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氏史狱与清初私家修史——从史学史的角度分析庄氏史狱对清初文化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初论文,角度论文,文化论文,史学史论文,庄氏史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91（2007）03—0074一O5
“庄氏史狱”① 是发生在清初的一起规模较大、影响较大的文字狱，其研究得到学界广泛重视，前辈学者多从文化高压政策角度予以评析，代表性的观点为，“清初的庄氏史案，在清代学术史、政治史上都开了一个极坏的先例，即封建统治者可以从一己的政治需要出发，而肆意践踏学术，摧残人才。这种文化上的短视，经过雍正、乾隆问的封建专制而推至极端，文字冤狱，遍于国中，终于酿成思想界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1]。诚然，庄氏史狱确实对清初学术，乃至清初文化造成了难以挽回的负面影响，那么，破坏的程度如何，消极影响的范围有多大，清初学界对此做出了哪些反应，一些具体问题亟盼学术解答。史狱因庄廷鑨私修明史而引起，因史狱而遭受直接波及的，亦为清初的私家修史，本文拟以此为线索，从史学史的角度分析史狱的文化影响以及清初史家对此的不同反应。
一
顺治十八年（1662），史狱案发。康熙二年（1663）五月，杭州城内的弼教坊，约计七十余名江浙地区的文人、名士被凌迟、重辟和处绞，一时之间，学界震动。庄廷鑨私修明史而致惨祸，参订者亦遭连坐，不啻惊雷，令清初埋首修史的众多史家目瞪口呆。据朱彝尊记载，史狱之后，时人视明季史书如蛇蝎，避之唯恐不及。
“先太傅赐书，乙酉兵后，罕有存者，子年十七，从妇翁避地六迁，而安度先生九迁，乃定居梅会里，家具率一艘，研北萧然，无书可读。及游岭表归，阅豫章书肆，买得五箱，藏之满一椟。既而客永嘉，时方起《明书》之狱，凡涉明季事者，争相焚弃。问囊所储书，则并椟亡之矣。”[2](卷三十五，《曝书亭著录序》)
收藏史书者尚且如此战战兢兢，修史者的惶恐不安可见一斑。庄氏史狱对清初私家修史的消极影响，具体为以下几点：
首先，史狱直接影响到一些私史的成书与流传。直接受其影响而未能成书者多部。吴炎、潘柽章主持编写《明史记》②，因二人同罹史祸而致夭折，潘耒《松陵文献序》云：
“亡兄与吴先生（吴炎）草创《明史》，先作长编，聚一代之书而分划之，或以事类，或以人类，条分件系，汇群言而骈列之，异同自出，参伍钩稽，归于至当，然后笔之于书，其详且慎如此，庶几不失古人著书之意”[3](卷七，《松陵文献序》)。
吴潘二子之史书，史料详实，诠错得当，未能成书，而历浩劫，为清初史学之遗憾。
受史狱影响而遭搁置，或藏之名山，不敢刊刻，影响其流传者为数更多。查继佐的《罪惟录》本名《明书》，因受庄氏史狱的影响而韬晦其名，更名为《罪惟录》，修史者辗转流离，备极辛苦，据查继佐自序云：
“此书之作，始于甲申，成于壬子中，二十九年，寒暑晦明，风雨霜雪，舟车寝食，疾痛患难，水溢火焦，泥涂鼠啮，零落破损，整饬补修。手草易数十次，耳采经数千人，口哦而不闻声者几何件，掌示而不任舌者几何端，以较定哀之微词，倍极辛苦。兼以他诡误而连狱，方椟藏而无山”[4](《自序》)。
