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学校
文|翟锦 编辑|刘斌 摄影|尹夕远
安全感
“妈妈，你是世界上最坏的妈妈！”女儿拉高了声音，又委屈又生气。
“即使我是最坏的妈妈，你也要把这个作业完成。”李玉凶了女儿，但内心又满是自我怀疑——“我是一个糟糕的妈妈，为什么孩子不能好好写作业，为什么我要每天发火，没给她上补习班会不会有问题，孩子将来会不会怪我？”
把女儿送入一土前，李玉辅导她的功课已经两年了，两个人的对话常常充满火药味。女儿就读于朝阳区一所还不错的公立小学，李玉每天像勤勤恳恳的助教，辅导女儿做作业，边教边吵，“如果一件事情没有人开心，那肯定是错了。”她跟老公后来达成共识，“不想继续这样生活好几年，一定要出来。”
李玉记得自己去一土探校时，正赶上下课，一群孩子走过来，在走廊里排着队，欢呼雀跃，喊着“下课了”，声音冲破了屋顶。没有老师皱眉头，孩子们一溜地走过去，蹦到老师身上，抓老师的大腿，跳到老师背上，那个老师开心地兜着身上的孩子转了好几圈。
“就是这儿了。”李玉觉得一土是在做真正尊重孩子的教育，没有一味苛求孩子安安静静、规规矩矩。第二次，李玉带着女儿来了，问她喜不喜欢，女儿说喜欢，理由是“上课的时候能出去上厕所”。
曾经考察过一土的济南市教育局基础教育处副处长王翔宇观察到，在一土的孩子是很有安全感的，“人与人之间是高信任、低控制的”，不同于传统学校里的权威关系——孩子不敢看老师，把自己藏起来，这里的孩子眼睛都是亮的，“他们那种既安静又活跃的状态，如果没有信任和安全的环境，是出不来的。”
《中世纪人》是20世纪英国公认的会讲故事的女历史学家艾琳·鲍尔享誉世界的代表作。书中，艾琳·鲍尔通过账本、日记、书信、记录、遗嘱及其他一些权威的文献资料，生动地再现了中世纪时6个普通人——农民、商人、家庭主妇、旅行家、修道院院长的真实生活，使我们得以一瞥中世纪生活的方方面面。全书以前所未有的生动、细致和深刻，引人入胜地呈现了中世纪生活方方面面的丰满和绚烂的画面。
创立三年来，关注创新教育的人，没有人不知道一土的存在。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的首席专家刘坚，很早就关注到了一土，他对《人物》记者说，“孩子真正的兴趣，好奇心的满足，校园内的欢声笑语，学校跟社区的关系，一土的方方面面，很像我们教育人追求的好的教育。”
他们最终在将台找到一处三层楼的旧厂房。旧厂房又老又破，但好处是一切都可以遵从自己的设想。他们立即请来了专注于教育空间设计的董灏，花了大力气改造。
“不一样”的学校
一切都始于李一诺要回国的决定。三年前，她接受了盖茨基金会驻中国首席代表的职位，决定全家从美国搬回北京。
此前李一诺是麦肯锡全球合伙人，北京美国两地跑。回国前，她的大儿子在硅谷念Altschool创新微校，学校甫一创办，她便将孩子送了进去。回国第一件事，李一诺就发愁老大去哪儿上学。公立学校应试是主流，但国际学校又把孩子培养成外国人，她不希望这样，“有少数能做到结合的学校，又弥漫着贵族气氛，和我们的价值观不符。”
2016年3月14日，李一诺夫妇和后来成为一土校长的郭小月一起考察在硅谷的可汗实验学校。看了一天，三个人坐在门口吃派的时候，李一诺突然决定自己办所学校。
“钱呢，证呢，学籍呢，地方呢，老师呢，学生呢”，这些都还没着落，但李一诺还是决定要做，而且马上就要做，她担心如果9月份给儿子找到了另外的学校，也许就没动力做这件事了。
17天后，李一诺在自己办的奴隶社会公众号上，把找学校的经历和办学校的想法写成一篇文章《你也为孩子上学发愁吗？》。她在文中解释办学的初衷，“在各种关于学校和教育的讨论中，让我最不舒服的，是到处弥漫着的一种所谓为了孩子‘前途’的焦虑情绪，感觉远远偏离了教育的本质。”
