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误读中被介入和拒绝——从电视与知识群体的关系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误读论文,群体论文,关系论文,知识论文,电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曾经有一位作家不无激烈地提出：“这个时期最杰出的创作者和思想者，他们的作品，已经或正在从一种普遍的精神状态中脱离出来。”这样的命题的确值得关注。他所说的普遍的精神状态是指“整个社会的文化现象、精神状态、现实生活”，实际上就是我们所理解的在当下日益涌动的“大众文化”。他还说：“综观以往，似乎所有的作家与创作都融进了时代精神的内部”，所以现在“这种奇怪的现象在过去是极为罕见的”。“罕见”一词表达出这位作家的惊讶，他难以理解知识精英情结与媒介大众时代天生疏离的状态。
作为大众社会时代景象的大众文化，它以大众传播媒介的出现与普及、文化工业的形成作为象征与支撑，在这里面，电视无疑是最为重要的成分（早年法兰克福学派就将电视作为大众文化的代名词使用）。这位作家揭示了中国目前很大一部分知识人群对大众文化、包含对电视的悲观意念，以及他们采取的分离姿态。
对电视是介入还是拒绝的对立与争执，体现了中国知识群体植根于新的文化背景时的两难处境
可以说，即使整个中国知识群体，对于电视的情绪都是复杂的。他们中的少数人固然有借电视成名的，一些作家和作品依靠电视扩大影响，但毋庸讳言的是，他们同时都在这个“快乐”的过程中通俗与平庸。因此对于知识分子是否应当充分介入电视这样的传播媒介，在知识群体中形成了两种截然有别的观点，并且他们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发言。如上所举，目前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对电视产生着疑虑，甚至直接抱拒绝的态度。更有极端者声言自己不看电视，以此表明立场与姿态。而介入派则嘲笑拒绝者，喻之为保守与不合时宜，自认为是新技术的合作者，或已与新的社会文化背景融会贯通，并因此在承担对大众启蒙的重任。虽然拒绝电视者无疑是使自己全然失去了新技术的支持，或对之失控，但介入派显然也有意无意地抹去了电视将他们通俗（平庸）化的现实——因为承认了这一点，启蒙的寓意便基本被消解，介入的意义也变得极其轻浮。
这种对立与争执，体现了中国知识群体植根于新的文化背景时的两难处境。我们在上述这位作家的言论中能够体会到传统文化版图中来自精英的声音，只是这种声音在大众时代充满着郁愤和疑惑。“以往”、“融进”这一类词语是否恰好指明这些作家与以往社会时代的契合，却与现在时代的脱节？需要提出的是，任何杰出的创作和思想与时代背景的脱离肯定是不正常的，但以那样传统精英的情态又期望不分离则更不正常；而分离（如不看电视的表态）的自得样态同样值得怀疑，因为它所依据的仍是旧时代的知识贵族心态。
中国知识群体对电视的青睐与批判，更多的是源自于对电视本身的误解，而无本质、无历史地看待电视的现状则是误读的心理内核
在上述这场争论中可能被忽略的是，两种不同的观点所持的一个基本论点却一致，即认为电视是面向大众、必定浅俗的东西。且不论这里面所包含习见的对大众的一体化臆念，双方对新技术的单一理解尤其明显。他们无疑都站在技术决定论一边，或者痛恨技术的威权，或者信奉技术的权威，但却一致地无视着新技术的表达能力。
而在电子时代，对文化工业与大众文化的述说中，如何对工业与机器生产不抱任何成见，是我们充分理解这一机器的前提。我想提出的是，中国知识群体对电视的青睐与批判，更多的是源自于对电视本身的误解。这包括对电视的本质功能、对技术的性质，及无视电视的表现力等诸多方面的误读与曲解。这种误解是普遍的，而且它一开始如同电视这一新技术媒体一样传自国外。它可以推溯至早期的大众文化理论，即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文化工业与电视的激烈批判。在法兰克福学派眼里，文化工业的全部动力就是商品拜物教，他们甚至认为：“根本的社会变化的可能性，似乎已在集中营和电视对大众的双重棍棒之间被粉碎了。”之后许多学者都如此指证电视：“小报里没有任何东西称得上是《李尔王》这样的悲剧，但它可能是电视时代合适的文学。”这句话的推理方式是，前提：电视是表浅的（快餐的）；结论：电视时代也如是。人们一般会想当然地同意前提，也就不会去怀疑结论。
对于电视与电视时代的误解的确是容易的，因为此刻，通俗与深刻的界限似乎被磨得模糊了，通俗的制作时常在对文化经典的复制中获得认同与流行，虽然它仅仅复制了可能复制的情节，诗意已从中溜掉，可人们在评价时宁愿忽视这一点，以保持对自己这个时代的信心（或者相反）。但另一方面，西方的知识分子也由此感觉到自己被排斥在表达的主体之外，他们的学者也指出了事物的另一面，或者说是复杂性。马克·波斯特就提出，如果知识分子由于感觉到被排斥，因此不屑于加入切实的分析与批判行列，就会导致大众媒介的活动范畴失去监督与评估。哈贝马斯也认为新媒介延伸而不是限制了人的诸种潜能：“电子媒介标志着意义重大的进步”，在这里，“言语行为摆脱了语境的时空限制，并能用于多重的、未来语境中。”
