折磨显得更加常态化，普泛化，也更容易被人所忽视。李兰此时的“偏头痛”正是以身体的病症将隐而不现的精神焦虑显现了出来。相对于余华惯常的身体暴力、惨烈死亡和躁动不安，这种细水长流似的精神磨砺倒是不多见。就像一把钝刀来回在骨头上切割，这种痛绵长却凛冽。 。
与之形成有趣对比的是，在《兄弟》（上）后半部分，当余华进入到熟悉的暴力、死亡叙述时，他反而为非常时期的“苦难”增添了悲悯和温情的东西。常态时期，无形的精神苦难呈现为身体的病灶，由内而外地腐蚀着人。那么，非常时期，“苦难”又是如何一副面孔？
余华第一次在小说中对“文革”这段历史进行了“正面强攻”。“文革”切实成为了人物活动的现实情境，而不再仅仅只作为一个模糊的背景，遥远的隐喻。也正是这段历史造成了小说时间流程的暂时中断，“文革”被定格下来，并扩大深入。在这段被定格的时间中，人物进入了非常态的生活之中。应该说，小说的叙述到这儿才渐入佳境。
宋凡平因为地主儿子的身份而在一夜之间被打倒。无休止的批斗，殴打，抄家，成为家常便饭。这以后，宋凡平总是鲜血淋漓地出现在读者面前。眼睛肿了，嘴角破了，手被打断了……最惨烈的场面是宋凡平在汽车站被红卫兵围攻。捅进腹部的木棍，痉挛的身体，和着血的眼泪……那个“血管里流着冰渣子”的余华似乎又回来了，但不同的是余华借苏妈之口说了一句“人怎么会这么狠毒啊”。所以，这个余华不再是那个“坐在角斗场的观礼台上”沉默甚至高傲的余华了。一句话，泄露了沉积在余华内心全部的柔软和疼痛。余华开始关注并展示人的美与善。这一点，从余华对人身体的描述就能窥到一二。在灯光球场上，我们曾见识过一米八的宋凡平飞身扣篮时的矫健身姿，而当他冲过去将瘦弱羞怯的李兰抱起来欢呼时，更是令人羡慕和感动。生命是那么舒展和纯净，无论是身体还是内心都健康而美好，灵与肉和谐并存。而当历史进入非常时期，这种美好被破坏了。历史的非常时期无非就是“革命”，或是身体流血的战争，或是思想流血的革新，二者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达到对人的改造，进而创立新的社会。人的改造中最重要也是最难的当然是人的意识。譬如，宋凡平需要改变的身份问题，就属于精神范畴。但是，精神总是无形的，身体才是可以随意支配并奴役的。于是加诸身体的戕害往往就成了精神折磨的替代品。在对身体的摔打，撕扯中，由身体的痛苦引起被改造者对某种身份下的身体产生厌恶，从而厌弃附着在身体上的“身份”——其实也就是思想意识。譬如，在改造宋凡平“地主儿子”的身份时，改造者所使用的主要手段就是加诸身体的武力。和宋凡平有相同命运的还有作为“资本家”被挖出来的孙伟的父亲。他以惨烈的自戕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用砖块将长达两寸的铁钉拍进了自己的脑袋。因为花样百出的折磨让他生不如死。而当这种身体改造发展到失控时，暴力的目的就开始抛开改造，而仅仅剩下暴力本身了——对暴力欲望的实施。汽车站宋凡平的被毒打即是一场暴力的狂欢。如果说宋凡平和孙伟的父亲因为某种先天的“原罪”而遭受身心的折磨，那么长头发孙伟的被“绞杀”则更能彰显暴力的肆意妄为。人之存在在无限膨胀的非理性暴力面前，变得像玻璃般易碎。
余华对身体杀戮的想像总是异常的丰富，《往事与刑罚》、《世事如烟》、《一九八六年》……腰斩、毒药、墨、剕……直到《兄弟》（上），这种描述仍在延续。常态时期精神困境的身体化显形，非常态时期身体暴力背后的精神折磨。身体都以它或绵长或剧烈的疼痛、肢解和毁灭映照着精神的苦难。只是相对于以前的作品，尤其是前期，余华对身体和精神苦难的思考，隐喻化程度降低，叙述变得更加细化，也更加现实化。
爱
如果说“性欲”的描写以喜剧、荒诞的方式拆解着刘镇看似牢固而体面的道德体系，那么“爱”则以她柔软而坚韧的力量融化着刘镇平日里的冷漠和革命时的疯狂。小说以一荒诞，一温情的方式与“刘镇”这个极富象征意蕴的世界对峙。
