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进程的哲学思考[*]_社会主义道路论文

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历史进程的哲学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进程论文,社会主义道路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这次研讨会以“毛泽东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哲学思考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主题。与会者对我们党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进程进行了哲学反思，着力从哲学层面上探讨了毛泽东在这一实践过程中蕴藏在众多结论后面的方法论根据，挖掘了毛泽东在探索中出现失误的社会历史根源和认识论、方法论根源，理清毛泽东的探索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在关联以及后者对前者的超越和发展。力图通过这种研究和探讨，加深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和理解，增强对十四届四中、五中全会以及全国“九五”规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所确定的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思路的把握和自觉，更好地为当前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关于毛泽东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哲学反思

立足于哲学的高度研讨毛泽东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和实践一直是学术界十分重视的课题。在这次学术研讨会上，与会者在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

（一）要辩证地历史地对待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最突出的代表人物是毛泽东。是毛泽东最早在意识的层面上实现了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的思想超越，并要求大家要“以苏为鉴”；逐步实现以独立思考为核心的思维置换；是毛泽东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积极探索，形成了关于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成果——《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光辉著作；是毛泽东殚精竭虑率领全国人民在党的八大以后大规模地进行了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实践。这些探索虽然只是个开始，但却是个良好的开端。但1958年以后，这个良好开端却由于“左”的错误思想的影响以及国际上发生的一些事件的干扰而被搁置了。虽然党和毛泽东在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方面做了一定的努力，但中间又发生了反右倾错误，后来又发生了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终于使探索“走入歧途”，使国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些失误毕竟是在寻找适合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犯下的错误。重要的是要从总结、研究走入歧途的教训中探索出正确的道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对毛泽东的探索采取了辩证的态度，在分析探索走入歧途的原因的基础上，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继续进行探索，既继承了我们党和毛泽东进行探索的一系列积极成果，又纠正了探索中的某些失误，形成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时期。当前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率领全党和全国人民，正高举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旗帜，继续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不懈地探索。十四届四中、五中全会以及全国“九五”规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所确定的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思路，已显示了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中的巨大成就。

（二）要辩证地全面地研究毛泽东作为一位哲学家对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哲学审视。社会主义新社会刚刚在中国出现，毛泽东即对它进行了研究，首先是作了哲学审视。毛泽东在这时所表现出来的睿智、敏锐和洞察力是令人信服的，但也存在某些局限性。具体说来，其一，毛泽东的哲学审视具有四个坚实的客观根据：一是我们党的优良哲学传统；二是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时期丰富的实践经验；三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沉重教训；四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实践的初始进程。

其二，毛泽东哲学审视获得了丰硕成果。一是他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观察社会主义新社会，开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阶段，即以社会主义实践为基础和内容的新阶段。二是他具体分析了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创立了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的理论基础。首先是提出和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从他提出问题和问题的逻辑看，他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具有三个相关层面：普遍性层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即人类社会中具有时空贯通性和决定性的矛盾。特殊性层面，同前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相比较，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具有特殊性，表现在矛盾的“性质”上，社会主义新社会克服了旧社会基本矛盾的特殊性质，使矛盾的总体性质变成非对抗性矛盾；表现在矛盾“状况”上，社会主义新社会达到了基本矛盾诸方面间的基本的相互适应，当然也还存在不适应的状况。个别性层面，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除了有各社会主义国家共有的特性以外还有自己的更加特殊的性质和状况，如它的生产力在性质上是二元的，在水平上是落后的，中国人口状况和地理环境也有自己的特点。概言之，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虽然并不完善，但又是系统的；虽然有继承性，但又是创新的；虽然是初步的，但又是奠基的。其次是提出和分析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经济、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的一系列矛盾，确立了处理这些矛盾的基本方针。再次是考察并力图预见社会主义新社会的辩证发展过程。三是他在新的实践中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若干基本原理。比如，他突出了唯物辩证法的实践性、能动性，把唯物辩证法看作是描述和规范的统一，而统一的基础是实践，唯物辩证法是实践的辩证法；在认识论方面，他坚持列宁关于认识本质是“反映世界”和“创造世界”相统一的观点，在立足于从实际出发的前提下特别强调意识中先验（先于具体实践而不是先于一般实践）结构的重要性，这就是他的著名的“加工厂”理论。在一定意义上，毛泽东对认识的这种理解，同康德、皮亚杰等人的合理思想有相同之处。