比较之下，可以看出中国知识群体对电视的误解更显示为单一向度。那位作家的文章中还提到“现在的商品经济市场中，知识分子同样是没有丝毫的抵抗力”，并且将原因归之于“成长在‘五四’之后的几代人没有国学根柢”。其实与其这样说，倒不如说国学所依据的社会结构已经不复存在。但由此也可以看见，固执于旧精英意识的中国知识群体的脆弱与敏感，他们宁肯把这一时代看成“一片文化和精神的沙漠”，怀着旧有文化结构无意识发出如此知识精英的感叹，却不去意识到正是他们自身这种自我放逐般的游离，在很大程度上使这个时代丧失了在文化生产的疆域中生长艺术、思想等等的更多可能。这种对待大众媒介的态度具有很普遍的代表性，中国电视传播的浅俗现状又是这一误读的直接依据，无本质、无历史地看待电视的现状则是误读的心理内核。
电视的发展就是向电视实质的回归过程，它既传达通俗，也传达深刻，不是一意地浅俗化，这样更符合其传播与媒介的本意
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媒介的批判性描述导致了许多误读，尤其在中国，常常其批判的内核被掘空，那种描述被移位成对同样事物的界定。譬如法兰克福学派认为：电视以复制和通俗化与社会融为一体，使艺术丧失掉固有的批判与反省力量，降低了人类文化的标准；我们便认为：电视必须要通俗化和适应大众，这样就会获得收视率。
其实，法兰克福学派本身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起码它未能关注大众社会应有的文化形态（相对于它批判的）及其建构的可能性，亦没有预见到媒介时代随后到来的社会文化结构的变异与重组。单就对电视的认识来讲，其实一种新事物在产生初期尚不能完整地体现自己的实质，甚至游离自身本质，都符合事物发展的定律。笔者曾著文提出电视的发展就是向电视实质的回归过程，近日又读《麦克卢汉精粹》一书，发现麦氏早已有相似的论述：“新媒介是新的原型。刚问世时，它们似乎是旧媒介的降格形式。新媒介必然把旧媒介当做内容来使用。这样做可以加速它们自己粉墨登场、成为艺术形式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成为艺术形式”这一表述，它鲜明地表示了在麦氏意念中，电视这样的新媒介最终不会只作平面、浅俗的表达，而将达到深邃与喻义丰繁，从而与知识群体的愿望相符。
电视当然不是只能在复制中取消隐喻与意义的空洞手段，电视作为新时代复杂社会环境与人内心精神的窗口，它是时代的构成部分，可它也时而脱离时代特征，譬如它的传播、叙述方式和内容时常呈现出简单、平庸，这正是困惑所在。但这也促使我们有可能提出相应的质询和探讨：电视为什么不能保持它的本质与全方位的传播本性，既传达通俗，也传达深刻，而不是一意地浅俗化，这难道不更符合传播与媒介的本意？麦克卢汉就已在他富有创见的理论中将电视看作能使人在观看时深刻卷入的“冷”媒介（尽管在现实传播中，电视可能正相反，它使人懒惰——拒绝进入），麦氏在此触及了电视长久深藏但确实已在显露的实质。对于麦氏的这一有争论的论点，虽然其本身的表达零碎，有局限性，但我们可以领会到他对电视的判断与期待。
在麦克卢汉的视觉中，电视作为促使观众深度卷入的媒介，尚有其深度表达的必然性。他在另一处说：“电视……是非常内向的，从潜意识上说是这样。它创造一种向内的深度，静思默想的，东方式的。”麦克卢汉及其他一些独立思考的学者（如本雅明等）其实已经为我们展开电视与电视时代的新图景。
以电视等为表征的信息社会，其文化结构已呈现多元形态，知识群体如何自觉地纳入这一时代体系中去成长和创造，则需要更多的勇气与能力
实际上后现代的提出，对于理解电视不无帮助。阿伯克龙比写道：“从某些意义上说，电视是符合后现代主义的定义的，也的确可算得上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形式。”亦如麦克卢汉等人所想，电视意味着新的通感时代来临；电视的方式，它以非连续的、但却是联觉的、无中心、复杂、生动而且思辨的图像状态表达，并容纳了拼贴、蒙太奇等，但不意味着就一定走向无意义的空虚或单纯的娱乐。
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社会的出现紧密关联，后现代社会表达为后工业或信息社会，电子媒介在其中举足轻重。而正是电子媒介使人恢复了整体性思维，如电视，从其采集和传播范围，以及从其由图像、声音、文字结合的叙述方式，确定了这一特征。从更深远的意义上讲，电视等新媒介使人在恢复整体思维的同时，实际上由原始、狭窄（部落）领域的整体性进入了现代更广阔（全球）领域的整体性。这揭示出电子媒介网络化、无中心、多元、多层次的表述特性，尤其这种方式本身所含的文化意义，即所蕴含的平等、民主、自由和消除思想奴仆的作用（也就在这个意义上，才可理解媒介环境的力量超越了具体内容）。
以电视等为表征的信息社会全然改观了传统社会及其文化结构，它是日将完备的大众社会模式，其文化结构已不再是旧有的精英与大众（民间）的二元对立关系，而分解重组为边缘的、城市化的、群体的多元形态。同时，文化生产与创造都更为充分地全面纳入文化工业体系中去——对文化工业作单纯的批判如今已并不困难，因为可以站在经典大众文化理论的巨人肩膀上；沉沦于其中则更容易，像那些认定大众只需要通俗、平庸产品的人；而自觉地纳入这一时代体系中去成长和创造，可能需要更多的勇气与能力——包括艺术与思想的创建及艺术家与思想家等，文化、艺术、思想的生长点也由此处于边缘、都市与多元的态势中，不致于被完全疏离。这样新的文化构图修正了经典大众文化理论的缺失，也给中国知识群体自觉进入这一疆域进行艺术与思想的创造提供了认识与行动的根据。
如何在新的社会结构中构造具有新视觉形态的知识群体，这将是一个迫在眼前的课题。至此，知识群体是否应介入电视已不再是焦点，问题已在于以何种姿态进入，是屈从它的现状，还是恢复它的实质，赋之以创造的功能。这才是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