李一诺要办一所真正以孩子而不是考试为中心的个性化教育学校。学校取名为“一土”，“一个很土的学校，好的教育能让人回归自己。”
李一诺办学这件事让很多人都很意外，曾供职于麦肯锡的好友邱天也很讶异，“从现实角度来说，一诺是个人生赢家，如果不办学校，她收入高，社会地位和名望都不缺。办一个学校意味着什么，它跟体制是有冲突的。你再试图不对抗、再平衡，多多少少都在说现行教育制度不够好。”
一土从来不想跟体制对抗，他们决定走一条中间道路。学校的教学完全按照义务教育大纲的要求，使用的也是人教版教材，“我们希望一土能成为中国教育改革的一个试点，一个样本。”
奴隶社会在当时是一个有几十万粉丝的公众号，读者以中产阶级为主。李一诺那篇文章在公号发出后，一天之内阅读量迅速达到18万+，收到了800多封邮件，160多个家长报名，100多个老师和100多个志愿者申请加入，海内外40多个城市的人表示希望在当地开分校。
这些家长非常认同李一诺的理念，并有足够的能力承担风险，“进一土确实有风险，这个我们都很清楚，因此做好了两手准备，就是我能兜得住这个底。”家长马小燕对一土抱着十分的期望，但同时也做好了最坏的准备。
“当时我跟一诺分析过，没有奴隶社会，一土这事想都不要想。”李一诺的丈夫申华章觉得，创业就得有用户基础，“国内外各大教育学院的学生全是奴隶社会的粉丝，所有关注创新教育的老师全都知道一土。一土创办到现在从没为招老师发过愁。”
作为创始人，李一诺一直在努力对外宣传一土的理念，希望获得官方认可。“我们不是套近乎请吃饭，你知道什么最有力量，就是回归到最有力量的本质，让他们看到我的初心。”她的方法是找到那些体制内有理想、寻求改变的同路人，争取他们的帮助。
至于李一诺的丈夫申华章，他从2007年开始就一直在北京互联网领域创业，互联网公司的所有岗位他都做过，理所当然地成了一土公司的CEO。
在筹建学校的170天里，十来个人组成的微信群，每天24小时消息不断。李一诺回到北京后，她东三环的临时公寓，又成了创始团队聚在一起开会的场所。
困扰团队的一个问题是启动资金从何而来。他们想了个办法，在奴隶社会建立一个“终身学习者”社区，一年会费1919元。针对社群里的粉丝，李一诺还邀请朋友开个人成长和职业发展课程，比如和六神磊磊聊语文，和颜宁聊学霸方法论。社区第一次开放了1000人，两天人就满了。最终社区开了三批，总收入600多万，这成了一土的第一桶金。
更多家长对一土表现出了宽容。一土有个家校委员会（PTA），由各个班的家长代表组成，他们组织了一个运营支持小组。小组由家长志愿者组成，他们轮流排班，在上下学时赶到学校。因为小区老旧，马路狭窄，校车停的地方离学校有100米，家长志愿者每天接校车下来的孩子，领着他们穿过一条马路，护送到学校，下午放学时又把他们送到校车上。
在中国办一所“不一样”的学校并不容易。美国办学非常简单，“一个重要条件是，只要你能证明除了你的孩子外，至少有一个别的孩子愿意上你的学校，就可以。” 申华章发现，国内办学的限制远比他们预想的要更多，校园里必须要有一条200米跑道，“教学楼的层高、窗户、窗地比、采光等都有要求，如果想全部达标，就得重盖一栋楼。”
为了尽快把学校开起来，他们决定跟公立学校合作。在一位朋友引荐下，李一诺认识了北京市第80中的校长。见面第一次，她跟校长谈得很投机，双方当即敲定了合作办学的意向。校长答应，匀出三间教室借给一土办学。
一土和80中的合作，起了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合璧项目”。80中的校方认同一土做的事情，也希望通过跟他们合作能给自己的教学带来一些改变。合作期间，李一诺和校长郭小月经常跟80中的老师做分享，传递他们的教育理念。