其三，毛泽东哲学审视的局限性。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审视总的说来是积极的，富有创造性的，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他也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毛泽东原则上强调把握“现实的可能性”，反对把“虚假的可能性”当作出发点，这是对的。然而，他对于刚刚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新中国，在生产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方面，在经济发展规模和速度方面，究竟有多大的可能性并不是很有数的。毛泽东反复论证对立统一规律，提出“一分为二”的思想和“两点论”的方法，并借以制订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这对于建立社会主义建设的辩证法具有重大的意义，但同时也存在不足，就是只看到矛盾的两极之间的直接性关系，而忽视居间联系的中介环节，即忽视两极关系的间接性。毛泽东极其强调思想矛盾、思想斗争的意义，具有合理性，但他忽视了意识的实践基础，即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根本上依赖于实践来解决。毛泽东重提马克思、恩格斯“不断革命”的概念并赋予新的内涵，表现了他对于改变中国落后状况的急切心情，但这个口号是一种演绎的口号，把既有的口号套在中国新的实践上，并不能正确说明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路线。这个口号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主观转换性，随时可以从中演绎出新的什么“革命”来。

总之，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的哲学思想的局限性表现为如下的矛盾：革命和革命战争经验的丰富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还缺乏的矛盾；作为政治领袖的敏锐、全面、务实同作为哲学家学术研究还不够深入的矛盾；所提出哲学观点的生动活泼、发人深省、富于创新价值同它们的深刻性、准确性常有不足的矛盾。这些矛盾是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的哲学思想的发展动力，但处理得不好，也会导致指导思想的错误。

（三）要辩证地深刻地分析毛泽东晚年在探索中出现失误的原因。学者们认为，毛泽东在探索中，以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深厚理论素养和一个无产阶级革命领袖高超的战略眼光对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分析，努力提出一个新思路，演奏出了一支不同凡响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前奏曲”。但是，接下来的却并不是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主题乐章，毛泽东出现了失误。要回答失误的根本原因，有一个理论问题要弄清楚，这就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是对社会主义实践中客观存在着的矛盾的理论概括，是开拓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基础。它在内容上有四个层次：一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属于哲学层次；二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属于政治学层次；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在解决前两个矛盾的基础上，对社会发展的战略方向即主要任务的确定；四是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具体矛盾，它涉及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经济管理模式、经济体制模式等问题。无论是毛泽东的理论贡献还是他的理论失误都是在解决这四个层次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时做出的。据此分析下去就会发现，毛泽东晚年在理论上的贡献与他在矛盾问题上的正确思维趋向有关。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后， 毛泽东期望在吸取苏联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拓出一条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时他表现出了一种不同于以往斗争哲学思维定势的新的思维趋势，这就是在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时，注重矛盾着的两个方面的相互依存，在相互依存中实现两个方面的互相促进和共同发展。这是他在探索中取得成功的思维基础。他失误的思维基础则是以往斗争哲学思维定势之回归和对刚刚形成的那种新的思维趋势之改变，而这种改变又有着深刻的根源：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社会历史以及文化传统之影响、革命及革命战争年代的实践、思想方法上的偏差、个人的知识结构、缺乏经验等等。其失误是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研究中必须作具体的分析。

（四）要强化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对毛泽东探索的理论和实践活动进行专题研究。有的学者针对学术界在研究思路上存在的某些问题，提出了要强化问题意识的问题，主张要对毛泽东晚年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过程，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进行专题研究。有的学者还在这方面做了尝试，如对毛泽东晚年关于人民主体地位实质化的基本思路这一问题作了具体剖析。认为人民主体地位的现实化和实质化一直是毛泽东政治哲学所思考的核心问题。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使人民翻身作了主人，从制度上保证了人民主体地位的实现，完成了毛泽东对于人民主体地位现实化的理想。然而，现实化并不等于实质化，现实化只是为了实质化提供了历史前提，实质化则是现实化的进一步深化和展开，人民主体地位的实质化将伴随社会主义建设的全过程。从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角度看，以《论十大关系》和党的八大为历史和逻辑起点，在随后的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探索的过程中，毛泽东展开了关于人民主体地位实质化的思路。这一基本思路具体地表现在致力于社会制度建设的人民化、权力运作的人民化、经济和社会的平等化、国家和社会管理的民主化、主体活动自主状态的不断提高等理论和实践活动，在这个过程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教训，需要认真总结，辩证吸取。