受史狱牵连，出狱后能不改志向，终成其书，查继佐此举足以不朽，而《罪惟录》不能端正本名，令作者只能仰天长叹，“若夫《罪惟录》得复原题之日，是即左尹得复原姓名之日，静听之天而已。”[4](《自序》) 其后，查继佐本人及其门人对修纂一事守口如瓶，不敢对人透露，更不敢刊刻，直到查继佐临终前才痛下决心，对此书进行最后的清理，无奈体力与精力均大不如前，整理只能草草结束，故《罪惟录》一书只有稿本存世③，史书篇章结构未能完全清理，内容也多颠倒错乱。至乾隆时，文字狱盛行，收藏者惧罪，多所涂改，张宗祥跋文云，“是书谏议传，无杨涟等，隐逸传仅至孙一元，奸壬传无马士英，阙帙至多。盖原书每传不连写，又经后人任意装订，先后倒置，无目录可查，故虽阙而不知也。”[4](《罪惟录跋》) 改易书名，深自晦匿，《罪惟录》虽幸而流传至今，却面目大非，给后人的整理与利用带来困难。幸得张元济苦心整理，才使得《罪惟录》虽历劫无算，终免沉沦④。
费密《荒书》⑤，亦曾因史狱而搁置。此外，应该还有相当一部分史书因不见于记载，在史学史上没能留下应有的轨迹。
其次，受史狱间接影响而搁置成书甚至未能成书者亦大有人在。顾炎武修史亦受到史狱波及，吴、潘本为顾之好友，二人惨遭刑戮，顾写诗以表达悲愤之情：
“露下空林百草残，临风有恸奠椒兰。韭溪血化幽泉碧，蒿里魂归白日寒。一代文章亡左马，千秋仁义在吴潘。巫招虞殡俱零落，欲访遗书远道难。”[5](卷四，《汾州祭吴炎、潘柽章二节士》)
顾曾把史料借给吴炎等人，史狱后史料无存⑥，加之生活不安定，文字狱阴影犹在，最终放弃修史的夙愿，他在写给潘耒的信中说：
“吾昔年所蓄史事之书，并为令兄取去，令兄亡后，书既无存，吾亦不谈此事。久客北方，后生晚辈，益无晓习前朝之掌故者。令兄之亡，十七年矣。以六十有七之人，而十七年不谈旧事，十七年不见旧书，衰耄遗忘，少年所闻，十不记其一二。又当年牛李洛蜀之事，殊难置喙。退而修经典之业，假年学易，殊无大过。不敢以朝野之人，追论朝廷之政也。”[5](卷四，《与次耕书》)
顾炎武甚至还为潘耒写下了“犹存太史弟，莫作嗣书人”[5](卷十一，《寄潘节士之弟耒》) 的凄切之句，因二子惨遭史狱而产生的心理伤痛，于此可以想见。以顾之渊博学识，史学素养，未能修成有明信史，为清初史学的又一缺憾。
另外，吴潘二人为修史之事曾求教于钱谦益，并深得其赞许⑦。钱于《复吴江潘力田书》之札尾，谈到，“《东事纪略》，东征信史也。人间无别本，幸慎重之。俞本《纪录》，作绛云灰烬。诸侯陆续寄上，不能多奉”[6](卷三十九，《复吴江潘力田书》)，可见，吴潘二人于史料方面，得到过钱的帮助。钱谦益一生以史官自居，修史为任，最终史书未成，固然由于绛云楼之火，史料付之一炬，二人因修史致祸的震动亦不无影响。
再次，史狱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史家之间的修史交流。清初，浙江海宁出了两位著名史家，谈迁与查继佐，分别修成有明一代编年体史书《国榷》、纪传体史书《罪惟录》，二人著书年代相同，居又同里⑧，志同道合，却无一言提及对方，若互不相识。张宗祥分析清初历史环境，认为：
“（二人）所不同者，查豪放结客，谈抱朴守约耳；何以二人若不相识，各无一语及之也。意者谈氏载庄氏史狱之前，早已谢世；而查氏既经史狱，幽囚二百日之后，虽奋笔成书，不欲表暴于世，深闭固拒，以史为讳，即知谈氏之书，亦惟有铁函深井，藏之已耳，敢引以贾祸耶。”[7](《张宗祥跋》)
史家各据传闻，史料发掘不广，本为私家修史先天之不足，惮于史狱影响，清初史家各自隐讳，不互相交流，难免会影响到对传闻及史事的判断和论定。清初私家史著虽众多，但多据传闻，鱼龙混杂，难免有失实害史之败笔，潘耒对此提出批评，“国史之鄙，其由野史之杂乎？野史者，国史之权舆也。微野史，则国史无所据依。然古之书苦少，今之书苦多，古之作史者难于网罗，今之作史者难于裁择”[3](卷六，《交山平寇始末序》)，并提出，“作史犹治狱也，治狱者一毫不得其情则失入失出，而天下有冤民。作史者一事不核其实则溢美溢恶，而万世无信史”[3](卷六，《国史考异序》)。受史狱影响，史家各守门户，惮于互相交流，于清初私史之质量不无消极影响。