宋凡平当然是小说“爱”的主要诠释者。当李兰孤立无助的时候，唯有他默默帮助着这个柔弱的女人。与李兰结婚时，面对无事生非的刘镇人，他能挺身而出也会忧伤流泪。一切皆因内心对妻子和家人的“爱”。而当巨大的灾难突然降临时，宋凡平没有过多的愤激，也看不到过分的焦虑和张惶。显然，这已不再是余华前期作品中那些神经质似的男性形象——他们貌似强大，内心却极度脆弱和敏感。宋凡平明显延续着福贵的隐忍达观，甚至许三观在困境中保有的底层人的智慧和快乐。而与福贵、许三观不同的是，宋凡平更接近完美。福贵曾经有过放荡的纨绔子弟的青年时代，许三观也曾背叛过妻子，而宋凡平则一心维护着他的爱情和家庭。整个小说中，宋凡平就是美和善的化身。灾难突然降临时，李兰远在上海治病，曾经幸福而温馨的家庭顿时陷入困境，两个孩子像流浪狗一般四处无依。是宋凡平用慈悲而善良的父爱小心维护着孩子幼小的心灵。被批斗完回到家后，他用自己故意的摔倒来换取儿子玩“扫荡腿”的快乐，用“古人用的筷子”来消除孩子丧家的心理阴霾，用左胳膊要“休息”掩饰武斗带来的身体伤痛。在每一个可能的细枝末节里他都尽可能保护不谙世事的孩子，不让他们因为这场变故而留下心灵的创伤。面对远在上海治病的妻子，宋凡平用爱的谎言支撑着妻子。甚至为了让李兰安心，竟承诺一定会到上海去接妻子回家，而此时他还身陷囹圄。最后，宋凡平为了这个承诺付出了性命的代价。其实在这里，宋凡平的行为已经有点超出了“常识”，他不会天真到以为红卫兵会轻易放弃对他的“追捕”，自己可以正大光明地去上海接回妻子。但爱和通脱的心让宋凡平义无反顾。他带着孩子们认真地打扫屋子迎接妻子的归来，然后镇定地到汽车站买票，“风暴”中心的宋凡平显出一种难得的平静和美丽心情，如小说所写“迎着日出走出去的高大身影，像是电影里的英雄人物”。虽然宋凡平的死过于鲜血淋漓，但是这个怀揣着“爱”的执著男人却让每个人动容。
如果说《一九八六年》的历史教师是以血淋淋自戕的方式在为同样一段历史献祭的话，那么，宋凡平则以自己的执著和爱的承诺在这场反人性的暴力革命中留下了平凡“人”的声音。
也正是宋凡平对爱的守护给了李兰以后生活的勇气和信心。在宋凡平去世后的七年里，李兰正是靠着内心爱的记忆生活了下来。可以说正是宋凡平的爱重新给了她“人”的尊严和骄傲。她是被丈夫深爱的，这个像英雄般赴死的丈夫给了她做人的荣耀。所以宋凡平去世后，她七年不曾洗头，虽然已经酸臭难闻，但却乌黑油亮。所以即使面对“地主老婆”这样的非难，李兰仍可以骄傲地微笑面对。李兰以自己的方式回应着宋凡平的“爱”，也以这样的方式表达着自己对丈夫的爱。她终于可以昂起头走在飞短流长的刘镇了。
肉体的伤害可以通过医疗手段来治愈，而精神的创痛却要通过心灵的抚慰来疗伤。“爱”和“死亡”是人的两大本能。“趋爱”，“趋死”处在两个极端的本能随时都撕扯着人的意识，尤其当人处于大灾难和绝境时。死亡以毁灭求解脱，而爱则以心灵的相互理解和支撑让人获得拯救。在可谓家破人亡的窘境中，李兰可以坚定地活下来，正是因为宋凡平给了她做人的勇气和尊严，直到儿子李光头偷窥事件的发生。儿子的偷窥再次击垮了李兰。她认为儿子亵渎了宋凡平给她的爱，因此她拒绝了儿子在父亲一栏里写下宋凡平的名字，并且迅速衰老下去，也洗了七年不曾洗过的头，并且“一夜”白头。宋凡平留给李兰的“爱”并没有消失，李兰对宋凡平的“爱”更不曾改变，只是这个极度脆弱而自尊的女人在这个是非的刘镇太过孤独，更容不得儿子及刘镇人对这份爱的亵渎。
在刘镇这个飞短流长的江南小镇上，当几乎所有刘镇人都陷入攻讦与冷漠时，总会有那么一两个人会以他们微弱的声音给深陷生存泥淖的人以些微的慰藉。比如将刘山峰从粪坑里拉出来抬回家的宋凡平；当宋凡平被活活打死，所有人都冷漠观望的时候，那个替孩子求人的苏妈，也正是这位苏妈让宋钢知道了帮人“会有善报”这一最朴实的民间伦理法则。从而在一个异常疯狂的非常时期里，给一个孩子的内心留下了一丝善的光芒。在以后的故事里，我们总能看到宋钢对每一个帮助过他的人虔诚地说出这句话“你会有善报的”。相信这是一个孩子对善和爱真诚的感激。还有那个被迫拉死去的宋凡平回家的陶青。两个孩子的哭声和发自天然的感激唤起了这个壮年汉子内心潜藏的善良本性。离开时给孩子们的承诺把这个看似凶悍汉子的悲悯之心展露无遗。
正是这些散落在刘镇星星点点的个体，才使得世俗、冷漠而又疯狂的刘镇不致沉沦太深，才使得那段过于暗淡的历史不致太过凄凉。他们以人本质的良善维护着做人的基本准则，并在经意与不经意之间温暖着他人。
后记
十年，整整十年，余华推出了一部长篇小说。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十年磨一剑”，但余华却极力否认。不知是否是因为这部作品难以担起“十年”的分量，还是余华的谦虚。早在《活着》的序言里，执著于人性之“恶”的余华就开始了“爱”和“善”的寻找。“善”的展示能感动读者，也能温暖写作者；而对“恶”的开掘，总是寂寞而痛苦的，尤其对写作者而言。但大爱者的诞生总是在对人类的大恶有着刻骨的彻悟之后。
对一个一直关注余华的人来说，我还是希望余华能有更好的作品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