相比于美国较高的劳动力成本，我国的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且大部分的劳动力都不是熟练的工人，所以我国的劳动力比较廉价，这是我国的一大特色。因此，在我国出口的产品里，大多属于弹性比较小的初级产品，在出口美国的产品中，一些劳动密集型产品所占的比例较大，这些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产业技术含量较低，并且可替换性较强。从实质上影响了美国的制造业。
80中是初高中分址办学，初中部在朝阳区白家庄，高中部在望京，它在枣营还有一所分校。原本80中跟一土商定把白家庄的几间教室给他们办学，突然发现教室出了状况，开学前两个月紧急换到了枣营。
2016年9月1日，一土正式在枣营开学。
120平方米的试验田
在枣营，一土所有人只占了三间教室，因此早期他们常被称为“120平方米的试验田”。
在中国知网检索国内进行医院经济运行分析的重点文献[5-7, 14, 17-24, 29, 32-48]，并对其使用的投入和产出指标进行归纳(见表1)。投入指标中，提及率较高的指标是人力部分为职工总人数、在职职工数与卫生技术人员数；财力部分为业务支出；物力部分为固定资产总额、实际开放床位数与医疗机构床位数。产出指标中，提及率较高的指标在数量部分为出院人次数、门急诊人次数与业务总收入；效率部分为病床使用率与平均住院日。
如同做试验一样，初创的一土生机勃勃又手忙脚乱。许多家长已经在白家庄租了房，换了校址后他们就跟着一起换地方。有的家长趁开学典礼下午那2个小时，在旁边溜达一圈就签下了租房合同。
创校初期的艰苦不言自明，创始团队最多10个人挤在一个8平方米的办公室里，毫无空地，他们常约人在学校操场旁的石凳上谈事儿。整个冬天，在学校都脱不下羽绒服，走廊呼呼的风吹进来，中午在走廊上打饭，湿冷得哆嗦。
从表1可以看出，广西金融术语的翻译过于放在字面的翻译，而忽略了实际的意义体现。但是，纵观后期的金融翻译，广西金融翻译也出现了采用香港金融翻译的现象。[4]
对于初入一土的31个学生来说，这样的上学体验是前所未有的。40平方米的教室，中间摆放着拼成了六边形的桌子，墙上是孩子们花花绿绿的画作，就连教室外的走廊也贴着孩子画出来的甲骨文。
愿意到一土任教的老师，也都怀揣着自己的教育理想而来。数学老师陈楚见过太多老师有非常强的职业倦怠感，但她在一土老师身上看到了特别有希望的一些东西，“眼睛里是有光的”。
予和有14年公立教育经验，曾经是海淀区的学科带头人，但她以前时常会有一种“戴着镣铐跳舞”的感觉。“镣铐”不仅是繁杂的行政事务，还包括学校对老师考核的机制——评级与班级平均分直接相关，这让老师在日常教学里满是焦虑。
一个孩子考50分，老师急了，立即把焦虑感传递给家长，催促孩子补习、反复做卷子，逼迫孩子期末得考90分。“光看拼音写词语，都得让学生练个20遍、30遍、40遍，这都不是夸张的。但在一土，我们有时间等待孩子。”予和说。
因为学校总是搬来搬去，很多家长也不得不跟着搬，让他们对学校的运营很有意见。在将台期间，一个家长因为孩子班上毕业于哈佛的老师换成了一位公立学校老师，很不满意，“跑这么远上一土学校，本想给孩子一些不一样的，你又弄来公立学校的老师，我何必要在你这儿上呢。”一位知情家长透露，一气之下，他就把孩子转走了。
刘家平表示，与华谊集团合作开发603地块，既是桃浦转型赋予临港集团的宝贵机遇，也是市国资委、普陀区、华谊集团对临港集团的信任。桃浦地区作为全市五大转型区域的先发区域，临港集团必将不辱使命、不负重托，坚持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从建设高品质城区的定位进行整体规划建设，加快培育高质量产业，建设高品质物业，集聚高素质人才，打造高活力生态，建设有温度、有活力的卓越科创园区，为实现桃浦地区“脱胎换骨”式的转型发展而努力。