二
综上可知，庄氏史狱确给清初私家修史造成了恶劣影响，但对其破坏程度作定论时仍应慎重。毕竟，史狱的爆发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与此后雍正、乾隆朝的文字狱相比，“庄氏史狱”并非清朝统治者对知识界刻意吹求，有心罗织；当时统治政策基本上仍然以怀柔为主，官方惩戒并不主要针对私家修史，“清初禁网尚疏，有志著作之人，裒集明代史实，并不甚知有忌讳。庄氏乃家富遭忌，又修史之名太震，致掇奇祸。”[8](P141) 蓬勃发展的清初私家修史，亦未因此中断。
对史家而言，罹祸者与惧怕者毕竟为少数，尽管有死亡的阴影笼罩，仍有相当一批史家毅然决然地继续修史。
首先，直接受史狱波及的一些史家并未因此中断或放弃修史。对遗民来说，以生命之魂纂修有明信史是其生存价值的体现。史狱的发生，无损遗民修史之志向。故查继佐虽亲历史狱，仍续修《罪惟录》不辍，查从狱中获释后即继续此前的修史工作，“乙巳先生六十五岁，始杜门手辑，前稿名《先甲集》，近稿名《后甲集》，著《鲁春秋》上下两卷。”[9]受其影响，查之弟子沈起，明知其师因修史入狱，仍醉心其业，可惜命运多舛，未竞其书。
另一位幸免于史狱的史家陆圻，亦撰有《陆子史稿》二册，谢国桢先生云，“圻曾参与庄氏修史之役，以自陈得免于难。是书为其所撰史稿，存食货志、舆服志，及杂记明季三案及弘光、隆武朝遗事，与圻所撰《纤言》多同。”[11](P14—15)
在史狱中遇难的潘柽章之幼弟潘耒，不仅未隔绝于史学，反而秉承亡兄志向，以修纂有明信史为己任。遗民钱澄之感叹年华已逝，修史事业难成，叹息之余，得知潘耒修史之志不衰，寄诗潘耒，寄以修史之厚望。
“松陵才子早知名，握手燕台气不平。未受国恩甘避世，偶谈家难为伤情。
诗篇半是尊前就，史学偷从帐里成。顾叟不归余亦老，江东此事属潘生。”[12](卷二十二，《与潘次耕》)
固然，一批学者受史狱影响而犹豫踌躇，但仍有更多的史家修史不衰，尤以遗民为中坚。
其次，受史狱震慑，一批史家改以曲折隐晦的方式修史。史狱酷烈，为全身存史，一批史家由公开转入暗处。全祖望记述史家林时对修史，尤强调其隐蔽性：
“公讳时对，字殿飏，学者称为茧庵先生，浙之宁波副鄞县任。以崇祯己卯、庚辰连荐成进士，授行人司行人。赧王起南中，以吏科给事中召。南都亡，从戎江干，累迁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踰年事去，杜门不出，乃博访国难事，上自巨公元夫，下至老兵退卒，随所见闻，折衷而论定之。先公尝曰：吾年十五，随汝祖拜公床下，语予：‘野史之难信者有二：彭仲牟《流寇志》伪错十五，出于传闻，是君子之过；邹流绮则有心淆乱黑自，是小人之过；其余可以类推。’先公问曰：‘然则公何不著为一家以存信史？’公笑而不答。盖是时公方有所著而讳之。然自公殁后，所谓《茧庵逸史》者阙不完。”[13](附录)
此外，遗民著作还有内集、外集之别，内集者，有隐讳而不示人，“残明甬上诸遗民，述作极盛，然其所流布于世者，或转非其得意之作，故多有内集。夫其内之云者，盖亦将有殉之、埋之之志而弗敢泄，百年以来，霜摧学剥，日以陵夷。”[13](《鲒埼亭集外编》卷二十五，《杲堂诗文续钞序》) 沧海桑田，岁月流逝，内集固然可以全身存志，但多湮灭不传者。
低调修史，集分内外，是遗民史家有效的文化反击，方式略显消极，而修史存史之行为仍具积极意义。
再次，非遗民亦以气节相标榜，清初私家修史并未因此中断。以邹漪为例，甲申乙酉之间，刻《启祯野乘初集》，34年后，又作《启祯野乘二集》，并标榜气节：