关于毛泽东、邓小平社会主义思想的比较研究

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是围绕山东大学毛泽东、邓小平研究中心主任樊瑞平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毛泽东邓小平社会主义思想比较研究丛书》（8本）而展开的。与会者对进行毛泽东、 邓小平社会主义思想比较研究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比较的目的、原则和方法做了深入的研讨。大家普遍认为， 研究这一课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将两者进行比较研究，有利于从总体上和更深层次上把握二者之间的继承和发展关系，从而更准确地把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2）在毛泽东、邓小平社会主义思想的关系问题上，在某些学术界人士和群众中还存在着一些模糊思想甚至错误的看法，主动、自觉地加以比较研究，有利于对这些问题的澄清；（3）国外学术界对毛泽东、 邓小平社会主义思想的比较研究已经进行多年且一直是时下的热门话题，由于立场、观点、方法的差异，形成了很多不合事实的认识，我们主动、自觉地进行比较研究，有利于从更高的视角回应他们的挑战和澄清他们的错误认识。在比较的目的问题上，大家认为，进行这项比较研究不是为了比出孰高孰低，而是通过比较研究，搞清二者之间的继承、纠正和发展的关系，从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中，更自觉地把握和实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怎么比较的问题上，虽然感到难度很大，但大家认为目前已具备了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问题的关键在于采取正确的态度和方法，不要让先定的思维框架限定了正确结论的产生。要坚持实事求是、历史地、全面地分析研究方法。特别是对毛泽东晚年的某些结论以及实践活动要作具体的分析，要看到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活动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复杂性。要对复杂的研究对象进行国内与国外、历史与现实、必然与偶然、动机与效果、经济与政治、个人与集体、个别与一般、原因与结果等不同角度的综合分析，要从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文化学、政策学等不同层面上进行分层研究，从而得出符合实际的科学结论。对于毛泽东、邓小平社会主义思想之间的同的方面，要理清源与流，要进行历史的梳理。对于异的方面更要慎重，要分清哪些是纠正，哪些是超越和发展，并弄清内在的原因。对于实践与理论之间的反差要做具体的分析，要从整体上把握问题，不要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以至于影响结论的科学性。要坚持政治意识与学术意识的统一，问题意识与体系意识的统一，历史意识与现实意识的统一，资料意识与理论意识的统一，总而言之，一定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十四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为准绳，充分利用科学方法进行全面地、整体地、具体地比较研究。这是使这一课题得以顺利进行并取得丰硕成果的关键。

根据上述原则和认识，在研讨会上，有些学者还对毛泽东、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思想、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总体思路、经济发展战略、社会发展阶段等重要思想进行了探讨，取得了不少共识。有的学者还对毛泽东、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总体的比较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二者之间的继承、纠正和发展的关系。他们指出：毛泽东是教条主义的敌人，他从不满足于照搬照抄他人的经验。从1956年起，他决心打破苏联的框框，走自己的路，寻找出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探索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毛泽东晚年探索的理论成果举其大者有以下几点：关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和技术革命上来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关于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中若干重大关系的思想；关于改革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的思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关于国防现代化的思想；关于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关于坚持党的领导和加强党的建设的思想。毛泽东的上述思想，有的比较一贯，有的则不够一贯，只是一时的天才闪光；有的实行得较好，有的则实行得不好，甚至发生严重的背离；有的比较全面，有的则不够全面，有的与错误交织在一起。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未竟的事业，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失误，在总结国内外建设社会主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新的实际，大胆探索，勇于开拓。通过定位、定性、定标、定法，从四个方面构筑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完整体系，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应当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开辟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1.定位。纵向分析：我国的社会主义目前处于初级阶段，即不发达的阶段。横向分析：世界上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这就从纵、横两个方面确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起点，找到了科学的历史方位。2.定性。在总结长期历史经验、清理各种错误认识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本质作了一个科学的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个概括，以生产力为基点，以共同富裕为目标，通过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综合分析去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3.定标。做任何事情，要想取得成功，都必须有奋斗目标和评价标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作，其奋斗目标和评价标准都是多层次的。关于奋斗目标，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关于评价标准，总的来说，目标取向标准，就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状况和共同富裕的状况；手段取向标准，就是生产力标准；价值取向标准，就是人民利益标准。4.定法。邓小平科学地解决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发展战略、经济体制改革、保障措施、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总的指导方针等一系列问题。

[＊] 本文系6月12—15日在山东省东营市召开的“纪念中共八大召开40周年、毛泽东逝世20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的纪要。这次研讨会由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山东省毛泽东思想研究会、石油大学、山东大学、中共山东省委党校、中共山东省委讲师团、济南市社会科学院、东营油建一公司党委等单位联合发起。来自全国各地的有关专家学者和领导同志近百人参加了这次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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