挑战从第二年开始爆发。尽管所有人都清楚，借寄在80中不是长久之计，最终还是得有自己的地方，但变化还是来得有些太快。
第二学期后，一土扩招到100多个学生，但在来年4月与80中的合作突然叫停，枣营的三个教室可以暂留到年底，但9月入学的新生必须另觅他处。
但少有人知道，一土三年走来到底经历了什么。
综上所述，相关政府部门应当加强建筑产业现代化发展相关政策制度的贯彻落实，建筑企业应有效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提高建筑企业相关从业人员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搭建高效的互联网交易平台。
一土当时设想，未来五年都在这里办学。
把乘坐高铁和民航的旅客分来看，高收入者选择民航出行的概率较大，人员的结构比较简单，公费出行的居多，乘坐民航的旅客更多情况下是选择个人行动，多为下午出行。乘坐高铁的人员构成比较复杂，多人出行的情况较多，较大比例是为了外出访问亲友，多为上午出行[1]。
搬家
新学校在将台一个老社区里，很不起眼。曾有人感叹这是见过的最朴素的校门口——学校的名字打在一张A4纸上，稍不留神就会错过。
虽然学校大门不起眼，但是里面却别有洞天。经过改造后，主色调是大面积明亮的黄色和灰蓝色，多功能空间里，孩子们可以在台阶上坐着，还可以在台阶下挖空的空间里躺着趴着，甚至是上下攀爬——不管孩子什么行为都能参与教育。
学校的前院和三楼都是孩子们的活动空间，操场不大，但旁边有一个铺满厚厚泥土的种植园。土地里什么都有，樱桃萝卜黄瓜葫芦西红柿茄子，“蜻蜓班”的老师曾带着孩子们在这里做Garden项目，他们一起育苗、移苗、守护和记录植物成长。期末时，孩子们还开起了“蜻蜓市场”，售卖自己种的蔬菜，办起了“蜻蜓餐厅”，和老师一起做了简单的沙拉和西点。
⑫蔡春、朱荣、蔡利:《国家审计服务国家治理的理论分析与实现路径探讨——基于受托经济责任观的视角》，《审计研究》2012年1期。
但由于时间太紧，装修工程并没能在2017年9月开学前结束，这让新入学的四个班孩子，在一个学期内搬了三次家。他们先是在朝阳公园的乐高小镇待了两个月，11月刚搬到将台校区就有家长抗议，教室装修后的闲置时间不够长，他们又搬到一个课外辅导机构，在那里一直待到学期结束，等到第二年新学期开学才正式入驻将台校区。
在这个动荡的搬家过程里，孩子们新鲜感十足，能不停换地方玩，但成人没有谁高兴得起来。家长抱怨，觉得学校运营有问题，向教务投诉；老师也抱怨，怪学校没创造好的教学氛围，教务两头受气。一个外教找到品牌总监Sue，一个劲地说这也不行，那也不好，“怎么能搬家把我们班的椅子给忘了？”
将台校区隔着几米远就是一栋老楼，一个家长描述说，“哪家居民要掉一个花盆，可能就掉到学校楼上了。”周围大都住着老爷爷老奶奶，时常孩子们下课一欢呼，就有老人推开窗户喝止。
我们在教学中对时代背景的处理，看似无关宏旨，其实还是很重要的。要想恰当地处理好它，就要求教师对文本有清晰的认识，对教学目标的设置有准确的把握，对文本所涉及的背景有确凿的分析，因为这直接影响到学生对文本的理解，同时也会影响教学的节奏。但不管采用哪种方式，都要从学生出发，从阅读的规律出发，从具体的文本特点出发，只有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学校为此伤透了脑筋，想了很多解决办法：因为老人有午睡习惯，就缩短孩子中午的活动时间，12点半前就要他们回到教室；学校的教务还带着家长志愿者拜访大爷大妈，给造成噪音困扰的家庭加装隔音条，谁家水管坏了帮忙修，还不时送些新鲜的应季菜；一个在北大肿瘤医院做医生的家长，还组织了一次小区糖尿病义诊。