“慨自世道衰微，廉耻渐灭，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士卖其友，弟子背其师，妻妾委弃其夫，不知忠孝节义何合物”，因此钩稽条贯，诠次成篇，“或亮节清风，品崇山岳；或鸿猷伟绩，业沛江河；或厚泽深仁，著龚黄之遗爱；或直言敢谏，追徵黯之嘉谋；或艺苑流芬，经经纬史，翰墨昭同云汉；或沙场灑血，断头决腹，忠贞喷薄日星；乃至故国遗民，旧邦吉士，剖肝孝子，截发贞妻，皆得论定焉。”[11](邹漪：《启祯野乘二集》自序)
此外，史狱后形成的史书还有朱克生《明代宝应人物志》（康熙元年，1662）、陈弘绪《南昌郡乘》（成书于康熙二年，1663）、刘心学《四朝大政录》（康熙七年，1668⑨）、王雯耀《全桐纪略》（康熙八年，1669⑩）、计六奇《明季北略》和《明季南略》（康熙十年，1671(11)）、马驌《左传事纬》、《绎史》、王夫之《永历实录》、黄宗羲《明儒学案》(12)、邹漪《启桢野乘二集》以及约成书于康熙十八年之前的戴笠、吴殳的《流寇长编》(13) 等等。可见，史狱虽对清初私家修史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带来一定程度上的心理恐慌，但并未从根本上阻止私家修史的继续发展。
密歇根大学明清史教授司徒琳指出，庄氏史狱残酷而血腥，“然而，同样有趣的是，尽管1661到1663年发生的庄氏史狱造成了浙江七十多位学者的惨祸，但17世纪60年代的修史工作并未因此顿减。”[14](P103)
三
综上可知，史狱引起的文化恐怖气氛，确曾弥漫全国，令史家屏住呼吸，震慑其心理，影响其判断，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其行为。然而，史狱之消极影响不足以遏制清初私家修史的发展。清初私家修史，沿着史学自身的运行轨迹，一直持续发展到康熙统治末年，在遗民凋零、官修《明史》冲击、史料信息萎缩、私修史书自身整合、官方文化政策钳制等多重因素作用下方告走向衰落。
史狱对史家的震慑与打击因人而异，对史学的消极影响也不能一概而论，通过分析考察史狱对清初私家修史的影响，有如下启示：
其一，文字狱对士人的心理打击从来不是一贯的，而是因人、事、时间、地点的变化而具层次性特征。士人阶层因政治观、价值观、人生观、历史观的差异会对同一起文字狱事件产生不同的反应，委屈顺从者有之，消极抵触者有之，冷静漠然者有之，公开反抗者亦有之。因此，对文字狱个案的分析与研究应力求具体化，层次化，过于简单，强求概括，难免会有失客观，影响对文字狱消极影响的判断。
其二，文字狱对学术发展及走向的影响是渐进的，渗透式的。一方面，文字狱不能作为独立的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决定学术发展的走向，往往与其他因素联合发生作用，或者成为学术发展的催化剂；另一方面，文字狱的消极影响是长期作用，不是短期行为，研究文字狱，不仅要具体事件具体分析，长时段的历史考察，客观公正的学术分析尤为重要。
其三，对文字狱的研究应注意政治史与学术史研究的双向互动。文字狱是政治与学术，统治者与知识层之间互相作用与反作用的产物。一方面，学术作为社会与文化的构成要素，必然受到官方统治决策的影响；另一方面，学术自身的张力和弹性也会反作用于政治，影响统治阶层的决策与判断。
从史学史的角度分析因庄氏史狱，可以看出，一起骇人听闻的文字惨狱对清初史家的心理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并影响其修史行为，导致不同的学术抉择，由此，庄氏史狱视野下的清初史学展现出富有层次的立体画面。
收稿日期：2007—01—26
注释：
① 关于庄氏史狱的研究，前辈学者成果有：谢国桢《庄氏史狱参校诸人考》《中国书籍考论集》（香港中山图书公司1972年）、周延年《庄氏史案考》（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杨林《试析庄氏史案对清初私家修史的影响》（《清史研究》1992年第2期）、饯茂伟《庄廷鑨任史考论》（《宁波大学学报》1998年3期）等。
② 吴炎《今乐府序》云：“明兴三百年间，圣君、贤辅、王侯、外戚、忠臣、义士、名将、循吏、孝子、节妇、儒林、文苑之伦，天官、郊祀、礼乐、制度、兵、刑、律、历之属，粲然与三代并隆。而学士大夫，上不能为太史公序述论列，勒成一书，次不能为唐山夫人者流，被之声韵，鼓吹风雅。今予两人故在，不此之任，将以谁俟乎？因相与定为目，凡得纪十八，书十二，表十，世家四十，列传二百，为《明史记》，……且自乐府成后半岁，而得纪十，书五。表十，世家三十，列传六十有奇，盖史事已过半矣，余与子固可谢息壤盟也。”（转引自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可知吴炎、潘柽章等人所修的《明史记》到顺治十一年（1654）已有部分成稿，但由于二人死于庄氏史狱，《明史记》未能成书。
③ 查继佐自序言其书起于甲申，成于壬午，而沈起《查东山年谱》却讳言，“乙未先生五十五岁，讲学敬修堂，始著《罪惟录》，历二十年始成”。康熙元年，查继佐受史狱波及入狱，次年获释。至查去世前一年，沈起年谱记载，“乙卯先生七十五岁，春，《罪惟录》成。”
④ 据张元济跋文，整理之前的《罪惟录》，“阅时既久，虫鼠为虐，大者或连篇累牍，首尾不完；小者亦零乱散片，破碎支离，装工无识，妄相凑合，文义乖舛，不可卒读，反覆追寻，棼丝稍治，此不可谓非艺林幸事。”
⑤ 费密《荒书》“初属草时。值乌程难作，不遑终其卷”（费密《荒书》自序），直到康熙十八年清政府广泛征集有关明朝史料时才整理旧稿，完成全书。
⑥ 据顾炎武《书吴潘二子事》云，“二子所著书若干卷，未脱稿，又假余所蓄书千余卷，尽亡。”转引自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
⑦ 据《碑传集补》卷三十五《潘力田传》，“私家最难得者实录，柽章鬻产购得之，而昆山顾炎武、江阴李逊之、长洲陈济生皆熟于典故，家多藏书，并出以相佐，间出其稿质之钱宗伯谦益，谦益大喜之，叹曰：‘老夫耄矣，不图今日复见二君。绛云楼余烬尚在，当悉以相付。连舟载其书归。”
⑧ 谈迁居硖石紫薇山西南麓也是园，查继佐自粤归浙筑敬修堂于杭州，又筑幽居于硖石沈山东麓万石窝，紫薇山即西山，沈山即东山。
⑨ 纂修时间见姜胜利《清人明史学探研》第127页。
⑩ 王雯耀在《全桐纪略》自序中所标时间为康熙八年。
(11) 计六奇在二书自序中都署为康熙十年。
(12) 黄宗羲自称书成于康熙丙辰之后，即康熙十五年（1676），但并未刊刻。
(13) 《流寇长编》即戴笠、吴殳所修《怀陵流寇始终录》，据其书，始于崇祯元年（1628），终于康熙三年（1664年），成书时问当在康熙三年之后。又据谢国桢考证，“戴笠，字芸野，初名鼎立，字则之，吴江人，冒沈姓。弱冠受知章之圻，以冠邑军得县庠生，撰流寇长编。会庄氏史祸起，人以著述为讳，笠如故，与顾炎武、潘耒交。”（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第264页。），又据戴笠卒年为1682年，可见成书时间当在顺治十八年到康熙十八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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