学校看起来不算打眼，但是作为学校该有的都有了：200米跑道、娱乐设施、食堂和教室。师生们再也不用担心课上到一半被对面居民楼的人抱怨“吵”，或是隔段时间又要搬家。
为教学服务的行政人员也备受煎熬，有一个教务因为工作压力太大辞了职。被李一诺以项目经理职位招来的韩熙不得不频繁救火，做教务的同事辞职后，她甚至要负责排课表。
接到任务时她还在土耳其旅行，坐在基督徒之前苦修的岩洞里，没有网，她用Excel排课表愣是排不成，以为是算法问题，她还找了数学系的博士求助。博士告诉她，“这个问题太复杂了，用Excel的算法解决不了。”
韩熙后来算了一下每天的工资，“我觉得我这样干下去太不值了，还是买个软件吧。”在回国的转机过程中，她花了几百块买了排课软件，一天就把课表排出来了，之前的功夫全都白费了。
那一阵子，李一诺为一土的事情发愁，同丈夫商量，要把他们仅有的一个房子做抵押，钱放在一土。一个周日早上，她去看了电影《无问西东》，当听到电影开始的那句问话——“如果提前了解你们要面对的人生，不知你们是否还会有勇气前来”的时候，她的眼泪猝不及防地掉了下来。
头一年，一土过得特别平顺，虽然条件艰苦，但借寄的80中分校为一土创造了不被干扰的环境。学生数量也少，便于教学和管理，有老师有助教，有时候班里的大人比孩子都多。
要建一个什么学校是大家经常讨论的问题，Abby回忆，有一次李一诺在纸上画了一个金字塔说，“我们不要做another school，一定要把它做得不一样。”
创校团队也是受李一诺的感召而来。郭小月本来只是跟李一诺夫妇在美国一起参观创新学校，但她和李一诺的理念非常契合，不知不觉就每天12小时为一土工作了。一土品牌总监Sue，同为母亲，被李一诺办学校的初衷打动，第一时间给她发了短信，希望加入一土。市场招生总监Abby同李一诺先前就是朋友，知道她要开学校，当即决定送自己的儿子上一土，同时着手帮忙筹建。
商业银行创新的金融产品需要进行市场推广，得到客户的青睐，从而提升金融产品的知名度。但是目前商业银行对金融产品的推广经验不足，很多金融产品的规模不大[2]，效益不高，而且知名度在短时间内也无法提升。
从朝阳区到北京市教育主管单位的领导，以及相关组织部门的处室负责人，都去一土考察过，很多人去了直接告诉品牌总监Sue，“我们就是以个人名义来，不用特别接待。”
在各方的支持下，学校渐渐融入了社区，一切似乎都走上了正轨。然而好景不长，由于2018年底的一次工商检查，原本要长待的将台校区教学楼被指条条框框都不合规。一土又得搬家了。
在学校找不到办学地的关键时候，一位官员曾拍着桌子说，“我就不信了，在整个北京，就不能给一土找一个真正的安身之地吗？”
最终一位教育系统的退休领导帮忙，让一土能够同经营不善的BISS国际学校合作办学，李一诺在和校长见第二次面时就签下了合同——当时除了一土，还有很多学校都在等着同BISS签约。
一土终于安定下来。
稳定的校区
北京市北三环和中轴线交叉点的东南角，一个安静的小区里，是如今一土学校的落脚处。进入小区南门，道路两旁是密布的树，校园就藏身其中。
在进行城市功能区识别时，需要综合考虑街区内不同类型POI的街区密度。由于重分类后的POI数据类型有多种，类型之间具有明显的相关性，并且每个类型都在不同程度上反应某个功能区的信息。可以采用线性组合的方法将原始数据类型转化为几个新的综合指标来反应街区的功能区特性。
①只听凤姐与来升媳妇道：“……如今可要依着我行，错我半点儿，管不得谁是有脸的，谁是没脸的，一例现清白处治。”(第十四回)
与北京BISS国际学校合作之后，一土在今年开春搬到这里，孩子们迅速适应了这个更大的校园。让他们欣喜的是，教学楼前还有一个2100平方米的白色气膜馆，教学楼后也有一大片足球场——这是BISS国际学校引以为傲的温馨家庭式校园。
一土每个学期都会有一两个跨学科的大项目。换到新校园后，让本学期全校的“陆地生物”项目有了更多施展空间。
在这个项目里，老师会带孩子们去找校园里的动物。安贞校区草木繁盛，最容易找到蚂蚁，一群孩子聚集在树前，盯着爬树的蚂蚁看，观察蚂蚁的头、胸部、腹部和脚。在英语课上，老师也会带孩子们在校园里四处观察植物，让他们画一片叶子，用五感去感受这片叶子。
学校大门前有一块花圃，掩在树后，春天来的时候，老师带孩子们播种，绿芽冒出来之后，让他们写科学日志。孩子们会拿尺子测量今天苗多高了，温度多少，浇多少水。
虽然办学三年来学校一直在搬家，但很多家长对一土全力支持。一位在微软做高管的家长，找到公司副总裁和李一诺见面，让她可以在微软的家长群里宣传一土学校，提高知名度。耶鲁北京中心总经理也是家长，她出面引荐让李一诺和《养育下一代创新者》作者阿米·德罗尔对谈，推广一土理念。
前不久，在学校的A轮融资过程中，有二三十个家长参与投资，起点是100万。申华章笑道，“我们的核心团队都是学生家长，员工也好多是家长，投资人也是家长，所以很特别，家长既是我们的战友，也是合伙人。”
并非没有机构看好一土。相反从创立至今，几位创始人一直在同投资人见面。Sue接待过很多投资人，“有一个房地产商上来就说我有地，但你们一个班24个学生怎么可以呢，至少35个以上（才能赚钱）。我们要投资是可以的，但是我们的副总要做一土的副校长。”
从2003到2015年，耦合度的空间分异规律愈加明显，总体上呈现出沿边地区(西北、东北、西南)>中部内陆>东南沿海的三级阶梯式分布(具体如表4所示)，2003年高耦合度区域包含1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集中分布于西北、东北、西南的沿边地区；中等耦合度区域19个，分布于中部以及东南沿海区域；低耦合度区域仅有广东省。到2015年，高耦合度区域扩展到12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大部分区域耦合度稳定，沿边分布的特性更加凸显；中等耦合度区域减少到12个，减少主要源于东部沿海区域的低耦合度转变；低耦合度区域增加到7个，分布集中于东南沿海区域。
“我们不希望是很赚钱的，但希望是赚钱的。”一土CEO申华章说，一土如果要赚钱，肯定是靠规模，绝对不会在单一业务上赚很多钱，因为这不符合一土的理念。
在一土，维系家校之间信任的基础一直是透明的沟通机制。《人物》记者采访期间，许多员工和家长都提到，李一诺真实、直接，有问题不掩饰。家长群里很多都是海归，受西方文化影响很深，也十分推崇坦诚沟通。家长们跟学校沟通除了用晨犀App外，还有家长委员会（PTA）可以就重大问题直接跟学校对话。
4月9日，家长委员会开了一次重要会议，重新确定了跟学校的沟通机制，这和前段时间的一起“涨学费风波”有关。
今年初，由于一土日常运营成本增加，内部讨论后，学校在晨犀App上向家长发出通告，今年秋季学期涨学费，不同年级涨一万到三万不等。
校方起初觉得这是一个常规操作，没想到引起许多家长的强烈反弹。当时学校刚从将台搬到安贞，家长们交了那边的租房违约金，跟着学校搬家，安贞许多房产中介都在处理一土家长的合约，好多老破小都给租了出去。
家长们的心里多少有些怨气，当涨学费的事情爆出后，“像两口子吵架一样，日积月累的一些事情，没地方发泄，碰到这个就爆发了。” 一位家长委员会成员告诉《人物》记者。
面对这次风波，李一诺立即花了三个下午，和校长郭小月一起，在学校开全体家长会，同家长反复沟通。最后商定根据学生入学时间和年级不同，对老生作出适当照顾，学费统一往下调整。
事实上，一土管理团队处理问题一直很透明。一土小学一年学费在15万到18万之间，其中本校员工子女入学享有折扣，但到底打几折，创校团队、教师和普通员工的折扣有何区别，都是放在全校员工大会上讨论——谁想去发表意见都可以，最终讨论出一个大家都接受的规则。
“我们教育孩子也这样，一年级学生刚来第一件事，就是先讨论班级规则。我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如果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如何承担后果。比如去操场跑圈，这样就很透明。”申华章说。
一种可能性
今年9月，一土就创办三年了，按照计划，秋天开始的新学期会增加上百位新生。
从3月开始，每周三一土都会有家长探校活动，100多个家长把小会议厅塞得满满当当，这是他们了解一土的重要场合。家长的提问涉及方方面面，从做作业的具体方法到以后怎么跟其他教学体系对接。
对一土感兴趣的家长从来不缺，但一土创办时间短、缺乏“毕业生的成功案例”，以及未来的不确定性，真正下决心来一土需要花费很大的考虑成本。有些家长甚至在孩子一岁时就来探校，“推着婴儿车来的，抱着来的。有个爸爸从第一年就来探校，连续三年每年都来，一直在犹豫。”一土招生总监Abby说。
“第一年招生时，最困难的工作是告诉家长，一土是在80中建立起的学校，之后80中会提供更多校舍。后来的困难是要突然跟家长解释，对不起，我们要搬家，搬的那个校舍你还不能看，但你必须先交钱占学位。”Abby说。
如今在安贞，幼儿园和小学的校舍已经稳定，但一土明年决定做初中，似乎又有新的不确定性因素。从创立到现在家长们最喜欢问：一土培养出来的孩子能参加高考吗？
“教育永远不是一道单选题，况且，高考改革的大方向就是更注重底层的真实能力，而不是一味应试。”李一诺跟家长们的思考角度不一样。去年，她被邀请做评价体系改革的讨论，嘉宾都是教育领域的权威。“他们为什么邀请我们，我想是因为我们通过实践，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我最终是希望去影响评估体系的。”
“一土意味着一种新的可能性。” 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的首席专家刘坚认为，教育系统体制内的红利已经用到了尽头，要想教育有个更好的发展，需要的是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关注教育，“一土就是做了这样一个探索，集结了各种社会力量，不管是跨国企业里的人才，还是奴隶社会这种自媒体的力量，还有巨大的家长的力量。”
家长李玉觉得，作为一个很新的学校，一土毕业生的竞争力如何，大家心里是有些顾虑的，对于自己的孩子未来参加高考还是出国读书，她也没想好，“没有什么是十全十美的，你必须要承担一定的代价和风险，你得知道自己最看重什么。”
更关键的是，对于大多数一土家长来说，他们都是像马小燕那样“能兜得住底”的中产阶级，具备承担代价和风险的能力。
李一诺承认，办一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满足一个又一个看似正确的要求，“感觉自己被一点一点消耗，筋疲力尽。”但很多家长也给过她鼓励，“这种好教育，我孩子待一天就赚一天。”
一土最艰难的时候，她甚至也想到过放弃。这时候李一诺会去学校，站在校园里头，闭上眼睛，听孩子们的声音，他们吵吵嚷嚷、欢笑和奔跑。
她觉得这是她力量的终极来源，“来自于面对真实的生命”。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李玉、予和为化名）